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版图的扩张和精神的涣散

独立自强中的多元分化

段崇轩：我先来个开场白吧.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是,文学评论：版图的扩张和精神的涣散.为什么要讨论这样一个题目呢?一是因为当下的文学评论已成为“众矢之的”,且偏激之论甚多.我们需要冷静下来,对文学评论的现状作一些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既要总结它的发展和成就,也要揭示它存在的主要症结.这样才能真正推动文学评论的健康发展.二是因为诸位都是搞文学评论的,对当下的文学评论状况较为了解,有许多感受和思考,通过我们的对话和探讨,对各自的评论写作会有所助益.

尽管文坛上、社会上对当下的文学评论指责、批评很多,甚至说得“一钱不值”.但客观地讲,现在的文学评论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发展最快、成果最多、队伍也最为庞大的一个时期.这一点我想大家都不会否认.人们很怀念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评论,那确实是一个思想解放、充满的时代.但从学科建设、思想视野、学术深度上讲,是不能跟今天“同日而语”的.过去的文学评论重心在作家协会方面,最突出的成就主要在文学基本理论、文学思潮、作家作品等几个领域.九十年代之后,文学评论的重心转向了高等院校.除如上讲的三个领域之外,还有现当代文学史、文学思潮、文献学的研究等,可谓成果累累.特别是“文化学”研究方法的运用,给文学评论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使文学评论的面貌焕然一新.可以说,文学评论的版图在扩张,文学评论的独立地位已经确立.但毋庸置疑的是,现在的文学评论存在很多问题,甚至是严重“危机”.它独立了、强大了,但也开始分化了、萎靡了.我以为最主要的症结就是“精神涣散”.

这几年我曾经写过两篇探讨文学评论现状的文章,着重阐述了文学评论的“三分天下”问题,受到一些关注.哪几派“三分天下”呢?一是“学院派”评论,这种评论追求的是思想体系、文化谱系、学术规范等等,它把文学引向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功莫大焉.但正是这种体系的“牢笼”,把鲜活的文学给肢解了,把作者的艺术感觉给扼杀了,背离了文学的真谛.二是“作协派”评论,这是一种传统的文学评论类型,它紧贴当下的文学创作和社会生活,对作家、读者起着某种引导作用.但它往往缺乏思想深度,缺乏独立品格,又有说不清道不明的人际关系纠缠其中,这些年来备受诟病,显出一种衰落趋势.三是“媒体派”评论,《中华读书报》《南方周末》等报刊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记者撰写的文学综述、作家访谈之类的文章,就是典型的“媒体派”评论,它的宣传和造势作用很大,但总是流于浮泛.当然,我的分类也不尽科学,但至少说明了我们的文学评论在今天的多元化态势.下面请诸位就这些问题发表高见.

杜学文：刚才崇轩从批评家的身份以及批评特色出发把文学批评分为“学院派”“作协派”“媒体派”等三类,并对他们的批评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各自存在的局限,我以为是非常中肯的.这里我想补充的是,我以为这几种批评都存在着价值选择上的缺失或错位.以“学院派”而言,在价值选择中存在的问题是,为了显示批评有学术价值而一味地展示自己所拥有的学识,以表示自己的学术水平.因而其文章多有晦涩难懂、不着边际的问题.“作协派”批评则更多地成为一种“造势”批评.出了什么作品,需要进行宣传,以扩大社会影响.于是需要请一些批评家写写文章,说说好话.这样的批评往往溢美之词过多,实事求是的精神较差.而“媒体派”批评的功利目的相比较而言,显得更大.其新闻色彩多于理性分析,追求轰动,吸引眼球以扩大媒体吸引力的意识大于学理性建设.当然,在这里并不是要否定他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是为了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以增强批评的活力.总的来说,这几种批评都存在着背离批评本身的问题,比如为了完任务、评职称、送人情乃至报刊发行等等.批评的背后是非批评目的的考虑.

