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心理学看“三言”艺术真实与生活

摘 要：冯梦龙编选的“三言”代表了明代拟话本的成就,是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宝库.它涉及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的文艺思想及审美倾向有着自己的特色,强调了文学的教化作品,即达到劝喻、警戒、唤醒世人的目的.本文是从文艺心理学角度分析儒雅与情俗、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高度融合.

关 键 词：文艺心理学；冯梦龙；三言；艺术真实；生活真实

冯梦龙编选的“三言”代表了明代拟话本的成就,是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宝库.“三言”是冯梦龙所编辑的三部话本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总称,每部包含话本小说40篇,共有120篇,是冯梦龙广泛搜集宋元明三代五百多年间的话本与拟话本,加以选编、整理、加工、润色而成.冯梦龙总体的指导思想,正如他在《喻世明言序》中在谈到“三言”的命名时所阐述的：“明者,取其可以道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也.”强调了文学的教化作品,即达到劝喻、警戒、唤醒世人的目的.

“三言”的内容非常丰富,它涉及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封建地主阶级逐渐衰落和市民阶层逐渐兴起这一特定的时代特征.此种独特的思想形式直接促成了“三言”在艺术形式上呈现出中和之美.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创作方法,和宋元话本相比,“三言”更多的是对现实生活具体真实的描写.以爱情题材的作品来说,宋元话本的作者往往使用人鬼之恋之类的浪漫主义手法让主人公获得在现实社会中所不能得到的东西,如《碾玉观音》等.即使是神怪题材的作品,现实的色彩也非常浓厚.故事情节更加曲折动人,“三言”的故事有头有尾,脉络分明,但是情节曲折离奇,波澜起伏,引人入胜,扣人心弦.如《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难逢夫》就是以故事情节的曲折动人见长.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人物作者善于刻画、揭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作者善于刻画、揭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王三巧,从与丈夫十分恩爱到与陈商发生私情,甚至企图私奔；从被丈夫休弃后羞愧欲死,到被父母劝说后再嫁；为他人之妻而又不忘蒋兴哥,在他落难时施以援手,最后破镜重圆,表现出对前夫的无限深情,其性格显得十分丰富复杂,表现了人物形格的多侧面和复杂性,而她性格的发展变化又线索分明,显得真实可信.

“三言”在总体的情感形式上呈现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形式,在“三言”中我们看不到纯粹意义上的悲剧或喜剧.情感表达上通过悲喜交织,让悲喜趋向中和.通过这种情感形式使人得到审美享受的同时,又不至于使人有过分强烈的情感刺激.这主要是由中国的文化传统决定的.西洋文艺自希腊以来富有的悲剧精神、在中国艺术里,却得不充分的发挥,且往往被拒绝和闪躲.人性由剧烈的内心矛盾才能发掘出的深度,往往被浓挚的和谐愿望所淹没.为了论述的方便,在这里姑且借用“悲剧”、“喜剧”的概念来对“三言”中的一些作品作个简单的界定.

《杨思温燕山逢故夫》是个悲剧.爱情的离合悲欢被嵌入国破家亡的大框架中.杨思温只是陪衬人物,他因靖康事变,流落燕山,而对燕山元宵灯市,“情绪索然”初露悲剧倪端.遇见嫂子郑义娘,后者的遭遇加深了悲剧性.韩思厚出使金国,在秦楼题写吊妻词.杨韩晤面义娘丈夫韩思厚叙说与义娘生死离别境况,追寻义娘遗骨,得遇义娘鬼魂.义娘说：“太平之世,人鬼相分,今日之世,人鬼相杂.”愈见悲凉,但夫妇（人鬼）相见,相约决不辜负对方.悲中透出几分喜气.义娘虽死,而鬼魂时隐时现.以“喜”淡化悲剧性.韩背叛义娘,娶妻刘氏,义娘遭遇更令人同情,悲剧性得到强化.但紧接着魂附刘氏,揪骂韩思厚,在悲剧中掺入喜剧因素.最后义娘鬼魂把韩郑二人拽入水中,则稍快人心.无论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还是小说中的悲剧气氛,都未达到惨痛的地步,读者的心理也趋于平衡.《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爱情悲剧,前者写李甲与杜十娘的相爱过程,颇具喜剧色彩,直到李甲才露嫌弃之心,且将她卖给孙富,杜十娘怒斥孙、李,抱匣沉江而死,悲剧始得完成,整篇小说悲愤而不低沉,女主人公虽沉江身亡,却在道义上获得胜利,李甲郁成狂疾,孙富奄奄而终,反面人物得到应有下场.

