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冲突和冲突的文学

怎样定位我们自己

陈忠实说过,我们选择文学而不选择其他职业,那是因为我们对文学有一根敏感的神经.我说,陈老师,你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无法求证.要从生理学、神经学、解剖学的层面求证一个人的职业取向,恐怕现在还无法完成.许多人都有文学梦,那是一种情感寄托和心灵安妥,或叫做寻求一种精神逃避或补偿.

但是,如何定位我们自己,我觉着我们绝大多数人在本质上都是一个文学爱好者.

而且,我觉着我们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文学欣赏者或文学爱好者,要比把自己一定设计为一个作家要来的快乐的多,自由的多.

第一,中国有许多作家、评论家,专业的和业余的(专业的并不能说明他的水平的高低,那是体制给予他的身份),还不能拿到我们心中的作家、批评家的天平上来衡量.职业和压力早已磨损了他对文学鲜活的感知力,异化了他对文学的感觉,打个折扣也只能称之为文学爱好者.而且,这个文学爱好者和我们面对同一部文学作品、文学现象时,你发现他常常是教条的、蹩脚的,甚至是陈旧的、陈腐的.这种现象并不鲜见.许多专业作家,实际上是在走向了文学心灵、文学生命死亡的道路上.

第二,这是再普通不过的社会现象、文学现象.许多工人、农民、学生、打工族(蓝领的和白领的)、从事其他行业的人士,他可能不写一个字,不从事业余的写作,但是,他们对中外古今文学作品的阅读,他们渊于爱好和兴趣不受限制的涉猎,他们的文学敏感和文学修养,他们大到对文学功能的褒贬和看法,小到对于一部作品的评判和分析,他们的鉴赏水平并不比职业和专业的人士差,他们的见解更少教条和束缚,更接近人们的审美感受和文学真理.

我们都知道大作家余光中,余光中出版自己第一本散文集子的时候,把书名起为《左手的缪斯》,他是自谦地用“左手涂鸦”“旁门左道”的意思.余光中把自己称之为“半票读者”,说自己“在文学欣赏的国度里仍属半票的童年”,这不仅仅是谦虚,实际上包含着对文学深广的认识和深广的敬畏.

再说,文学是什么按照福楼拜的说法,文学是一剂毒鸩,是一副.福楼拜说,它给你一刻钟的欢愉,却给你一生的痛苦.

我们有些同学也许见过陈忠实,也许见过陈忠实的照片,陈忠实的那张脸,像黄土高原一样沟壑纵横,布满深深的褶皱,那是沧桑,是智慧,也是灵魂搏斗的写照.

我们陕西还有一位作家路遥.路遥是十七年前的11月17日去世的.路遥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十七年了,但他的《人生》《平凡的世界》《早晨从中午开始》,今天仍拥有许多的读者.

定格在我们心中的路遥形象最强烈的就是一手拿根黄瓜或大葱,一手拿着大饼,而且蓬头垢面的形象.

我们说贾平凹,那是一个上了山后下不来的形象,可怜的形象,就是这样一个人,高产、多产、勤奋、执著,新时期的每一个思潮每一个阶段,都有他的身影.就是这样一个人,曾经患有肝病,食欲不振,不能喝酒,每写完一部长篇之后必要住院,必要靠打点滴来修复自己身心的疲惫.

所以说,在座的女同学,找对象可千万不要找作家,因为作家都有情人,他会爱情人胜过爱你,甚至胜过爱他自己.这个情人就是文学.

这个时候,我们把文学看成什么看成一种趣味,一种修养,一种潜移默化的提升.我们对一部作品的判断不受专业人士的左右.或者说,我们既不透支我们的生命,也不给社会添乱,如果文学不是社会(哪怕你这个社会再小康再盛世)的抵制、反动,那么,这个文学的价值就要大打折扣.

