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人物走过的历史

点赞:22365 浏览:104305 近期更新时间:2024-01-26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摘 要:对2013年中篇小说的评论,这里采用了另外一种方法:即通过同类文学人物的历史比较,观其发展变化.30多年只是历史的瞬间,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现代性仍在过程之中,不确定因素比历史任何时期都更加凸显.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活,但文学终是虚构的领域.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无论是当代青年、农民还是知识分子形象,不仅人物性格日趋复杂,其命运也更加难以把握.这种现象使当代文学更加丰富和有声有色的同时,也不免让我们喜忧参半.但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中篇小说作为这个时代文学的高端成就,确实代表了这个时代文学的最高水准.

关 键 词:2013年中篇小说;涂自强;姚;史彦;吉莲娜

考察当下文学,情不自禁想到的往往是同类的文学人物.比如,当“”结束之后,周克芹发表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古华发表了《爬满青藤的木屋》等.这两部作品都留下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比如许茂和他的几个女儿;比如潘青青和王木通.而这些人物同阿Q、祥林嫂、华老栓、老通宝等,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通过这些人物变化我们可以明确感知时代的变化.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变化:老许茂还像老通宝一样愁苦,王木通还像阿Q一样愚昧无知.这种历史的比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社会深层、特别是乡土中国的问题所在.因此,这些文学人物也为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无意识地提供另一种依据.现在,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那么我们在身份相同的人物身上又发现了什么呢?30多年只是历史的瞬间,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现代性仍在过程之中,不确定因素比历史任何时期都更加凸显.因此,当我们做出比较的同时,也显然隐含了我们内心深切的不安.现实是文学创作的依据,没有生活依据的文学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文学毕竟是虚构的领域,它与生活的关系也不完全是镜像关系.但是,通过身份相同人物变化的考察,我们还是会发现,无论是生活还是文学,都不尽在我们的把握和想象之中.

一从高加林到涂自强

百年中国文学自《新青年》始,一直站立着一个“青春”的形象.这个“青春”是“呐喊”和“彷徨”,是站在地球边放号的“天狗”;是面目一新的“大春哥”、“二黑哥”、“当红军的哥哥”;是犹疑不决的蒋纯祖;是“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是梁生宝、萧长春,是林道静和欧阳海;是“回答”、“致橡树”和“一代人”,是高加林、孙少平,是返城的“知青”、平反的“”;是优雅的南珊、优越的李淮平;当然也是“你别无选择”和“你不可改变我”的“顽主”.同时还有“一个人的战争”等等.90年代以后,或者说自《一地鸡毛》的林震出现之后,当代文学的青春形象逐渐隐退以致面目模糊.青春形象的退隐,是当下文学的被关注程度不断跌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当下文学逐渐丧失活力和生机的佐证.也许正因为如此,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①发表以来,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中并不多见.“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搅动了这么多读者的心、特别是青年读者的心,重要的原因就是方方重新接续了百年中国文学关注青春形象的传统,并以直面现实的勇气,从一个方面表现了当下中国青年的遭遇和命运.

涂自强是一个穷苦的山里人家的孩子.他考取了大学,但他没有、也不知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的心境.全村人拿出一些零散票子,勉强凑了涂自强的路费和学费,他告别了山村.从村长到乡亲都说:念大学,出息了,当大官,让村里过上好日子,哪怕只是修条路.“涂自强出发那天是个周五.父亲早起看了天,说了一句,今儿天色好出门.屋外的天很亮,两架大山耸着厚背,却也遮挡不住一道道光明.阳光轻松地落在村路上,落得一地灿烂.山坡上的绿原本就深深浅浅,叫这光线一抹,仿佛把绿色照得升腾起来,空气也似透着绿.”这一描述,透露出的是涂自强、父亲以及全村的心情,涂自强就要踏上一条有着无限未来和期许的道路了.但是,走出村庄之后,涂自强必须经历他虽有准备、但一定是充满了无比艰辛的道路——他要提早出发,要步行去武汉,要沿途打工挣出学费.大学期间,涂自强在食堂打工,做家教,没有放松一分钟,不敢浪费一分钱.但即将考研时,家乡因为修路挖了祖坟,父亲一气之下大病不起最终离世.毕业了,涂自强住在又脏又乱的城乡交界处.然后是难找工作,被骗,欠薪;祸不单行的是家里老屋塌了,母亲伤了腿;出院后,跟随涂自强来到武汉.母亲去餐馆洗碗,做家政,看仓库,扫大街,和涂自强相依为命勉强度日.最后,涂自强积劳成疾,在医院查出肺癌晚期.他只能把母亲安置在莲溪寺——