我以为还可以从批评所关注的问题这个角度来讨论,把批评分为对作品本身的批评和对作品表达的文化意义的批评两种.或者也可以称为文本批评和文化批评,向内的批评与向外的批评.从批评的品格而言我以为这样的划分具有相当的科学性.所谓文本批评,是只对作品自身的批评.它关注的是作品的艺术内涵.如人物形象的塑造、表达方式、艺术形式、语言特色等等.它解决的是作品的艺术问题.而文化批评则是把作品作为批评者关注社会文化支点的批评,它的重心不在作品本身.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样的批评也要对作品产生作用.但是,作品只是批评者表达意见的一个出发点.批评者关注的内容主要不是作品,而是由作品延伸出来的思想,即对社会文化问题的思考.它解决的是价值问题.

傅书华：1980年代,那是一个文学批评、文学评论的时代,对那个时代,大家都还记忆犹新,文学批评、评论的活力、声誉,对文学批评、评论的重视,来自于当时的文学批评、评论自身的职责和需要,是对当时那个时代的“在场”性发言,或者说,当时的文学批评、评论,是站在那个时代的思想、精神的前沿位置的.九十年代之后,学界出现了明显的转型：对当下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进行评论的人少了,大部分人转而从事学术研究,在某一个学术领域,依循其学术体系,进行学术研究的建构,而且,在进行这种学术研究时,又特别重视史料性.这时,谁如果还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用在当下某种文学现象,或者某个具体的作家作品的评论上,如果这种评论再不能成为某种理论体系或者创作体系、作家体系研究的一部分,而是一种纯粹的对当下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的评论,那就往往会被讥笑为落伍了,没有与时俱进,或者是没有完成自身的学术转型,或者就是没有学术素质,没有学术水平,没有学术根基.在谈论鲁迅时,就会说,鲁迅是靠《中国小说史略》当教授的,不是靠杂文当教授的.鲁迅的学术功底体现在《中国小说史略》上,不体现在杂文上.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再加上文学评论队伍中坚力量的大量转向学术研究领域,文学评论的不景气,文学评论缺少对社会的冲击力,就实在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我觉得,应该把学术论文与文学评论作一下区分,这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学术论文讲究对某一问题作历史、现状的全面把握,并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有所推进.文学评论则讲究指出所评论的对象的新的价值属性.二者各有侧重,并没有高下之分.但现在缺少的是对当下文学的真正的文学评论.

新世纪以来,文学评论将自己的版图扩展到文化批评领域,或者说,将文化批评引入文学评论,我觉得是对文学评论“问题意识”“批判精神”“现实关怀”的回归.

孙钊：崇轩说的“三分天下”,不无道理.既是三种批评模式,也是三支批评队伍,长期以来文学批评格局确实如此.我在这里想把这个问题大而化之：两个批评群落――体制内的和体制外的.从体制的作用面来看,我们的文学评价体系目前依然是体制模式的,有些批评家经常介于计划性与自由性二者之间,呈现一种边际性或者交织性状态.今天的职业批评家主体,身处国家体制内,体制导致了文学批评的工作性、计划性,完全学术化的批评与研究常常缺席.这个职业群,其批评动力不自觉地转换成了为工作为身份为职称为薪资为荣誉.在体制外从事批评的批评家,即自由写作者,包括为纸质媒体与为电子媒体写稿两种形式.不过,为报刊写稿也很受限制,虽然不受体制化思想的束缚,但报刊的要求也是不带商量的,报刊属于国有,人在体制外而批评活动还在体制内.这部分自由撰稿人为数不很多,将来会不会更多,答案是肯定的,网络就是最好的土壤.

李金山：与现实中的萧条相反,网络上的文学评论可谓雨后春笋,大家一般把这些评论叫做“草根评论”.“草根”一词在网络上使用广泛,非常流行,它的含义一是与有权有势的人相对,有弱小而广泛的意思；一是与“精英”相对,有非专业的、水平一般般的意思,综合起来,大致可以解释为大众、民众,或者老百姓们.“草根评论”,顾名思义,它的作者不受雇于任何机构,通常也没有功利的目的,受到外界的干扰比较少,或者没有.“草根评论”大致相当于孙钊老师所说的“体制外评论”.算是对段崇轩老师所作分类的一个补充吧.