可惜,我们现在的文学不是这个面目,现在的文学不是社会的良心,不是社会苦痛的代言者,那么,你文学不边缘化才怪了呢

现在有一个思潮叫回到八十年代,八十年代那是我们同学刚刚出生的年代,回到八十年代的文学时代,可是,当文学不能传达社会诉求的时候,你在哪里寻找文学的时代.

我的意思我们对文学的态度不妨消极一点,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我们在人生的岔路口、命运迷惘的时候,我们在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的时候.

文学是谁的事情

文学是谁的事情在遥远的漫长的过去,文学是少数人的事情.因为你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条件,你没有书写的权利.绝大多数人的天赋人权是什么是统治者赋予你的,是种地.曾经,蔓延至今正在消除的社会体制、文学体制给我们制造的误区是什么是文学是少数职业人士、专业人士的事情.

我的看法是,就像“”时期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一样,当整个社会的关注重心话语中心都在文学的时候,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当文学话语权、表达权都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的时候,这不仅是文学的悲哀,而且更深层地折射的出是整个社会的非自由、非状态.

当越来越多的人能用文字表达自己的心绪,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的时候,这是社会的进步.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你让我在一部经典和更多的人有自由写作表达权、话语权两者之间作出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后者,而放弃经典.

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没有准入证,没有准入门槛.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题观点,因为我们今天面临着许多自由写作者、另类写作者、边缘写作者(这个边缘也要打个问号,凭什么依据的是文学标准还是非文学标准)、网络写作者、非体制内写作者,文学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已经和貌似经典的对文学的垄断方式、评判方式产生了分歧,发生了冲突,而且,这个冲突愈演愈烈,而且,它不可阻挡.

高手在民间

讲当代文学中的两件事.

第一件是关于阿城和贾平凹的.

这个阿城就是写了《棋王》《孩子王》《树王》的阿城.上世纪八十年代,阿城曾随一摄影组来西安,打听到贾平凹住西安市南院门大车家巷某家属院几楼几单元,于是登门拜访求教,说贾老师,我这有个东西,请你给看看.阿城走后,贾平凹读阿城的求教之作,一读难以释手,再读,贾平凹拍案感叹,说这东西好啊,比我写得好.贾平凹当时读的便是阿城的成名之作《棋王》,而当时的阿城,是多少带着一种玩票的心态写作的.

第二件是关于莫言和路遥的.

1982年路遥的《人生》在《收获》面世的时候,莫言还作为一个初中毕业的返乡青年在他们高密县高密乡的田间地头挥舞锄头.《人生》是莫言在田间地头读的.《人生》把莫言读得痛哭流涕,为农村青年高加林的命运而感叹唏嘘,为路遥写出了农村青年的痛苦和奋斗而感激不已.后来,莫言和路遥在西安相遇,说起这事的时候,莫言已是《红高粱》红遍了全国.但是,在当时,在《人生》发表的年代,莫言的的确确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学青年,一个不甘于命运、有志于文学的农村青年.

过去,契诃夫有一句话,叫做大狗叫,小狗也要叫.包括曾经的贾平凹在内的许多文学青年都拿这句话来励志.

文学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只有无数个想成为托尔斯泰的人,才会有托尔斯泰的出现,只有无数个想创作出《红楼梦》的人,才会出现《红楼梦》.换一个空间说,只有无数个想创作出《白鹿原》的人,才会有《白鹿原》的出现,只有无数个想成为贾平凹的人,才会有贾平凹的脱颖而出.大作家、大作品的出现,都有一个深厚的土壤,文学世界,是由无数个爱好者、追求者构成的.

法国批评家阿尔贝蒂博代在《六说文学批评》中说:“文学的历史,是指残留到现在的几本书.文学的现实,是许多书,由书组成的滚滚流淌的河流.为了有历史,必须有现实等法兰西悲剧留下了什么高乃依和拉辛.但是为了能使高乃依和拉辛得以存在,悲剧体裁必须是有生命力的体裁,必须有几百个悲剧被创作出来等此外,还需要有一种每日的批评伴随着文学每日的生命.”“如果不是由很快就默默无闻的成千上万个作家来维持文学的生命的话,便根本不会有文学了,换句话说,便根本不会有大作家了.”