涂自强看着母亲隐没在院墙之后,他抬头望望天空,好一个云淡风轻的日子,这样的日子怎么适合离别呢?他黯然地走出莲溪寺.沿墙行了几步,脚步沉重得他觉得自己已然走不动路.便蹲在了墙根下,好久好久.他希望母亲的声音能飞过院墙,传达到他的这里.他跪下来,对着墙说,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妈,我对不起你.

此时涂自强的淡定从容来自于绝望之后,这貌似平静的诀别却如惊雷滚地.涂自强从家乡出发的时候是一个“阳光轻松地落在村路上,落得一地灿烂”的日子.此时的天空是一个“云淡风轻的日子”.从一地灿烂到云淡风轻,涂自强终于走完了自己年轻、疲惫又一事无成的一生.在回老家的路上,他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小说送走了涂自强后说:“这个人,这个叫涂自强的人,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出这个世界的视线.此后,再也没有人见到涂自强.他的消失甚至也没被人注意到.这样的一个人该有多么的孤单.他生活的这个世道,根本不知他的在与不在.”

读《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很容易想到1980年代路遥的《人生》.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时期,也是压抑已久的中国青年最为躁动和跃跃欲试的时期.改革开放的时代环境使青年、特别是农村青年有机会通过传媒和其他资讯方式了解了城市生活,城市的灯红酒绿和花枝招展总会轻易地调动农村青年的想象.于是,他们纷纷逃离农村来到城市.城市与农村看似一步之遥却间隔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传统.高加林对农村的逃离和对农村恋人巧珍的抛弃,喻示了他对传统文明的道别和奔向现代文明的决绝.但城市对“他者”的拒绝是高加林从来不曾想象的.路遥虽然很道德化地解释了高加林失败的原因,却从一个方面表达了传统中国青年迈进“现代”的艰难历程.作家对“土地”或家园的理解,也从一个方面延续了现代中国作家的土地情结,或者说,只有农村和土地才是青年或人生的最后归宿.但事实上,农村或土地,是只可想象而难以经验的.90年代以后,无数的高加林涌进了城市,他们会遇到高加林的问题,但不会全部返回农村.“现代性”有问题,但也有它不可阻挡的巨大魅力.另一方面,高加林虽然是个“失败者”,但我们可以明确地感觉到高加林未作宣告的巨大“野心”.他虽然被取消其公职,被打发回农村,恋人黄亚萍也与其分手,被他抛弃的巧珍早已嫁人,他失去了一切,独自回到农村,扑倒在家乡的黄土地上.但是,我们总是觉得高加林身上有一股“气”,这股气相当混杂,既有草莽气也有英雄气,既有小农气息也有当代青年的勃勃生机.因此,路遥在讲述高加林这个人物的时候,他是怀着抑制不住的欣赏和的.高加林给人的感觉是总有一天会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但是涂自强不是这样.涂自强一出场就是一个温和谨慎的山村青年.这不只是涂自强个人性格使然,他更是一个时代青春面貌的表征.这个时代,高加林的性格早已终结.高加林没有读过大学,但他有自己的目标和信念:他就是要进城,而且不只是做一个普通的市民,他就是要娶城里的姑娘,为了这些甚至不惜抛弃柔美多情的乡下姑娘巧珍.高加林内心有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狠劲”,这种性格在乡村中国的人物形象塑造中多有出现.但是,到涂自强的时代,不要说高加林的“狠劲”,就是合理的自我期许和打算,已经显得太过奢侈.比如《人生》中的高加林轰轰烈烈地谈了两场恋爱,他春风得意地领略了巧珍的温柔多情和黄亚萍的热烈奔放.但是,可怜的涂自强呢,那个感情很好的女同学采药高考落榜了,分别时只是给涂自强留下一首诗:“不同的路/是给不同的脚走的/不同的脚/走的是不同的人生/从此我们就是/各自路上的行者/不必责怪命运/这只是我的个人悲伤.”涂自强甚至都没来得及感伤就步行赶路去武汉了.对一个青年而言,还有什么能比没有爱情更让人悲伤无望呢,但涂自强没有.这不是作家方方的疏漏,只因为涂自强没有这个能力甚至权力.因此,小说中没有爱情的涂自强只能更多地将情感倾注于亲情上.他对母亲的爱和最后诀别,是小说最动人的段落之一.方方说:“涂自强并不抱怨家庭,只是觉得自己运气不好,善良地认为这只是‘个人悲伤’.他非常努力,方向非常明确,理想也十分具体.”②但结果却是,一直在努力,从未得到过.其实,他拼命想得到的,也仅仅是能在城市有自己的家、让父母过上安定的生活——这是有些人生来就拥有的东西.然而,最终夭折的不仅是理想,还有生命.

