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中国当下文学的基础理

如何评价当下中国文学创作,不同的评论家有不同看法.中国当下的文学批评有哪些问题,也是见仁见智,众说不一.为此,中国文学论坛的主笔王彬先生约请了北京与天津两地的文学理论工作者,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试图对当下文学现状进行梳理与探索,从而寻找问题的症结.对话中,大家认为当下文学的根本问题在于没有构建为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提供支持的基础理论,这个问题十分迫切,已经刻不容缓地摆在文学理论工作者的面前.

王彬(鲁迅文学院研究员):关于文学批评的问题,我近几年一直思索.而这个问题,批评界的同仁们也在思索,并努力寻找解决的良方.有人说,文学批评已经堕落,归结为红包批评,或者说是商业批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因为,不能否认的是,众多的批评家仍然在文学的范畴里进行严谨的学术批评,并没有完全被红包所俘虏.然而,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界,对于当下的文学批评仍不满意,认为问题殊多,不能够完全解决当下文学所遇到问题.

那么,中国当下的文学批评的现状是什么样子呢我认为,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面就是就事论事,以研讨会的形式,就某部小说请几位批评家发表一下或者说好或者说坏的言论,然后写一篇或者几篇文章,这是对某一个文本的批评,再一个层面,是对当下文学的某些现象进行梳理,这样的批评家水平自然高明一些,更具有指导意义.现在比较活跃的批评家基本处于这一层面.

实际是,文学研究可以分为文学批评、文学史与文学理论三个层次.中国当下批评界的主要问题在于理论深度不够.我们现有的文学理论一是传统的,中国几千年反映在文学理论方面的文化积淀,一是传输于西方的泊来品,以及以其为基点的克隆文章,从上世纪之初的1919年开始做起,到今天,已经九十年,近乎百年了.在这将近百年的时间里所有的西方的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我们基本都翻译过来了,都有中文版.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几乎与外国文学,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保持基本的同步,只要出现新的理论,我国很快便有译介,而在中国的文坛流传开来,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难以企及到的.因此不能说我们学些外国――主要是西方的文学理论不努力.但是仅仅满足于学习是不够的,我们应该构建自己的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够与世界接轨的文学理论,原创的文学理论,也就是元理论.元与原相通,即开始的意思.西汉的董仲舒在其所著的《春秋繁露•,重政》中说:“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也就是根本的、本原的意思.或者说是基础理论,理论的理论,是理论的源头,从事物的本质与源头上进行研究,而不是简单地对事物表层进行分析、枚举现象,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实质类似于数学界的歌德巴赫猜想.

我在上世纪八十年始研究叙事学,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问题,西方人对于东方,尤其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并不很清楚,不能够简单地把叙事学照搬过来,而应该进行改造,将其与中国本土的方法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基础理论,这样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才会产生更为实际的效果.中国学者并不比西方学人差,在研究上实际是各有千秋,而不应该自馁.但是,多年来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士更为稀少.这令人非常忧虑,没有基础研究,没有元理论,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必然遗失方向,中国的创作界与批评界已经深受其害,却没有多少认知,这是很可怕的.西方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我们深刻,在西方,任何一个有志向的学者都试图构建自己的理论,而有些理论在我们看来实际是很牵强的,但是作为学者的这个志向应该受到嘉许.

严格来说,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不能仅仅是简单的怎么写作关系,当下的文坛现状是这一方面强调得比较多.作家出了一部作品,批评家就得评论一番,非如此作家便不满足.文学理论从某种意义讲,应该超越于文学创作,这样才能对创作进行指导.没有元理论,就很难超越文学创作,只能是镜像式的感想、印象式批评.先有文学创作的文本,之后才有文学批评,永远是一种滞后的关系.所以当下文学批评的症结,既不在于商业红包,也不在于政治干涉,而在于批评界没有自己的基础理论,从而只能匍匐于作家的文本之上.