蒂博代的意思是说,正是大量的创作者、文学爱好者的存在,构成了一个时代文学的基座,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优秀作品的产生是不可能的.

这是每一个时代的文学生态.我觉着,这个文学生态还有一层潜台词,这就是,当许多作家的创作生命力走向衰败的时候,走向死亡的时候,必然会有许多的新人脱颖而出.

所谓高手在民间,所谓英雄不问来处.

这个民间这个来处,当然也包括我们安康学院在座的一群.你不用怀疑,我丝毫不怀疑.不必自卑,你有这个资质,你要有这个志向和雄心.真的,每一届学生里必然生长着才华、志向,必然卧虎藏龙.他或许就是你.

如果你在学生时代还不飞扬你的想象,追求你的爱情,培养你的善良和正直,尤其是对社会的批判和反抗.那么,走入社会,这个机会就不多了.大学培养不培养作家

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第一,这是一个没有写进教科书的,但却是在当代文学的进程中广泛流布的,有着浓重思潮背景的问题.第二,这是一个伪问题,或者是一个应该修正或清理的问题.

笼统地说,大学的功能不是培养作家的,这是对的,依据大学的功能和性质,这是对的,是常识.

但是,这一常识在文坛,在当代文学的话语中广泛流布并且根深蒂固,并且成了评估文学结构形态、文学生长的主要参照,却是折射出了许多深层的历史背景、观念背景.在文学圈子里,持这一说法的所例举的典型个案是,高尔基、高正宝、浩然、刘绍棠等作家都没有上过大学,不也成了作家吗

它的背后有着比较浓重的社会变迁之后缺少对文化的敬畏特定时代文艺思潮的背景.

中国有一茬作家,曾经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后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创作的主体,这批人是四五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可以猜想,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的道路设计、人生理想未必是当作家,但是,当历史条件堵塞了他的大学梦的时候,当国家的政治形势、经济形势,当连绵不断的社会运动向他关上大学之门的时候,恰恰是当时的意识形态热、文学热给予了他寻找新的身份认同、改变身份命运的条件和机遇,这一茬作家的成长和现身经验,是所谓大学不培养作家或者将大学和文学、作家两个具有文化思想含义的概念割裂、对立的主要土壤.

但是,我们都学现代文学史,我们回溯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从大学走出来的作家,或者说从大学里出出进进的作家太多了,用过去的观念说左翼的、用现在的观念说主流的鲁、郭、茅、巴、老、曹,用过去的观念说右翼的、用现在的观念说,边缘的或者叫被遮蔽的,但却是同样有着文学含金量的徐志摩、林语堂、沈从文、汪曾祺,等等,这方面,有心的同学可以统计一下,很多很多.你也可以说是社会风云动荡成就了他们,但是,你不能排除大学对他们的滋养、浸润.所以,我在想,大学出不出作家,这个问题,也许是曾经的社会体制、教育体制的误导.

所以,对作家来说,对有志于文学的人来说,真正的问题是你曾经有没有条件(主观的和客观的)上大学的问题,而不是你应该不应该上大学的问题.以陈忠实为例,陈忠实可以说是那一茬作家的典型代表,他因为六十年代初特殊的社会形势(分数够了,但因为国家压缩招生)没能走进大学校门,后来,曾经不止一次在文章中描述过“陷入无边的彷徨苦闷中”的心境.

2006年《小说评论》上有篇文章,叫做《重构中国文学的版图》,文章从受教育的程度这个维度上分析了中国文学的作者构成,我原文照读:

“在1978―1988年全国优秀中短篇奖获奖的作者中,在1999年前,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者,(两者相加共300多人次)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包括正规的大学本科、鲁迅文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以及北大、武大两大作家班)约占获奖作家总人数的80%.而从1999年开始,中国小说学会办了一个小说年度排行榜,从1999年至2006年,上这个榜的作者中,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又有所提高,约占上榜作家总人数的94%.其中六十年代出生、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全都接受过大学教育,其中,有一部分还是硕士、博士.”

