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不同意在《新华日报》刊发《持久战》

一

打正规战、不作长期抗战的打算、企图利用国民党正面战场决战来扭转战局,是王明回国后的一贯主张,也是共产国际的意旨.当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东北、华北相继沦陷后,王明仍执迷不悟.

1938年5月徐州失守,日军兵进华中,“九省通衢”的重镇武汉成为会战的中心.面对日军长驱直入,政权危机四伏的状况,1938年6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制订了保卫武汉的作战计划：准备在武汉与敌周旋五六个月,消耗敌军,阻止敌军继续向西的攻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准备在武汉与日军一搏,并非打算坚守武汉,而是想阻挡一下日军的攻势,巩固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

身居武汉、没有经历过战争烽火的王明,对保卫大武汉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心,提出要“誓死保卫武汉”,并为保卫武汉出谋划策.他认为：如果武汉失守了,即使中国还能坚持抗战,也会元气大伤,民族凝聚力会受到严重挫伤.

早在1938年3月22日,正值日军采取南北牵制、两翼包抄的战术,大举进攻武汉之际,以书记处名义明确指示长江局,要把一切工作的重点放在准备游击战争上.要求安排学生、失业工人和革命积极分子回到农村老家,在那里组织并领导游击战.在武汉的大部分干部,也要派往农村地区,建立党的领导机关.即使党的工作在武汉受到一些损失,也必须在所不惜,按这一指示办事.

的电文,与王明的主张大相径庭,被王明置之脑后.

5月19日,徐州失守,武汉成为日军志在必得的囊中之物.在半个月内一连五封急电,要求长江局部署中原地区的游击战争.王明不以为然,他相信国民党不会丢弃武汉,相信国民党能在民众的协助下,把武汉变成中国的马德里.

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朱理治回忆：长江局成立后,河南省委属长江局领导,省委根据精神,准备以游击战争为中心任务开展各方面工作部署,并报告了长江局.王明不同意这一部署,派专人去河南,说报告“政治思想上有问题”.

当时,武汉受中国影响和领导的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很多,仅码头工人就有18万,武汉沦陷前返回农村的工人也多.如果按指示及时组织他们去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大有可为.

书记处的电报,王明没有向有关省委传达,反而把保卫武汉作为现阶段的战略中心.按王明的说法,武汉失守将对国际国内局势产生极坏影响,守住武汉,对维持抗战以至最后的胜利,至关重要.他号召武汉人民,像马德里市民一样抵御兵临城下的侵略者,阻止日军的进攻步伐.

著名作家马识途回忆：“我听过王明的报告,他要我们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要支持国民党抗日,大量的人要留下来,跟着退到大后方去,批评我们都想到农村去打游击.”

1938年夏,中日战争正在展开.战争向何处去,国内没有几个人能看清楚.登高望远,洞若观火.此时的不再将游击战争停留在争论上,而是将它组织实施.

华北大地上,各种各样的支队、游击队、武工队,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并不满足以山地为基础的游击战争形态,他的思路由山地转入平原.他致电一二九师主要负责人刘伯承、徐向前、：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面抗战与正面深入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发展抗日战争,坚持平原地区游击战,也是可能的.

发出这一指示前,经过了长时间考虑.最早,刘少奇根据华北地区山地游击战争迅猛发展的形势,向提出了适当时候在平原开展游击战争的可能性.1938年初,聂荣臻电告延安,开展游击战争,光靠山不行,首先要靠人民群众.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困难确实多一些,但人民群众比山可靠.此后,徐向前针对“人山”观点加以补充：“检测若我们能在河北平原上,把广大的人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这样的山好!”

前线将领一封封较为成熟的电报,证明山地游击战争思想开始成熟,武装力量开始由山区向平原延伸.

点燃了北方全面抗战的烽火,并没有放弃对南方游击战争的指导.5月4日,他给新四军负责人项英发出指示,告知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敌情方面虽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的地区,并充分注意指挥机动灵活,也能克服困难.

