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之痛2016年第12期

参加全省的出版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工作已有数年,不知为什么,心情竟弄得越来越沉重、困惑起来.翻罢厚厚一册申报人员名单,看过一份份既无毛病又无个性的答辩论文,评委们总会议论一番.A说：“这高级职称真是评滥了,弄得谁都觉得自己够得上正高、副高.这几十个人中间竟有一小半是‘二进宫’‘三进宫’（即第二、第三次申报评审）,我看有些人是朽木不可雕,弄一辈子也不够格的.”B说：“评审职称本来是为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可现在该评的评不上,不该评的给评上了,评上的不觉得是一种光荣,没评上的就有情绪.而且一年一年评下来,绝大多数人都有了高级职称.真成了‘副高满街走,正高不如狗.’我看积极性没有调动出来,反而弄出许多消极性来.”C说：“想不到现在的风气变得这样快.八十年职称基本没人找评委.九十年代有人开始找评委,说说情况,拎点烟酒之类.现在倒好,人人都找,乱塞红包,而且动用各种关系给你打,写条子.为摆脱‘围剿’,我只好关了手机,去朋友家里借宿等”说到这里,大家会心一笑,于是取得了共识：不管情况如何复杂,风气怎样腐败,我们还是要坚持原则,严格评审.

我也是从事专业工作的,八十年中级,九十年代初期上副高,末期成正高.十五年时间,一个个台阶,反映了我的工作成绩,见证了我的治学生涯.我没有为评职称伤脑筋,我觉得心里很踏实.但现在轮到我来评审别人了,竟发现这件事情变得如此复杂、艰难；一项关乎知识分子切身利益和社会价值的制度设计,竟在不知不觉间步入了“烂泥潭”,走向了它的反面.看来,现行的评审职称已走到头了,对它的改革势在必行.

有句话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求做官的干部不是好干部.引申开去,不愿评职称的专家也未必是好专家.置身于无所不在的体制内,谁也没法逃避.对从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来说,相应的职称,是他能力和成就的体现,是他社会地位和个人价值的象征,同时也是国家对他的专业贡献的肯定和回报.特别是教授级的正高、副高职称,是一种很崇高的荣誉和职务.因此国家在行政职务和专业职称的划定分类中,把正高职称同正、副局级归为第一类,也就是说正高职称享受局级待遇.依此类推,副高职称享受处级待遇.评审职称,不仅是中国的一项重要人事政策,同时也是西方各国的通行制度.只是外国的评审方法与中国的很不相同,职称待遇据说也比中国要高.请想一想,一个知识分子,一生献身他所钟爱的事业,皓首穷经,别无所求,贡献多多,默默无闻,国家给予他一个相应的职称,解除他的油盐柴米之虞,使他活得自尊而体面,这实在是一项合情合理的制度安排啊!

中国的评审职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实行了,“”十年一度中断,八十年代又重新恢复.在我的记忆中,八十年审职称比较简单,也不大正规.但整个社会风气较为纯正,人际关系也较简单,人们都有一个起码的价值标准,因此评审的结果基本公正能够服众.教授就是教授,讲师就是讲师,二者泾渭分明.九十年代之后,我们的评审职称越来越制度化、科学化、程序化、细微化,有了许多硬性的规定和要求.譬如评审正高职称,必须有大学本科学历,必须通过外语等级考试,必须有国家级的专著和论文,必须经过严格的论文答辩,等等.而且要求评审者在本学科领域具有全国影响和水准.评审的范围,不断扩大,涵盖了26个学科数十种专业.教授、副教授不用说,还有高级农艺师、高级关务监督,等等.应该说,二十多年来的评审职称,使数千万的知识分子各得其所,调动和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推动了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但是,任何一种制度设计,当它变得越来越庞大、复杂、琐碎的时候,它反而会走向保守、僵化、脆弱.特别是在今天人文精神堕落,价值尺度失衡,众多的人们都在追逐名利、金钱、物质的时代背景下,尾大不掉的制度设计就显出了它的种种局限和弊端.知识分子只有“投其所好”才能获得接纳,特立独行只能遭到抛弃.种种硬性规定其实漏洞很多,弄虚作检测就可顺利应付.诚实的人为评职称弄得焦头烂额,钻营的人反而显得“游刃有余”.评审职称成为人事部门的工作难点,成为知识分子的心灵之痛.

