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中国现代文学方法管窥

点赞:4512 浏览:14895 近期更新时间:2024-01-12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摘 要:国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初具规模至今已历一个甲子.在这个过程中,20世纪60年代捷克学者普实克与美国学者夏志清的论争,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学者们在研究方法方面的意识萌动,至70年代,不同研究方法的运用已蔚然成风.其中历史主义与非历史主义等一系列研究方法的运用.有鲜明的实例,亦有显著的成果.

关 键 词:海外汉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研究方法;历程和运用

20世纪70年代,美国《现代中国文学通讯》的主编迈克尔戈茨,就西方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做出了阶段性的概括和总结,他指出:

近20年来,西方学者认真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已获得了相当的发展.现在,这种研究已经不只是附属于中国学内的一门基础知识,而是由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以及其他中国学内不属于传统研究中任何一科的各门知识混合产生,完全自成一个领域的新学科了.由于这一学科是由中国学各界专家通过不同道路进行的,因此,和对其他文学的研究比较起来,这一学科中文学批评所占的分量就比较少,只是在目前才开始受到重视.又由于这还是一门在继续扩大发展过程中的新学科,学者们所取的研究态度、途径、方法,也各有不同.

这项学科发展中的中心问题,是学者们采用何种研究途径的问题.每位批评家所采取的研究途径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们的世界观、政治思想、美学价值观、学术修养、研究动机等主观因素,其中有很多还是非文学的因素.每位批评家的研究途径又往往进而指导并约束着他的研究方法.

如果沿着迈克尔戈茨的方向和视角,将时间加以延伸进行考察,国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诸多特征便较易显现,这里只就研究方法窥探一二.

由于新方法的各色纷呈,国外批评家称20世纪是批评的世纪.只要对国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要论著稍做浏览就会发现,当代不同流派的文学批评方法,在不少论著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运用.如果仔细阅读还可发现,在新方法的运用上,一般并未超出文学批评方法的范畴.把新的创作方法引入文学批评的方法,由自然科学借鉴而来的,具有较高层次的方法论价值的方法.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在实际运用上并无典型范例.这一现象可以说明,国外学者在新方法的运用上,既是敏锐而积极的,又是审慎而有节制的.在国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由方法论而引起的震动和重视,是在60年代初期.1961年,美国学者夏志清出版了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翌年.捷克学者普实克发表长篇批评文章《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963年,夏志清发表了反批评答辩《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并答普实克》.这是一场涉及内容十分广泛的论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方法是其中两个重要方面.70年代末,美国学者李欧梵指出:“我们看一看普实克教授和夏志清一美国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人物――之间的学术意见的交流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普实克对夏的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批评不仅表现出方法论和理解的不同,也表明了他们评价文学的不同标准.”到80年代,美国学者叶维廉在他的论文中对此又有所论及:“普实克和夏志清之间那场有名的辩论,从表面看来.是一场左派之争,因为一方指责另一方犯有教条主义.可是细心考察一下,便能看出,这其实是一场用历史方法还是超历史方法进行研究的辩论.”可见,两位学者在方法论方面引起的思考和影响是多么深远.

到70年代中期,运用新的批评方法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已成为一些西方学者的自觉行为.我们可以把当时在美国德达姆举行的学术讨论会看成是这方面的一次检阅: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有许多是运用新方法的成果.1977年,上述会议上的17篇论文以《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为名汇编出版.编者波士顿大学教授梅尔戈德曼将研究方法列为一节做专门论述.她指出:

本书的撰稿者既有文学研究者,也有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研究方法各有不同.他们都认为“五四”文学和当时的政治、社会、经济、道德、艺术等因素是不可分割地结合着的,但也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各自强调了自己的看法.大多数撰稿者是将“外部的”和“内部的”(即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学的)两种方法结合起来研究的.但也有一部分论文特别强调“外部的”研究,认为通过社会、政治以及作者历史背景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文学及其时代.另一些论文则相反,强调“内部的”研究,认为专就文学论文学更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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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梅尔戈德曼的分析和分类联系叶维廉等人的说法可知:所谓“外部的”研究方法,就是历史主义研究方法;所谓“内部的”研究方法,就是非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当然,在西方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这些方法的运用无异于借用,其源流并非发端于此.