所以说,大学培养不培养作家虽然是个伪问题,但仍有潜在的思想背景、体制背景,应该清理这样的问题.

当然,关于大学和文学的关系的解读,还要看人们对精神营养的理解的深广度.

我怎样解读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

主要提供两个背景:一个思潮背景,一个身份背景.

梳理一下,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有两个文化中心,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

在四十年代,也有两个文化中心,一个在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是自由知识分子的聚集地,比如吴宓,比如钱锺书,比如沈从文,比如汪曾祺,汪那时候还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而另一个文化中心则在延安.在延安,也聚集了一批投身革命,救亡图存、向往光明、寻求之路的知识分子,比如说贺敬之、艾青、丁玲,陕西的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等等.

1949年后,西南联大这一脉被打压.在中国文学的体制内、思想界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是延安这一脉,这一脉成就了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经典”,也成就了新时期起家的一大批作家.当然,它也是我们陕西作家的主要思想资源.

所以,中国新时期文学,尤其我们陕西文学,发端于一个相对单一的贫瘠的资源上,发端于一个相对功利的狭窄的视野中,文学资源的拓展丰富、作家的成长,是经过了一个过程的,许多作家的创作起点要比现在的作家低得多,而且,他们都经历了“”时期,时代不允许他们先知先觉.有没有先知先觉者有,但整体不可能.自身的身份、视野和环境限定了他们的创作必得走过一段亦步亦趋的道路,深化文学认识、拧干水分,这样一个过程,用陈忠实的话叫做剥离的过程.

这是我从思想资源上的一个勾勒,当然,后来就像河流一样,中国文学的思想资源就变得开阔了起来,宽阔了起来,汹涌了起来.

现在讲我另一个判断.西方有个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马斯洛在《人的价值和潜能》一书中讲道,人的需要是层梯性的,这个层梯是按生理需求、安全需要、从属和爱的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的需要,从低级向高级递进的,每个人都沿着层梯需要向上攀登,在满足了某个层次中的代表性需要之后,他才可能向下一个更高的需求层次前进.

可以用这样的理论作参照解读新时期一批作家的心理动机.中国新时期起家的一批作家的创作动机和目标并不纯粹,甚至世俗的功利的目标要远远大于精神的目标.我们检索他们的履历,会发现他们大部分人的原始身份都是农民、工人、乡村教师,或者文化馆的干部.这一批作家当时的出身、处境和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风尚,限定了他们改变身份的唯一出路便是文学.所以,谋生的需要,改变身份的需要,让老婆、娃能吃上商品粮的需要,几乎是和他们对文学的认识、追求平行发展起来的.后来,陈忠实写出《白鹿原》之后,喊出了一句口号,叫做文学依然神圣.他为什么当时不说,是身份认同、心理认同不允许那一个个体把这个口号响亮地喊出来.

常常听到一些问题,为什么某位作家不能比以往写得更好,为什么《平凡的世界》的内核、原型在《人生》里已经出现,为什么陈忠实再也写不出《白鹿原》了

过去,丁玲有著名的“一本书主义”,她这个“一本书主义”有人类思维学(不管是抽象思维还是形象思维)上的深刻道理,也有对文学现实的深刻认知.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有一个讲话,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他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的了.甚至一生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很幸福的了.”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对中国文学影响很大,何塞多诺索在《文学爆炸亲历记》中怎样评估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之后的创作,他说:“再达到这样宏伟壮丽的高度是不可能的了.”

这不是消极的解脱,包含着对人类生命创作力深刻的体悟和认知.

