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的文学投射

政治文化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更影响着作家的审美选择和文学态度,从而使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政治文化的投射.本文试图从政治文化的视角着眼,分析一些有代表性的深圳文学现象,力求揭示出政治文化在哪些方面、何种程度上影响着深圳文学的发展态势,从中可以获得何种艺术启示.

深圳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导致深圳文学的文体形式出现报告文学和政治抒情诗兴盛的局面,也影响着深圳文学的题材、主题、情节和创作主体.

一政治文化对深圳文学文体形式的影响

1.报告文学

报告文学在迅速反映社会生活、直接传达主流社会价值等方面具有其它文体无法比拟的自由度.在崇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深圳,作家们急切地想把发掘到的社会现象展示给大众看,报告文学的文体特征极大地满足了这种表达诉求.深圳社会为报告文学提供了大量可感、可读、可写的素材,作家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采写,发表后迅速产生即时性反响.按照这种文学生产模式,报告文学很快发展为深圳文学的拳头产品,而成就最大的作家应首推杨黎光.

杨黎光善于抓取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作为创作题材,更善于挖掘这些题材的新闻和文学价值.《没有家园的灵魂――王建业特大受贿案探微》选取社会关注度较高的反贪题材,并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生死一线》反映的是百年不遇的1998年特大洪灾中嫩江万名囚犯千里大转移的重大事件,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瘟疫,人类的影子》记录了2003年首现广东、后几乎肆虐全国的“非典”疫情；《惊天铁案》则披露了当年轰动海内外的世纪大盗张子强犯罪集团的伏法过程.

杨黎光是一位各体兼善的创作多面手,长、中、短篇小说,电影、电视剧本,散文、特写均有涉及.他的散文《走不出外婆的目光》2002年还获得过首届“冰心散文奖”,“在他的心底,始终活跃着小说创作的情结”①.但为什么他唯独倾力投入报告文学创作呢?由上述4部代表作来看,杨黎光的报告文学对重大事件的应激迅速而有力度,特别是《惊天铁案》所起到的及时披露真相、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等作用是报告文学社会干预力的能量爆发,这是任何一种文体都无法比拟的.无论是反贪、抗洪,还是抗非典、破大案,无不是时代政治的核心词,对它们的叙述,及时地顺应了主流政治文化的需求.鉴于报告文学文体的独特功能,在深圳这样一个重大事件频仍、生活节奏快捷、凡事注重效率的城市,杨黎光首选这种文体便是自然而然的了.

除了杨黎光,深圳文学史上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品还有不少：《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展示了深圳经济特区建立10年来的发展历程,曾获中国作协1990－1991年优秀报告文学奖；《深圳的维纳斯之谜》是1995年深圳市祝贺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的献礼之作；《天地男儿》是献给深圳经济特区成立20周年的作品,曾获“五个一工程”奖.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报告文学能够比其它形式更直接更方便地传递国家意志,承载意识形态,实现政治理想.鉴于此种认识,我们应合理开发报告文学的文体优势,用它干预现实、批判邪恶、弘扬正气,使它在构建和谐社会工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2.政治抒情诗

深圳的政治文化语境使作家充满政治,且有一种热切的表达.遇到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发生（比如香港回归）或者重大历史时刻到来（比如十五大召开、党的生日等）,作家们迫不及待地将充溢心间的一吐为快,于是便出现了大量政治抒情诗,这种直抒胸臆的文体主观上满足了创作主体的抒情需要,客观上呈现了深圳紧跟时代主潮、充满进取精神的政治文化生态.

深圳是一座充满歌咏的城市,盛产讴歌时代、赞美生活、催人进取的主旋律颂歌.这些被誉为“红色经典”的主旋律歌曲描摹祖国的美好蓝图,传达着国家意志,唱响了一个时代的心声,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要.

