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录,真实了吗

以往二十多年间,我到过世界上不少地方,有幸目击历史.

1990年夏,我从北京坐火车去西班牙,往返穿越苏联,两次经过莫斯科,目睹红场上的和,耳闻不同苏联人之间的争论,感受供应的匮乏和民众的嗟叹.尽管当时还不知道这是我对苏维埃帝国仅有的一瞥,却无意中阅读了苏联历史的最后一页.

等我到达东柏林时,两德正在筹备正式统一.晚上我在火车站下车,询问明天早上几点钟能通关去西柏林,得到的回答却是：“还有什么关,你现在就可以坐上火车去西柏林的动物园站.”我大惑不解：“不是还没有统一吗?”“我们自己早统一了.”果然,我预先办好的西德签证根本无人检查,次日白天见勃兰登堡下已成通衢大道,花一个马克租一把锤子,就能尽你所能从“柏林墙”上砸下水泥块.而东德执政党大楼已经人去楼空,“人民宫”自由出入,局部正在改建为商场.

在布达佩斯,我问一位年轻人：“为什么你们要拆除苏联红军纪念碑呢?毕竟是红军将你们从法西斯占领下解放的.”他反问：“你知道苏联红军了多少匈牙利妇女吗?”我自然不知道,而且是闻所未闻的.

2000年3月8日我去台湾“中研院”访问一月,正逢“大选”.十天间几乎天天感受“选情”、“选战”,“中研院”院长李远哲发表辞职声明和《跨越断层》演讲,辞职力挺；某大学董事长召集员工,“引导”支持宋楚瑜,而会场不远处挂着他夫人（国民党籍立委）为连战拉票的横幅；台师大教师在公宴我的餐桌上一提到选情,就吵得不可开交；15日电视播出朱镕基讲话,一青年副研向我表示将改投的票.16日晚上,我先后到台北棒球场、中山足球场和中正纪念堂参观宋楚瑜、和连战的最后一场造势会,直觉是连战已被淘汰出局,而陈、宋之间似乎势均力敌,但陈的势头更大.17日下午4时,我去附近的胡适小学站观看,站内气氛平静,但即时显示的计票结果已是一路领先,直至晚上再无逆转.一位朋友邀我们去他家,边喝酒边看电视.他的太太是《联合报》的编辑,居然也悠闲地陪着我们.我很惊奇,今晚有这么重大的消息,报馆难道不加班吗?她说：“早加好了,已经写好陈、宋获胜的两套社评,只等结果出来.到7时半,“中选委”已公布以近40%票当选.

2003年3月29日,我作为嘉宾主持与央视、凤凰卫视“走进非洲”北线摄制组由突尼斯进入利比亚,从一开始就感受了这个国家的“卡扎菲特色”——国门前看不到国旗,只有一幅巨大的卡扎菲像.在边检站的接待室,几位“人民代表”留了我们近一个小时,听他们对卡扎菲的赞颂.那位妇女人民代表喋喋不休地说明全世界只有利比亚人民真正获得解放的理由,因为在领袖领导下妇女也获得解放.在以后几天,无论是遍布全国的专供学习卡扎菲著作（已译成50种文字）的“绿宝书中心”,还是在盘山公路旁岩石上巨大的绿色标语；无论是在规模宏大的国际会议中心,还是设备先进的海水淡化厂；无论是女子学校的升旗仪式,还是市人民代表（相当于市长）的会见；卡扎菲的名字和影响无处不在.主人还特意安排我们去卡扎菲的故乡,拍摄由他曾经读过的小学改建的革命博物馆,让我坐在卡扎菲坐过的课桌椅上,听取馆长（他的小学同学）对他不平凡的童年的介绍.4月4日中午,我们突然接到新闻司长朱玛·艾布赫利的通知,马上去卡扎菲的住地拍摄.我们分乘三辆车,经过三道戒备森严的铁门和层层安检,最后来到兵营中那座被炸的小楼.在拍摄过程中我们都在等待,据说有时卡扎菲会飘然而至,但那天奇迹没有出现.朱玛说：“我很想帮你们安排,但领袖太忙了.”我只能抓紧时间问了他几个问题,最后问他：“卡扎菲毕竟年过六十,他考虑过交班吗?会不会像外界所传让他的儿子接班呢?”他回答：“这一切都会由人民作决定.”