过去我们认为,青春永远是文学关注的对象,是因为这不仅缘于年轻人决定着不同时期的社会心理,同时还意味着他们将无可质疑地占领着未来.但是,从涂自强还是社会上的传说到方方小说中的确认,我们不得不改变过去的看法:如果一个青年无论怎样努力,都难以实现自己哪怕卑微的理想或愿望,那么,这个社会是大有问题的,生活在这个时代的青年是没有希望的.从高加林时始,青年一直是“落败”的形象——高加林的大起大落、现代派“我不相信”的失败“反叛”一直到各路青春的“离经叛道”或“离家出走”,青春的“不规则”形状决定了他们必须如此,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不是青春.他们是“失败”的,同时也是英武的.但是,涂自强是多么规矩的青年啊,他没有抱怨、没有反抗,他从来就没想做一个英雄,他只想做一个普通人,命运还是不放过他直至将他逼死,这究竟是为什么!一个青年努力奋斗却永远没有成功的可能,扼制他的隐形之手究竟在哪里,或者究竟是什么力量将涂自强逼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一个没有青春的时代,就意味着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时代.

方方的创作一直与社会生活保持密切关系,一直关注底层人群的生活命运.她对权力与民众、贫富差距等敏感的社会问题一直没有放弃关注的目光.在当下的中国,这是有责任感作家的“别无选择”.只因为:那是“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悲剧.③

二从陈奂生到姚

80年代,著名作家高晓声连续发表了《“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出国》等“陈奂生系列”,成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书写农民的短篇小说大师.陈奂生也成为新时期以来最有影响的文学人物之一.陈奂生的命运虽然都是被安排的,但在生机勃勃的80年代,陈奂生还是以他的形象、生动,表达了那个时代的农民精神风貌和乡村中国的“艳阳天”.陈奂生虽然承袭了阿Q的精神遗产和重负,但他正走在试图摆脱这个传统和重负的道路上.陈奂生的道路也喻示了中国农民的希望和未来.因此,无论是读者还是批评界,对陈奂生这个文学人物的出现,都满怀期待并由衷热爱.特别是《陈奂生上城》,它的艺术成就至今仍被常常提起.高晓声曾自述说:“我写《陈奂生上城》,我的情绪轻快而又沉重,高兴又慨叹.我轻快、我高兴的是,我们的境况改善了,我们终于前进了;我沉重、我慨叹的是,无论是陈奂生们或我自己,都还没有从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④后来,高晓声以想象的方式,通过《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出国》等篇章,完成了陈奂生精神和身份的转变——他不再是“漏斗户主”和“上城”时的陈奂生.高晓声通过他的艺术实践为我们呈现了一个逐渐变化的当代中国新农民的形象.但是,中国现代性的全部复杂性并没有掌握在小说家的手中.

