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美学―哲学

新版《批判哲学的批判》增补了“德国思想史的严重教训”

刘绪源：下面我们结合你历年的著作,一本一本地作些回顾、比较和分析,这样,对你的美学、思想史与“情本体”哲学研究这三者的关系,就能看得更清楚了.你的第一本书,是《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吗?

李泽厚：不,第一本是《门外集》,收的是美学文章,1957年出版的,长江文艺出版社,但那本书封面印得太坏,献词字体大得可笑可恶,我一本也没有送人,自己也从不再看不再提,所以大家都不知道.《门外集》,自谦尚在门外也.

刘绪源：那里的文章后来都编到《美学论集》里去了?

李泽厚：大体收进去了.然后才是1958年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你们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

刘绪源：这本书的内容后来又收进了《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你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和《批判哲学的批判》（以下简称《批判》）哪个更早呢?

李泽厚：出版在同一年,1979年,《批判》早几个月.《批判》1976年完稿,“”中写的,“”垮台时,我在地震棚里改完最后一章,这是我非常得意的事.我说,如果“”晚垮台一些,我的书会写得更大一些,因为有更多时间琢磨.拿出来很多人大吃一惊,因为人家从来没想到我会写这样的书,大家只知道我是搞美学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而且我不懂德文.

当时我把我的这本《批判》,送给一些精通德文又研究康德的专家,包括梁志学、王玖兴、苗力田他们,我都送了他们两本,一本给他们,另一本请他们指错,也不用改,就在下面画一道线就可以了,以后还给我,我再版时好改正.可是后来我找过他们,都没给我,说是没找出什么来.我想这大概是客气话,但当时我却是认真的.像牟宗三研究康德,其中就有错,尽管牟译了三大批判,但基本精神把握错了.像“内在超越”,康德没有那个思想.像“智性直观”,他从认识论搬到了学,和神秘经验接通,而康德是反对神秘主义的.牟也是从英文读的,但那和读英文没有关系.

这书每版都有修改,大小不一,有时只改动了几个字,但很关键.现在出到第六版.这版改动较大.还加了一段话,在第六版的三百八十一页上.我说要注意德国思想的教训,有一点现实针对性：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与康德、歌德不同,自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到尼采、韦伯,到海德格尔、施米特,也包括显赫一时的各种浪漫派,尽管德国思想硕果累累,但如本书第一章所叙说,德国从分散、落后、软弱变而为统一、强大、富足的过程,由于对英、法所代表的资本体制和平庸世俗的不满和愤懑,它以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来对抗和“超越”现实生活的普遍性,却终于最后走上一条反理性的发疯之路.希特勒的出现和获得“全民拥戴”（包括海德格尔、海森堡、施米特等大量知识精英）并非偶然.我以为这是不容忽视的德国思想史的严重教训.

刘绪源：这段话确实重要,这里看得出你对现实的忧虑.

李泽厚：我觉得宣讲民族主义,在一个国家贫弱的时候,有好处,它可以让人振奋起来.但在一个国家强大起来的时候,大肆宣扬民族主义,那就很危险.德国的历史是教训.现在有些知识精英,我看有这个倾向.德国思想界当年也是否定平庸的现实.因为资本主义的确是非常平庸的,商业化的,自私自利的,世俗化的,你看不起它,想用民族精神来“超越”它,反对它,排斥它,结果却非常可怕和危险.

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最容易煽动人的情感,容易造成可怕的盲从,希特勒杀犹太人,即便很多人知情,当时德国民众普遍还是支持希特勒.

刘绪源：你这段话里最深刻的地方,我以为是这几句：“由于对英、法所代表的资本体制和平庸世俗的不满和愤懑,它以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来对抗和‘超越’现实生活的普遍性,却终于最后走上一条反理性的发疯之路.”这里强调了对常识、庸常的认同,你可以不满意它,可以试图改变它,但不能藐视它,不承认它的存在的合理性.这种思想,其实周作人是谈得很多的,这里有非常深刻的东西,我以为是有普遍价值的.因为盲目自大地反抗常识,最后总是带来灾难,有时会有短暂的反抗成功,这就使人更自大,更盲目,而最后的灾难也就深重.我觉得,这种从根本上尊重常识常理的思维,是带有浓重的中国思想特征的,这对于全世界,对于现代人,都应是十分宝贵的.

