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的胡适

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更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袖之一.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由于种种原因,国内绝大多数人都对胡适缺乏全面准确的了解,因而从上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有许多人指责他是“洋奴”和“全盘西化者”.实际上,胡适坚持自己的一条原则：只是在国内批评中国文化,同时大张旗鼓宣扬西方文化；然而到了国外,他却从不批评中国文化,倒是常常不遗余力地介绍中国文化的悠久传统和闪光点,而对西方的某些偏失却有毫不客气的批评①.随着近几年胡适的英文著作和资料相继披露,我们逐渐了解集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为一身的胡适.本文拟从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角度,站在人类文化的高度来看待胡适.既把他当做一名西方文化的推介者、更把他视做一名中华文明的传承者.这样做,才能对胡适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一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的留学生胡适

（一）胡适于1910年9月第一次赴美,他先在绮色佳的康乃尔大学学习农科,1912年初转入文学院,1915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实用主义大师杜威.他在美国留学六年多,然后回国.他曾在日记中写道：“连所思惟,夜所梦呓,无非亡国惨状,夜中时失眠,知‘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是人情天理中事也.”②这是身居异乡、眷恋祖国的感情.胡适曾写过一首诗《睡美人歌》,足以表达他“西乞医国术”的愿望和爱国主义精神.拿破仑和马克思都曾把中国比喻成一头睡狮,言及当这头东方睡狮醒来时,全世界都会为之震惊.胡适认为把祖国比喻成睡美人更能体现其东方文明的魅力.1912年9月,在转入文科的初期,胡适就把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第一次翻译成中文白话文.这篇小说因胡适的努力而在中国成为脍炙人口的爱国主义名篇,传颂了近一个世纪而不衰.他也翻译过拜伦的《哀希腊歌》,那同样也是激励爱国主义的名篇.大学四年级时,他在康乃尔大学获得过一次“卜朗吟征文奖”（今译“勃朗宁”）,当时能得到此奖的外国学生极少.胡适声名鹊起,非常兴奋.他在日记中写道：“此区区五十金固不足齿数,然此等荣誉,果足为吾国学生界争一毫面子,则以‘执笔报国’之一端也.”③显然,他已经把个人名誉同祖国荣誉联系起来.若是没有这种天然感情的基础,胡适也不可能满腔热忱地向美、英等国宣传中国文化.

（二）胡适大力宣传中国文化,得益于他的演说才干.胡适生性擅长演说,到校第一年就积极在中国留学生圈中崭露头角.1912年,中国成立了亚洲唯一的共和国,美国各地的人民对这一新型的政府发生了浓厚兴趣.胡适应邀去向美国公众发表对中国时局问题的观点.胡适接受了好几个演讲邀请,因其非常认真地准备了演讲稿,他的演讲获得了成功.一次偶然机会,他的法文老师康富教授介绍胡适去访问他的母亲――一位虔诚的教友会基督徒.由于这次访问极其深刻,胡适和许多教友会成员成了终生朋友,因此,他后来常去教友会演说,介绍中国的文化.另外,胡适入学不久便担任了“中国学生会”和“世界学生会”干事,后来接任主席,这自然使他有更多机会参与宣传活动.作为留学生的胡适,他演讲的地域是相当广阔的――东至波士顿,西到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城.根据他本人回忆的“应接不暇”的情形,他的演说次数当有数十次.他向美国人大讲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只可惜他的演讲稿现在已无法找到.

（三）还有一种潜在的机遇使胡适传播中国文化.胡适早年深受中国古代老子“不争”哲学和墨子“非攻”哲学的影响.到了美国以后,胡适仍然念念不忘老子的教训,常常引用老子的一些名言来宣传他的政治不抵抗主义.如将老子的语录“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和“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等抄送给他的美国友人.他后来读了《圣经》,感觉耶稣教义与老子和墨子的哲学极为相似,因而对老子和墨子的学说更加敬仰.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

（四）胡适在留学时期向美国人宣传中国文化的另外一种方式是撰写有关中国文化的短文和论文.当时胡适发表文章的主要阵地是《留美学生年报》（1910年创刊,1914年改为季报）.胡适曾任该报编辑,并于1917年任总编辑.他总共在该报发表各类文章约30篇,内容多是讨论中国文化的具体问题.1916年,胡适撰写了两篇关于中国文字中代名词的论文――《尔汝篇》和《吾我篇》.这两篇论文最初发表在《留美学生季报》1917年4卷1期上.可以肯定地说,《留美学生年报》不仅仅中国学生阅读,其他关心中国文化和命运的美国人也会阅读.

