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典.文》的几个问题

点赞:32923 浏览:155137 近期更新时间:2024-01-29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摘 要:曹丕的《典论论文》被历代文学理论批评家给予很高的评价,但研究中人们在《典论》的“文人相轻”提出的背景、“齐气”的理解、“文章”的指向和价值及曹丕本人对诗赋的真实看法等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分歧,本文将针对这些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和分析.

关 键 词:文人相轻;齐气:文章

汉末魏初,曹氏父子的喜好和不遗余力地倡导文学,使文士和文学事业受到空前的重视,尤其是作为建安时期政治上的风云人物和文坛上的领袖曹丕,赋诗作文,收集编纂前辈的优秀文章,对历史和现时的文学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索,并将自己的思考成果写入了《典论论文》这篇文章,此文虽然简短概括,但对一些问题的思索可谓深邃独到,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纯粹的文学理论专论.它开创了盛极一时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批评.缘于此,《典论论文》受到历代文人的重视,对其的研究甚为细密,产生了众多的研究成果,本文就该文的一些争议较大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和理解.

1、“文人相轻”论提出的背景

有不少学者认为曹丕这一理论是针对其弟曹植提出的,因为曹植早于《典论论文》曾写了《与杨德祖书》,曹植在文中大肆嘲笑了拥护曹丕的陈琳、刘修,而褒扬了自己的“羽翼”丁虞,作为一代君王的曹丕的胸怀还不至于如此狭窄,纵然不能完全否定此写作动机,在曹操决定太子的最后时刻,两人似乎都想借文才来取悦父亲,但也不能把此认定是曹丕写《典论论文》的主要原因,因为相对于曹植在文中表现出的任性和感情用事,曹丕的态度始终是冷静而客观的,他是针对于整个建安文坛的现状而不是对某一个人的私人恩怨来写这篇文章的.同时有学者认为此观点是针对建安七子间“相轻”提出的,但从现有保存下来的文献资料里很难找到他们“相轻”的蛛丝马迹,所以这一点不足为信.非但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曹丕作文的旨意.笔者认为任何文学理论的提出都受到它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的影响.曹丕的这一理论主要是针对东汉末年的人物品评风气给文坛造成的混乱局面而提出的.东汉末年,外戚专权和宦官专权交替出现,大一统的政权开始动摇,而依附于大一统政权基础之上的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以经学求致用的士人由政权的维护者逐渐地转变为政权的批评者,士人开始与政权疏理,与正统思想疏理.进而重视自我的内心感受,不再崇拜圣人,转而崇拜名士,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出现了人物品评风气,如许劭和郭林宗,但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并不是真名士,品评成为他们扬名的手段和工具,他们营己治私、求势逐利,从而党派之间大肆诽谤、讥讽,士人失去精神支柱,失去凝聚力,文坛处于变动不安的时期,曹丕便针对这一文坛现状提出这一理论,目的是为了重振文坛风气,为文坛树立新的秩序.

2、“徐干时有齐气”中的“齐气”理解

建安诗坛,诗人摆脱了经学的桎梏,开始探索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大量表现个人情思的作品涌现出来,”重感情、重个性、重”是当时文人的主要创作倾向,诗歌完全成为抒发一己情怀的载体,所以不少研究者用“通脱”来形象地描述当时的文人气质.而徐干却和当时的主流风尚大相径庭,他是一位生活态度严肃的作家,他的思想是儒家的,内存仁义而外符规矩,在《中论修本》中他指出“君子之理也,务先其本”,在这里的“本”指的便是修身养德,他把儒家这一信条作为自己的思想道德标准;他的行为准则则是道家的,颐志保真而淡泊无为,无名氏《中论序》中记载,灵帝末年士人在结党营私.求名夺利时,而干“病俗昏迷,遂闭户自守,不与之群,以六籍娱心而已”,想必他的病也是装出来的,在乱世中依旧可以保持一片精神净土,实属难得,他这种冷静、理智、内敛的性格.使其在文章的表达上不同于那些任自然之性纵横流淌的时人,而有“齐气”,那么我在这里把徐干的“齐气”理解为舒缓豁达之气”,这与他的秉性气质是联系在一起的.