我们不能把“草根评论”简单理解为网民们的自娱自乐.网络写作很自由,只要你愿意写,发出来不是问题,普通读者写下自己的读后感,然后发到网上去,朋友们读着玩儿,这种情况不仅有,而且很多；但以我的阅读经历来看,其中不少评论相当专业,一看就知道作者受过一定的专业训练.这些评论者很可能就是“学院派”或者“作协派”中人,他们在现实中属于那两派,在网上一隐身,就成了“草根派”的了,这种情况完全可能.网上的评论通常是匿名的,就是说他不署自己的真实姓名,而是起一个网名,这样做有他的好处,可以摆脱许多世俗的纷扰.网络是虚拟的,但网络上的评论却可能更真实.“草根评论”可能更接近文学评论本身.

精神涣散：一个致命“症结”

傅书华：我承认九十年代之后,在从事学术研究时,注重第一手的史料性,对矫治八十年代文学评论的空疏之风、浮躁之弊有积极的作用.我也承认学术研究的成果给文学评论的深度提供了价值资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洪子诚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还有,文学评论不应该是平面的,而应该是有历史纵深感的,有学术深度的对当下文坛的发言,这才是真正有分量的文学评论.但十几年过去,现在似乎又出现了另一种偏差.而且,似乎十年就是一个阶段,一种学术时风,经过十年繁盛,似乎就有了出现偏差的可能.我所说的偏差,我想如果高度概括起来,有这样几点：第一,对当下社会、人生关注力度减弱,没有当下的“问题意识”.第二,思想、精神探索、批判的力度减弱.现在学界对实证性的史料非常重视,但对从理论上,针对当下的“问题”作思想、精神探索、研究及其成果不够重视.觉得前者是推不倒的“真学问”,后者是可以不断变化的“靠不住”,前者是“苦功夫”,后者是“小聪明”,前者是有价值的“实”,后者是无价值的“虚”.第三,如此的结果,就又导致“老调重弹”：作古典的最有学问,作现代的次之,作当代的再次之,作评论的没什么学问.恕我直言,清代考据学、文章学之风之所以非常地兴盛,是有值得我们今天警醒之处的.

我再补充一下,我觉得现在是不是到了“否定之否定”的时候了?既是对八十年代空疏之风的否定,也是对九十年代以来缺少当下批判精神的否定.我说不准.因为现在一方面是缺少问题意识、批判精神,放弃对当下的发言,另一方面却又是浮躁之风前所未有地盛行：从大学生入学开始,到研究生毕业作论文,到各种人员上职称,到各个部门申请课题,建研究生点,建研究基地,大多不读原著,抄袭、拼贴、组装.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论文、著作的“大跃进”.

我想说一下十七年文学研究中生命体验的差异性问题,思想资源缺乏的问题,以及因之而出现的缺少相应的批判力度的问题.近些年来,由于新的经济力量的迅猛崛起,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动荡,“十七年文学”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在我看来,一个是“五四”精神和“人”的主题还没过时；一个是“十七年”与“”之间的逻辑关联需要清理.因此,现在对“十七年”的当务之急,是应该作深层的清理与反思.但现在对“十七年文学”好评如潮.我感触最深的有四：第一,是我的同代人,而且是我素来极为敬重的学问好人品好的同代人,他们对“十七年”多有怀念赞美之情.第二,是对“十七年”缺乏亲身体会的青年一代,他们出于对今天精神动荡的警惕,从西方语境出发,对“十七年”多有赞美.第三,是社会大众,出于对今天贫富不均、腐败之风的痛恨,对“十七年”多加赞美.第四,是发达地区的人对新的经济力量的极度反感,这种反感,对我这样身处内地不发达地区的人来说,觉得有着相当的距离.我承认,对“十七年”文学作简单否定是不可取的,但现在,基于对今天精神动荡的不满,就简单地从刚刚过去的历史中寻求可资借鉴的价值资源,我以为也是不可取的.这里有两个误区,一是“错把杭州作汴州”,把西方语境当作了中国语境.一是把有毒的甜药当良药.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精神现象,我觉得,还没有足够的思想资源去给以说明,这就导致了在研究十七年文学中,有力度有说服力的批评声音的缺失.