作为一位历史学者,我可以肯定我经历的这几件事——苏东变局、台湾“大选”、卡扎菲的利比亚——都会载入历史,我也尽我所能记录了我的经历,但我无法预测留下的历史会如何记载,记载什么.因为在一个资讯发达甚至过剩的时代,无论历史学家多么希望忠于史实,多么愿意如实记载,却不得不作出自己的选择.就是让我来记载其中某一事件,我也未必将自己的经历见闻都写上,每个人所处的地位毕竟相差悬殊,他们的经历自然不能等量齐观.至于后人如何使用这些历史记录,评价这段历史,那就更无法预料.

我们今天所知的古代史和近代史,往往并没有多少原始记录作为根据,有的只有唯一的来源,有的只是出于后人的综合甚至推测.特别是早期的历史,有些人或事跨越几个世纪,不同的说法矛盾重重,却找不到其他足以肯定或否定的证据.但有的人或事却是孤立的、不连续的,即使完全可信,也填补不了存在的诸多空白.

但是我们不得不惊叹古人记录历史的执着与认真,不怕得罪最高统治者,不避斧钺,甚至不惜赔上合族的性命.他们记录历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他们的记录是给谁看的呢?显然不是给当事人或统治者看的,当然也不是给自己看的,而是给主宰历史者看的,而这一位或一群主宰者就是天、神灵或祖先.

中国古代的专职史官是从巫师分化出来的.在条件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巫师只会记录他们认为重要的天象、占卜结果和得到验证的人事或异常现象,目的是向主宰者报告,或给子孙后代留下有纪念、庆祝、祈念、警戒作用的证据.正因如此,他们必须尽可能保持记录的真实性,至少在主观上是如此,同时也要使这些记录传之永久,所以要刻在石上,铸于“国之重宝”（青铜器皿）,收于“天府”,藏诸名山.

随着文字的发展和完善、记录手段的简化和改善、记录对象和内容的增加,史官最终从巫师中分化出来,但其主要特点还是得到了继承和延续,坚持记录的真实性就是重要的原则.因为天、神灵、祖先是不可欺瞒的,否则就会受到天谴或报应.于是就产生了孔子的“《春秋》笔法”,通过用词的贬褒对同样的事实作出不同的评价,以达到扬善隐恶、维护礼仪秩序的目的.如明明是“天王”遭遇内乱而出逃至河阳,《春秋》却记为“天王狩于河阳”.我想,按孔子的本意,最好将“天王”这段记录删去或隐讳,但兹事体大,是瞒不过天的,而称之为“狩”（天王外出游猎）则两全其美,老天爷那边汇报了天王离开首都的事实,后人看了也不至损害天王的尊严.当然,由于篇幅有限,尊者、贤者那些无足轻重的“细行”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隐讳了.

皇权的确立和强化使史官有了新的效忠对象,也产生新的困惑.一方面,皇帝是天子,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天的意旨,所以史官的记录必须遵守皇帝的旨意,必须解释本朝的成立和兴盛合乎天意,顺应天命.特别是在编纂史书时,这成为最高的政治原则,也是对史料取舍删改的唯一标准.但另一方面,一旦史官发现或认为皇帝的言行与天意、天命不符,就会使他们左右为难,或者怀疑自己的判断能力.出于对天的忠诚和职业道德的坚持,称职的史官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如实记录,或者有意无意留下矛盾的史实.但多数史官无法抗拒皇权的淫威,只能以曲笔顺从,甚至完全按照皇帝的意愿编造史实,而以“天意”自欺欺人.

世俗的腐败也波及史官和历史的记录.尽管依然保持着对天、神灵或祖先的敬畏,但世俗的精英普遍会以世俗的行为准则看待他们——他们同样会见钱眼开,同样只看书面材料而不作实际调查,同样会毫无例外地庇护自己的子孙、亲友、熟人,只要贿赂或胁迫史官写出佳传,出钱让高官名人“谀墓”（写吹捧死者的墓志铭、碑文）,就能达到扬善隐恶、蒙混过关、流芳百世的目的.

时至今日,记录历史的技术手段和信息的保存已毫无困难,皇权不复存在,绝大多数人也不再信天命天意,但历史记录真实了吗?

【赵红星荐自《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