环顾西方,二十世纪以后各种文学理论层出不穷:俄国的形式主义,英美的新批评派,美国的细读,法国的结构主义,等等,层出不穷.二十世纪的文学理论家认为,理论独立于创作,其本身便具有独立的价值.相对于此,我国当下的文学理论家远远的落后,批评家在这方面的差距更大.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元理论弄通,构建出自己的基础理论来,中国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才能真正繁荣发展.

藏策(天津人民出版社编审):我在2001年的时候,先是在摄影界提出了“元理论”与“元批评”,那年我写了一篇文章《摄影•,批评•,文化研究》,建构了一整套针对汉语言“语境”的现代话语理论,也就是“超隐喻理论”.“超隐喻理论”问世后影响很大,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摄影报》为此专门联合召开了一个研讨会,认为是超越了西方理论的最前沿的中国当代文艺理论.“超隐喻理论”对摄影界影响特别大,那时摄影界的理论水准还远远落后于我们文学界,但这些年进步却非常快,现在可以说已经很前卫了,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了文学界.“超隐喻理论”就是一种“元理论”.所谓“元理论”,这一概念是西方最早提出来的,指的是所谓的“理论的理论”.那么“元批评”当然也就是“批评的批评”,这是一种源于语言学层面上的理论,在语言学中,研究语言的语言就称作“元语言”.

这种理论好在哪一般的传统理论是归纳式的,是从经验归纳出来的,有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因为没有进入到语言的深层.批评也是一样,传统批评往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元理论”就像是现代医学的“基因工程”,不仅能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能对文本的深层编码(就好比“基因”)进行排序,从而找出真正的原因所在.所以“元理论”无论对摄影还是对文学,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把“元理论”拿到中国文学的理论和批评建设中来,可以不照搬西方,也可以把其外延拓展开来,比如像王院长刚才说的,在保留西方“元理论”本义的基础上,再加上“原创的”和“根本的”意思,既强调了“中国语境”,又强调了从最深层看待理论问题.

今天在国内提出基础理论的建设,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西方的语言是拼音文字,跟汉语是很不一样的.西方的理论,尤其是进入语言学层面的理论,直接照搬到中国来,会产生很大的问题.比如说德里达所讲的“语音中心主义”,是针对以拼音文字为特征的西方语言而谈的,而中国的汉语根本不是“语音中心”,恰恰是“文字中心”的,把“语音中心主义”的说法照搬过来,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甚至成为笑话,可如此照搬的仍大有人在.我前几年曾专门提出这个问题,说汉语是“文字中心”的,根本不能照搬德里达理论.不光是这个理论,其他理论有很多也是这样.我个人的观点是,不引进西方理论,肯定是不行的.有些人弄不懂西方的理论,想自己闭门造车,那结果只能是弄出些伪发明、伪创造.但停留在照搬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文学现象,虽然比闭门造车好很多,但也是不可取的,因为那样你就会永远匍匐在西方理论的脚下,亦步亦趋,甚至邯郸学步,弄到自己最后也不会走路了等这也是很麻烦的.

陈涛(鲁迅文学院教师):文学基础理论的提出是适时的,具有时代意义,基础理论的提出,我认为目的在于在众多理论之中寻求一种具有更大普遍性与包容性的理论,它是“理论之理论”.其次,基础理论应该是既具有中国文学的历史传统,又具有时代精神的理论,它是两者的结合体.要在传统文学理论中发掘资源,同时注意借鉴西方的理论成果,不过分侧重某一方面,寻求两者的完美结合,但总体要体现出文学中的中国气象与中国气派.再次,基础理论所倡导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应该是要求作家与评论家都能从最原始的内心出发,本着最真心的态度进行文学工作.