喜剧中的“中和之美”的情感形式,在“三言”中亦十分突出,“中和之美”在喜剧的本质上,表现为“乐而不淫”,即要求喜剧性不应过度,而要恰当.讽刺喜剧较之幽默喜剧,其讽刺,嘲弄的程度更为强烈,其主人公多为作者批判的对象,揭示其虚伪可笑的本质,撕破其毫无价值却伪装有价值的检测面,用笑声去否定和鞭挞丑恶的人和事.而幽默喜剧对喜剧人物虽作某种讽刺,但程度较轻微,作者对喜剧人物会露出会心的微笑,喜剧人物未必是坏人,只不过性格,行为具有某种弱点、缺陷,这是种轻松的喜剧.儒家的“中和之美”制约“三言”的喜剧艺术,造成讽刺喜剧少,幽默喜剧多的情况.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乔太守乱点鸳鸯谱》、《苏小妹三难新郎》《唐解元一笑姻缘》都属于幽默喜剧.讽刺喜剧仅《桂员外途穷忏悔》,《滕大尹鬼断家私》等二、三篇,但冷嘲热讽十分尖刻,桂富恩将仇报,作者对之予以严惩,安排了桂氏之妻及二子变犬,其女为妾,报答施金的喜剧情节.小说对桂家落难得施济时的感激涕零,掘得园中埋银别置产业时的虚伪狡诈,发迹后的倨傲负义,最终荡尽家产时的嗟伤忏悔,都刻画得活灵活现,也讽刺得淋漓尽致.更兼以夸张虚幻之笔,画出“变犬”结局,对检测丑恶的鞭挞毫不留情.滕大尹始以正剧人物的面目出现,直至最后,他装神弄鬼,攫取千两黄金,把一坛黄金抬回衙内受用,才露出喜剧角色的真相.对此,作者嘲讽的态度十分严峻.

“三言”中的喜剧作品,大多把幽默戏剧与讽刺喜剧融与一篇之中,而以幽默喜剧为主导,将正剧因素注入喜剧,使喜剧性不至于过分浓烈,甚至悲喜交揉,以悲淡化喜,形成“谑而不戏”、“婉而多讽”的格调.《陈御史巧勘金钗钿》的喜剧性在于“有老婆的翻没了老婆,没老婆的翻得了老婆”故事情节朝喜剧主人公愿望的对立面转化,构成诙谐有趣的情节.喜剧主人公梁尚宾乃冯梦龙鞭挞的对象,他与鲁学曾为表兄弟,鲁向其借衣,他因贪心,冒名顶替去会孟夫人,孟夫人不知,赠金银首饰,此一错也；梁向阿秀求欢,阿秀屈从,此二错也；滑稽的底蕴包含着悲剧性.梁走后,鲁求见,阿秀因已,赠金钗二股,叫鲁“别选良缘”,此三错也；阿秀自缢,此四错也.小说掺进了悲剧性.梁回家,无意中泄露了冒充之事,夫妻感情破裂,田氏与其离婚,此一正也.顾佥事告状,鲁屈打成招,此五错也.陈御史细审此案,微服出访,掌握物证,此二正也.梁尚宾不知陈御史身份、底细,把孟夫人所赠金银首饰换成银子,一味蒙在鼓里空欢喜,运用了喜剧“嘲弄”的手法,此三正也.阿秀附魂田氏,孟夫人认田氏为义女,把她嫁给鲁学曾,结局出人意料,真喜剧也.一篇之中,一错再错,而至五错.错者,误会或失误也.其中多属喜剧性.又有三正.正者,正剧因素也.阿秀的,亡身,则带有悲剧性.喜剧因素占据主导地位.一篇之中,梁尚宾是讽刺喜剧中的恶棍歹人形象,鲁诚实善良,是无辜受害者的形象,陈御史乃正剧中的人物,阿秀却是悲剧人物.无论人物,情节,总是喜剧性,悲剧织,主要倾向是喜剧性.把喜剧、悲剧这些矛盾对立的因素统一起来,使得小说不至于“过”喜,也不至于“不及”喜,而达到“中和之美”的理想境界.