《春天的故事》歌词可看做是一首豪迈深情的政治抒情诗,它通过春雷、春辉、春风、春雨等意象歌唱了个人、国家、民族命运的春天,表达了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欢呼和对小平同志的崇敬；《走进新时代》歌颂了建国以来三代领导人带领中国人民开创民族美好未来的壮丽征程,它于党的十五大开幕前５分钟在国家电视台隆重推出,在那个特定的庄严时刻,它一下子就征服了亿万中国人的心.这两首歌曾双双荣获“五个一工程”奖,被誉为“深圳的旋律,国家的声音”；2003年7月,在全党上下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深圳又推出主旋律歌曲《又见西柏坡》,以“党向人民诉说”的语气深情讲述,郑重承诺,歌颂,是深圳向党的82岁诞辰送上的一份厚礼.

除了这3首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歌曲外,深圳还出产了大量热情澎湃的主旋律歌曲,目前深圳又推出了十七大献礼歌曲《今天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导致一个经济先锋城市频频出产贴近主旋律的文化产品,深圳这个懂得感恩、珍惜改革开放成果的城市正用政治抒情诗的形式讴歌党的政策,畅想民族未来.这些主旋律已经成为深圳形象的关联词,向公众传递着这座城市高歌猛进的政治文化面貌.

19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生活重心的转移,人们似乎不再热衷于政治生活和诗歌艺术,政治抒情诗不再是关注的焦点,但在深圳,这种文体却一直或隐或显地繁盛着.除了上述红色经典,深圳文坛上还产生了一批大气磅礴的政治抒情诗.这些饱含政治、饱蘸时代风云的长歌短章同样是对改革开放这支时代主旋律的深情吟咏.诗人谭日超在1979年就创作出长诗《望香港》,热情呼唤改革开放的到来；老诗人韦丘的《边城赋》描摹了界河两岸改革开放前后的今非昔比；关飞、林晓东、晓籁、程学源集体创作的9000行长诗《百年期待》是着眼祖国统一政治大业、庆祝香港回归的献礼之作；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的《红树礼赞》可看做一首散文化的政治抒情诗,作者用深圳特有的现实物象――红树林来歌颂深圳的敢闯精神和创新意识,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

二政治文化对深圳文学题材、主题、情节和创作主体的影响

1.题材的新闻性特征和主题的意识形态化倾向

深圳独特的新闻情境造就了文学题材的新闻性特征,文学园地中能引起关注的大多是具有新闻性特征的作品,文学的社会功能似乎超过了它的审美效应.

陈锡添采写的记述小平同志南巡深圳的通讯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成为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时代主旋律”,产生了深远的政治意义；我为伊狂的长篇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引起轰动的原因之一在于它对深圳题材新闻性的成功开发；陈宏的专著《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民间观察》中自1979年以来深圳的重大事件和典型人物是中国社会曾经的热点和焦点,他们的新闻价值自不待言；深圳的“爱心大使”丛飞被称为“2005年中国的催泪弹”,蒋巍、徐华的长篇报告文学《丛飞震撼》为解读“丛飞现象”、宣传“丛飞精神”提供了一个文学文本,成为深圳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亮点,同时也成为深圳精神的形象注解.

2.以政治人物经历折射特区发展史的情节模式

政治人物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人们对他们的关注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这也是宫廷戏、历史剧流行的主要原因.作为政治生活中的核心人物,他们身上凝聚着时代政治文化的精髓,对他们的形象塑造寄寓着作家自身的政治理想和价值取向,表现出作家对主流政治文化的认同与建构.深圳有不少对城市发展走向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政治人物：袁庚、吴南生、李灏等深圳文学及时地记录下了这些风云人物的英雄情结,形成了以政治人物经历折射特区发展史的情节模式.

老作家朱崇山的作品大都选取重要政治人物和重大政治事件展开宏大叙事,体现了作家强烈的政治意识和时代责任感.他的《深港澳小说系列》中的长篇《鹏回首》以主人公洛古从1970年代末受命创办南门经济特区直至辞世的坎坷历程为线索,诠释了深圳经济特区25年的发展历程.作品以文学的形式,给我们讲述了一段特区创立的真实历史,其浓烈的政治意味再一次印证了文学在表现历史和人类精神生活方面的独特价值.另外两部《风中灯》反映香港回归,《十字门》叙写澳门回归,都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可看做是对于重大历史事件政治合法性的文学论证.

