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的现代性涅槃

点赞:12642 浏览:56488 近期更新时间:2024-01-30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问题所以须予认真思考,是因为现代性作为理论建构的历史属性,越来越以令人关注的整体规定的形态在文论中体现出来,不同阶段文论的热点与焦点,不同学者不同的问题提出及思考,通过历史回顾不难发现其实并不是理论的率意而为,而是被限制被允许的理论言说,这限制与允许理论言说的历史规定性,命之以名,就是现代性,这是本文就现代性立论的一个原因.还有,文论现代性是社会现代性的理论体现,社会现代性作为历史属性有不同的阶段状况,不同的阶段状况在历史展开中具有延续性,它们以某种综合样式成为当下活跃的样式,发挥对于当下的历史作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现代性阶段状况作为当下文论建构的历史规定性在持续地发挥作用——这是理论建构的聚焦作用,而这一阶段状况本身,在现代性历史进程中又具有否定的、转折的、重生的特殊性质,这就更使它具有深入研究的价值.这一阶段及阶段性状况所生的特殊规定性,从文学理论方面概括地说,就是三十余年来发生的由政治一体化到跨越式阐释与大众个性化思考的现代性转型.

一、现代社会转型无产阶级期的文论要点:文论的政治一体化

政治一体化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政治一体化的影响至今犹在.这里有观念原因、思维方式原因,也有体制原因.不过体制原因不在本文思考范围内.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无产阶级历史阶段.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以无产阶级的政治诉求为其特殊发展阶段,有当时的历史根据,亦即历史合理性.

政治,作为一种权力抽象,总有所由抽象的社会历史与现实根据,这些根据是实践性的.政治权力及基于权力的政治生活或政治活动过程,总能在对现实产生影响的社会活动中发挥一定的实践组织作用,这样的作用与相应社会群体、社会势力、社会关系的利益、位置及秩序保持着深层联系.没有这样的社会活动的对应性及深层联系,见于社会活动的权力抽象便无由发生.而就社会活动的群体利益、位置及秩序来说,当政治权力得以普遍性抽象时,政治权力其实总是有其特殊所对及特殊所用,即是说,它总是以普遍性权力的合理性掩饰其特殊所对.如哈贝马斯从政治角度谈及人权时所说,“被遮蔽起来的特殊性从一开始就具有优先性”,“等在规范的权力语言中,所反映出来的不过是政治自我捍卫的实际权力要求.因此,在普遍的权利要求背后,一般都埋藏着一定集体的特殊意志”.政治权力的社会普遍名义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也会以“特殊意志”的敞开方式得以表述,即公开政治权力对其所依凭的社会群体的“优先性”.这样的社会条件通常体现为不同社会群体利益的公开对立与尖锐对立,这使得任何一种政治权力都无法再检测设自己的社会普遍性.中国人在中国政治危机与民族危机极为严重的时刻直接提出无产阶级的政治目标及政治口号,强调无产阶级的利益及政治地位的“优先性”,是顺应时代情势的进取之举,这一历史顺应换得了对于历史的时代把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严重的政治危机及民族危机已失去其严重性,革命领导阶级的政治“优先性”已转化为国家公民政治权利的普遍性.这时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强调及政治管理的实施,就失去了先前曾有的社会条件.这一阶段,它延续的合理性主要是时代性的,即在敌对力量中稳定与巩固刚刚获得的政权.而为了证明无产阶级的政治强调及政治实施仍具有持续的历史合理性,就不能不营造出与之相应的政治危机或者矛盾,这很快便演化为一种斗争性政治思维方式,即在现实生活中寻找与确立政治对立面并展开斗争的思维方式.

以无产阶级为政治目的的斗争性政治思维之所以能够在无产阶级已失去其历史合理性的长达近30年中不断活跃,并不断地演绎出各种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这里有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历史必然性,即是说,这乃是中国转型特色的体现.

首先,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从转型启始,便没有西方现代转型的经济变革根据及宗教变革根据,即是说,中国社会转型得以启动的19世纪,中国经济状况并没有进入转型状况,像一些经济转型自启论的学者所分析的那样,当时仅止是一种延续性的经济发展,有了某些后来称谓的经济转型因素,但这与真正的社会转型完全不是一回事.至于表征着与经济转型相应的社会精神转型的宗教变革,在19世纪的中国也没有发生.中国的现代社会转型是由西方见于坚船利炮的科技文明所强行启动的没有自身根据的转型.这便为延续两千年的封建社会生活的种种合理性留下了续存的巨大的社会空间.

其次,取向于西方的蒙启,同时也是取力于西方的蒙启,这种启蒙的主要功能是文化惊醒和自我骤见.它的取向与取力的异质文化性,使得启蒙无论在物质性方面还是在精神性方面都远没有达到转型建构的程度,即是说,蒙启,包括五四运动,都没有达到从社会转型角度否定封建社会生活合理性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所进行的启蒙建设也没有达到真正的转型规模.