王冰(鲁迅文学院教师):中国文学走到现在,西方相关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膨胀和衰落可见一斑,因此对于中国文学而言,一种产生于本土并为本土文学创作提供指导的基础理论的缺失,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的一个重要的症结所在,这种缺失甚至导致了当下中国文学理论的本质残缺和自我意识的丧失.关于中国文学的基础理论,在这里是指从中国文化土壤中培育、生长起来的理论,是对于在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基础上形成的文艺学理论体系的反拨,它既有别于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经典原著的反复注释,也与欧美现代文艺理论的批判性的论说有根本的不同,它乃是立足中国文学,在于揭示中国文学的本质特征和构建的理论体系.当然基于现代文学理论的惯性,建设一种理论和毁坏一种理论同样艰难,因此在建立我们本土的基础理论的时候,既要考虑这种理论与其他理论或是横向的或是纵向的逻辑关系,更要注重这种理论的现实合法性和有效性,要避免自己内心对于本质主义的诉求,避免回到某种一元论的范畴中.在其体系建构中,中国文学的基础理论,必须对于当前的文学创作开辟出一条路径,对于中国文学创作作出自己的判断,对于中国文学的进一步推进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才是提出中国文学的初衷和归宿.

石厉(作家出版集团文学事业部主任):元理论也好,基础理论也好,就当下的中国文坛而言,是十分必要的.缺少理论的文艺批评,不可能穿越优秀作品的迷雾抵达其深处.因为文艺批评的对象虽然是作品,而文艺批评的思维框架或制高点却是理论.没有理论支撑的文艺批评界,几近于陷落和崩溃.在这个意义上说,文艺批评只是文艺理论的副产品.理论可以是独立的,作品也可以是独立的,但唯独批评是不能独立的,它必须依附.没有理论的批评或者对作品不能全面把握的批评都是荒唐的.而理论和作品殊途同归,最终都是对于本真状态的一种探索和逼近,但二者永远不可互相替代.在历史上,由于文艺作品的浅显与通俗,曾经对人类有过教化与启蒙,文艺复兴与法国大革命就是例证,然而相比较而言,理性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可能更为巨大.即使在平常的人类生活中,理性对人类的抚慰或人类对理性的接受恐怕绝不亚于感性对于人类或人类之于感性.

人类进入文明史以来,任何一个进步的文化时代,对社会具有深远影响的最有效力量就是思想的力量.思想的不同形态就是不同的理论.哲学及文艺理论也直接影响着文艺的发展.欧洲自古至今的历史最能够说明这样一种过程.几乎每一次狂飙突进的社会及文艺运动,都是哲学及理论作为先导.理论的彻底、清晰状态,是人类自信与自证的高地,也是拯救人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高地与清凉之地.

在中国当下文坛,就作品与理论,我们最大的遗憾可能不是在作品方面,而是在理论的研究和探索方面.直至今天,我们很难在周围的环境中找到一个理论的大家.所谓的理论家,也只是某种一成不变思维模式的填充者和鼓吹者,他们没有真诚的、富有才情的自由思考,那种虚检测的理论没有多少价值可言.文艺作品不具有判断的可能,而判断作品的好坏高低是理性,只有理性才可以指示与判断一部作品.所以标志文坛高度的只能是理论.理论是人类文化的最高形式,不能攀登这样一座高峰,我们的文化永远沉睡于低谷.当代中国文坛一直不重视理论研究,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所以中国当代文坛永远没有一种高度,甚至很难去估量中国文坛的高度,归根结底,中国文坛缺少标志其高低的基础理论.

秦岭(天津和平区文联主席,一级作家):作为一名写作者,我始终对当下的文学批评持怀疑态度.说来有趣,早先阅读过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梁实秋的《文学的纪律》、沈从文的《论技巧》,再看今人的万千评论,除了名词、概念的翻新、仿制以及对外国文学理论成果的移花接木,真正具有“根”意味的理论批评难觅芳踪.