杨品：说到目前文学评论存在的缺憾,我觉得造成这种现象的出现,既有外在的因素,更有评论本身内在的责任,而这种责任的核心,是一些评论家缺乏真诚的感情.通常情况下,我们要评论的作品,肯定不是那些粗制滥造的低俗东西,绝大多数是作家通过对社会生活和各种人物的观察与理解,用真诚的感情表现出来的.面对真诚的作品,评论家也应当用真诚的感情去评论.没有付出真诚感情的评论家,其文章也只能是枯燥文字的堆积.评论家只有具备了真诚的感受,才能体验到作家的内心世界和读者的阅读需求.我以为,要重塑评论家崇高的精神境界,唯有确立真诚的心态不可.

陈坪：说到文学批评的“精神涣散”问题,无非是说当前的文学批评缺乏思想资源和共同的目标,缺少献身事业的冲动和热忱；批评家分心旁鹜、各行其是,已不足以产生曾给我们记忆留下过深刻印象的那种声势和影响力.说到批评的小圈子化问题,一是指利用同事关系或同学、师生关系等互相吹捧、自产自销,在一个小圈子里形成话语垄断的“学院派”或“作协派”批评现象；二是指文学理论批评刊物成为少数批评家的“自留地”,有的刊物已沦陷为“学院派”批评家为评职称的需要而发表论文的阵地――这种看似热闹的团队作战方式,实际上是文学批评乏力疲软的表现.网上有篇文章,就很典型地表达了对文学批评已“失去了与大众对话的勇气和文化建设的功能”的忧虑.其实在我看,在“精神涣散”和“小圈子化”这两种现象之间有一个很明显的连带因果关系：因为（有）前者,所以（有）后者.

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消费社会开始崛起.生活已不再处于超越式的精神光辉的照耀下而回归于凡俗.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使得“启蒙话语”或大叙事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为人生意义及其价值观念提供大坐标系的历史背景发生了悄然的置换.浪漫主义的革命慢慢让位于实用主义的工具理性.生活节奏在加快,收入在提高,工作时间却在减少.革命的意识形态为享乐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取代.一个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发展过程的显得沉闷、缺乏生机、充满疲惫而无聊的世俗化进程开始了.消费社会中的人,为物质需求而沉溺,不再认真对待曾让他们的先辈焦虑的道德问题,而把注意力逐渐转向如何维护个人的健康和安全一类的生活问题.生活陷入了为满足自己各种细微的肉体需求而忙碌的经济世界中.换一个角度看,这是可以理解的,卑微生存目标的召唤是对宏大目标的隐退所造成的价值真空的替代性补偿.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学也经历着一种由“重”而“轻”的变化.如同陈晓明所说,不再需要文学去表达激进的社会变革了,它的主要功能是娱乐和消费、抚慰个人,给个人提供想象,给个人情感提供一种安慰；文学日益成为对非常个人化的内在经验的一种表达.这种变化不能不连带地影响到文学批评的品质.

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批评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心地位,其实是依附于马克思大叙事理论的.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赋予了文学批评话语以振兴民族精神、拯救国家大业的重要性.事实上,文学批评长期以来也是为图解和印证历史目的论的政治理解框架怎么写作的,它是理想信念支配下的社会主义批评写作实践的产物,并因此拥有了压倒性的话语霸权.即使是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在价值观上也还是停留在“拨乱反正”、回归正道的认识阶段,仍受着大叙事认知框架的影响、受到与“历史发展必然趋势”同步的困扰.

今天,正是因为预测经济和政治发展未来进程的历史大叙事的隐退以及消费社会的兴起,决定了文学批评这一小叙事无法摆脱必然萧条的命运：它不可能是非常重要的话语形式了,因为再没有一个如马克思那样伟大的预言家有能力为今天的世界提供一幅信誓旦旦的、远大而壮丽的人类解放蓝图,一个结构稳定的意义框架,从根本的信仰层面上为庸碌无为的人生拓展出崭新的视域――玻璃器皿虽说也能熠熠发亮,关键的问题是要借助那么一个足够亮的光源.当人文知识分子不再能以公理和正义的权威形象出现,已找不到能够代表曾被广泛认同的诸如人类、民族、人民或无产阶级这一类普遍主体的共有概念说话或发出号召时,文学批评也就因此失去了与大众交流互动的精神条件,它又怎么可能重整山河,找回独属于自己的“失落的世界”?文学批评向“小圈子化”方向发展,沦为“学院派”“作协派”或其他任何分类所属的无足轻重的、自娱自乐的一种精神文体也是大势所趋.要知道,我们面对的,毕竟是一个已遭祛魅的世界.