复杂的评审职称程序,看似严格而又严密,但却存在着诸多问题.在它的惯性运行中,各方面的“共谋”又创造出许多的“潜规则”.评审工作的核心机构是评审委员会,这是一个由专家组成的临时组织,申报者的命运由他们决定.形式上是集体负责,其实是谁也不用负责.如果一个申报者通过各种方式做通了每位评委的工作,即便他不合格也可顺利过关.这正是近年来找评委成风的根源所在.譬如在我参加的出版系列评审职称中,每次都有条件不合格者,但票数够了,谁也无可奈何.有些“二进宫”“三进宫”的申报者,评委们出于同情,也便绿灯放行.评审工作的关键是指标比例,这是人事部门掌控的,但年年高比例,再加上评委们的“本位主义”思想,一来二去绝大多数申报者都成了正高、副高.所谓“在本学科具有全国影响”的要求,只能是一纸空文.评委们在评审前都坚决说要“坚持原则、严格评审”,但在评审中面对一个个具体的人的时候,就慈悲为怀、网开一面了.评审职称的标准自然是一个硬杠杠,譬如要有几本专著、几篇论文,什么样的级别.现在掏钱出书发论文,请“写作教程”怎么发表,已成为一个发达的“地下市场”,你需要什么申报者就会弄出什么来.至于专著论文的真伪以及质量,谁会较真呢?为了评职称要花不少银子,但评上了就会有加倍的回报.这个账谁都算得来.更要害的是一种普遍的“分蛋糕”社会心理,似乎那么多职称就是国家的一块大蛋糕,不要白不要,自然有人要,不要是傻瓜,要了归自己.因此申报者不惜代价要争取,评委们想方设法要多评.至于申报者的能力和业绩,评审的种种标准,都被淡化了、变通了.担任领导的、年龄偏大的、有钱有势的、后门过硬的、投机钻营的等都可以纳入“关照”范围.我不否认评上高级职称的,绝大多数人是有能力有成就的,他们不需要做任何“工作”也可顺利通过.大部分评委还是有良知和眼光的.我也不否认在数十个职称评审系列中,有些如高校的教授、科研院所的研究员等系列,程序严谨,把关认真,风气纯正.但也确有不少不合格者进入了高级职称的行列,确有一些系列把职称评审当作了“游戏”.而正是这种现象消解了评审职称的权威性,降低了高级职称的崇高性,同时也给知识分子造成了心理上的混乱和失衡.

我一直以为,一个好的制度和政策的健康实施,不仅需要科学合理的机制保障,更需要坚定有力的思想和精神的支撑.因为制度、机制只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只有思想和精神才是决定成败的核心.上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的大学,实行的是校长负责制,均由一些学术卓著、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来担任.聘请教授、副教授和讲师,想来也会同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协商,但基本上是校长一人作主.他不管你是何校毕业、多高的学历、有多少专著论文等等.他只要认定你的学识、能力够一个教授、副教授的水准,就会毫不犹豫地下聘书,甚至“三顾茅庐”去相请.譬如1920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聘请鲁迅为国文系的讲师.鲁迅只是一个医学专科学校的大专生,文学上的造诣是自学自修的,但蔡元培慧眼识人,把鲁迅放在那样一个重要的位置上.譬如1929年,担任上海公学校长的胡适,经徐志摩推荐聘请只有小学文化学历、也没有发表过学术论文的沈从文为讲师,从此沈从文从武汉大学、青岛大学的讲坛,一直站稳到西南联大的讲坛,直到北京大学的教授.在这里,不管是蔡元培还是胡适、徐志摩,他们坚守的只有一点：任人唯贤,学术至上.他们不仅要为学校的教学负责,更要为中国的学术文化负责.五六十年代的评审职称我们所知甚少,但从一些学者的回忆中可以窥见一斑.说的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评职称,担任所长的是何其芳.“那年评职称文学所就是何其芳一个人说了算.何其芳对钱锺书说,你是一级研究员.钱锺书点点头.何其芳又对某某人说,你是二级研究员.某某人说,知道了.”没有什么评审程序,也没有什么评审机构,何其芳独自一人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就把十分复杂的评审工作弄妥了.而且众所公认,没有争议,也没有留下遗憾.当然,这是特殊时代的一个特例,今天不可能效仿.但它给我们一个启示：制度和政策是要人去执行的,只有人、特别是主要负责人具有学术良知、公正意识和承担精神,好的制度和政策才能结出好的果实.反之,以评委之名检测推卸责任之实,而评委又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再好的评审制度都有可能办坏.

中国的职称制度已实行了二十多年,现在人们都已注意到了它的局限和弊端,都在呼唤着对它的改革.对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制度“动手术”,自然需要综合治理,不断探索,但我以为不管怎样去改,有两个基本点是必须坚持贯彻的.一是坚持严格的评审标准,责成专人负责.正高、副高职称代表了国家专业技术的最高水准,每个聘任者都应名副其实,不能以这样那样的理由动摇这个标准.在评委的基础上,要由主要负责人进行集中,保优汰劣,确保评审的权威性和公正性.二是坚持少而精的评审原则,突出学术中坚.近年来高级职称门坎的降低,使大量的不称职者进入这一行列,优秀者积极性受挫,平庸者不思进取,削弱了科技文化队伍的整体实力和创新能力.因此高级职称评审必须重申少而精的原则,严格把关,宁缺毋滥,使高级职称群体成为真正的精兵强将,从而带动整个学术队伍的进步和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评审职称制度事关重大,只有深化改革,我们的社会事业才会有强盛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