评论家本是理论武装了的读者而已,而当下评论家和读者的二元对立近乎约定俗成.作家休想通过文学批评反照到自身创作的模样.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当下的文学批评比文学创作要热闹几倍十几倍,“热闹”衍生出的“著名评论家”比“著名作家”要多得多.关于文学批评与创作的关系,我想理论家比我要明白,我只想说,在社会急剧变革和文学侧重于“关注现实”的时代,批评家置“根”何处比批评本身尤为重要.当下的批评家首先应该具备良好的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之“根”,而不仅仅局限于文学素养,否则会把文学逼到纯艺术、纯技巧的“树梢”,风吹易断,其次,要修炼真正的人文情怀之“根”,否则所谓批评的立场、原则、纪律、良心、操守就会付之东流,使“伪话语”占领话语高地,再次,批评家的思想之“根”应该比作家更“根深蒂固”,否则会混淆对作品的价值判断.

对文学理论界而言,燃眉之急是有效梳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赏析之间的交叉和迥异,切记无原则地把所有“理论人”纳入文学评判机构,避免评价机制之“根”的松动、变异.一句话:“根”牢,林则蔚然.

藏策:为什么说要建立基础理论体系我们从二十世纪初,就在不断地引进,就像王老师说的,小说实际上连文体都变了.中国的小说,按照今天汉学家的叫法,叫奇书体.而fiction是西方文体,从鲁迅开始才按fiction文体来作小说.我们现在作家写的小说也都是fiction,不是奇书体了.二十世纪初的时候,西方“摹仿论”的那套东西还很新,我们要反映社会现实,于是就“拿来”了.可西方在二十世纪中叶时已经变了,已经发生了语言学转向,已经不再用“摹仿论”那套范式来看待文学了,而是按照语言学分析,按照话语分析来研究文学了.西方进行语言学转向的时候,恰恰是我们搞大跃进和“”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知道“语言学转向”这回事.直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大家才开始急着补这堂课,但是这堂课至今也没全补上,彻底成了一锅夹生饭.中国在“元理论”上的缺失,就耽误在这儿.1985年的时候,杰姆逊在北大讲课,他对中国当时的“反映论”文学理念很吃惊,他说,这种“摹仿论”的东西,在西方早已经没人提了,但在中国被当作金科玉律！这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在中国真正讨论这一问题的人却非常少.我觉得他这句话实际说出了中国文学理论的要害.

我们现在总是约定俗成地讲文学应该如何如何反映生活,但却根本不明白文学与生活之间的真正关系.文学文本只是指涉生活,但却不能取代生活,我们不能把语言想象成透明的,以为可以像镜子一样把生活反映出来.这种观念是错误的.而我们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却仍然停留在陈旧的理论范式里,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王冰:我一直觉得以前我们从西方所学到的理论,在大学以及文学机构所讲授的理论,并不是先于我们的理论所产生出来的,在我们的传统中的一些理论与之应该是有相通之处的.但问题是我们自五四以来忽视了我们传统理论的滋养,而求诸西方的现写作技巧论,并且越来越依靠它们,这很值得我们警惕.而且我们学到的是不是其中的精髓也是难以判断的,我们翻译和推介过来的理论是不是过于侧重文本方面的东西了,这样我就产生一个疑问,我们所接受的西方文艺理论是它的全部吗刚才王院长提到一个输入和输出的问题,我们的输入有其科学性和系统性吗或者我们根本就是失去了西瓜,只捡了一粒芝麻.如果我们仅仅把这种理论性,比如文本分析,或者是细读或者形式主义那种种理论拿过来,是不是就是另外的一种理论缺失

王彬: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学理论.反映论不能说错,它是时代的产物.反映论对现代中国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五四至今,都在指导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从1919年至今整整九十年了.应该说反映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20世纪以后,西方的语言哲学开始占主导地位,反映在文学领域则是源自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话语理论.这个理论体系发展到今天也已将近百年.今天西方繁杂的文学理论即是这个理论的不同折射.易而言之,话语理论是一座平台,只有登上这个平台,才能够进行对话.对此,我们认知不够,在这个问题上,与西方的主流文坛相互隔膜.