我的意思是,我们在思考评判新时期文学、作家的时候,必须考虑他们的起点、他们的身份、他们的资源,因为这一代作家,不能和五四时期,不能和三四十年代那一批作家相比,那一批作家,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最后一批传人,又是国外文学的最早的接受者、传播者.他们大都出身书香门第,熟读古典典籍,家学、国学深厚,主流的和非主流的作家,大都有留学的经历,哪一个不博通古今,学贯中西,而我们新时期起家的这一批作家,还不说留洋了,许多人没有接受大学的正规教育,他们的出身是什么是农民、工人.他们的天赋人权是什么是劳动.在青春期、思想成长期又经历了许多次社会运动、政治运动,哪有好的文学传承和接受.

他们的创作能达到今天的高度,取得今天的成就,应该是令人尊敬的.

我在另一个场合说过,我们省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这一批作家,他们出身卑微,没有家底,没有背景,没有资源,但是他们的创作经过自身努力,能达到现在的高度――中国文学一流的高度,我的内心是很敬重的.

西部文学地图的勾勒

第一,它曾经有过它的原生状态、非自觉状态.

第二,它的发生是在八十年代.整个八十年代,西部文学由概念的争议到界定到成为一股思潮和一本刊物有关系,这本刊物是《当代文艺思潮》.曾经,它是领风气之先的,是站在批评前沿的一线的一流的.接下来辉煌的才是刘再复时代的《文学评论》.

八十年代,关于西部文学的研究还不是以高校为主,例如余斌、周政保、萧云儒、韩子勇、李震等,这些人掀起的浪潮还在大学生外.

那时候,虽然对西部文学特质作了比较充分的讨论、界定,但相当一部分精力流于概念之争和静态的归纳.路径则是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上再进入西部文学的版图划分,相对于全国文学有自降一格的意思.

那时候,西部文学还没有那么大的实绩,创作成就突出的以政治原因发配到西北的作家如王蒙、张贤亮为主,本土的如陈忠实们还在成长.

所以,那个时候,西部文学有点像一个被遗弃的孩子,张大饥渴的眼睛,拼命在获得母体的同情和认同,西部文学理论思潮极力在争夺话语权.在你争夺话语权的时候,其实是你没有话语权.

第三,整个九十年代,社会思潮发生了剧变,国家主题发生了剧变,文学冲突发生了大的转移,内部冲突和焦虑转化为中西、全球化和本土化、现代性和非现代性的冲突,有关西部的声音归于平淡,西部文学的声音似乎陷入了一片死寂的辽阔的沙漠之中.

第四,现在,西部文学发生了意味深长的变化,它已不是太被人提及,单独划出,我觉着它的潜台词就是对西部文学的确认和高度评价.我讲一个花絮,在最近一届的全国作代会上,中国作协的主体报告中,第一次没有把西部单独列出一个单子来讲,我觉着它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它不是遗忘或疏忽,它是在向西部文学致礼.当我们老西部西部的时候,它就存在一个认同感的问题.现在,当西部不成为一个话题的时候,它就意味着一种估价和敬意.

第五,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西部文学版图发生了一种互置、一种变化,理论研究失去了热情,创作实绩悄然突起.

标志之一是,出现了一批一流的作家和作品,如陈忠实、阿来、贾平凹、杨志军等.如果我们拿掉《白鹿原》,中国当代文学版图将有一块大的缺失,如果我们拿掉张承志,中国当代文学版图的精神高度就要降低很多.

标志之二是,出现了一批上升期的有突出实绩的中青年作家,如红柯、刘亮程、雪漠、东西、鬼子,等等.

标志之三是,文学的结构构成发生了变化,曾经的文学版图是西部文学以“发配”作家为标志.现在西部成了全国文学的输出地、辐射地,成了中国文学的重要资源之一.如新边塞诗之于四川,如杨志军之于青岛,如杨显惠之于天津.

