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的“精神原乡”对当代生态文学圈建设的意义

点赞:27796 浏览:123226 近期更新时间:2023-12-28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摘 要:当代文学中的“精神原乡”作为能够使工业文明玷污的心灵重回温馨与快乐的精神栖居地,是对现代性反抗的审美化显现.这种对现代性的反抗,一方面要挣脱工业文明的束缚而融入“精神野地”,回归到人性的原生态,另一方面则要对抗强势文化的同化强力而追求文化的多样性并存的生态平衡,实现文化的共生态.如此,文学中的“精神原乡”意象便具有了文化生态的价值和意义.从生态综合精神和生态价值观念来考察文学中的自然、童年回忆、民歌民俗等“精神原乡”意象,便可发现其自然神态、精神生态、文化生态的意味和实际价值.

关 键 词:文学,精神原乡,自然,民族,文化生态

“当人们又重新拾起旧日的宗教和局部地方的旧有的民族风格时,当人们重新回到古老的房舍、堡邸和大礼拜堂时,当人们重新歌唱旧时的儿歌,重新再做旧日传奇的梦,一种欢乐与满意的大声叹息、一种喜悦的温情就从人们的胸中涌了出来并重新激励了人心.”①用克罗奇的这句话来给本文所论的“精神原乡”及其审美的意义作一个形象的注释应当是很精到的.那些能够使被工业文明驱赶着远离了人性自由的心灵重回那温情与欢乐的栖居之所便是人们的“精神原乡”.它寄寓着熟识、亲近、眷恋、舒适等情感因素,诱发人心的归家感.用海德格尔诗学来解释,它便是“接近源泉之地”,“接近极乐的那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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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创作的历史上,对“精神原乡”的追怀和重返,总是起于对既存现实的怀疑和不满.在当代,文学创作中的“精神返乡”当然也是反现代性意识的流露.文学中那些摒除现代尘世的喧嚣、远离现代文明的“酸腐蚀”的自然、童年往事、古歌民俗,等等,都是以“还乡”的姿态折返的“精神原乡”.这是作家对现代性的潜在反抗和批判的审美化表现.这种反抗既表现了寻求人性原生态的呼喊,又表现了对文化生态圈建设的诉求,体现出了生态综合精神和生态价值观念.

虽然迄今为止理论界对“生态文化”、“生态文学”的界说众说不一,未见定论,但各家之说都有其共同之处,即明确站在生态美学应用的立场来观照当今文化、文学的发展,肯定文化生存的整体生态性质.本文论及当代文学的生态性问题,主要是以生态观对文学进行生态学审视,将“精神原乡”的几个意象置于自然精神世界文化这个人类生态系统中,以生态思维对其本体特性、人性内涵、生态本源、生态功能等方面进行考察,力求发现文学中的生态综合精神和生态价值观念,切近文学活动的生态本色,挖掘文学适应生态文明要求的生态文化建设的价值和意义.

一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哲学的自然生态关怀意味

在现代文明的映衬下被重新发现的自然,是现代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感悟和体验.将笔触伸向那远离都市、远离现代文明的本真的自然,并使人亲近自然、体验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从中汲取自然的精、气、神,使人在这一自然中获得天性释放和精神释然的快乐,即回归“精神原乡”,从而治疗现代文明带来的心疾.人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重获心灵的自由,重返人性本真的家园.贾平凹在他的《商州三绿》中就将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重返“精神原乡”的极乐抒写得十分明白:

但见山回路转,湾湾有奇崖,崖头必长怪树,皆绿叶白身,横空繁衍似龙腾跃等再深入,梢林莽莽,野菊花开花落,云雾忽聚忽散,樵夫伐木,叮叮声如天降,遥闻寒暄,不知何语,但一团嗡嗡,此静之缘故也等偌大院子,一畦鲜菜,篱笆上生满木耳,吾讨酒坐喝,杯未接唇则醉也.饭毕,付钱一元四角,主人惊讶,言之能受两角.吾曰:“清净值一角,山明值一角,水秀值一角,空气清新值八角,余下几角,写的今日吾之高兴也.”