的战略主张逐渐为军队指挥员广泛认同.

抗战开始十个月中,社会上流行着形形色色的论调.亲日派汪精卫叫嚷：“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以为代表的英美派被迫抗战后,曾幻想依靠外援迅速取胜,当英美两国援助不到、军队节节败退时,也叫嚷“亡国论”；台儿庄战役胜利后,他们又叫喊“速胜论”；徐州失陷后,又唱起了“亡国论”.

时局的发展,迫切需要让全国人民真正了解中日战争的走向.在这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在深刻分析的基础上,开始思索时代提出的重大政治与理论课题.

坐镇延安的始终在冷静观察中日战争的发展态势,对中日战争的现状、前途进行了分析.这一段时间以来,笔耕不止,写了很多东西,系统总结了自1927年以来的很多军事思想,特别是针对王明等头脑发热企图取得抗战速胜的《速胜论者》和部分人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的“亡国论者”,写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鸿篇巨著——《论持久战》.

他的一名警卫员亲眼目睹了写作《论持久战》时的情景：

坐在窑洞里的书桌边,蜡烛的微光照着他苍白的脸.他有两天没有睡觉,只吃了一点点东西.笔记本旁边放着一小块石头,手臂酸疼时就紧握几下石头使手指得到松弛.大家生怕他累倒了,便在值班时加倍注意,劝他多休息.

又到了半夜时分,该是吃饭的时候了（到延安后,养成了晚上工作的习惯,这个习惯直到他晚年）,警卫员把准备好的热饭菜给他端去,轻声对他说：“主席,吃饭吧.您已经两天两夜没睡觉了,吃完饭,睡会儿吧.”头也顾不上抬,一边写一边答道：“你先睡吧,我等一会再睡.”

“主席,你身体不大好,像这样熬夜怎么行啊?吃完饭,睡会儿吧!”警卫员出于对领袖的崇敬和强烈的责任感继续恳求道.

“好,等一会儿就睡.”主席抬头看了看警卫员,微笑着说.

一顿夜餐,警卫员前后热了三次,都没顾得上吃.

就这样,连着五天没有睡好觉.两只眼睛布满了血丝,宽阔的面颊明显地消瘦下去了,颧骨凸了出来,脸上浮起了一层淡淡的黑色,饭吃得更少了.

到了第七天,警卫员怕冻坏身体,弄了盆炭火搁在他的脚边.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警卫员听到叫他,连忙跑过去看,原来的棉鞋被烤着了,他正在弯着身子脱那只冒着青烟的棉鞋.鞋子脱下后,他用暖壶里的水把火浇灭,棉鞋是不能再穿了,只好换上单鞋.

似乎这时才醒过神来,“怎么搞的?我一点也没有觉得就烧了”.他一边说,一边哈哈大笑.

在警卫员的一再请求下,才躺到了床上.

第二天,就病倒了,头疼,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医生诊断是累坏了.吃药休息了一天,他又开始了伏案疾书.

天后,交给警卫员一卷用摄纸卷好的纸卷,让他过河送到清凉山解放社去.这就是《论持久战》的手稿.

看了写《论持久战》的经过,用“废寝忘食”是远远不能形容那番情景的.

文稿写成后,于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演讲.当时的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全文发表,引起极大反响.

《论持久战》列了21个问题,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前8个问题）,主要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基本特点,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第二部分（后13个问题）,主要论述了在抗日战争中发挥自觉的能动性,实行人民战争的极端重要性.最后的结论是：“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是中国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战略战术的一个重要文献,对于广大民众认识抗日战争的特点和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重要意义.

延安的《解放》周刊发表后,又派人将文章送往武汉,交给《新华日报》发表.同时,致电长江局要他们在《新华日报》发表《论持久战》.