三十多年过去之后,又有一个农民进城了,他是尤凤伟《鸭舌帽》⑤中的姚.姚因为老婆通奸,进城来找奸夫的老婆李爱萍.他希望和李爱萍结成“联盟”,成为“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这是姚进城的缘由,这与“城镇化”、“农民进城”都没有关系,姚在家有两亩地一个鱼塘,完全可以生活下去,但是生活的不确定性还是将姚“逼进”了城里.找不到李爱萍的姚只好暂时安顿下来,李爱萍突然出其不意地打来愿意帮助姚,介绍他找自己的一个“好朋友好姊妹”到一家名叫“淮扬楼”的餐馆打工.于是姚便见到了一个名曰“李平”的女领班.姚开始了他的城里生活.通过姚的经历和视角,我们看到了不曾发现的城里的另一种隐秘生活——餐馆是城里生活的另一个窗口,各色人等聚集在这里表现了他们不同的目的和诉求.而在餐馆打工的男女们,也毫不掩饰地实践着他们生活的“潜规则”,那些快乐的“临时夫妻”丝毫没有初期“底层写作”展现出来的泪水与苦难.他们早已远离了陈奂生的天真和简单.他们的价值观、爱情观、婚姻观等,五色杂陈极端混乱.这时,我们更关心的是主人公姚的命运.初来城里的姚还是一个陈奂生,尽管他高中毕业,但衣着体相行为举止,还是一个三十年后的陈奂生.在“李平”等人的提携下,姚逐渐改变了自己.特别是一次试图来报复闹事的客人,用自己带来的苍蝇嫁祸餐馆时,姚突发奇想地将苍蝇一口吞下说是“葱花”,因其“挽狂澜于既倒”而得到老总的赏识,做了餐馆的“中层”——“清障队”队长.

小说在写姚城里经历的同时,也写到外出打工却耐不住寂寞的“薛姐”、替富人“顶包”却失明的小宋以及餐馆的诸多打工族的命运.进城的乡下人都有一把辛酸泪苦难史,那里有说不尽的沧海桑田迷茫人生.“鸭舌帽”在小说中只是一个隐喻,一顶帽子可以成为改变一个人的身份符号,尤凤伟的锐利目光就在于他看到了当下中国世风世相的同时,也举重若轻地撕下了城市的虚检测面纱.同时也将现代性的巨大魅惑无情地呈现出来——如果说陈奂生是因政策的变化不断被动地安排了自己生活的话,那么,姚却是主动地投入了城里的生活.而这个三十年前的陈奂生未来的道路将会怎样呢——“他看不到,他,在路上”.更值得称道的是小说的整体结构.如果说姚的经历确如开头讲述的那样——姚是李爱萍的朋友姊妹李平介绍到餐馆打工的话,可以说小说就平淡无奇了.但奇就奇在这个“李平”和李爱萍是一个人.当姚进城的时候,李爱萍正在处理离婚事宜,所谓的“不方便”是指这件事情.是化名李平的李爱萍暗中帮助了姚,无论出于何种理由,这个整体构思使小说风生水起气象万千.这就是尤凤伟的小说区别于众多小说的地方,也是一个真正小说家的能力和功力所在.