胡适在学生时代的压卷之作便是他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他在论文序言中说：“欧洲大陆和英格兰的近代哲学是以《方法论》和《新工具》开始的.而中国的近代哲学史则提供了更多有教益的事例”.论文一开始便以歌颂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出现.他在论文序言的结尾处宣布：“本研究开同类研究之先河,不管是何种语言的,包括汉语.但愿它起到向西方介绍中国古代伟大思想流派的作用！”④胡适着意宣传中国文化的动机昭然若揭.

二既“打孔家店”又褒扬儒学的胡适

（一）“打孔家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和口号,但是在文字中明确提出这一战斗口号的第一人是胡适.据《胡适日记》1921年5月23日记载,当时四川有一位反孔的人士吴虞著了一部《爱智庐文录》,到北京请胡适作序,胡适欣然应允.在序言中,胡适高度评价了吴先生的反孔精神,说他打扫“孔渣孔滓尘土”,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并赞扬吴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⑤胡适在这篇序言中还尖锐抨击孔子：“何以那种种吃人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窥一斑见全豹,胡适当时坚定的反孔态度再明了不过.这就是20世纪前半期胡适留给国人的印象.

然而,胡适在向外国人谈论“孔家店”时,采用的完全是另一种说法.1933年7月,胡适应邀到美国芝加哥大学举办“哈克斯系列讲座”.在第五讲中,他谈到孔子时以赞美的口吻说：“孔子是一位人文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当有人问及死,问及人对神灵的适当的义务时,他总是回答：‘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生命与人类社会是儒家所关注的中心,也因之成为中国人的关注重心.孔子还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就是他对不可知论的陈述.”胡适把孔子说成“人文主义者”(humanist)和“不可知论者”(agnostic),正是在为孔夫子说好话,因为胡适在此把“不可知论”做了理性主义的解释.“不可知论者”在英文里的同义词可以是freethinker（自由思想者）或unbeliever（不信上帝的人）,而humanist和freethinker这二个词在现代西方人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他谈到康有为考证的儒家经典多系汉代刘歆伪造,许多学者都信以为真,但是却引起国人不满.于是他向美国听众说：“康的那种解释太简单了.他竭力想要诋毁的几部经典是所有儒家中可读性最强、影响最广泛的.如果按照这些严重删改的经典来建立儒教,简直就如同观看《哈姆雷特》没有了丹麦王子一样荒唐可笑.”这时的胡适非但没有指责孔孟,倒是在谴责康有为对儒家经典的歪曲和篡改.他此时身处美国,意在维护中华民族二千多年来的文化权威.

1942年胡适在《亚洲杂志》第42卷第10期发表了《中国人的思想》一文,把孔子作为中国文化的首要代表来论述,更把孟子奉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很可能是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⑥.这样,胡适就把孔子和孟子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最杰出人物介绍给了西方世界.

（二）在《中国人的思想》一文中,胡适分析了佛教盛行于汉魏六朝和隋唐各朝代的历史事实,评论说那几个世纪里中国人在外来佛教的影响下变得疯狂而丧失理智,而挽救中国人于迷惘的却正是孔子和孟子所代表的儒家.他说：“然而在11和12世纪,中国的儒家学者崛起,给那个已经破烂不堪的佛教以致命的一击.等个人的完善仅仅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必要步骤.等从一本1700字的小册子着手,新儒学哲学家们逐渐建立起一套世俗的哲学,它成为长达七个世纪的正统的道德和社会教化.这种新哲学求助于中国人的人文传统.等每当中国人的思想变得过分迷信,或过分呆滞,或过分不人道时,正是这种本土的知识传统拯救了它.”胡适的这段话中,那本“1700字的小册子”是指儒家经典之一的《大学》,引文的第二句话显然是《大学》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著名论断的翻版.“人文传统”正是孔孟代表的儒家学说.

（三）新文化时期,胡适抨击孔教,矛头首先对准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旧道德,激烈批判历代宣扬的妇女“节烈”观和儿女“孝道”观.1918年7月,胡适在《新青年》第5卷1号发表了《问题》一文,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社会仍然大量发生的寡妇守节、烈女殉夫事件.胡适指出：“我以为我们今日若要做具体的论,第一步就该反对这种忍心害理的烈女论,要渐渐养成一种舆论,不但永远不把这种行为看做‘猗欤盛矣’可旌表褒扬的事,还要公认这是不合人情,不合天理的罪恶；还要公认劝人做烈女,罪等于故意杀人.”接着,他又在《新青年》第5卷3号和第6卷4号发表《论美国的妇人》、《论问题》等文章,批判了“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理学谬论以及“良妻贤母”主义,大力宣传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显然,他对于中国妇女的低下社会地位表现出极大的愤慨.