李泽厚：所以我多年提倡要重视英美那种看来浅薄平庸却非常合乎理性（reasonable）的经验论和常识哲学,而不是高玄深邃颇具吸引力的理性或反理性的哲学.

那时的文艺批评的灵魂式人物

刘绪源：谈到你的书,我不得不说,以前,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你这些书真是大受欢迎.那时有个说法,每个研究生的宿舍里都有你的书,这恐怕是事实,不是乱说的.

李泽厚：这个情况我其实并不很清楚,是后来批判我的时候才知道的,当初没感觉.我从来就怀疑一切,也怀疑我当时影响有多大.但现在碰到好些像你这岁数的人,都对我如此说,而且的确对我很好,使我感动,从而也相信了.但是,当时不只是我一个人吧?还有好几位作家、理论家名气也很大,只是他们影响时间短一些,影响对象狭窄一些而已.

刘绪源：那时你真的很风光.看看那本《走我自己的路》就能回忆起来：一会儿舞蹈家协会有活动,请你写个序；一会儿书法家协会开会,请你写个贺词；一会儿要你讨论电视剧,一会儿要你讨论工艺美术；一会儿与刘纲纪合作的《中国美学史》又出来了,发表了你的序.到处都是你的声音,你的观点.这和当时文学的社会地位高也有关系.你的美学思想影响了文艺理论界,搞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很多真正有生气的人,都是把你的观点作为武器的,每个人取一点.那时也是美学热,学文科的人都关注美学.

李泽厚：那时的美学热,包含有社会和政治的含义.美学牵涉到很多根本性的问题.我说美学是“第一哲学”,也是这个意思.在当时,美学可说是社会苏醒的一种符号.

刘绪源：那时的文学也是引领思想解放的.很多重大问题的提出,都是从文学开始的,是在小说、诗歌或者话剧里提出来,把人们震醒的.那时的文艺批评也很活跃,而你其实是那时的灵魂式的人物.

李泽厚：哦,刘再复倒是说过,他说他的主体性思想是从我那里来的.但我自己像样的文艺批评文章没写过.有一篇,连题目都想好了,《美丽的女性走廊》,感到那时作品中的一些女性形象写得有特色,因为“”中女知青常常心灵最纯洁,在身心上却最受迫害,当时没有写成,现在已经忘了.

刘绪源：你那时还有一点,就是极端敏感.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你到上海龙柏饭店开会,我们到你住的房间去拜访,正好有进来,什么重要人物要找你,可你不去,你说：我这里一房间的年轻人,走不开啊!我们问你问题,你说,我也可以问你们啊,你们的看法怎么样呢?那时你真是充满生气!我记得,当时刘索拉刚发表《你别无选择》,你马上撰文说,这是中国第一篇现代派小说.那天,你还说起,现在有一个忧虑,就是大家都希望文学摆脱社会的束缚,但是如果真的远离了现实,文学就要衰落,你说你研究过这个问题,六朝文学就是教训.我们当时很崇拜你,但听了这话,又觉得你是不是老了,跟不上文学的新发展了.但是现在再想想那时的话,你说的都对,后来的文学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哲学研究”与“哲学创作”

李泽厚：我可能对一些事情比较敏感,我自己比较得意的是多年对政治经济的大小局势,判断得还比较准.

刘绪源：比较敏感,看得比较远,思想也比较深刻的人,中国有一大批.像王元化、顾准他们,我也知道你的评价,这个我们下面还可以讨论.我想说的是,他们的巨大贡献,是不可小视的.他们发现了中国的问题,引进了西方的思想,进行了自己独特的思考,他们的理论阐述对解决中国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对他们的尊重也是与此有关的.但他们还不是那么原创,提出一套自己的哲学、美学理论出来.你提出了西方所没有的理论,这当然又有不同.

李泽厚：我很尊重他们,我不否认他们的贡献.不过,也没有多少人认为我原创.

刘绪源：《南方人物周刊》今年第二十期上的编辑部文章,介绍你时就说：“但他实在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原创型的思想家,既熟知西学,又与本土资源、精神有内在联系等”我这次出来之前,浙江一个出版社的副社长也对我说：一定要好好谈,李泽厚是原创型的理论家,中国理论界很少这样的人.

李泽厚：你们《文汇报》发的关于《诺顿选集》的文章,说的倒也是这一点,西方选了《美学四讲》里的篇章,还是因为原创吧.