路遥现象

这个现象这样解读,新时期以来,还没有一个作家过世多年之后,人们越来越怀念他,还没有一个作家随着他离开时间越久,他的作品愈来愈有生命力,还没有一个作家像路遥这样是不能言说,失去了辩护权,是时间,是读者,是民众的阅读向主流施压,说你得重视路遥,你得重新评价路遥.

我们知道,这些年来,关于路遥的阅读持续升温,构成了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文学现象.

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室曾作过一个研究报告,叫做《中国读书――1978年至1998年大众读书生活变迁调查》.它的统计结果是1975―1989年间对个人影响最大的书籍,《平凡的世界》排十七位.虽然不靠前,不是前三名,但,是新时期以来唯一入选的小说.

1990-1992年:《平凡的世界》上升到第十三位.

1993-1998年:居前三位的是“经济学书籍”、《中国可以说不》、《读书》杂志,《平凡的世界》上升到第七位.

在这个调查的基础上,评选出“到现在为止对读者影响最大的书”,《平凡的世界》排在第六位,在调查公布的二十八部作品中,除了《平凡的世界》之外,没有新时期以来当代小说入选.

还有一份调查报告是1999年作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表明,读者购写最多的是《平凡的世界》,读者最喜欢的也是《平凡的世界》.

去年的茅盾文学奖获奖评选揭晓前,新浪网作了一个调查,在读者最喜欢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调查中,《平凡的世界》以88%比例高居榜首,《白鹿原》以63.33%名列第二.

北大的邵燕君老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作了一个借阅率调查.她调查的是1999年7月至2002年5月北图的借阅率情况.结果她发现,《平凡的世界》这部1986年问世的作品,借阅率并不低于在它之后陆续出版的曾轰动一时或当时轰动的作品,例如《白鹿原》《废都》《活着》《长恨歌》《抉择》等等.邵燕君老师2002年的时候在北大一个数学班作过调查,结果四十七位学生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读过《平凡的世界》.她设置了一些问题,其中一位叫左俊城的同学在回答“如果只有一套书的钱,是写‘作品’还是《平凡的世界》”这个问题时,他表示,“我宁愿再写《平凡的世界》,再仔细用心读三遍,我实在喜欢这部作品.”还有一位李彩艳同学说:“最让我感动的是书中主人公在艰苦环境中奋斗不息的精神,他常常在我遇到困难时给我巨大的精神力量,使我克服并勇敢地走下去.”

关于这个现象,有人说,是中国人阅读水平不高,习惯于阅读传统的作品,这个我不敢同意,我们还不敢低估大众的阅读水平.有人说,这是因为路遥的作品的励志作用,其实,所有积极健康的作品都有励志的作用.

路遥的作品,当然充溢着温情和善良,当然有励志的作用,但还有更深一层的社会学意义.他的《人生》如果从思想角度看,可以称之为新时期文学的先锋之作.我们现在谈论的“三农”问题、日益尖锐的城乡二元对立问题,在1982年的高加林的心中就开始冲撞,就开始质疑,就开始反抗.

路遥的作品在当时就已经触及到了这个社会不公的原罪,那就是,你是农村青年,因为你的户籍,因为你的身份,你就天然地和城里人不平等,你就不能享受平等的待遇,你只能挑大粪,你就只能爱农村的刘巧珍,不能爱城里人黄亚萍.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社会制度性的缺陷.历史证明,路遥的敏感是对的,对文学的敏感是对的.否则,我们就无法解读我们这个社会的情绪诉求,无法解读这个社会的文明进程.

思想界论战文学界

近年来,在文学界或前沿或边缘发生了一些论争和事件,有些很专题,很学术,有些很花絮,很泡沫,有些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关心,但是有一些争论、事件则是击中了当代文学的要害的.例如,思想界论战文学界.

这个事件发生于上世纪末,是在武汉作家胡发云的作品研讨会上.思想界、哲学界对文学界发出了批评和质疑.例如,从事哲学研究的邓晓芒说,作家没人愿意关注当下,并承担作家应该承担的那部分,最可怕的是文学缺少思想,缺乏良知.