在儿女孝道问题上,胡适在《每周评论》33号和35号写过二篇文章和一首诗.那首诗是他初为人父时写给儿子的：“将来你长大时,/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儿子孝顺父母不对,他写了《再论“我的儿子”》作答：“检测如我染着花柳毒,生下儿子又聋又瞎,终身残废,他应该爱敬我吗?又检测如我把我的儿子应得的遗产都拿去赌输了,使他衣食不能完全,教育不能得着,他应该爱敬我吗?又检测如我卖国卖主义,作了一国一世的大罪人,他应该爱敬我吗?”⑦由此可见,胡适在抨击所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腐朽,否定那种盲目而虚伪的“孝道”观.

不过,在1933年的哈克斯系列讲座,即后来成书的《中国的文艺复兴》中,胡适一反在国内的激烈态度,在该书的第六节中以十分认真的态度向美国公众介绍中国妇女：“首先,有必要指出：旧式家庭中妇女的地位从来不是像许多肤浅的评论者要我们相信的那样低.相反,女人常常是家庭中的暴君.母亲和岳母的权威尽人皆知.甚至妻子对于丈夫来说往往是一种恐怖；中国是一个丈夫怕老婆的国度,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跟中国相比.的确,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丈夫惧内的故事.妻子强有力的地位的获得,有时是靠爱情,有时是靠美貌和人格,但最主要的是凭借这一事实：她可不能被赶,她可不能被离弃!”

这段话可以当成胡适给中国妇女地位的定论.他接着向美国人介绍,典籍上的确有休妻的七种规定,但是同样的典籍上也有不能休妻的三种规定.他的结论是：“这些规定非常普通,几乎使离婚完全不可能.”而且他还提出旁证：“到了明朝,休妻的唯一正当理由仅限于通奸.除此以外,丈夫真的想要休妻必将招致最强烈的社会谴责.”

胡适又举出了17世纪后半叶的著名作家蒲松龄,说蒲以丈夫遭受悍妻为主题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其中一篇扩展成剧本,稍后再扩展成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还有一个例子是19世纪末的著名学者汪子铎.汪逝世前留下一篇日记,叙述了他在妻子手里遭受的可怕折磨.面对这样一个受气的丈夫,胡适说：“他也从未想到过把离婚看做是可行的逃避手段.”我们可以注意到,胡适在这种场合根本就没提“夫为妻纲”、寡妇守节、烈女殉夫,以及妇女裹足成小脚等中国特有的压抑妇女人性的封建残余.当然,他也没有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皇帝可以拥有成百上千的嫔妃,丈夫可以纳三妻四妾,而妻子不能越雷池半步的不光彩历史.作为名震东西的大学者,胡适不可能想不到这些,只是他不愿意在外国人面前暴露家丑罢了.

三别具一格弘扬中华文明的胡适

（一）关于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1926年11月11日,胡适在英国剑桥大学发表演讲,题目是“中国在过去一千年中停滞了吗?”他首先指出,英国史家韦尔斯关于中国文明在公元7世纪的唐朝已达到巅峰,过去一千年来已经停滞的论调是错误的,接着给予反驳：“但是,如果把中国文化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研究,那就会令我们相信,七世纪的唐朝文明决不是巅峰,而是以后许多世纪继续发展的开端.”胡适指出了一系列事实：11世纪宋朝发明的活版印刷所带来的文明进步超越了唐朝；宋朝和明朝在绘画方面超越了唐朝；文学方面除了诗歌之外,词牌开始流行于宋朝,戏剧在13世纪兴起,小说在16－17世纪兴起.胡适进一步指出,即使在宗教和哲学方面,流行于8世纪至12世纪的禅宗把中国人从8世纪以前的非理智的宗教狂热中解脱出来,为宋朝的理性主义哲学铺垫了道路.他提到朱熹“格物致知”的科学研究方法和明清之际顾炎武的科学语音学.最后,胡适幽默地总结道：“中国人习惯缓慢的历史进程,这正如英国人常常看不起美国人,说他们太匆忙一样,在中国人眼里欧洲人也走得太快了”⑧.胡适的这番话让英国听众感到了一个伟大民族悠久而稳健的文明步伐,而不是停滞不前的状态.