三从庄之蝶到“俩博士”

庄之蝶是90年代初期的人物.庄之蝶一出,文坛大哗.应该说庄之蝶是个得风气之先的人物:贾平凹最早感受到了市场经济对人文知识分子意味着什么.可以说,这个阶层自现代中国以来,虽然经历了各种变故,包括他们的信念、立场、心态以及思想方式和情感方式,但从来没有经历过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这个冲击对当时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来说,实在是太重大了.贾平凹感知了生活变化对他们精神世界的改变,于是才有了庄之蝶.1990年以来,长篇小说我们能记住几个人物?但我们都记住了庄之蝶.更重要的是贾平凹对庄之蝶的态度,我们不能说贾平凹对他的主人公是欣赏的,他只是用小说的方式呈现了他.庄之蝶最后的命运说明了贾平凹的态度.在那个时代,迷惑、困顿的不止是贾平凹,我们都不是先知,都在困惑和迷惘中.也正是这个困惑迷惘成就了贾平凹的创作却使那个时代的批评陷入了迷途.庄之蝶的精神破产,在1993年代成为一个象征性的事件,也惟其如此,才使得贾平凹的创作充满了历史感——从古代士阶层到现代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个文化信念或价值目标,一直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因此,当市场经济大潮出现之后,庄之蝶的最大困惑来自于他文化信念和价值目标的迷失,他发现自我存在的价值已经无法获得自我确认——尽管他在社会生活中应有尽有.这是庄之蝶精神破产的根本原因,也是贾平凹用文学的方式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最深刻的洞见.

庄之蝶诞生至今整整二十年过去了.那么,二十年后庄之蝶的同类们怎样了呢?我们在计文君的《无家别》⑥和杨晓升的《身不由己》⑦中,大致可以了解他们的精神和生存状况.计文君是近年来异军突起的小说家.她的小说端庄典雅,举手投足仪态万方,有鲜明的中国古典文化气息和气质;另一方面,她也深受西方现代小说的影响,修辞叙事云卷云舒,吸收了现代小说的诸多技法和元素.近一个时期以来,她的小说多用古代词牌命名.如《白头吟》、《卷珠帘》以及《无家别》等.这些词牌特有的含义赋予了小说鲜明的中国文化印记,既是象征也是隐喻;但在情节和人物的构造上,又极具当下性.这是计文君小说的一大特征.

《无家别》写的是文学博士史彦无法安妥肉身和灵魂的故事.因个人生存和家乡病中的父母,史彦决定“退一步海阔天空”,他从北京回到了家乡钧州.钧州学院勉强可称为三流大学,史彦屈就于这样的学校心情可想而知,他经历了一段心灰意冷的教书生涯.无论是师生、同事还是爱情、婚姻、家事,都被史彦处理得一塌糊涂.对人生、对学术不再报有任何希望和幻想的史彦,真真是无路可走无家可别了.胜败是今天的价值观判断的.一个失败者——即便再有才华或抱负,也只能在古典主义的中获得赞美.在当今世界,他只能落荒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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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花驿的路上,我不说话,季青也没说话,车上的音响在放汪峰的《存在》,“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等我该如何存在?等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谁明白生命已变为何物?等”在那诘天问地的男声中,我的泪滚了下来.

我扭脸看窗外,模糊的泪眼中,是死寂的等待拆迁的村庄和荒芜的没有作物的田野,“等谁知道我们该梦归何处?谁知道尊严已经沦为何物?等我该如何存在等”

小说总体上还是落难公子遇佳人的古典叙事模式,结局则是现代文学常见的对主人公无奈的“放逐”.在这样一个并不“先锋”的结构和貌似“写实”的叙事里,计文君以“大写意”和极端化的方式,道出了当今青年知识分子生存和精神的处境.庄之蝶的落败,还只是精神层面的破产,现实生活里,他还是一个应有尽有的名士:他是著名作家,是人大代表,是一个书画店的后台老板,是一个拥有四个女人的男人.但是,今天的史彦可以说是一无所有穷途末路了.他的生存都没了着落,哪里还有资本谈论天下或抱负.另一方面,史彦的红颜知己季青,虽然无爹可拼,既无权力资本亦无金融资本,却凭着精细的算计,甚至不惜以婚姻爱情作为抵押,换取了她世俗世界的“成功”,只是,季青真的成功了吗?她心无皈依和无处诉说的凄楚,在本质上与史彦有什么不同吗?