这些年来,文学界、思想界在九十年代是一个分水岭,思想界和文学界都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例如,在思想界,九十年代之后,有一股思潮叫思想淡出,学术突显,流行一种逃避主义.例如,思想界的寻租现象,思想界有一个时期从来没有和权力、和资本、和利益拥抱得这样的紧密.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不应正视自身的问题.文学是什么文学本质上是社会的反动,是良知,是监督,是社会最敏感的警示器.文学的主要功能不是歌功颂德,不是歌舞升平,而应该是批判.哪怕你这个社会再小康再发达再盛世,文学的功能是要给你提供危机性的警示,哪怕这个社会再富裕,如果还有一个穷人,文学就应该向这穷人倾注最大最深的善意.

我们在大学里都读西方文学史、西方文论史课,我们都知道左拉,但不一定知道德雷福斯案件,当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遭受不公的时候,左拉挺身而出,向全法国发出了《我控诉》的声音.这个事情,同学们想详细了解,我推荐《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这本书,书店就有,从中,我们会读出作为作家应具备何种素质的启示.

我们都知道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他的作品是我们的青春读物.日本还有一个大作家大江健三郎,他崇尚鲁迅,来过中国.1961年,大江应邀到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保加利亚访问,随后便到法国.当时,法国民众正在政府出台的对民众秘密监视的一项法案,在巴黎街头,大江惊讶地发现,他所崇尚的作家――功成名就的萨特就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后来,有人问,一个作家介入社会公共事务,你认为值得吗大江说:“当然,作家和别的知识分子一样,是社会成员,他当然有责任关心他所在的社会政治和公共事务,并对此发言.”

刚才说到村上春树,村上的《挪威的森林》《舞！舞！舞！》等作品一度风靡中国,征服了你们这些青春期的读者,好像他是一个很时尚的作家.但不要忘了,村上春树还有另一面.最近,村上春树刚刚获得了以色列的“耶路撒冷文学奖”,这个奖主旨是表彰对人类自由、社会公平、政治作出贡献的作家.村上在授奖会上有一个演讲,他说:“请允许我在这里向你们传达一个非常私人的讯息,这是我创作时永远牢记在心的话语.我从未将这句话真正行诸文字或贴在墙壁,而是刻画在我心灵深处的墙上.这句话是这样的:‘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高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高墙――鸡蛋,我们都知道它们作为一种符号意味着什么.

这些对中国文学应有启示,如果中国文学还想成长得茁壮一些,中国作家要取得更大的公信力,提高自己,这是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

不错,文学介入现实的方式应该是文学的,但是,文学介入现实的方式还有另一个层面,你得有良知,你得有勇气.现在,在许多社会公共事务上,中国作家采取的是集体缺席、集体逃避的方式.比如“三农”问题,首先发端于温铁军、李昌平这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之间,发端于思想界的不断言说,然后刺激媒体,再刺激到高端的决策层,最后才得到了文学界的呼应,才有了打工者文学、底层文学思潮的出现.是先有《我向总理说实话》《向农民道歉》这些知识界的言说、报告,才有后来的底层文学思潮.文学不是号称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吗不是社会的晴雨表吗怎么对社会的隐痛、社会矛盾如此麻木.文学在整个社会的文明进程中,不说是个失语者,但至少是一个迟到者.

“80后”现象

“80后”现象实际上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上期就有凸显,先是有美国《时代周刊》的报道,接着是著名的网络事件――韩寒和白烨之争,韩白之争是著名的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之后的又一个具有轰动效应的网络事件.这个事件,看似花絮,实际上包含着一些冲突性的信息,包含着文化身份、文学代际冲突的内容.