段崇轩：陈坪对历史、哲学“情有独钟”,他的评论有一种思辨色彩.他刚才的话对我很有启发,但我同时觉得他的观点有点太悲观了.我们置身的确实是一个“宏大目标”隐退、“卑微生存”凸显的时代.五六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人们的心里总有一种“乌托邦”的理想憧憬,有一种献身社会、事业的精神追求.现在,理想中的社会、人生破灭了,剩下的就只有形而下的物质和世俗生活了.在这种时代背景、思想潮流下,文学以及文学评论的“宏大叙事”解构了,“个人叙事”泛滥了.这正是现在的文学和评论精神涣散的根本原因.

但我想说的是,文学应当是对现实生活的超越,而文学评论应当是对文学创作的超越.一个作家、一个评论家没有这种超越精神,在现实的社会人生中随波逐流,那是不是一种失职呢?世界上没有上帝,人类就造一个上帝；人生没有意义,人们就要寻找一种意义.创造上帝、寻找意义,大约就是哲学家、文学家们的“使命”吧?当下的文学创作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但也有不少优秀之作,表现了广阔的生活、深刻的思想和一种超越精神.它与既往那种“启蒙”“说教”式的“宏大叙事”迥然有别,但却是另一个层面上的“宏大叙事”.文学评论就是要通过这些优秀作品,发现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批判现实生活中的黑暗、腐败现象,彰显社会前行中的公平和正义,发掘人物身上的真善美品格,阐释文本蕴含的审美价值.这算不算文学评论中的“宏大叙事”呢?评论家要有一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他的写作才会显示出一种意义和价值来.

王辉：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也就是当时人们称之为思想解放运动的时期,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很多,且富有.以山西为例,当时的两块经常性的阵地：省作协的《批评家》和《太原日报》的“双塔”副刊,不仅团结、培育了一批中青年的批评家,而且以其睿智、锋芒以及持久和集中而为包括作家在内的广大读者所称道.事实上,现在还在坚守这块阵地的中坚力量,其立足的思想脉络与批评方法,甚至使用的语言形态,仍是那个时期可贵精神的延续.如果拿那个时期与现在做一比较,我想这样概括那个时期：社会的开放度、深刻度超过现在,但社会呈现出的,仍不是多元化的状态.新闻媒体的平面化、单一化或者说单薄化使得文学评论常常担负起社会评论的职责.而由思想解放运动带来的民族精神的释放,社会上升期各种观念碰撞引发的激烈交锋,都要求理论家们发出自己的呐喊,做出独特而富有新意的阐释.幸运的是,由于文学创作（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戏剧）首先承担起了自己对于时代所应该承担的责任,所以那个时期的文学批评家也能够乘势而上,在更高的层面上传达更深刻的思想,以至到后来,在文学批评的基础上,在思想范畴内思考一些更为重大的现实问题,掀起一股又一股的“文化热潮”.因此可以说,从改革开放以来,文学批评的独立自强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整个进程.当然,它所走过的道路并不平坦,从被讥讽为“依附在作家身上的虱子”到逐步地确立理论的建构,一直在一种充满争议的环境中奋斗和挣扎.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的是,文学批评的队伍与文学创作的队伍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在于身份的复杂,既有如李泽厚、高尔泰这样的美学家的短期介入,也有号称为“作协派”专业批评家的常年坚守；既有官员兼学者的宏观报告式评论,也有“学院派”术语堆砌般的微观研究；有长篇巨制,有微言大义,有社会预测,也有人生感悟,队伍杂而体例多,所以在社会的转型期分化瓦解的也最为严重.

2000年之后,随着网络的兴起,全社会进入到了一个“媒体分化”的时期,一方面,一批严肃的报纸、刊物恢复了本来的面目,社会批评充当了“社会良知”的角色；另一方面,当网络以另类的形象出现的时候,一大批严肃的批评家又重新汇集到这块崭新的阵地上.不过,这一次的重新聚集,不是以阐释作品为前提了,而是以自己的思考直接说话,以“文化”而不是以“文学”为研究的前提,展现了网络时代的思想深度.与这种没有功用研究相对照的是,“会议式批评”沉渣泛起,炒作成为了平面媒体文学评论的最重要的形式,一大批所谓的“文学批评家”在金钱和权力的诱惑面前,不得不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这种局面实在有点可悲!