无论称做历史主义研究方法,还是称做“外部的”研究方法,在西方文学研究方法中亦称社会历史方法,也就是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研究文学的形态、特征、风格、功能价值的方法.这一方法的最初尝试者是18世纪20年代意大利的维柯,在19世纪法国的丹纳手中成形,后经20世纪普列汉诺夫、卢卡奇等人的阐发和运用得到长足的发展.我国的文学理论学者曾根据这一方法的源流和现状划分为实证主义社会历史方法、辩证社会历史方法、庸俗社会历史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方法等四种流派.分析国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操作和成果,大多数学者运用的方法,应该毫无争议地属于实证主义社会历史方法.国外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尤其是美国的学者所仰仗的理论资源,更多的出自当代.例如美国奉行“新批评”原则的学者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指出:“文学无论如何都脱离不了下面三个方面的问题:作家的社会学、作品本身的社会内容以及对社会的影响.”此书还专门论述了文学的外部研究.显而易见,文学包含和涉及的社会内容十分丰富,它向研究者提供了历史学、社会学等等角度研究文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运用上述历史主义方法,是国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取得最佳成绩的方法.以成果的高下而论,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金介甫的《沈从文传》.沈从文是一个长期遭受误解、漠视和贬低的作家,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长时期内几近空白.这一局面的突破者是夏志清.美国华裔学者王德威后来评价说:“在沈被两岸史家评者刻意忽略、湮没的年月里,夏是少数记得他并赋予极高的评价的知音.”夏志清之后,执国外的沈从文研究牛耳者是金介甫,他的研究属于典型的历史主义方法.金介甫原名JeffreyC,Kinkley,毕业于哈佛大学历史系,后在纽约圣若望大学历史系任教.他运用历史主义方法的文学研究,不是单纯地从作品出发,而是从作家出发,自有其必然性.1977年金介甫以《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论文已显示出“以诗证史”的特点.此后他又将论文扩充、修改,写成《沈从文传》.对于此书金介甫在自述中说:“我希望通过对沈从文历史、亲属和他所处环境的研究,使我们把研究更深入一步.”“本书不是文艺批评,而是一部传记.它记述沈从文的一生,他处的时代,他的思想,他的艺术――从全面来加以考虑.但由于本书是写沈从文的第一部传记,而且几乎可以说是沈同意的一部传记,所以书中较多篇幅来记述‘史实’.如何评价倒在其次.沈的思想帮助我们阐明他的艺术,同样,他的艺术也帮助我们阐明他的思想.不过我处理这些题目,也为了要说明20世纪中国文学走过的道路.的确,不应该把沈从文的生活只写成作家传记,而应该作为进入中国社会历史这个广阔天地的旅程.我更有理由不仅向一般读者阐明我对沈从文这位作家的看法,一般读者也无须我来饶舌,而主要向鉴赏家表明我的观点.”金介甫的沈从文研究.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历史主义方法的操作和意义,对此,如果做理论深化,不妨引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荷兰学者佛马克对这一方法的论述.在《20理论》一书中的《社会――政治学研究方法》一节,佛马克通过对小说《局部麻醉》的不同批评而论及研究方法,他指出:

都尔查克对格拉斯的另一部小说《局部麻醉》的研究与尤斯特的方法不同.前者根本不过问作品文本的解释问题.他将两种不同的批评态度并用在相同的作品上,反映了这两种批评见解各不相同的前提.它们属于社会――政治学性质的,并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在对照西德、美国批评家对《局部麻醉》的反应之时,都尔查克得出以下的结论:西德批评家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格拉斯的“形象”.由于他们对作者十分崇拜,因此不容易对他的小说进行公正的评价.然而,他们对社会一政治过程的认识程度,决定性地影响了他们的判断.他们知道,当代一个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已被当做一个相当滑稽的叛乱事件来描述.西德批评家对《局部麻醉》的否定性评价,便与美国批评界一年之后见到该小说的英译本时所作的反应恰恰相反.“西德批评家根据他们时本国政治事件的了解,认定格拉斯的‘犬谣’是桌一政治题材的简化:美国批评家一开始就不按字面意义采解释那个故事,而认为那是作者对国内政治事件所做的美国式的含蓄描绘,是寓言体小说.”都尔查克指出这两种反应均不指向形式,而是指向流行的内容.他的结论是:接受美学是探讨批评判断的条件,因此它必须给予政治和社会意识方面因素以应有的重视.