话语理论与反映论各有自己的研究范畴.反映论研究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文学与时代的关系,研究文学所反映的社会内涵.话语理论则是从话语角度研究文学的文本,研究生活话语与文学话语的关系.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生活都可以转变为文学话语,二者不是简单的等同关系.对这个问题我们的认识还不够深刻,话语理论有哪些长处,有哪些短处,话语理论还要再发展.过一段时间这个理论不过时了,自然会有新的理论代替它.对这个理论体系我们认识不够,虽然译介甚多,但是深入研究,取其精华,进而将其改造、发展,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理论,反之影响、浸润西方文坛,还要检测以时日.

王冰:我的意思,应该是如何加强中西方理论的借鉴、融合,如何将探究形式和探究内容的理论结合起来,因为我们的传统特别讲究真理和价值观念,西方现写作技巧念应该更注重形式方面的东西,刚才王院长提到,要创建元理论的问题,怎么样进行结合,从西方理论的引进直到今天,我想应该有些是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中国现状的内容,有些是对于中国语境来说不协调的内容,我们如何去甄别、剔除和利用呢.

范稳(云南作家,《边疆文学》副主编):我有一个问题,一个是元理论它的源头从哪里来,是东方还是西方,古典文论还是现写作技巧论这里面有没有一个传承的问题.刚才提到创新,创新也要有一个社会基础,比如说思想基础、文学流派基础.我认为一种理论的产生,它不仅仅是靠一种文学现象才产生文学理论,理论有时会超前,有时会滞后.但一定是跟当下社会的思想、时代特征、民族文化等等紧密相连.超越和创新,在这种条件下方有可能.刚才提到话语体系的问题,它是纯理论的东西.我不认为它会被社会大众更多地接受,一般的写作者先接受就不错了.这个理论对他们有所指点迷津,对他们的思想观念有所提高,这个是产生元理论比较大的价值,我想把这些东西要理清楚,可能这是元理论的贡献价值所在.如果提出一个理论来,大家不理睬或者一头雾水,那么这个元理论存在的生命力就没有了.构建有没有几个点,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作为理论要提出来,有没有几个关 键 词立得住脚,就是构造一个大体的框架.

藏策:我对于这点是特别有信心的.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都是来自鲁院的缘分.我其实早就该来鲁院,结果直到2008年才来.当然也不错,终于还是来了,阴差阳错地,就有故事性,有情节了.王老师十多年前写的《红楼梦叙事》,我以前没有看到,王老师也不知道天津还有个我.被鲁院录取后,我给鲁院打的第一个就是王老师接的,多巧呀！入学了之后,王老师给我一本书,当时也没细看,因为特别忙.直到回去以后才认真看,这一看不要紧,还真吃了一惊.了不起的一本书啊！西方叙述学最根基的三个部分,一个是叙述者、叙述视角,一个是故事的序列,再一个就是叙事话语,也就是怎么讲故事.西方经典叙述学从这三点出发,研究了半个世纪.看了王老师的这本书后,我发现王老师发展和改写了西方叙述学的这个部分,理论创新非常巨大,只可惜一般人看不懂.尤其王老师又写得微言大意,比较简短,你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背景,根本看不懂.――一本有价值的书就因为别人看不懂而被冷落了十年,真是可叹啊！