这个使人感到清新、亲切、熟悉、舒适的乡野,以诗意接纳着寻访而来的人.访者在此所寻得的是心灵的安慰,是解脱的自由,是滤除任何焦虑的自在.对自然这个“精神原乡”的眷恋,展示出的是自然对人的亲善性、人对自然的亲和性,二者的和谐,阐释了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智慧.这一简朴、本真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图景,蕴涵着自然的包容与博大,展现着本真人性的原生态美,也是对现代文明的浮饰的反讽.

在张炜的眼中,挣脱现代文明束缚而“融入野地”的“我”的感受则更加深入地揭示出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意义,他在《融入野地》中这样写道:

辽阔的大地,大地边缘是海洋.无数的生命在腾跃、繁衍生长,升起的太阳一次次把它们照亮等当我在某一瞬间睁大了双目时,突然看到了眼前的一切都变得簇新.它令人惊悸,感动,诧异,好像生来第一遭发现了我们的四周遍布奇迹.

他像一棵树一样,在一方泥土上萌生.他的一切最初都来自这里,这里是他一生探究不尽的一个源路.人实际上不过是一棵会移动的树.他的激动、,都是这片泥土给予的.

泥土滋生一切,在那儿,人将得到所需的全部,特别是百求不得的那个安慰.

这是漂泊者重回“极乐”之地的深刻感受.如此去感知自然,是将自然当做了一种至高存在,是将人的一切所得归于自然的给予,人是与自然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与自然的生生相易是宇宙不变的法则.正是因为如此,人就应该对自然抱以崇敬的生存心态,在人与自然的融合中呼唤人对自然、生命的尊重.

有着“20世纪最后一位散文家”之称的刘亮程,在其散文创作中也表现出天人合一、万物和谐平等的具有浓郁生态关怀意味的追崇.《人畜共居的村庄》里,他真心实意地让万物平等,《逃跑的马》中,他营造了人马祥和的状态,《与虫共眠》中,他表现出世界不仅是人的世界,也是一条狗、一只蚂蚁的世界的平等观念.他在人与动物的比照中发现人自身,并力图保持与动物的和谐平等关系.还有那些阳光和风(《那时候的阳光和风》)、黄昏(《永远一样的黄昏》)、树木(《我的树》、《树会记忆很多事》、《我认识的那根木头》)、麦子(《野地上的麦子》)所营构的悠悠然的理想化乡村家园黄沙梁,都摹写着人与自然的存在合一.

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中,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感恩于自然的给予,表现生态关怀意识的创作倾向也是极为明显的.如迟子建、阿来小说中对自然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的意象化书写,便是尊崇自然与人的和谐融洽的生态关怀情怀的剖白.迟子建的《酒鬼的鱼鹰》中鱼鹰“像浓荫遮蔽的一处湖水般神秘,寂静而美丽”,它与人心灵相通,《一匹马两个人》中羸弱的老马具有人格存在,《花瓣饭》中那来自自然的美艳而香气蓬勃的“花瓣饭”像和煦的阳光抚慰了受伤的心灵,《原野上的羊群》中“我”把自然当做医治被现代文明戕害的灵魂的药方等无一不是自然与人和谐的展演.阿来的《遥远的温泉》中那以诗意和神性接纳美与丑、贵与贱的宽阔牧场、高耸的山崖、晶莹夺目的雪峰、穿流过绿色的草原“我”的梦中温泉,《随风飘散》中格来这个丛林里的孩子与动物们的友谊、与大自然的完美融洽,都在指证着自然作为人的精神之乡的博大与深厚的意义.自然给予了人那么多,又启示着人类深邃的思想,人理应从中引发对自然生态的尊崇与关怀.

二童年回忆:去蔽与遮蔽的精神生态关怀意味

埃德蒙•,旺代卡芒在他的《更靠近天空收割》中如是云:“天空等待一只手的触摸,神奇童年的手,童年是我的,我的皇后,我的摇篮曲.”十分形象地揭示出童年在人的生命进程中所具有的原初价值和终极价值.写童年也便成为文学家追问人性本真价值、寻访安放心灵的家园的又一途径.当然,文学家笔下的童年,严格说来是回忆中的童年.