与传统社会学的实证的批评方法,即历史主义方法分处于另一端的,是非历史主义方法.按照西方标准,文学从来只是供欣赏的艺术品,是供他人或自身消遣享受的艺术形式.一位作家可以完全自由地写作任何主题,反映任何世界观.重要的不是写什么和反映什么,而在怎样写和怎样反映.作品形式方面的特点,如情节、性格描写、风格等等,往往被认为比文学的内容和主旨更具有决定意义.对一件文学作品,也如对一幅画或一件雕塑一样,首先要求的是它必须是―件技艺精美的艺术品.这就是“为艺术而艺术”一语的实质.人们认为:好的作品虽也常常透露出某些哲理或记录下某些历史现象,但就其自身而言,艺术价值是独立于其他的.基于这种观点,有些学者认为,进行文学研究,作品比作家更重要,从作品本身探讨它的意义才是正途,而不必从创作作品的作家角度探讨.所谓非历史主义方法,即指基于这种观点的研究方法.

在国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运用非历史主义方法的研究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在运用非历史主义方法的研究成果中,哈佛大学教授帕特里克哈南的论文《鲁迅小说的技巧》最有代表性.论文对鲁迅的身世、背景只字不提,开宗明义以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重视小说技巧的作家为首句,然后开始探讨鲁迅小说所受西方小说技巧的影响,并且不仅哪一个作家,哪一篇作品,而是哪一段都一一落实.在国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曾一度轻视“五四”文学的艺术性,梅尔戈德曼就曾指出过这一倾向:“由于五四文学大多具有政治倾向和事实记录的性质.因此颇有一些学者轻视它的艺术价值.他们认为五四文学大都只是些多情善感、冗长浮泛、缺少细致的分析、没有经过切实负责的文学批评的急就章.另一些学者却不同意此说,认为能够抓住一代青年的想象力的这种文学决不会仅仅是历史记录,决不会只有催人落泪的本领,它必然自有一种文学质量.”而帕特里克哈南就是持后一种观点的学者之一,他的论文《鲁迅小说的技巧》就是对所持观点给予支持的实绩.他在论文中指出:“比起别的作家来,鲁迅的每一篇小说更是一种技巧上的大胆创举,一种力求达到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新的尝试.他在技巧方面要求很高,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发现写小说比较困难――他自己说,他的小说都是挤出来的――但同时,也正是他对技巧始终如一的关注,以及我们在他作品当中感觉得到的那种独特的感情和判断力.才使他的数量极少的小说成为近代中国文学里表现力最强的艺术品.”在国外,帕特里克哈南的论文《鲁迅小说的技巧》十分著名,而它作为非历史主义方法的代表性论文同样著名.

在上述研究方法之外,更值得国内研究者借鉴的是其他一些新的研究方法.

一种是比较文学的方法.国外的学者常常把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放到世界文学的广阔范围中去考察.有的学者论及“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就将它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比较,与同时期西方整个文艺趋向做比较,这就有可能加深认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特质,并进而探索中国在短短的一二十年时间内完成西方经历了一二百年的变革会造成哪些利弊.比较文学方法还注重影响研究,国外学者充分发挥了他们比较熟悉西方文学的长处,着力考察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往往最为显著,对我们也最有参考价值.当然有的学者所进行的是另一种平行研究,即将似乎毫无关联的中外作家或文学现象做比较,如果确有某种可比性,可以从中引发某些普遍规律性的世界性的东西,那也是能开阔人们思路的.如美国威士棱大学教授薇娜舒衡哲的论文《自然面对历史的必然――鲁迅、布莱希特、萨特》,将鲁迅、布莱希特和萨特做平行比较,就从不同文化体系的对比和类同中找出作品特色的比较分析法.作者在文章中指出:“鲁迅(1881-1936),巴托特布莱希特(1898-1956)和让保罗萨特(1905-1980),这三个作家生于完全不同的环境:鲁迅生在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末期贵族家庭的崩溃之中;布莱希特生于德国工业化时一个地方造纸工厂经理的家庭;萨特则出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十年颇有名望而受过教育的法国职员家庭.他们三人都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像英雄一样死去:鲁迅在上海,使面临中日战争的各派势力联合起来向他致敬;布莱希特作为新建立起来的政权进步文化的象征而被欢呼;萨特在巴黎,从叛逆者转为民族不朽的丰碑,使成千上万人民聚集街头,为他致哀.这些作家既然已在他们各自的文化历史传统中得到充分记载,为什么又要把他们放在一起来研究呢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理解他们三人都同样具有的批判的自觉.这种自觉为那些把鲁迅、布莱希特、萨特作为艺术家来纪念的人所无视,也被把他们作为革命家来纪念的人们所忽略.”通过比较,论文有力地说明了鲁迅的道路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是20世纪处于时代前沿的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经此论证,鲁迅现象的时代感和世界性因此毕现.