（二）关于中国的“文艺复兴”.众所周知,“文艺复兴”一词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欧洲人一直以他们有过一次文艺复兴而自豪.根据胡适在晚年自传里的回忆,他在国内讲演或写作中不用这个词（除了在“五四”时期提倡使用过,当时还没有人把这个词翻译为“文艺复兴”）,在其他时候只是在英文著述中使用这个词⑨.然而,胡适1933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做演讲时,不仅将整个系列演讲命名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而且还对这个词做了意义上的极大扩充.在第三讲中,他谈到在20世纪之前的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四次文艺复兴：“就历史上来看,中国的文艺复兴曾有好几次.唐代一批伟大诗人的出现,与此同时的古文复兴运动,以及作为印度佛教的中国改良版禅宗――这些代表中国文化的第一次复兴.11世纪的伟大改革运动,随后出现的强有力的新儒学世俗哲学；逐渐压倒并最终取代中世纪宗教,宋代所有这些重要的发展变化,可看成是第二次文艺复兴.戏剧在13世纪的兴起,此后长篇小说的涌现,及其对爱情、人生乐趣的坦然颂扬,可称为第三次文艺复兴.最后,17世纪对宋明理学的反叛,传统经学研究一种以语文学、历史学为进路,严格强调考据重要性的新方法在最近300年产生和发展――同样,这些可称做第四次文艺复兴.”⑩之后,胡适谈到“过去二十年里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就是后来人们称呼的“五四”运动.他说这次运动可以称为“文学复兴”或“文学革命”.到此为止,胡适一共谈论了五次中国的文艺复兴.在《中国人的思想》一文中,胡适也提到宋朝理学“开辟了中国思想的第三个时期”,“是中国哲学的文艺复兴时代”.1959年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举行的第三届东西方哲学研讨会上,胡适发表了题为《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的演讲,再次论述了1600至1900年之间的文献考据运动（第四次文艺复兴）,并称之为学术复兴[11].

文艺复兴,这是一个在西方以至整个世界令人惊叹的词语!西方有一次已自满,而中国竟有五次!在中外历史上,恐怕除了胡适以外,再也没有人夸耀过自己的国家有过如此之多的文艺复兴.五次文艺复兴的提法,是胡适本人的独创.无论学术界对此持何态度,在其后的日子似乎还没有中国人这么骄傲地向外国人畅谈自己祖国的如此伟大成就.由此可以看出,胡适怀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限眷恋,对传播祖国文化的赤诚之心.

（三）关于中国的和自由精神.胡适发挥自己擅长考据的本领,用一系列历史事实向美国公众表明,中国具有二千多年的和自由的传统,而“和自由”则是欧美近代以来最为崇拜的理念.1941年胡适任驻美大使时,在伊利诺斯大学做过演讲,题目为《中国人的思想》.他开宗明义说,古典中国的知识遗产包括三方面：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和自由精神[12].在谈到人文主义时,他举出了孔夫子的话：“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谈到理性主义,他列举了孔子的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总结说,中国正统的学派都对知识和调查研究赋予很高的价值,中国人的思想始终是理性主义的,从未尊崇超自然或神秘的事物.谈到自由精神,他不仅引用了孔子的话,而且着重引用了孟子关于自由和政治的论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接着他非常骄傲说,“正是这种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和自由的政治批评精神使得孟子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并且可能还是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在“的武器库”的美国发表如此公开和大胆地赞颂中国文明的言论,本身就需要莫大的勇气和自信心,这可以窥见胡适在维护和宣传中国文化方面的智慧和胆略.