所以说不是中国人不能超越西方,而是中国的学术体制落后,心思都花在了跑博士点要经费上了,根本不在学术上,有好东西也发现不了.再说“超隐喻”,我的“超隐喻理论”就是要超越罗兰•,巴特和德里达的.德里达的“语音中心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因为汉语是“文字中心”的.汉语不像西方语言那样完全是“逻各斯”的,汉语中最重要的是隐喻,象形文字本身就是一种隐喻.我发现汉语里有一个特殊的隐喻,这是一种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修辞编码,这就是“超隐喻”,“超隐喻”一种政治俗套,但又是不可追问的.比如“天地君亲师”,“天”与“君”有什么关系不过就是种比喻的关系罢了,但“超隐喻”却把这种关系给固定化了――天就是君,君就是天,“天”既然不可置疑不可追问,“君”也就不可置疑不可追问了.于是才成为了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样是比喻,“人是铁饭是钢”,大家就不会真的去拿钢板当饭吃.可一旦成为“超隐喻”,说是红太阳,谁要再说太阳有黑子那就是反革命,这就是隐喻与“超隐喻”的区别.西方语言里虽然也有过分隐喻,但是没有超隐喻,这是汉语里的最大问题.“超隐喻理论”比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进了一大步,是通过我们以汉语为本体的研究发现的理论.所以说,超越西方理论,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并不是遥不可及的.

王彬:西方的东西我们可以学习,但是不能克隆,不能刻舟求剑,不能照本宣科,中西方文化,毕竟差异有别,包括文学创作也是差异有别.比如1919年,五四运动后,把西方的四种文学样式全盘照搬:小说、诗歌、散文、话剧,小说的形式是长篇、中篇、短篇,用西方小说文体来理解中国传统的小说,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而中国传统的文学样式:唐诗、宋词、元曲、杂剧、传奇、章回小说,统统边缘化了,谁如果写章回小说,便会说你是通俗作家,被排除在主流文坛之外.现代著名的小说家张恨水听说茅盾谈及他的小说竟然非常激动,从事中国传统文学样式的作家竟然以他人的承认与否为标准,这就非常可怕.

中国经济和中国文学发展到今天,应该有体现源头的东西在里面.中国的传统文学样式应该受到应有尊重,将中国传统文学摒弃于主流文坛是十分错误的.文学创作要创新,同样文学理论也要创新,中国数千年来形成的传统,应该是创新的重要元素.我们没有理由拘囿于泊来的四种文体,将西方里的文体作为中国文学的文本之源.我们不能总是拿来主义,不能总是你输出我接受,而应该努力改变这种现状.

应该有这种认知,中国的文学理论应该是中国的软实力、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有意识地向外输出,这样才能对世界有影响.有些还是很优秀的,但是输送不出去,人家没有认知.元理论自己还没有,更上不去,所以现元理论的构造非常迫切,应该从中国的软实力这个角度考虑.

我们要创造自己的软实力,在文化方面,或者说是软实力,中国的理论家只要掌握西方的“核心技术”,中国人就可以自由自主地超越它,我们的软实力也应该输送到国外去,这个问题我们过去认识不够.目前情况是,东方国家,包括日本在经济实力上虽然仅次于美国,但在文化方面相差甚远,甚至还不如印度,向外输送.

就目前的状态,可以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利用西方的理论平台,当前主要是话语理论,掌握话语平台的核心理论与其对话.同样是在这个平台上,但我的研究要超过你,另一方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平台,进而影响世界文坛,这当然是艰难之举,但是我们要有这个担当意识,而且要有紧迫的担当意识,否则中国的文学理论相比我国经济实力在世界中的地位相距太远了.

要改变文学理论二线的问题,它应该在一线上.

陈涛:基础理论研究很艰难,做起来不容易.但我们应该有信心,至少应该进行尝试,否则永远匍匐在西方人的后面.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人,目前还不是很多,但是已经引起重视了.文学理论是基础,同时也应该处在当下文学创作的第一线上.

谭旭东(北方工业大学副教授):中国当代文学基础理论薄弱是众人皆知的,现在的大学《文学理论》教程是从刘象愚等学者翻译了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以后,才开始有了新的变化的,但很显然其主要的理论话语都是借鉴西方的.可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文学的理论话语是随着西方理论话语的引进甚至照搬的前提下而不断更新的.比如,近几年西方文化研究理论对当前文艺理论的冲击,就是因为学术界,尤其是大学中文系的文学理论面临着文化研究理论的更新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焦虑感.