现实性：文学批评的灵魂

杨品：关于文学评论的现实性或者说时代性,我想这应当是最能体现一个评论家价值的问题.就我个人的理解,并不是说创作和评论只有关注当下生活才是具有现实性的,而是说不管你是评论哪个时代的作家,什么样题材的作品,只要能用现在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艺术标准去评判,并且能得出独到的看法或结论来,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就可以说是具有了现实性了.之所以说现实性是最能体现一个评论家价值的尺度,是因为如果你的评论还停留在以往评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上,得出的结论一定是不新鲜的.一种不新鲜的结论,自然是难有多少价值让人们接受的.

杜学文：我们常常强调的是作家和艺术家要深入生活,从生活中汲取主题、题材和有助于创作的一切营养.但是,切不可忽略的是批评家同样需要现实生活的滋养.没有现实生活对批评家的滋养,对批评家来说将面临着更大的危机和困惑.他们将失去对生活的准确的判断,从而出现批评失语或缺位的现象.事实上,当我们对批评不满的时候,并不是说批评家不存在了,也不是说没有进行批评,而是说批评对社会的关注程度减弱了,或者说批评不再关注社会人生了.读者在批评当中读不到希望,看不到前行的道路,感受不到生活的,总的来说,批评不再关心“读者”所关心的东西,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让别人关注自己呢?从批评家自身来说,其成长、进步,以及判断问题的深刻性、准确性也特别地需要从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和.我们不能想象对现实生活没有感受和了解的批评家能够对生活说出鞭辟入里的真知灼见.那样的话,批评家要么是未卜先知的上帝,要么是胡言乱语的巫师.他将成为无根之树、无源之水、无影之踪,成为没有依凭的空中楼阁.

李金山：我想没有哪个评论家不愿意自己的评论一呼百应,可是现实情况是,你登高频呼,却应者寥寥.这不能怪别人,要怪,只能怪评论家自己.

文学评论的作用,大概说来,不外乎两个：一是引导读者,现在每天出版的文学书很多,读者站在书店里,会很茫然,什么好,什么不好,搞不清楚,这时候的读者对评论就有一种依赖,要得到评论家的引导；二是引导作者,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一个文学作者总希望通过阅读别人的批评,来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

现在大家对评论家都很失望,因为他们的期望常常落空.

我读过龙应台先生的小说批评,她的批评的现实性都非常强.那些批评基本都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她的批评文字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当然那也可能跟当时的文学氛围有关.她的批评侧重于纯技术,就是说她不谈作者本人,也不谈小说的主旨或者主题,只谈小说的技术.她在报纸上开有批评专栏,在普通读者中间的影响,我们也可以大致想见.龙应台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段崇轩：文学评论的现实性是一个老话题,从字面上不难理解,但要真正体现出来很不容易.我写评论20多年了,可以说现在才对现实性有了一点感悟.那就是一个评论家面对的是具体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你的思想、感情、感觉不仅要与评论对象融为一体,而且要与当下的社会发展、文学的潮流、还有广大读者的心灵息息相通.你是置身在一个宏大的历史坐标中感受、解读、评判作品.所以刚才占平讲评论家要用现在的思想观念去评判作品,学文讲批评家需要现实生活的滋养,都很有道理.

王辉：现实性是文学批评的灵魂,但当现实性很强的作品在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看到,文学批评界却或多或少地进入了“失语”状态.这种现象,使我困惑不解.从文学作品的整体水准而言,以我所看到的作品,比当年轰动一时、受到文学批评界热评的诸多作品要好得多,但得到的真正进行理论分析的文章却少得多.这使我产生了如下的思考：当学院派批评占据了文学批评舞台的时候,它养尊处优的封闭心态,使得它不可能将触角延伸到社会的底层,更不可能探测到社会的敏感地带.再进一步地说,由于它的职业定位,所以它无法担负起文学批评的先锋角色.而不幸的是,面对社会化批评的散兵游勇,学院派批评家稳定而专业的队伍却更像文学批评队伍的主力.