童年回忆被当做人的自由精神的母腹、人的本真属性的安居之所,是因为童年回忆具有去蔽和遮蔽功能.就人的个体而言,个体的成长必定伴随许多天真、美好、感性的东西的失去,童心与诗意也随之消失,就人类整体而言,社会的文明进步也伴随着人际关系的异化、人的淳朴的本性的丧失.所以人类对童年的怀旧历来都有深情的向往.而童年因其不可复现性使回忆者去除或遮蔽了它的种种不宜之处而只将其描绘成理想化的存在,童年成了疲惫精神归依的天堂.

回忆的去蔽和遮蔽作用,不仅仅表现在它能滤去童年的不理想之处而只留下它的理想色彩,也表现在童年回忆因其过滤后的自由、天真、纯净、本真还可以滤除现代文明带来的焦虑、忧郁的心理情绪,以童年的天真、活力、纯净驱散郁积在人们心底的阴霾,使人从现代文明带来的紧张心境中暂时解脱出来,体验到积极的情感,在过去的生活中重新发现存在的意义,克服现实生活中的异化,进而使人性得到重建.所以,文学家笔下的童年回忆是诗意地寻梦的过程表达作家对美好人性、心灵自由的向往.童年回忆在反现代文明、建设生态文化的语境中,便具有了精神生态关怀的意味.

“回忆”的去蔽和遮蔽功能,让那已远逝的乐园般的童年情景引起了人们的审美快感,让被现代技术污染了思维的人们重新找到敞开心灵的自由空间,使人获得精神压力的缓解和挫折感的释放,以一个消失了的乐园对抗现实,为已在时光的流转中丧失了确定性和安全感的生存作一次精神的归家,重新获得精神的平和与自在,使焦虑、紧张、忧郁的心重回与万物和谐的境地.如此,人在童年回忆中所寻回的自由无拘,抑制或消除了现代文明带给人的精神、心灵的失衡和异化,调节了人的精神的平衡.这就是精神的生态恢复.

文学作为趋于快乐的积极情感活动形式,是对抗不同压制情感方式的力量.而文学中的童年回忆,更是因其去蔽和遮蔽的功能增添了理想化的色彩,为人的精神还乡提供了最浪漫温馨的家园.在文学的童年回忆中,人的本质属性得以无拘束地展现,人性得以重建,原本属于人的情感还给了人自己.在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的童年回忆中,那个淘气、不听话又充满爱心的孩子的生活,是那么细碎而温馨,与成人生活的沉重和压抑竞争着其存在的地位和价值:远去的大轮船渐渐像一条小蝌蚪,在奔腾的江里跳着,天是缀满了云,雪白雪白的,姥姥家有大木刻楞房子,姥姥是小脚,一走一摇,像是扭秧歌,小姨的屋子有镜子、香精和雪花膏,她正甜蜜地忙着“对象”,还有讲故事有一套的侯姥,不爱出来玩的小兰、小宝、忠诚的傻子狗等所有这些有限的、温暖的、神圣的、卑微的琐碎,全部都氤氲在一种“幸福感”和“快乐感”中,儿童生活的细节化、诗化使人的心灵浸润在轻松、舒适之中,从而与现代化带来的人心焦虑、紧张进行对抗,使人的精神得以平衡.

童年回忆甚至会以它绚丽夺目的光环,炫耀得以至于遮住了成年后的一切.王小波《绿毛水怪》中老陈所回忆的童年,是小学五年级的男孩陈辉和女孩妖妖的纯真友谊:与妖妖一起在旧书店的昏暗中,沉浸于安徒生童话的画册、日光下面神话境界般的威尼斯、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的世界中的日子.这种回到孩提时代的回忆,是从小时候就开始了的与现实的对抗与外界现实格格不入,是以童年回忆中的宁静、单纯、美好对抗成人世界的混乱、勾心斗角、莫名其妙.已经长大、沉重地行走在现实世界中的老陈无处可逃,只能试图通过回忆童年来获得一种力量,找回心灵的平衡.