（四）关于中国的传统科学精神.自世界近代史以来,西方在自然科学以及随之产生的科技、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都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中国人不得不承认自己落后了.1917年9月,胡适回国两个月就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其授课方式就是否定传统的[13].他抛弃以往从三皇五帝讲起的习惯,运用西方的科学实证方式,径直从老子孔子讲起,以致引起不少学生的质疑.可是,胡适毕竟是一位深谙东西方文化的大师,在承认自己的国家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对此进行思考反省,总结中国的传统科学精神和教训.而他在英语演讲和英文作品里,面对英语听众和读者时,却大力赞扬中国悠久的科学精神,树立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早在1917年6月他在博士论文的序言里就提到：“我对于重新发现古代中国的逻辑理论和方法的兴趣,如我在前面多次讲过的那样,主要是教育教学方向的.我渴望我国人民能认识到,西方的方法对于我们的思维并不是完全陌生的.相反,利用和借鉴西法,中国哲学中许多失去的财富就可能重新获得.”他的意思非常明白,中国传统逻辑方法中包含了西方的逻辑成分.1942年他论述中国思想发展史时说：“在12世纪,朱熹学派特别强调获取知识的方法,这一流派的口号是‘致知在格物’,主张‘今日致一物,明日格一物’,‘虽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是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合体大用无不明矣’”.他接着又说：“这种严格的唯理主义的精神及方法论,在中国思想里就产生新的理性主义.可是因为没有对于自然本身试验及处理的传统和技术,这种科学思想没有能够产生自然科学；但是,它的精神却渐渐在历史及哲学的研究中被人们意识到了.”[14]他举例说,过去三百年来,这种精神促使中国古典著作的研究产生了一个科学的方法（指明末清初顾炎武等开创的语言学考据方法）.

1959年,胡适在夏威夷大学召开的第三届东西方哲学研讨会上,以专题报告形式阐述中国哲学的科学精神和方法.这个报告的英文稿有42页,他竟然用了五分之四的篇幅详细阐述中国的传统科学精神[15].在具体阐述之前,他在第二节开头挑明了意图：“我有意避开谈论中国哲学的科学内容,不仅仅因为它与西方科学成就相比,显而易见的相形见绌,而且我抱有这种观点：在科学发达的历程中,科学的精神或态度以及科学方法的重要性,远远胜过任何天文学家、日历改革家、炼金术士、物理学家和园艺学家的实践或经验性成果”.胡适在此巧妙地避开中国传统科学内容的软肋,转而讨论中国文化中可与西方媲美的强项,可谓用心良苦.胡适在第三节说道：“毋庸置疑,古典中国的知识遗产中就存在‘苏格拉底传统’.这个传统（自由问答,自由讨论,独立思考和质疑,热情而冷静地探求知识）保留在孔子的学说中”.他特意使用了西方人所崇拜的“苏格拉底传统”这一表达法,言下之意暗示英语听众和读者,中国的科学精神同西方的苏格拉底传统一样悠久伟大.接着,他讨论了儒家传统,其特征之一就是有意识鼓励独立思考和质疑精神,其另一特征是对于知识的忠实态度.他还赞扬老子的自然主义：“关于宇宙的自然主义观念是中国古典时期十分重要的哲学遗产.自然主义本身就最好地证明了勇于质疑和建设性检测设的精神.它的历史作用与孔子的人文主义遗产同等重要”.他还评价王充的唯物主义哲学观,“敢于质疑,无畏无惧,就是科学的精神”.在全文的后一半,胡适集中阐述朱熹理学（他将其翻译为RationalPhilosophy,即理性的哲学）中的理性精神.他说：“由于实实在在受到孔子的‘苏格拉底传统’的启发,朱熹设计出一套精神的方法和调查研究的程序原则.等简言之,就是检测设和以证据求证的方法”.他总结了由理学开创的经学复兴时代（即他原先讲过的第三次和第四次“文艺复兴”）：“对于音韵考据运动,虽然现在看来他们是失败的,等但是能够做出中国音韵问题的系统研究,把这种研究做得像一门学问――形成了一套合乎证据,准确、合理、系统化的严格标准――却是差不多全靠小心应用一种严格的方法”.

结束语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综述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在国外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言行,验证了欧阳哲生对胡适的评价,我们看到了一位热情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他先后旅居美国达25年之久,却一直深深怀念祖国的传统文化,积极传播中国文化,可算是这方面的先行者.即使在今天,这对于全世界的华人仍然具有某种积极的意义.胡适那句“在不同的地方讲不同的话”的格言,也正好为他的两面性――既在国内批判传统文化,又在国外传播中国文化――加上了自然和谐的脚注.

注释：

①欧阳哲生：《胡适在现代中国》（在耶鲁大学东亚系的演讲）省略.

②③转引自易竹贤：《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9页,第62页.

④⑧⑩转引自欧阳哲生：《中国的文艺复兴》（英汉对照）,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页,第25页,第80页.

⑤胡适：《胡适日记》（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3页.

⑥[11][12][14][15]欧阳哲生：《中国的文艺复兴》（英汉对照）,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页,第418页,第369页,第376页,第384－422页.

⑦[13]易竹贤：《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页,第119-121页.

⑨胡适口述,唐德刚整理翻译：《胡适口述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86页.

（作者单位：四川理工学院）

责任编辑树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