刘绪源：我前面曾说到,我把你和你的同事们作过比较.你的那些同事都是中国学界的佼佼者,学术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他们可以说是真正在从事“哲学研究”,或阐释,或批评,或翻译,而你和他们不一样,我觉得你是在从事“哲学创作”,即使写康德,其实也是在表达自己的东西.所以,在思想史论和美学文章中,才会有那么多原创的内容,更不用说后来提出的“情本体”了.

李泽厚：这倒是个很新鲜的说法.

刘绪源：你当时影响大,后来出国了,影响就一点点小下来了.现在看,要是不出国,可能还不是这样.

李泽厚：一样.因为形势不同了,理论、学术都边缘化了,商业大潮起来了.

刘绪源：那可能还是不同的.当然,即使有影响,主要也是在学术界,在文化圈子里了,社会上的影响肯定不能和当年比了.

救亡压倒启蒙：最早出现于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李泽厚：1979年我出了两本书,一本是《批判哲学的批判》,另一本就是《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这本《批判》第一版印三万册,我想完了,以后没有重印机会,不能改了.谁知一下子就卖光了.哦,关于《批判》还有一个小故事没说过,我这本书本来是给商务的,1976年就给他们了,但商务印书馆拖了很长时间没有动静,店大欺客嘛,我一气之下,就抽回来,给了人民出版社.当时商务很惊讶,因为从来没人这样做.结果人民出版社很快出来了.商务这方面的负责人后来到我家里,他们很后悔没出,约我另外写一本,写本黑格尔,我没有写,但心里动了一下.我想真要写出来,也不会太差.不过我更想写的是海德格尔.不过我德文不行,搞海德格尔不懂德文是根本不行的,不像康德,据说德国学生看康德宁可看英文本,比较好懂,也不知这传说确否.康德英文有好几个译本,可以参照着看.

刘绪源：谈谈你的三本思想史论吧.

李泽厚：我这三本思想史论,各方评论不一,有的说这本好,有的说那本好.学术界很多人,像王元化先生喜欢《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以下简称《近代》）；此书影响也最大.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以下简称《现代》）影响最大,例如“救亡压倒启蒙”,但受批判也最多.我自己喜欢《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现代》和《近代》里的观点现在看来好像都是常识,但在当时却是相当新鲜和尖锐的.“救亡压倒启蒙”,大家都以为是《现代》里提出来的,后来又受到最多的批判,其实是《近代》里提出来的,在讲辛亥革命思想的“一束历史教训”,讲邹容和陈天华的地方.邹容的《革命军》宣传启蒙；陈天华《猛回头》强调救亡.陈天华自己跳海,为的是唤起民众救亡.从当时到后来,特别是日本侵略日紧,救亡成了“主旋律”,邹容被淹没了.在那篇文章里,我已经提出了反帝救国即救亡压倒启蒙,并说救亡压倒一切.“压倒”这两个字也有.

所以我很奇怪,《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以下简称《双重变奏》）那篇文章出来,为什么影响会那么大,其实我早就明确说了这个思想.我自己重视的,倒是那本书里的其他一些文章,如《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略谈现代新儒家》等,根本没料到《双重变奏》会有那么大的影响,而且相当持久.可能还是现实需要的原因吧.

刘绪源：你最初提出“救亡压倒启蒙”,是针对当下说的吗?

李泽厚：那还是为了整理历史.为什么要整理历史,是为了现在.

陈寅恪治史,所用的材料也是不多的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1950年的,一部分是1970年代末写的,后者在材料上,没有1950年代时用得那么多.所以有的人认为,我后来的文章没有像早年的文章那么“扎实”,王元化先生可能也是这么认为的,我没和他讨论过.

但搞现代思想史的金冲及,当时却跟我说：你最近的几篇文章,比过去的好.他是指后来写的,就是我那些材料不多的文章.真可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1970年的那些,今天看来是常识,例如对梁启超王国维的评价等等,当时却是石破天惊的颠覆.

其实陈寅恪先生治史,所用的材料也是不多的.他材料看得极多极熟,但用的时候,只把关键的几条一摆,就定案.他主要是有insight,洞见.有见识、史识.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是今天人们羡称的三大家,我以为,论读书多,资料多,恐王不如陈,陈不如钱；但论学术业绩,恐恰好相反.王国维一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抵得上多少本书啊,太了不起了,有洞见!