是的,既然我们说现实性是文学批评的灵魂,那么,这灵魂的缺失就使得当下的文学批评成为了没有灵魂的躯壳.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不会对未来社会的主干――青年产生任何的吸引力.所以这又让我们看到,尽管它事实上是一支年轻队伍,却过早地显露了衰老的迹象,尚未成熟,就分化瓦解,令人感叹.

现实的责任感是与探究时代的本质过程相伴共生的,不知道历史的真实,就没有历史的责任感；不知道时代的真实,就没有时代的责任感；不知道人生的真实,就没有人生的责任感.在一个宗教缺失、理想崩溃、检测冒伪劣畅通于市的社会里,只有清醒地把握社会的本质,才可能培育出对社会有利的责任感.为社会的正义和理想而挥锹填土,应该成为文学批评家的一个努力方向.

不断建构评论家的精神世界

杜学文：文学批评的责任是对社会现实和人的发展进步承担责任.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只是批评家表达他对现实关注的平台,或者说支点,是表达他对社会责任的靶子.批评通过对作品文化内涵的阐释,揭示现实生活的意义、价值和趋向,引导人们的精神走向,使我们能够避免精神的陷阱,从而更加健康、积极、向上.但是对批评家来说,要承担这样的责任并不轻松.事实上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批评家个人的修养和品格对作品以及通过作品所反映出来的思想有着至为重要的意义.批评家的价值选择在相当的程度上将影响人们的选择.因此,积极的有价值的思想和精神资源对批评家来说非常重要.

除从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外,批评家还应该有比较坚实的理论背景.这是他走上批评之路的开山之斧.我们不能想象只有而没有武器的战士能够取得胜利.而这种武器正是我们所说的理论背景.它为批评家提供批评方法、艺术规范、思想资源和评判尺度.在批评领域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批评理论,从本质来说,它们都是平等的.但从其影响力和对文学艺术的贡献而言,则又各不相同.批评家选择什么样的批评理论与个人的选择当然有莫大的关系,但与他先天的资质也有非常重要的联系.个人的兴趣、爱好、倾向将影响他对理论的选择.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这种选择不是唯一的绝对的,而是多变的.在某一理论中也可能融合了许多其他的理论.正是这样的综合、借鉴才保证了理论的发展创新.

傅书华：当前批评家被经济利益所推动形成的人格萎缩,大家谈的不少.我还想说的一个话题是,批评家个体的真诚问题.你看,鲁迅是自身感受到了被压迫,所以,他总是站在被压迫者的弱势一方,对社会提出批判.胡适等人是站在上层人的立场上,站在英美文化立场上,要求人权、政治、理性、节制,反对暴力,反对下层人对既有社会秩序的变革.丁玲等左翼作家则站在政治革命立场上,鼓吹政治革命、阶级斗争等等.他们都有基于自身生存或与自身生存融为一体的价值指向.我们现在的文学评论家,他们在文学评论中所体现的价值指向,与他们自身生存的价值指向是否一致呢?我觉得十分可疑,起码不那么鲜明、纯粹,里面掺杂了许多别的因素,因之,这种评论文章,就因为缺乏个体真诚,而缺乏鲜明的一贯的风格,缺乏打动人的力量.

李金山：我们最缺乏的,可能并不是高度的文学素养,而是高度的敬业精神,我们不敢说好,也不敢说不好,于是我们被抛弃了.中国人注重做人的温柔敦厚,而且往往把做人与做事等同起来,所谓的“文如其人”,所以文学批评也少锋芒.做人与做事其实应当分离开来.

孙钊：当今的问题不是批评太有个性,相反,恰恰是太没有个性了.小说家中有那么多个性强烈而张扬的人,而批评界有个性的人太少了,难怪王朔等作家用那样的腔调叫板、挑衅批评界,可以说完全是批评家不自信,总是发出一些疲疲沓沓的声音造成的.批评家不一定要刻意表现个性,但是不能没有个性,批评的力量与生命恰恰蕴含在批评的个性之中.批评的风格不可能像小说、诗歌、散文等那样有无限种可能性,但是从具体的文本来看,风格的殊异也是显见的.有的人可能一出手就风格赢人,一直写下去,一直表现着属于他自己的文气与个性,一路上也会有发展有变化,不囿于一种定势,但基本格调气势不会有太大改变；有的人可能写一辈子都不在意风格,或者懒于计较风格,或者有意识地逃避风格,四平八稳,这种状貌也是一种风格,如同人一样,看似没有个性实质上也是一种个性、一种平庸的个性.