“三言”的此种情感形式,与当时的市民文艺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市民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方式.“所谓常人,是指那些天真朴素,没有受过艺术教育与理论,却也没有文艺上任何主以及学说的成见的普通人.他们是古今一切文艺的最广大的读者和观众.文艺创作家往往虽看不起他们,但他自己的作品之能传布与保存还靠这无名的大众.”而“常人犹爱以‘人性’附与万物,诗人,小孩,初民,这些十足的常人都相信‘花能解语’,‘西风在树林里叹息’”.也就是说冯梦龙为了更好的达到“情教”的目的,必须尊重广大市民（常人）的审美习惯,接受心理.儒雅与情俗的内在调适在冯梦龙那里成为必然.

“三言”的叙事结构缺乏像西方小说那样强烈的戏剧冲突,在叙事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平和冲淡的结构形式.此种结构形式主要是通过让人物性格带上软弱性,局限性,当情节发展到严峻关头,以“中庸”、“中和”来冲淡缓解的方式来实现.这或多或少减轻了作品批判的锋芒与力度.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蒋兴哥与三巧儿天作之合,感情笃厚,过了几年幸福的夫妻生活.小说在此呈现出一种和谐美满的气氛,但由于蒋兴哥出门逾期未归,三巧儿寂寞难耐,又加以薛婆和陈商的引诱、挑逗,终于背叛与蒋的誓言与陈发生奸情,并将蒋兴哥所赠的传家之宝珍珠衫赠与陈商.后被蒋兴哥发觉,一纸休书将三巧儿送回娘家.情节发展到这里,似乎蒋兴哥与三巧儿的感情完全割绝,但是峰回路转,三巧儿被迫无奈嫁与吴杰进士做妾,蒋兴哥在吴杰所任县内因人命官司而受审.最终三巧儿与蒋兴哥久别重逢,抱头痛哭.当吴杰县主看出他们不是兄弟,而是夫妻时,让三巧儿重回蒋兴哥的身边.整个故事的发展呈现出平和的迹象.

《陈可常端阳仙化》吴七郡王的婢女新荷与人私通怀孕,受吴唆使,新荷诬陷和尚陈可常与她有染.陈可常被押至府衙,屈打成招,后真相大白.按照生活逻辑,必有一番抗挣,辩诬风波.但在“中庸之道”、“中和之美”的制约下,作品安排陈可常不作任何的辩解,反而赋词说：“前生欠他债负”,坐化圆寂,以妥协求得和谐、宁静.《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莫稽恩将仇报,中举后将金玉奴推入江中欲淹死之,金玉奴被官员许德厚救起,认作女儿,入赘莫稽.“中庸之道”、“中和之美”在此决定了作品的思想构思,对如此负心险恶之人竟然只安排了一顿篱竹细棒的痛打和“千薄幸,万薄幸”的一顿臭骂,便和好“比前加倍”.冲突的调和,使一出正剧或悲剧成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在叙事结构上用喜剧性的结尾来冲淡.作品遵从传统的大团圆结局,典型地体现了儒家：“中和之美”的美学理想.

从“三言”中我们可以看出冯梦龙的思想极为复杂,但是,我们仍可以从中分辨出其思想的总体结构形式,这便是：以近古新兴的渲染自然人性的主情人文思想去解构传统文化思想的同时,又以吸纳了释道的儒家思想为主导去兼容和消化主情思潮.成为一部儒雅与情俗,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高度融合的杰作,在中国小说史上闪耀着永恒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