白烨的《80后的现状和未来》表达着相当的一种观念的评估,说,“80后”的写作不是文学写作,充其量是票友写作,这批查重复率还不能称做真正意义上的作家,而只是文学爱好者.他们进入了市场,尚未进入文坛,所谓尚未进入文坛是指“80后”的作家大多没有在主流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而是出版商操作的结果,没有被主流文坛所确认.

于是,引来了韩寒的“祭坛”和“花圈”之说.

去年下半年,“80后”加入中国作协,也成为了一个热议的事件.如果大家留意,会发现“80后“进入文坛,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成为文学不可回避的现实课题,白烨功不可没.韩白之争和后来的“80后”加入中国作协有着潜在的联系,是前者催生了后者.

这里,我愿意将我掌握的信息和同学们分享交流.在“80后”大批加入作协之前,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有过一次调研.大家知道,催生“80后”现象的是《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这个调研得出的判断是:第一,“80后”作家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和沿海城市,这些城市市场经济相对发达、成熟,第二,“80后”作家的第一部作品无稿费,后来都经历了包装、市场化炒作的过程,第三,“80后”实际和主流文坛,和作协并无恶感,并无敌意.这个调研发出的数千份问卷也很有意思,例如:第一,“80后”成名靠什么48%认为写作能力,42%认为炒作,第二,问“80后”作品能不能存活下去40%认为不能流传下去,50%认为有好作品,许多作家有潜力,有少部分有可能成为大家.调研涉及对“80后”的评价,认为表达了一代人的情绪、感情、生活,对世界的看法的占多数,认为将文字阅读、将对文学的兴趣拉回到了文学的占多数,认为他们以独特的青春视角,传达了一代人的叛逆心理,弥补了主流文学空白的占多数,认为冲击了传统写作模式、作文模式、语文教育模式的占多数.

这个调研报告是主流文坛做的,但是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尊重事实的,是有前瞻性的,报告的结论是,现在的文坛已经打破了单一的大统一的格局,已经是三分天下,一是主流的体制内写作,一是出版商的商业操作,一是网络写作.

对“80后”的写作怎么看,我想引用两句话作为参考.王蒙是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评委,在第二届“新概念”评比会上,王蒙说:“我们可以搁笔了.”另一句话是:“评选参赛作品让铁凝、王安忆等作家无法相信这是出自中学生之手.”

同学们,我们都涉猎经典,共产主义不曾经也像一个幽灵在欧洲大地上游荡吗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学说仍然被全球知识界视为不能不参照的经典.

对“80后”的写作,我们应该持有一种开放的态度:

文学不应该有什么准入门槛,如果有这个门槛,也不应该是所谓主流文学圈,而应该是文学含金量,

每一代的创作,每一个人的创作都应该有一个过程,如果我们考察“80后”的写作起点、阅读起点,明显高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来的那一批作家,起码他们没有意识形态的禁锢,

文学的产生方式、传播方式、认同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你是迎接这个变化还是无视这个变化再者,从古至今,是谁规定了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传播自己的作品,就是文学的或非文学的,

就像越来越多的人能用文字文学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心绪、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是社会的进步一样.当越来越多的自由作者、业余作者、另类作者、网络作者、民间作者,冲击传统的写作体制的时候,这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啊,这是社会的进步,也说明了文学的活力、社会的活力,

从天赋人权的角度讲,每一朵花都有开放的权利.但是,“80后”的确面临着成长的问题,面临着持续写作还是昙花一现的问题.普希金有诗:“我在夏天已经透支了我的秋天等”这话应有启示.

最后,我向同学们推荐两本书:一本是《怎样写学术论文》,王力主编的,一本是贝弗里奇的《科学研究的艺术》.这两本书对我们既有应用价值又有方法论的启示.贝弗里奇说:“良好的方法能使我们更好地发挥运用天赋的才能,而拙劣的方法则可能阻碍才能的发挥.”他说:“成年人思维的发展只能达到青年时期打下基础所能支撑的高度.”

谢谢大家！

(本文为作者在陕西安康学院的演讲)

[责任编辑北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