杨晓升的《身不由己》,从另一个方面表达了今天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一个博士毕业生被绑架到股票上市的庸俗事务中,这是他没有能力解决的事情又无法摆脱.他不仅陷入苦恼更陷入了麻烦.而“身不由己”更是一个隐喻——是当下知识分子共同的命运.在当下的环境中,没有人尊重一个专业人才,所有的人都试图从另外一个人身上寻找到为己所用的资源.这就是今天的世道人心.小说内在结构严密,几乎无懈可击.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形象活脱脱展现在我们面前,他的无能、无辜、无助,使我们有机会再次见到了经济压迫下的现代儒生形象.因此,这是一篇非常生动的小说.关于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还会继续书写.人物无论是成功还是落败,都密切联系着古代中国士阶层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历史命运.因此,这个领域的文学创作,是最富于历史感的.那里既有并未断裂的先贤传统,亦有我们正在经历的新的现实.

四从女性主义到普遍人性

在“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风潮正健的时代,“女性文学”及其概念被批评界提出,“女性文学”创作也风起云涌.这是一个歧义纷呈的文学现象.但逐渐可以达成共识的是,80年代以前的女作家的创作,仅限于风格学的意义.或者说,那时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的创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她们同样是“社会运动”或“社会问题”的参与者或关注者.不同的是女性作家在语言风格上可能会获得某种识别.从十年代之交开始,有性别特征的、有“女性意识”的“女性文学”开始出现.这是一种争议最多、也最具有冲击力的文学现象.它所隐含或公开申明的立场是,对女性的历史、现实处境和自身经验作空前的处理和描写,无论从观点、态度、立场和语言方面,不仅显示出与男性作家的区别,重要的是要体现出作为女性作家“独立”的意识和话语方式.应该说,这是一种最具活力、最有胆魄的文学潮流.它所提供的阅读经验,已经超越了现代文学史上女性文学所试图诉求的一切.但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文学”虽然创造了自己的时代,这一命名或理论划分的明确性,也从一个方面限制或“预设”了这一时代女性作家的创作冲动或可能.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来自异域的文学启蒙,在当代中国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奇观效果:“女性文学”逆向的性别歧视,不仅没有为女性文学在叙事上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反而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窥视女性隐秘心理的窗口,或者说,女性文学在沿袭了男性的性别歧视叙事策略之后,并没有在表达策略上提供更新鲜的经验.这就是女性文学的期待和话语实践之间的矛盾.在中篇小说领域,林白的《穿过苹果》、《回廊之椅》、陈染的《与往事干杯》、《无处告别》等作品仍传诵一时,代表了这个时期女性文学的最高水平.现在,刻意标榜的女性文学已经落潮.更多的有思考和想象能力的女性作家,业已回到了面对普遍人性而不止是女性立场上的创作.迟子建的《晚安玫瑰》⑧,在表现人性方面所做的努力格外引人瞩目.

小说讲述的是两个女性——两位芬芳带刺的“玫瑰”的故事:一位是犹太女人吉莲娜,一位是报社校对员赵小娥.赵小娥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仅偶然而且耻辱:她是母亲在一个夜晚被人偶然的.赵小娥出生三年后,养父发现女儿不是自己的骨肉,而是妻子与犯的孩子.赵小娥的母亲从此被邻里乡亲唾弃,在她十二岁时病死.赵小娥发誓要找到那个让她们母女备受屈辱的男人复仇雪耻.她在哈尔滨终于意外地遇到了她的生父也是罪犯的穆师傅.这时,事情已经过去三十多年,超过了罪法律追究的二十年最高年限,穆师傅不会再受到法律制裁.但赵小娥还是坚决地选择了复仇.她精心策划了复仇计划并如意地实现了:穆师傅在真相面前投江自尽.