如果熟悉当代文艺学状况的话,就不难发现,文艺理论界一直有着一种焦虑.即每一种西方新的理论来临之际,一方面让很多学者、批评家趋之若鹜,另一方面让很多学者产生一种抵制和忧虑.但抵制归抵制,焦虑归焦虑,西方的每一种新的理论都在当代文学界扎下了根、立住了足,因为当代文学理论的确是缺乏原创性的理论建构,面对新的社会变化,面对新的文学场域,文学理论批评家无法以本土理论话语来阐释,来解读,只有借用西方理论来表达自己的见解与看法.当然,有的理论批评家对西方的话语有一定的消化力,并且能够把这些理论有效地对应于现实环境与具体的文学现象加以合理化的借用,有的则完全是生吞活剥,甚至在完全不理解的情况下,就运用于批评实践中,于是,这些所谓的“学院派批评”也就遭到了很多诟病.

王冰:我对于文学持有的一个观点,也许与我所受的教育以及我的知识背景相关,我一直是不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对于文学的很多问题,我是本质主义者,因为我有时是认同这一点的,所以我对西方理论一直是抽取一些对我有用的内容.对于西方理论,我认为它过于繁琐了,它存在的形式和分类过多,而且它过于强调外在的形式了,文学的秩序似乎因此而打乱了,而人类是需要一种秩序的,即使这种秩序是有着多少主观的东西在里面.

我们今天阐述的元,我还是理解为形而上的东西,这已经是有超越性包含在其中了,是一种系统化的东西,当今创作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这个.

为什么我们要谈理论,是因为我们对现在的创作、现在的理论不满意,于是首先是从这点为出发点引发出来的一个讨论,创作为什么出现这样一个状态是什么导致了创作这样呈现比较纷乱的状态是因为理论滞后还是其他我们在找原因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说我们认为找到一个最基本的点,就是元理论的点.

王彬:元理论的基础就是还原文学的本质,文学是什么,文学发展到今天到了什么地步,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时代不同,对文学理解也不同,因此元理论也不会完全相同.但是无论怎样,都应该寻找出一些基本点,作为时代至少是作家自身从事文学的动力.理论家的任务就在这里.

白话文运动出现,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文学的话语体系,原有的文言文或者半文言文,被白话文所取代,中国的文学由此发生断裂.中国文学要进一步发展,没有传统部分是非常麻烦的,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不能总是植根于西方的文学源头,我们要不断摸索,重新把传统与当代联系,构建自己的基础理论.应该强调的是,元理论不是唯一的,不能说只有一种理论是元理论,不是的,元理论应该是丰富多彩的,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元理论,以其为指针,并且为之信仰与服膺.元理论绝不应该是唯一的,唯一的就太可怕了.

藏策:理论不光是事后对作家品头论足的,更应该在作家的创作过程中发挥作用.因为理论本身能够改变作家感受世界的方式,这个是最重要的.以往一说理论,都是关于写作技巧方面的,太皮毛,太肤浅！理论对作家最大的帮助应该是对生活的观察方式.一旦理论在作家中普及了,作家观察生活的方式马上就变了,由单一的变成多元的,由单向思维到逆向思维,最终到多向思维.这是什么这就是思想的解放,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思想是话语塑造的,话语不解放,思想永远也不可能真正解放.

王彬:给作家提供新的工具,认识世界,感受世界,通过理论创新给作家提供一个新工具.比如反映论,极端地说,是镜像理论,在这个影响之下,作家只能写出折射镜像理论的东西.反映时代都没错.我们除了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别的理论呢,换一个理论是不是可以写成另外一种文学作品来呢,这样的文学作品才是多元化的,社会能发展,文学才能繁荣起来.