刘绪源：你的比较,很独特,很犀利,事实也是如此；但好像还应考虑到他们生存的时代.这三个人是在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他们能安静做学问的时间和空间,其实是不一样的.我还有一点疑问,就是陈寅恪的材料功夫非常扎实,有时运用考证材料,简直是不厌其烦、车战,像《柳如是别传》等

李泽厚：我不是指《柳如是别传》,我对这本书评价不高.真正能代表陈寅恪治学水平和治学方法的,还是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那些书.你看一看那里的材料和观点,就清楚了.他的书常常并不厚.此外,他似乎随意讲的几句话,也极有见识,抵得上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例如他说到秦代的那一套是从孔夫子那里来的,我经常引他这句话,其实他这句话只是提到一下而已,也并未论证,但极有分量,与传统说法根本不同.又如陈讲儒家长处在伦常制度,而不在学说思想方面等等,也没去论证,但这片言只语的洞见我以为抵得上好些书.他史识极高,有如王国维,比郭沫若、侯外庐硬套公式,更接近唯物史观.这我说过许多遍了.当然,郭对历史学还是大有贡献的,如对甲骨文的研究,如《青铜时代》中的一些文章.

不扯远了,还是回到七八十年代吧.《历史研究》是黎澍主编的.那时《历史研究》思想是非常解放的,应该算一面旗帜,可惜现在大家都不提,许多人不知道黎澍,太不公平了.

刘绪源：你说你的哲学文章在中国社科院的重点刊物上发得很少.你的史学文章应该在院内刊物上发得比较多吧?

李泽厚：不是社科院的重点刊物,而是《哲学研究》发得少,尽管我可算是该刊物创办者之一.我七八十年代文章发得多,各刊物报纸都有,但主要是《历史研究》.黎澍思想解放得比较早,比李慎之早.黎澍对我的文章特别喜欢.我写辛亥革命的文章他就是作为刊物头条登出来的.我的文章极少作头条,所以这篇（就是提出“救亡压倒一切”的这一篇）记得特清楚,当时有哲学所的同事提起,我也挺高兴.黎澍后来编《中国社会科学》,号称中国No.1,最高的学术刊物,也发了我好些文章,第一篇是《孔子再评价》,本来要和顾准的文章一起发在创刊号上的,后来有人反对,是一些老先生,他们说唯物唯心,此文一字未提,阶级斗争也未提,大有问题,创刊号就没发成,发在第二期上.顾准的遗文后来就一直没在那刊物上发出来.

《美的历程》每章每节都有新东西

李泽厚：按出版顺序,之后就是《美学论集》,那是1980年出的,把1950年代有关美学的文章都收进去了.

刘绪源：2005年你来上海时,有人问你哪几本书是你最重要的著作,我开玩笑地说,我来代你回答.我说的是《近代思想史论》《美学论集》和《历史本体论》,虽然这三本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我以为,它们开创了你的三个学术领域,即思想史、美学和哲学本体论.

李泽厚：编《美学论集》时,我正在编辑大《美学》杂志.接着就是《美的历程》了,1981年出来的.它居然能一直卖到现在,整三十年,这也是我意料之外的.

刘绪源：《美的历程》可能是你影响最大的书.

李泽厚：那一本影响确实大.包括在台湾,出了三种盗版.我的书台湾都有盗版,因为当年禁止出版大陆书籍,作者名字也改成“李厚”,“解放”改成“沦陷”,“阶级斗争”改成“阶级争斗”,如此等等.

《美的历程》出来也挨骂,各种骂法都有.有人说水平极差,有人说根本不应该出版这种书,有人说有几百处错,我问他,他说包括标点符号、手民错漏等等,可也没有几百处呀.但就是惹恼了不少人.我干脆不改（当然少数两三处错漏和“奴隶制”“封建”等字样改掉了）,就这样,随你去说吧,不料一晃竟三十年过去了.当年冯友兰、胡绳、刘纲纪、包遵信都说了好话,大多数学者保持沉默.

刘绪源：不过你这个说法一出来就比较清楚了：你这是“审美趣味史”.这就没有什么好骂了嘛.他们有的是搞艺术史的,艺术史有自己的一套规范的搞法,就感到你这个不规范,踩了他们的线了.