3、对“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理解

首先,试图来阐释一下“文章”的指向,有的学者把文章等同于文学,而且直指诗赋这类纯文学体裁,细究曹丕下面的文字,文章应当指的是“成一家之言”的“著述”,具体是指“那种足以充分阐述自己思想而又有一定卷数的集合成部的著作”,他在此文的最后又重点强调说:“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在曹丕的眼中,我们今日在建安七子中给予最高评价的写出《七哀诗》和《登楼赋》的“七子之冠冕”王粲不及写出《中论》的徐干.这种思想在曹丕的其它文章中也有明确的表示.如《与吴质书》:“(徐干)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而且这不仅是曹丕个人的看法,也代表了当时社会的较普遍的看法,比如曹植在《薤露行》中说道:“孔氏删诗书,王业粲已分,骋我迳寸翰,流藻垂华芬”,曹植同样希望著述成一家之言,以扬名不朽.

其次,试图来阐释一下“文章”和“经国大业”的关系.《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衰,此之谓不朽.”在这里曹丕用“文章”取代“立言”,把文章看作和立德、立言同样可以垂名不朽的事业,但三者在曹丕心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他在《与王朗书》中明确说:“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显然,曹丕把在政治上建功立业作为人生的首要目标,其次才是“成一家之言”的“著述”,在这一点上,他和曹植的观点又不谋而和,“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功,流金石之功”,如果这个理想实现不了,曹植则愿意“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在这里笔者还要强调一点,曹丕不是带着功利色彩来看待著述立说的,没有强调文章的政治功用,只是“把文章当作可以垂名后代的事业而已.”正是由于曹氏统治集团对文学的热爱和大力提倡,才出现了建安文学的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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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试图来说明一下曹丕对诗、赋的看法.在前面我已谈到,有不少学者将“文章”等同于诗赋这类纯文学范畴,但曹丕认为真正可以不朽的文章是那种论述自己思想的著述,那么作为大魏皇朝的开国之君的曹丕,究竟对诗赋持何种态度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汉魏文人的评价,“汉赋四大家”之一的扬雄虽以赋作闻名天下,但他却称辞赋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法言吾子篇》);张衡在《论贡举疏》曾言:“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曹植的态度更加明确犀利“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与杨德祖书》).可见,他们对辞赋这类文学性创作的评价是普遍不高的,但这些人又以诗赋创作而扬名,社会赋予他们对诗赋的认识和他们内心深处对诗赋的认识是有偏差的.曹丕是一位有政治抱负的人物,他把在政治上建立功勋作为人生的首要目标,除此之外,他也爱好文学,喜欢写作诗赋,作公子时期与文人往还,“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这是曹丕的个人兴趣,是他业余的风雅活动,并不是他生活的全部,更不是他心中的终极目标,但他不鄙薄这类文学创作,他总是能站在一定的高度,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去对待文学,诗赋也成为他帝王大业之外的抒发性情的载体,他在《典论论文》中提出“诗赋欲丽”的观点,这不仅是其对文体分类的认识,而且是对诗赋这种纯文学的内在本质的认识,“丽”者,美也,赏心悦目也,它表达了文人对文学艺术的审美追求,表现出求华美的倾向,这是对文学的特质的一种自觉,具体表现在辞采、对偶、声律各个方面,这种说法在一定意义上摆脱了汉文学的比较纯粹的“寓教训”的政治功利目的,而转为对文学的内在特质的追求.

《典论论文》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标志着建安时代的世人对自身和表现自身的文学的深刻认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同时.曹丕还以自己的独特见解提出了全新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尺度,在一定意义上,把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对后世的文学理论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