犹太房东吉莲娜是个遗腹子,她出生于哈尔滨.吉莲娜成人后,日军侵略东北,与移居这里的犹太人订立计划,企图扶持他们在东北复国.吉莲娜的商人继父参与其中,为了讨好日本人,竟然帮助一位日本军官迷奸了吉莲娜.对自己屈辱的经历,吉莲娜也选择了复仇,她也精心策划了复仇计划,不露痕迹地毒死了继父.日本战败后,她的那个日本军官剖腹.不同的是,在六十多年的岁月里,吉莲娜一直在忏悔自己.她觉得自己不该有如此强烈的仇恨.当赵小娥复仇后,吉莲娜“终于实言相告,她忧戚的不是自己,而是我.她说我逼死了父亲,可从我的眼神中看不到忏悔,这很可怕.她说一个人不懂得忏悔,就看不到另一世界的曙光.我想起了齐德铭曾对我说过,我之所以吸引他,是因为我的眼底有一种绝望的东西,与他合拍.如果按吉莲娜的说法,他也是看不到另一世界曙光的人.”“她说有爱的地方,就是故乡;而有恨的地方,就是神赐予你的洗礼场.一个人只有消除了恨,才能触摸到天使的翅膀,才能得到神的眷顾.她说半个多世纪下来,她的爱没变,但她对继父的恨,逐日消泯.”

《晚安玫瑰》因其故事的复杂叙述得格外漫长.也惟有在漫长的讲述中我们才有可能体悟人性的复杂和东西文化的差异.吉莲娜是另一种文化传统哺育的女性,她内心纵有万丈波澜,行为举止仍优雅从容,那是因为她在忏悔中看到了另一世界的曙光;赵小娥没有这种文化资源,她精神失常恢复后,仍对过去的历史深怀恐惧,她惟一的归宿就是生命价值的虚无.《晚安玫瑰》对人性的发掘虽然建构在虚构的基础上,但它确有直击现实的意义和价值.在一个价值理性不断旁落的时代,迟子建以极端和温婉的方式践行了新的文学想象.如果《晚安玫瑰》能够引领当下文学另外一种走向,那将是文学的幸事.

2013年的中篇小说,通过历史的比较,我们还是发现了其中想象不到的巨大变化,现实的复杂性使文学仍多有忧患而少有欢娱.当然,这种比较还可以在许多范畴里展开,比如80后作家如甫跃辉、文珍、蔡东、霍艳等“文学新势力”的中篇作品等;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在邓一光的《如何走进欢乐谷》、余一鸣的《潮起潮落》、葛水平的《过光景》、马晓丽的《催眠》、徐坤的《地球好身影》、徐虹的《暮色》、王秀梅的《父亲的桥》、陈谦的《莲

露》、蒋峰的《手语者》等作品,看到中篇小说在艺术上的多样性探讨.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对当下中篇小说创作仍然可以怀有更多的期待.

注释:

①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十月》2013年第2期.

②蒋肖斌:《别让没有背景的年轻人质疑未来——访〈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国青年报》2013年6月18日.

③本节曾以《从高加林到涂自强》为题,发表在《光明日报》2013年9月3日.又见《芒种》2013年12期.

④高晓声:《且说陈奂生》,《人民文学》1980年第6期.

⑤尤凤伟:《鸭舌帽》,《北京文学》2014年第1期.(需要说明的是,这篇小说《北京文学》主编杨晓升先生嘱我写篇短评,我以为发在今年的刊物上.后来得知连评论一起发在明年第一期《北京文学》.但这篇小说极有典型性,且也确实写于2013年,因此在这里评述也并非空穴来风)

⑥计文君:《无家别》,《中国作家》2013年第8期.

⑦杨晓升:《身不由己》,《芳草》2013年第5期.

⑧迟子建:《晚安玫瑰》,《人民文学》2013年第3期.

责任编辑鄢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