李泽厚：我早就讲过这不是艺术史.因为艺术史要讲形式,不讲艺术形式的具体演变,那不是艺术史.你讲山水画,就要讲画法、风格、线条、笔墨等等是怎么演变的.我这是趣味史,所以我从历史、社会、思潮等讲起.

也的确没有人这样把文学、美术、音乐,统统放到一锅煮.有文学史、艺术史等各个门类的史,以及美学史,就没有《美的历程》这样的审美趣味史.

刘绪源：现在可以回顾一下,这样的构思是怎么形成的呢?怎么会有这个想法的?

李泽厚：因为我熟悉的还是历史.中国历代的皇帝除元代外,当年我都能背下来.对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大事和好些人物很清楚,对社会文化情况也较有了解,加上对文学艺术的兴趣,我就这么写下来了.当时我也看过好些文学史美术史,不满意.所以这本书,每章每节,我都有些新东西.现在已经变成常识了,但那时并不是常识啊.如“龙飞凤舞”,本是现成词语,用来讲远古,却是我想出来的.每章每节都是我想出来的.写起来很快,但积累好久了.

刘绪源：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书中许多观点,都是充满“通感”,充满创造性的,光是靠理论研究是研究不出来的.像你讲唐代文学,讲到盛唐之音,用了两个字：青春.这就很让人惊讶,但又很准确.这是一种审美的判断,是充满跳跃的,光靠推理推不出的.书中这种地方比比皆是,每一章都有创意,都让人有意外之喜.看这本书时的激动心情,到现在还没忘记.

我在好几篇文章中说过：大散文什么时候开始的?不是从余秋雨开始的,是从《美的历程》开始的,这个真的是大散文,它有观点,有创意,但又是文学性的文本,可以作为散文来读.所以,有的人把它当文学看,有的人当艺术史来看,也有的人当资料来看.这本书影响特别大,一直受欢迎,这和它内容上的新奇、扎实,形式上的好读好看,既是理论,又是文学,同时它又不是思想史论那样的专业性的书,一般读者也能够读,都有关系.所以它的长盛不衰不是没有道理的.

搞文艺批评,主要应靠感觉

刘绪源：其实搞美学,搞文艺批评,是需要有一点创作经验的.一点没有创作的体验,只靠学校里教,是搞不好的.

李泽厚：文艺批评主要就是靠感觉.我在1956年第一篇美学文章里,就强调过这个问题：评论首先要有感觉.没有感觉,拉上一些概念和理论套将下去,那是不行的.别林斯基比别人厉害,就因为有感觉,他能敏锐而准确地感受到作品的风格、性状,作家的才能特征,加以说明论证,使作家和读者双双获益.批评就是要靠这个东西.研究文学史艺术史,也以有感受感觉为好.有人毫无感觉,老是从概念到概念,说来似乎头头是道,却点不出作品打动人的要害何在.

艺术家有感觉,但讲不出来,他通过作品说话；批评家就要用理性的文字把这种感觉表达出来.艺术家如果能用理性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话,那就成不了好艺术家.所以我说,太清醒太清楚的人成不了大艺术家,他们就是要模模糊糊、糊里糊涂,反而好.

感觉、感受,不光是在文学艺术里,在自然科学里也需要,但不像文艺这么强烈和必须.爱因斯坦说过科学发现要靠自由的想像,要靠直觉,不是逻辑推理也不是经验总结.

刘绪源：现在大学里教文艺理论,不培养这种感觉.

李泽厚：现在是摧残人才,很多有天分的人,被磨得没了.

刘绪源：还记得《美的历程》具体写作时间吗?

李泽厚：写是粉碎“”以后了,1978年,写得很快,但观点很早就成熟了.像关于《春江花月夜》的看法,那是60年代,“四清”的时候,在劳动时,忽然认识到的.书中有些题目,是在“”干校的时候想出来的.所以人家看了很奇怪,一下子出了那么多书,又都是不相干的,康德、思想史、《美的历程》.其实想法很早就有了,包括我现在写的东西,有许多还是过去想好,一直积累下来的.

刘绪源：你这是长期酝酿,这有文学创作的特点.