更为本真意义上的作为精神原乡的童年回忆,则是那种并非出于对抗现实的不满,也非对作为成果的追根溯源的回忆,而是作为审美对象静态存在的以回忆为一切的童年回忆.这种童年回忆中的一花一草、一树一水,全都熠熠生辉,童年是人心灵的故乡.这就是在张斌《蔷薇花瓣儿》一类小说所描述的童年,它所提供的是回忆所特有的慰藉.在这里,童年从时间流中被截取下来,成为审美的对象,成为永恒的心灵时光.

由上可知,童年作为原生态的生存状态,能使人获得心灵的安适与欢乐.童年回忆是对精神慰藉和“幸福感”、“快乐感”的重拾.这种重拾是医治被现代文明戕害的灵魂的良药,是抚慰受伤心灵的和煦阳光.

三民歌、民族语言、民俗:维护民族文化地位的文化生态关怀意味

民歌、民俗和民族语言,是原乡者返回自然、接近心灵自由的又一“精神原乡”形态.它们是民族生存本相和文化本体的象征.因为这些民歌、民俗和民族语言将他们的现实生活、精神生活等最自由、最本真地表现出来,这些便是他们的生存原生态.民歌、民俗保留了民族文化的生态本色,往往以显在和隐在的形式释放着民族的精神快乐、心灵追求和信仰崇拜等,这些东西是他们的“精神原乡”,也是此一民族文化区别与彼一民族文化的标记,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认证.所以,文学中的民歌、民俗和民族语言特色,既指向民族的精神理想家园,又标示着民族的文化“胎记”.以民歌、民俗和民族语言为特殊标记的民族文学,在民族文化建设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它们既扮演了各民族释放心灵自由,构建精神生态和谐的角色,又起到了争得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独立、平等地位的文化生态和谐的作用,体现出了文化生态关怀的意味.

各民族的文化作为全人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理应在多民族文化共生的文化环境中拥有自己独立的地位.然而,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欧美等西方强文化挤占了弱势国家的文化主权和安全,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因此也引起了学界对“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关注.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文化传统作为现今的弱势文化群体的一员也面临着这样的发展威胁.而中华文化这一弱势文化中的这一个个民族文化又成了弱势中的弱势,正在面临着被这个主流文化、文化挤压的更大的发展危机.所以,我们需要确立民族文化自信,敢于并乐于倡导“民族话语”,以争取并维护各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生态平等地位,建立起“和而不同”的文化生态圈,实现民族精神、文化种群间的和谐共存、对话交流.

在文学创作中,民歌、民俗、民族语言等特殊的文化因子的存在,代表着一种争取文化生态平衡的追求.民歌是最能体现民族语言的“本土”特色的因子,我们可以从民歌中辨认出这一地域、民族不同于其他地域、民族的那种文化味道.如韩少功的《爸爸爸》中的民歌:奶奶离东方兮队伍长,公公离东方兮队伍长,走走又走走兮高山头,回头看家乡兮白云后.等民歌用最浓郁地道的荆楚方言叙述宦子塌人的生活习俗,地方色彩十分突出,也只有这样的语言才能表达醇厚的楚地风韵和文化特色.又如迟子建的《天火》中巫师多吉在烧荒前深深拜颂的歌声:让风吹向树神厌弃的荆棘和灌木丛,让树神的乔木永远挺立,山神!溪水神!让烧荒后的来年牧草丰饶!等歌中颂扬自然,祈祷神佑的内涵,正是鄂温克人“天人合一”、以巫性思维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的民族文化观念的写照.

民族语言作为辨识民族身份更为突出的一个标志,在文学创作中也成为作家们凸显民族文化特点的重要依据.阿来和迟子建的小说创作,都有一种依托民族语言的自觉.在迟子建写“”的《天火》中,穿行于两种语言间的大对大火当前花样翻新的批斗会发表意见,就用对方不懂的藏语嘲弄了妄自尊大、一无所知的汉地领导,表现了“不懂民族的语言就不可能懂民族的文化”的寓意,形象地解释了独特的民族的语言寓含着独特民族文化这一认识.何申的《二贵摔跤》里民族小调也充分展示着民族语言脆生悠扬的魅力:

锯盆锯碗锯大缸,小盆小碗不漏汤.棒子饽饽熬小鱼儿,怎么吃来怎么香.你一盆,我一碗儿,不给小小留一点儿.小小回家就生气,拿着笤帚就扫地,一扫扫到酸枣地,枣刺儿扎了小小手儿,看你生气不生气.

