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境遇与批评的基础

李建军:陕西富县人,文学博士.有专著《宁静的丰收》、《小说修辞研究》、《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必要的反对》及编著《百年经典文学评论》和《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等数种.曾获“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文艺争鸣》优秀论文奖、《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北京文学》文学评论奖、《上海文学》优秀论文奖及2002年度和2006年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

最近几年,文学的死亡成了一个颇为热闹的话题.话题的起因,殆与“可视文化”的日渐隆盛有关.人们对“图象”的依赖,使得电视和网络取代了书籍,使得娱乐化的观看取代了思考性的阅读,也使得有的学者产生了悲观的情绪,甚至看到了文学的日之夕矣的没落前景.

然而,在我看来,如果真的有一天文学死亡了,其缘故一定是别有所在的.所在者何?在于精神之澌灭,在于情感之冰结.试看今日之文学,其存爱人心者,存淑世心者,存疾邪心者,存求真心者,果有几何?名其为文学却无光亮亮的勇者之心与仁者之心,欲其不亡,亦难哉!

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无疑是有那一团追求与担当的热心的.沈奇先生的“答诗友问”,就对80年代一往情深,充满了感伤性质的追怀.在他看来,那时的文学,是靠“理想”和“”这两只翅膀飞翔的.而对于被商业文化和可视文化压迫的文学,他给出的生路是：“重返本初自我的鲜活个性”,做一只“在疆域之外游走的猎犬”,甚至“不合群的狮子、老虎或野狼”――“这是一个艺术根性的问题”.由于诗来自社会和人心“不变的那部分”,所以诗及一切艺术的创造,皆贵有“心斋”,如此,“方不为时风所动,亦不为功利所惑”,方可得“大自在”,方可抵“大境界”.总之,此文识见精卓,大有意味,不可不读.

李万武先生的文章直接回答了具体的“文学”是如何死亡这一问题.在他看来,抽象地谈“文学死亡”没有意思,属“虚妄之言”.但具体的“当下”文学可能会怎样死亡,却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他将“可读性”的丧失当做导致文学失去读者、呈现“死相”的不容忽视的原因.他通过对“文体创新”问题的考察,揭示了“情感原则”对于文学的根本意义,强调了“审美感动力”对于文学的重要性.

梁鸿的文章也属于直指其失之作.她谈论的问题是当代叙事“历史观的简单化”.在她看来,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必须蕴含着内在的超越性视野.然而,我们时代的许多作家,“往往有一种简单的历史决定论,或表现为纯粹的愤怒,或表现为虚无与妥协.苦难往往被看做是某一历史阶段的过错所造成的,最终,对苦难的描述变成了对某一制度和某一历史阶段的控诉和谴责”.我们时代的作家,是不是有勇气“对某一制度和某一历史阶段的控诉和谴责”,似可存疑,但梁鸿最终的价值指归无疑是正确的：“在文学中,应该恢复爱的能力,恢复对‘中国’这一名词的爱,抛开现实政治、世俗性对它的干扰,寻找到纯粹的存在.不是为了狭隘的政治,而是为了寻找到与民族生活相联系时那种神圣且神秘的伟大情感.”

是的,在关于某些作品的真伪、优劣,我们的判断常常是与事实相乖的,导致的后果则是严重的.例如,由于当代批评的失职,由于当代批评所提供的错误信息,致使北京的“高中语文实验教材”编选者,将《许三观记》等“伪劣”作品选入语文教材,从而引发了尖锐的批评和广泛的质疑.

葛洪在《抱朴子》中说：一个真正的士,在做人上,是既不“违情以趋时”,也不“躐径以取容”的.在我看来,以独立的求真精神,为人们提供可靠的判断和信息,这是无论“著名批评家”,还是“教材编选者”,都不可失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