李泽厚：这本书里的材料,都是基本材料,我以为要害材料只要几条就够了,大路货也可点石成金.我故意要用大家熟知的材料,使人如逢故人,而又有新鲜感.我前面说过,陈寅恪读那么多书,你看,他就是那几条材料,一下子就抓住了要害.康德的三大批判和历史政治论文也在于一下抓住要害,言语不多便足够了.他们主要是靠自己的见解.比如讲魏徵,陈说代表了山东豪族集团的利益.尽管不一定对,但这方法好.大不同于以往史学仅从人品道德赞美魏徵.陈寅恪当时也受了很多批评,但是他一概不理.

做学问,不论是谁,都是要下死功夫的

刘绪源：《美的历程》的材料你是很早就积累的吗?也利用了原来的卡片?

李泽厚：我原来做卡片,在北大的时候,做了大量的积累.我写思想史的时候,都用了当时的资料,后来又利用社科院的图书馆.

例如辛亥革命,当年我在北大图书馆看了好多杂志,都是原件,《民报》《浙江潮》《江苏》《汉声》等等,辛亥革命前的重要刊物.

刘绪源：钱锺书先生大家都说他记性好,其实他也是做了大量的笔记.做学问,不论是谁,都是要下死功夫的.

李泽厚：是,钱锺书的笔记本后来出版了.

我在北大那时候,任继愈对我比较好.我的第一篇学术文章,是任继愈看后寄给《文史哲》发表的.那是1955年2月,写康有为.那时我二十五岁不到.同年6月,又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上发表了《论古代抒情诗的人民性问题》,连登两期,这是我当年最有影响的一篇文章,其实极其幼稚,现在没法看了.我一再提起,因为它是我的“成名之作”,同时也可看出那时老教授们在“思想改造”后的学术困境.好多教授看后都问,这个人是哪里的?似乎解决了他们一个老大难问题.因为那时大讲阶级性,强调阶级分析法,对文学作品的好坏都应以作者的阶级成分划分,古代诗人大都是地主阶级的,地主阶级是反动阶级,他们的诗怎么会有价值呢?苏联有解释旧俄文学的“人民性”概念,我就用它来分析.当时游国恩等在屈原《离骚》中大找有多少“民”字来证明“人民性”等等,我那分析便破天荒了.这就是《门外集》收的文章,后来也收进《美学论集》了,不过作了删削.

刘绪源：《美的历程》和《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在观点和材料上,也是互补的吧?

李泽厚：《美的历程》交掉了,就写《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的《孔子再评价》.这两本书是紧接着的,构思上也是交错的.《孔子再评价》发表在《美的历程》出版之前.

刘绪源：你的思想史和美学研究上的推进,都是环绕着你的哲学构想的吧?我记得你在论述孔子的时候,就说过：“我的兴趣主要是想探索一下两千多年来已融化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风俗、习惯、行为里的孔子.看看他给中国人留下什么样的痕迹,给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带来些什么长处和弱点.”又说,“尽管不一定自觉意识到,但建立在血缘基础上,以人情味（社会性）的亲子之爱为辐射核心,扩展为对外的人道主义和对内的理想人格,它确乎构成了一个具有实践性格而不待外求的心理模式等它终于成为汉民族的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原型现象,构成了一种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结构.”这里似乎就可以看出,你的思想史研究和后来以中国传统为重要基础而构建的“情本体”的关系.

李泽厚：是这样.

刘绪源：叶秀山在他的《古中国的歌》的后记里说过：“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在其整个‘批判哲学’系统中,并非仅仅有‘过渡环节’的作用,还可以理解为一个基础、一个基地,其意义就后世影响来看,当不在其他两个批判之下.从这个角度来考察《判断力批判》,它或许是最为基本、最为原始的.”这个看法和你很接近吧?

李泽厚：这是我的一贯看法.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谈到康德的美学,也就是第三个批判时,我就说过：这个“批判”对于康德整个哲学体系来说,正是关键所在.处于卢梭和黑格尔之间,整个康德哲学的真正核心、出发点和基础,就是社会性的“人”.他强调人是感性个体的自然存在,强调人有感性而不是纯理性的“天使”.所以这第三个“批判”,也就把以“人”为中心的这一特点展现得最为明朗和深刻.他晚年提出的“人是什么”,其实答案也就在这第三个“批判“之中.

刘绪源：你在康德的三大批判,也就是认识论、学和美学中,一反过去的研究传统,突出了他的美学,并把美学提升为“第一哲学”.这就打开了你的康德研究、美学研究和你后来提出的“情本体”之间的通道,是吗?

李泽厚：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