二

《新华日报》是王明任长江局书记时于1938年1月1日在武汉创刊的机关报,是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一份公开发行、很有影响的报纸,王明兼任该报董事会董事长.可当时长江局书记王明却以文章太长为由,不予刊登.后来,又致电长江局,要他们分期刊登,但王明等人仍不同意.而就在这段时间,他自己和别人撰写的保卫大武汉的文章、社论、新闻报道却连篇累牍在《新华日报》上亮相,从6月到9月仅《新华日报》发表保卫武汉的社论就有17篇,几乎垄断了报纸的版面,说到底,没有版面是检测,文章太长了是借口,而王明与的认识有分歧,认识不到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才是问题的关键.

事过三年后,1941年10月,仍没有忘记这回事,他在与王明的一次谈话时对王明的做法提出了批评.10月8日,王明在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说：“我对这小册子（1938年‘新群丛书’出了《论持久战》的单行本——引者注）,一点是因为西安和南京会失守,另一点是国际援助问题.”

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当有的同志又对此事提出批评时,王明完全把不刊登《论持久战》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他说：好像我是同意发表的,不同意的只是别人,我没有任何责任.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王明不同意《新华日报》刊登的《论持久战》,主要是他不同意甚至反对在文章中表述的观点.

1938年7月7日,全面抗战一周年之际,王明曾提出“要以三年血战粉碎日寇侵略”.1938年夏,王明又专门写诗攻击关于“持久战”的观点,诗曰：

四亿弗凭斗志哀,

空谈持久力何来?

一心坐待日苏战,

阶段三分只遁牌.

也是在这个时候,正好有一位苏联人途经武汉回莫斯科,王明暗中托他密告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说的《论持久战》存在原则性的错误,希望能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

事隔三十六年后,王明在《五十年》中说：“我和秦邦宪（博古）、项英、凯丰及其他同志一致反对这篇文章,因为该文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个方针既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国的国际主义相矛盾.”“所以,我们决定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持久战》一文.”

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但乌鸦的翅膀终究遮不住太阳的光辉.《论持久战》不但在党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在国民党内也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就在武汉会战结束后,在陪都重庆,周恩来向白崇禧介绍了《论持久战》.白崇禧是国民党内的实力派,素有“小诸葛”之誉.白崇禧听完周恩来的介绍,十分感兴趣,他让周恩来一定送给他一本.在得到《论持久战》小册子后,白崇禧进行了认真研读.读完后,白崇禧拍案赞赏,对程思远说：“这才是克敌制胜的高韬战略!”他按捺不住心里的高兴,想立刻推荐给,但转念想了一下,暂且按下不表.与相反,很少有长篇宏著,他的文章基本都是由人代劳,记日记也是三言两语.一次,一篇冗长而务虚的报告递给蒋,他看了几页,批了一句“我非纸篓”.基于对蒋的这些了解,白崇禧决定先营造个舆论以“先声夺人”.

白崇禧在国民党上层不断宣扬、介绍“持久战”理论,很快在当时中国军事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当时有军事权威之称的白崇禧为《论持久战》理论和观点所折服,甚至还将叹为军事天才,这些都逐渐传到了耳中,并引起他的注意.白崇禧趁此向转述了《论持久战》的主要精神,并让程思远送了一册过去.不出所料,蒋也对《论持久战》深以为然,武汉会战后的局面也印证了“抗日战争必将经历的三个阶段”.于是在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在取得周恩来的同意后,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论持久战》在成为国共两党领导抗战的共识之外,在国际上也引起了重大反响.当时周恩来寄了一册给香港的宋庆龄.读完文章后,宋庆龄深为认同鞭辟入里的分析判断,她找到自己亲近的朋友爱泼斯坦等人把《论持久战》翻译成了英文,准备在海外出版.得知后,特意为英文本写了序言：“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时间的推移、实践的检验,证明了抗日战争正是按照在《论持久战》中所设想的那样发展的,中国人民最终战胜了侵略者,100年来第一次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取得了完全胜利.历史见证了的科学分析和预测,更历史地将《论持久战》这部光辉著作列入了世界十大军事名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