基础理论的研究是重大的事情,是不容忽视的.没有理论等于没有测量文学高度的尺子.没有尺子就没有标准了,因此对当下文学的评价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声音.

谭旭东:要改变当代文学基础理论薄弱的问题,尚需时日,因为目前的大学教育还欠缺学术创新的机制,尤其是大学中文学科建设还重考据说,重资料的收集整理,从国家历年的社科规划课题来看,整合性的学术还是重头戏,对古代文学与文献的搜集整理还是重中之重,而对思想性的成果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短期内大学不可能出现思想型的理论学者.另外,当前文学批评的现实也决定了理论无用武之地,因为文学批评基本上是对作家作品的具体评估,只要时效性的新闻话语就足够应对作品研讨会的工作,因此理论话语还缺乏充分的批评环境,批评家宁可操持的是新闻性话语,也不会去理论上的探索,比如说,每一个作品出来,批评家都习惯给予命名,比如说“80后”“90后”“多元化”“青春文学”,等等,这些命名并非理论话语,而是“事实描述”式的词汇,因此不可能有理论的穿透力.

秦岭:文学创作与文学实践的关系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中国与西方不同,应该从中国的国情考虑问题,深入研究基础理论,使之促进当下的文学创作,而不应该仅仅是不切实际的空洞议论.基础理论应该找到文学的根,为作家提供支撑.

石厉:文学的基础理论问题对于当下的文学批评十分重要.这次讨论权且作为这种倡导的一次实践.当下的国内文学批评档次不高,其原因在于缺少了文学属性的理论依据,说三道四的个人观感式批评太多,随意性太大,学术的价值不大.而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看不到这样的曙光.到了今天,我们的文学批评中一个令人忧虑的现象就是既没有理论,又没有光闪之下超越遮蔽的那种洞明,批评成为了许多三四流作品的四五流的低俗吹捧,恐怕连好的商业广告都不如.这本身与伟大的文学精神相背离,与人性相背离.在几张钞票或小圈子利益的蛊惑下,就可以对那些戏弄人性和文明的东西进行吹捧,就可以对那些胡编乱造的、哗众取宠的东西进行吹捧,就可以对平庸的东西进行吹捧,批评怎能是真正的批评,批评不受到人们的诟病才不正常！

王彬:关于文学的基础理论问题,如果换个角度,从时代变革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探索这个问题,也许会产生一些新的认识,从而深入到事物的本质.

在中国的战国时期,从封建领主转变为封建地主制度,在这一时期,社会制度发生了剧烈变动,反映在思想上是诸子风起,百家争鸣,儒与道是其中重要的两家,他们的思想反映于文学领域,至今保存在中国文学的基本特征里.1840年以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陷入空前危机,为了挽救危亡,有志之士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文学领域进行探索,梁启超、黄遵宪高呼“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主张“崇白话而废文言”,倡导利用小说进行社会改良,把文学作为挽救国家的利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引发了新文学运动.新文学运动以改变文学语言为突破口,以白话代替文言,将西方的小说、戏剧、散文与诗歌四种文学样式引进中国,创作的宗旨也转为关注人、关注民族,迥然不同于以往传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文学进入当代范畴.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被思潮禁锢多年的国门豁然洞开,国外的优秀作品与文学理论被译介到国内,促进了当代文学创作,提升了文学研究水准.对“”的反思,对人性的呼喊,对文学的复归,是那一时期文学的底色.对于文学的认知也相对成熟,不再简单、机械地将文学视为政治的齿轮与螺丝钉,从而解放了文学生产力,顺应了时代潮流,掀起了新的文学.

今天的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轨道,尤其是在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中国已经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复苏的机车.相形之下,中国当下的文学则相对滞后,没有取得与中国经济相匹配的地位,所以如此,在于没有构建相应的基础理论,不能为作家提供支持与援助.社会变革呼唤文学变革,文学变革呼唤新的文学理论,如何构建自己的基础理论,已然刻不容缓地令我们难以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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