小调嘎蹦的话语,明快的节奏,押韵的声调,清脆的质感,正是西北地区民族语言特色及其蕴涵的民族文化韵味的形式化.巴赫金将这种文学中的民歌称为“镶嵌体裁”,并称“所有这些嵌进小说的体裁,都给小说带来了自己的语言,因之就分解了小说的语言统一,重新深化了小说语言的杂语性.”②小说中的民歌因其不可替代的民族语言特色而获得了它在小说和在民族文化中的特别地位.

民俗仪式也是文学中“精神返乡”的重要形式之一.民俗以其展现民族原生态生活最突出的画面感,指认出人对自然的虔敬、对精神神性的归依,即民俗也成为了“精神原乡”的又一构成要素.与20世纪上半叶小说描写民俗主要是为了启蒙不同,当代小说对民俗的还原与复现,更主要的是为了对现代化进程中个性的日常生活日趋雷同的状态加以预警,使现代性同化中的文化得以保持民族的特性和个性.在现代语境中桀骜独行的传统民俗,是在野的、非现代的文化形态,也是现代社会无法复制的原生态文化因子.它可以让人们从强势文化整一化、自动化了的麻木状态中警醒,重新获得新鲜如初的文化体验,从而享受到回归原生态精神之乡的快乐.同时,文学中的民俗描写,也因其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自在形态,屹立于当今文化圈中,以争取其独立的文学生态地位.这可从张承志的《心灵史》中叙述中国西部伊斯兰教民为道祖的拱北光复而作的尔麦里(祈念仪式)做分析:

远处的老人们穿着褶缝清晰的干净衣服来了,我进水房洗了大净,远处的女人们抱着孩子来了,我戴上了雪白的六角帽,远处的青壮年赶着系彩绸的牛羊来了,我进了殿等庄严而悲怆的《大赞》念起来了等这是我们选择了的、净口之后才能念出的神语.这是我们向着伟大的存在倾诉的爱情等这是烈士在流血瞬间祈求来的安慰等这是你再也不能找到的美.

这样的民俗仪式中蕴着丰富的精神魅力和情感财富,负荷着伊斯兰教义中人生两世吉祥的生命观,潜藏着民族的历史记忆、信仰追求、情感祈求和奋斗历程,是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的独特存在形式,也是民族的“精神原乡”.它是不可为其它民族文化或强势文化同化和取代的文化特型,所以它应当在全球文化生态圈中占有文化生态多样性的地位.其它诸如阿来《随风飘散》中兔子的火葬,《天火》中多吉烧荒时的颂歌和跪拜、江村贡布为多吉举行的葬仪,迟子建《额》中为猎物举行的风葬、萨满唱神歌,等等,都展现出不同民族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这种文化形式是不可为文化和精英文化所取代的.这些存在于文学中的独特文化形态,使文学拥有了民族文化的特性,给读者输入了一种不可置换的文化标记信息,让他们认识到特有文化形式在全球化语境和主流文化强势影响下的唯一性地位.

正是因为民歌、民俗和民族语言等显示民族文化特性的“精神原乡”标举出了民族文化在强势文化环境中的不可取代和不可同化的文化生态地位,使得当代文学的发展成为文化生态建设的一块实验田,形象地展演着各民族文化多样化生存状态,构建出多元文化和谐共存、共同发展的生态平衡圈.这一生态平衡圈建设的意义,正如美国学者R.M.基辛所言:“文化的歧异多端是一项重要的文化资源.一旦去除了文化间的差异,出现了一个一致的世界文化虽然若干政治整合的问题得以解决就可能会剥夺了人类一切智慧与理想的源泉,以及充满了歧义选择的各种可能性.”“去除了人类的多样性可能到最后会付出持续的意想不到的代价”③.所以,文学中的民歌、民俗和民族语言特色所暗合着的争取民族文化生存地位的文化生态建设意识和行动,是有其重要的文化生态学价值的.

注释:

①[意]克罗奇:《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10页.

②[俄]巴赫金:《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页.

③转引自张韧:《新时期文学现象》,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黄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