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职评审前后的不同遭遇

评审前我是一位好老师.评审之后,我因为职称受到歧视和排挤,荒废了后面宝贵的十年.

我是一个乡村教师,现已退休,理论水平不高,谈不出什么建设性意见来,但我对职称评审有过亲身的经历.把这个经历写出来,或者也能代表一种意见.

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祖国教育事业飞速发展,给予了我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机会.1958年,我简师毕业当了教师.那年,我18岁.1988年评审职称时,我48岁,已从教30年.其中,前10年教小学高年级的语文、数学,后20年教初中的语文、政治.可以毫不谦虚地说,我把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教育事业.

可是很遗憾,评审职称时,我连个中级职称都没评上.

当年,我是学校的教学骨干.我所教的课历次考试成绩都不错.学校领导每年让我教初三毕业班.评审职称时,联校领导(联校长陈富生)把我排在中教一级的第一名.可是,当审批名单下来的时候,我傻眼了.中教一级的名单里没有我,我是中教二级.一位有中师学历的同事,出人意料地被评上了中教一级.这位同事教不了主课,一直教副课.他的课时,常常被主课老师“侵占”.他图清闲,乐得自在,也很少走进课堂.申报名单里没有他的名字,他本人也没有被评上的希望.等评审结果出来,他喜出望外地说,受苦的不挣钱,挣钱的不受苦.这真是千古不变的理儿啊.

我像个受骗的孩子,满腹不平和委屈,心里堵上了棉花一样难受.但一个七尺男儿,怎能为一个职称长吁短叹呢我拿起阿Q的法宝,安慰起自己来.

我只上过六年小学,两年简师,不过是个初中二年级的文化水平.教初中已是抬举我了,又何谈一级二级这样一想,也算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心里便坦然多了.

于是一切照旧,写教案、上课、批改作业,像过去的30年一样.语文、政治是中考科目.为了减轻学生的复习负担,我除了要讲授新课,还得反复翻阅三年的课本,尽量地缩小范围,把考试重点找准确.其中的辛苦只有自己知道.农民的孩子出路不多,念书算是最好的一种.我是农民的孩子,也爱这些农民的孩子.为了他们的美好前程,我忘掉了个人的荣辱得失.

岂料,我在学校的处境越来越不妙.评上中级职称的同事们,课余时间在一起有说有笑,优越感、幸福感十足.我被冷落一旁.友好被同情和怜悯所代替,周围的目光变得复杂起来.我感到了无形的压力,情绪不由得低落.这并不是我的夸张,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对此应深有体会.

虽然在人前,我还是装作无所谓的.但我开始躲避我的同事们,以免遭受他们那种目光.接着来了一位联校校长,属于思想活跃、年轻有为的一类.他新人新思想,上任三把火,亲自为中心校筛选初三毕业班的老师.这位联校长了解到我的学历和职称,认为我教初三的语文、政治不甚稳妥,教小学甚至也有些问题,便说我年纪大了,分配我代了体育课.我像被人从讲台上扔了下来,失落和悲愤充斥着我的内心.但我也明白适者生存的道理.体育就体育,教好体育照样不错.农村学校的体育课,不过是学生到操场玩上一堂课.除了满地的碎石子,操场上没有一件体育设施.学生们追逐嬉戏,砸个沙包,跳个绳子,便是体育课.已过知天命的我,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蹦蹦跳跳.我在朔县师范学过一些体育常识,便利用三分之一的时间给孩子们讲一讲,比如如何跳高,如何跳远,如何扔铅球,如何扔铁饼,篮球怎么打等等.对孩子们来说,这不过是画饼充饥,他们却听得十分入迷、专注.我的体育课其他老师不能随便侵占,这是我的原则.这大约也引起了某些老师和领导的不快.

1993年下半学期开学,学校通知我到8里外的车道口小学任教.对我来说,这已算不得什么.车道口学校的校长是我的老相识,非常欢迎我,又叫我代主课,四年级的语文、数学,但我已经心灰意冷.教主课,怕耽误了孩子们.这位老兄软缠硬磨,我最终又同意了.第二年(1994年),开学的前两天,新上任的中心校长姜福到了我家,请我代初三班的语文,并说,联校长也同意了.我那时已申请了提前退休,就如实对姜福说了.并告诉他另请高明吧.他一听急了,说了一大堆“帮忙”“面子”之类的话.刚刚结束的中考,中心校一百多个毕业生,只走了一个中专,可谓惨不忍睹.

话说到这里,又是多年的交情,我不好再推辞,就又回到中心校教初三的语文.

1995年3月,教育局批准我提前退休.我还是把这一届毕业班代完.7月,学生们参加了中考后,我离开了学校.退休时,我是中教二级.

以上便是我在职称评审制前后的不同遭遇.评审前我是一位好老师.评审之后,我因为职称受到歧视和排挤,荒废了后面宝贵的10年.下面我谈点对职称制的看法.

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我认为不宜评审职称,或者不能唯职称论.原因大致有三.一是,他们做的都是基础工作,难度和工作量大体一样,都很辛苦,用职称来区分有失公允.二是,利益驱动,职称铜臭味太重,花钱写职称时有发生.三是,职称评审的唯文凭化,严重挫伤部分优秀老师的积极性(文凭不能完全代表水平,这话大概不是很错).而且,职称决定收入,部分老师失去了平常心.

据我了解,农村学校里,有职称的不求进取,但终生受益,没职称的灰心丧气,情绪低落,得过且过.有人引用木匠做风箱的行话来形容:一两酒,一两风,二两酒,二两风.

有些农村的学校,在校学生越来越少.农民本来收入不高,但为了孩子的前途,舍近求远,把子女纷纷送到私立学校.如我从教多年的中心校,以前在校学生八百余名.其中小学五百名,初中三百多名.现在该校学生不足百名.小学七十余名,初中十八名,初三已空无一人.这种可悲的状况与学校的管理和老师的工作态度是有直接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