第二种是心理学批评方法.国外许多学者认为,影响和决定作家创作的不只是有时代气氛、社会条件以及作者思想、世界观等因素,还有作家的心理素质、心理模式等重要因素.因此有的就在文学批评中融合了心理学方法.如有的文章分析了鲁迅家庭的中落变故以及不幸的婚姻、长子肩负的责任等如何造成青年鲁迅心理创伤和感情痛苦.促成“道德上的早熟”并逐渐形成某种“心理模式”,进而指出这一切如何影响和制约他的创作,形成多表现精神磨难的冷峻的内容与风格.有人研究郁达夫,也探讨了他创作中的“暴露狂”方式和颓废的色彩,到底与作者的文人性格和独特心理素质特征有何关系.有的研究张爱玲的《金锁记》等小说中的主人公变态心理,更直接运用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心理学批评方法的运用,重视对作家性格心理特征及创作思维习惯的探究,肯定会从一个方面深入了解作品特色.


第三种是结构主义批评方法.结构主义原本不是具体学科的研究方法,而是一种由结构方法联结起来的文化思潮和探讨诸多人文科学总的思想方法.将结构主义运用于文学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学派,兴盛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因而在西方文学研究中有捷克结构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之分.结构主义文学观和方法论者认为,作品的结构是一个内在的框架,它体现客观可能性,不受外界的影响.因此作品的意义由本身的结构决定.在作品研究中,结构主义方法通过对“语言”的分析达到结构分析,又常常与原型批评方法结合进行.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时,这种方法用得较多,对现代文学研究用得相对少一些.在国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维林吉诺娃的论文《鲁迅的(药)》是运用结构主义方法的代表性成果.维林吉诺娃虽执教于北美,却出自布拉格学派,运用结构主义方法自有其渊源.她对《药》的结构分析,注重鲁迅运用对话的片断间接报道事实,运用使过去、现在、未来结合起来的非直线的时间交换呈现出作品中一方面是茶客们的一系列谈话,另一方面是革命者的牺牲.两方面的鲜明相对在结构的对应点上相互交织,微妙地揭示出旧传统和革命之间的冲突.在研究方法上,论文作者认为这篇小说有两个基本原则:“动态对比原则”与“控制材料原则”.前者决定着作品结构方式是双层对比的.如两个主题(黑暗与革命),两重象征(两个母亲以及华、夏两个家族、小栓坟上的青白小花与夏瑜坟上红白花圈,乃至乌鸦的两次出现,都是潜在的双重象征意义).而“控制材料原则”,则是通过对作品一些基本素材的恰当安排而获得情节与悬念等艺术效果.

国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方法运用,毫无疑问是值得国内研究者参照和参考的.在这方面,20世纪80年代的“方法论热”时期,曾经形成一个,并且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国学热”强调从本土文化酝酿出新的观点和方法,从西方刚刚传人的“东方主义”强调西方以其文化霸权强行诠释东方,只能用西方话语表述一切,这就要求东方民族首先要颠覆西方的文化霸权.在此背景下,国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及其方法的介绍和借鉴一度处于低潮,这种状况是不正常的.现在,在全球意识的关照下,为了促进学科乃至于文化的多元发展,不同文化间的接触、对话、理解、接受才是必由之路.这也是把握借鉴国外的研究方法的认识前提和前景指向.

注释:

①迈克尔戈茨:《西方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伦敦《近代中国》1976年第2卷第3期.

②李欧梵:《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前言》,《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第6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8月版.

③梅尔戈德曼:《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前言》,《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3页.

④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10月版,第94页.

⑤金舟甫:《沈从文传引言》,《沈从文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10月版.第1页.

⑥《沈从文传新版序》,《沈从文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10月版,第3页.

⑦佛马克易布斯:《二十理论》,三联书店1988年1月版,第179页.

⑧帕特里克哈南:《鲁迅小说的技巧》,《哈佛亚洲研究学报》1974年第34期.

⑨薇娜舒衡哲:《自然面对历史的必然――鲁迅、布莱希特、萨特》,《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9月版,第80页.

责任编辑 陈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