杨品：我以为,建构评论家的精神世界,关键是要有个性意识.众所周知,文学评论是一种带有浓厚思想情感的认识活动,在这个活动过程中,如果评论家不是对所评对象进行简单的、浮泛的解说,那么,你就应当始终处在主导地位,按照自己的思维习惯、判断方式、理解程度,发现不同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发现不同作家的共性与个性,发现一部作品的特色与缺陷、价值与失误等等.你还要将这些发现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分类、综合、提升,然后注入自己的审美感受、道德规范和艺术倾向,借助语言文字或者话语表达出来.这中间的审美感受、道德规范和艺术倾向,其实就是作为一个评论家的个性意识的体现.通常情况下,一篇评论文章,或者一部研究专著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论家个性意识的表现水平.近年来,文学评论屡屡遭人诟病,读者不满意,作家更不写账,没有起到沟通作家与读者的作用,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评论家缺少个性意识不能不说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因此,评论家要建构自己的精神世界,一定要有强烈的个性意识,否则,精神世界就是空泛的.

王辉：如果谈到批评家与作家的素质比较,我发现,就总体而言,批评家的素质高于作家的素质,批评家的认知水平高于作家的认知水平,批评家对社会本质的把握高于作家对社会本质的把握,批评家传达出的社会信息量多于作家传达出的社会信息量.而从这点上看,批评家的失语会造成庸俗作家的泛滥,使崇高感无法张扬,全社会人文精神领域丧失重要的阵地.

中国的媒体与外国的媒体有一重大的区别：除了极少数的报刊评论以外,基本不涉及与民众具有广泛联系的社会批评（尤其是影响最大的电视）,这就使得浮泛而夸张的娱乐主题甚嚣尘上.此时此刻的文学批评应该挺身而出,勇敢填补这个空白,但却没有.虽然个别的报刊评论已经承继了“思想解放运动”时期的启蒙精神,但这种声音的发出,与市场和民众的需求不成比例,这也使得时下的文学批评有更深更广的空间发挥自己的能量.在这个“全民娱乐”实质是“全民愚昧”的时代,文学批评的缺席难道不是一种历史的耻辱吗?因此我们认为,真正的批评家的精神世界的建构,应该从这里入手和体现.

段崇轩：我觉得评论家精神世界的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思想理论的学习、专业知识的积累、审美能力的训练、艺术感觉的培养,同时还有道德品德的提升、人格境界的塑造等等.在这个“系统工程”中,我觉得现在艺术感觉、人格境界是两个更值得关注的方面.五四时代乃至五六十年代的评论家,你读他们的文章,总能感觉到他们对作家作品那种灵敏、鲜活的艺术感觉,他们对评论对象的直觉式把握.而现在的评论家、特别是年轻一点的评论家,满纸的理论术语、思想框架.搞专业的人读起来也觉得味同嚼蜡,更别说普通读者的阅读感受了.因此我觉得评论家首先要回到自己最真实的艺术感觉上来,在写作时保持一种纯净的审美心态.评论家写作,自然需要“技”,但更需要“道”,也就是你作为评论主体对社会人生的价值判断、感悟认知.没有较高的人格境界,你的理论运用得再熟练、技法再高超,文章也是没有高度和深度的.因此,塑造自己的人格境界,在评论中坚持真理,对评论家来说至关重要.现当代文学史上那些杰出的评论家,首先是人格境界的高洁,才打动和征服了作家以及众多读者的.譬如鲁迅、胡风.我们“虽不能至,心（要）向往之”.

今天的讨论,比较集中、深入,诸位都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当下的文学评论,既有许多了不起的建树,也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不必过分乐观,也不必过分悲观.我觉得文学评论的前景还是美好的.这有赖于广大评论家付出更多的汗水和努力.俗话说“打铁还须本身硬”“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都是吃评论饭的,不能光批评别人,首先要从自己做起,努力读好社会、书本这两本书,潜心做学问,互相激励,为中国的文学评论添砖加瓦.

（段崇轩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