人物传记《袁庚之谜》翔实地记录了深圳改革开放的先驱袁庚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他以一系列“敢为天下先”的举措在蛇口2.14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上书写了一个永不磨灭的神话,许多传说中的有关深圳的重大历史事件都可以在作品中找到来龙去脉.读这样一位改革先锋的人生传记,好像回到了深圳当年激动人心的改革情境.

3.领导干部的“涉文”倾向

在深圳近年兴起的蓝领、白领、少年等众多写作群体中,最具政治意味的当推领导干部的“涉文”倾向.深圳领导干部创作风气浓厚,他们“政余问文,文余问政”,似乎达到了“为文为政两相宜”这一传统文人追求的理想人生境界.前深圳市政协主席、市作协名誉主席林祖基的杂文《微言集》1997年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市委宣传部部长王京生的随笔集《真理是朴素的》是深圳一个时代的精神记录；市文化局副局长尹昌龙著有学术专著《重返自身的文学》、文化随笔集《别处的家园》；市旅游局局长李小甘、罗湖区委书记刘学强、南山区副区长林雨纯、宝安区区长黄锦奎在深圳文学史上都留下了有一定影响的作品.

为什么政务繁忙的领导干部们如此热衷于写作?除了个人兴趣,也可看做一种政治文化心理的表现和投射.写作显露了他们的才华,抒发了他们的政治理想,使他们更易为人所接受.正如哈佛大学东亚系宇文所安教授评论曹丕《典论•,论文》时谈及的一样,“只有靠自己的写作即所谓‘立言’,一个人才能全面‘经营’自己的‘不朽’”②.这样一种“立言”思想导致中国文化中数度出现文学与政治紧紧纠结的现象,导致“诗言志”、“文以载道”等文学传统的形成由来已久,中国历史上不少文献都记述了文学家对政治的附丽和政治家对文学的向往.从国家领袖到一般领导干部,不少人都有或轻或重的文学情结.2006年11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为第八次文代会、第七次作代会做报告的开场白中这样说道：“我不知道我更喜欢文学还是更喜欢政治.实际上,我两样都喜欢.”③身居要职、日理万机的总理尚且如此钟情文学,深圳领导干部喜欢文学更在情理之中.

今日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价值体系的重建,占据社会中心多年的政治话语被无形消解.在此语境下,文学与政治更是若即若离,渐行渐远.由于故意回避和淡化政治,已经损伤了文学的社会历史价值和艺术感染力,将文学逐出了主流文化视野,推向自说自话、孤芳自赏的边缘化境地.事实上文学与政治不可能全然绝缘,政治文化更是深刻地影响着文学.现在国际上的文学和电影大奖越来越重视政治文化类作品的趋向证明了政治的介入给文学、艺术带来了生机,适度将政治召回文学的怀抱不失为拯救当下文学的明智之举.

在这种文学背景下,深圳文学紧跟重大时代主题,利用政治文化的平台获得了一定影响,发挥了文学的教化、激励和导向功能.但是,由以上展开的政治文化对深圳文学的影响研究也可以看出,政治文化的强大磁场在一定程度上会伤害文学作品的美学韵味,文学最根本的审美功能会被不同程度地遮蔽.深圳文学中存在的歌颂与赞美多于揭露与批判、主题先行、思想大于形象等倾向就是明证.因此,如何在政治化的文学场域中保持文学独立的审美空间是深圳作家需要警觉和厘清的问题,惟其如此才可能创作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精品力作.我们反对重政治轻艺术、重内容轻形式的倾向,“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艺术上达不到一定的高度,文学便不成其为文学,寄托其间的意识形态企图也必将得不到很好的传达.但另一方面,政治文化的适度介入可望将文学逐出小我的私人领域,助其走出边缘化、私语化的困境,获得一条走向广阔社会生活的艺术通途,让它真正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这是我们从政治文化对深圳文学的影响研究中获得的艺术启示.

注释：

①何西来：《从〈生死一线〉获奖谈杨黎光报告文学的创作特色》省略/show_info.aspid等于133

②［美］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72页.

③张培忠：《总书记高歌一曲酬作家》,《羊城晚报》2006年11月25日.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留学生教学部,中山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陈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