再次,在这个过程中所进行的旷达半个多世纪的激烈的政治斗争与民族斗争,都是在求生保族的层面上展开,而转型是发展,当生存压抑着发展时,无论是社会转型所必须的对于历史延续性的深度批判,还是在此基础上才能进行的转型建构,便都无缘进行.这使得长久延续的多种历史合理性,在激烈的生存斗争中,成为类似于龙卷风的风心地带,一切都在狂卷,唯独此处宁静.

在转型启动、启蒙及救亡中都没有得到深度解构的封建社会历史延续的种种合理性,在无产阶级的延续性坚持中,便构成斗争性政治思维的规定与滋养,它们使这种思维及其实施不断地在现实生活中获得来自于历史纵深的支持.其中有专制统治的政治合理性,否定个性的合理性,社会关系的等级合理性,知识分子的委身合理性,忍辱负重的人格合理性,等等,这些合理性保持着它的鲜活及向各方面渗透的力量,不仅不断地激发斗争性政治思维主体的思维,而且也不断地营造接受、支持、强化这种思维的社会生活语境.詹姆逊曾谈到社会变革力量处于被压抑的萎顿状况时,仍拥有合理性的历史延续力量就会操控现实,并把现实拖入延续的历史合理性中.他说:“在此想象力普遍瘫痪情况下,比较古老的阴谋母题,作为有能力重新统一最小基本组成部分的一种叙事结构——一种富有潜力的无限网络,以及随之而来对它的不可见性似乎有理的解释;换句话说,就是集体性和认识性——重新取得了生机.”詹姆逊揭示了依凭尚存的历史延续性,古老的“阴谋母题”在现实生活中重生的道理.斗争性政治思维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社会主导性思维,又是政治运作的结果,各种名目的政治运动被此起彼伏地推动起来,而所有这些政治运动都有一个共同名目,这就是要巩固无产阶级代表人民所夺取的政权,就是要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这一名目之下,国家及集体的整体意识被不断地强化为政治群体意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成为表述政治群体意识极富感彩的母体概念,被赋予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在这类富于感彩的母体概念的强光之下,个人及个性自由成为必须向母体概念的强光趋顺的自由.个人及个性的价值也完全消融在这类母体概念之中,个人及个性的无足轻重,使得各种名目的政治运动在政治群体意识的作用下成为消磨与批判在母体概念的强光下仍不安分守己的个人及个性的运动.这一时期的中国文论及文学,保持着与政治的一体性关系,并使斗争性的政治思维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理论的主导思维.在斗争性政治思维的主导下,在当时文学理论研究中又由三种特征性的思维倾向所支持,这就是注经式思维倾向、选择性的实证式思维倾向以及前在叙事的历史延续式思维倾向.

1.注经式思维倾向

这一思维倾向,守持一个预设的思维前提,即以经典为信仰性的思维对象.当然,这里的经典,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注经式思维倾向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信仰性的真诚与坚定不移,二是强调对于原文的逐字逐句的又是融会贯通的理解及对于这一理解的经典引证,即精读经典,同时在经典的意义上解释经典,又进而用经典验证对于经典的理解.经典因此成为思维对象与思维核心.注经式思维方式是阐释学思维方式,但它不同于通常阐释学思维方式的地方在于它严格地接受两方面的限制,即本义的信仰性守持,这里不允许有歧义,不允许置疑,而只能是热诚的向往与接受,以此为前提,是随时随处对于这一守持的经典性取证.在这两方面限制中,阐释主体的理解自由不再是理解的自由,而这里的经典本意其实又是无可还原的,这使得经典本意成为因某种原因(政治的、历史的、学术的)而获得权威阐释者身份的人所指认的本意,这一自由也就成为追随权威阐释的自由.所以,这又是一种确认权威,遵从权威的自由.而经典的最为权威的阐释者,又是经典作家本人,注经式思维因此就是经典权威注释权威经典的循环论证的思维.对这种思维状况,如朱光潜所说:“与其代马克思说话,不如多留些地位让马克思自己去说话,让读者自己去据实深思.”

2.选择性的实证式思维倾向

实证,作为思维与论证,有两种对立的运作方式,一是从事实推导结论的方式,一是用事实证叫结论的方式,前者是实事求是,后者则是以实论是.二者的本质差异在于是出于事还是是证于事.是出于事,是以事为思维起点,深入事中,找出事的内在联系及事与他事的相互联系,进而对这种联系进行概括,得出是的结论,经典作家所提出的重点观点,多属于是出于事这类.以实论是,则先已有是,然后根据是的需要去寻找与是相合的事,进而用所得之事证明使事有所依的是,这时事的作用就仅止是验证或证明.后者为理论规定现实提供了根据,怀特海曾谈到事实上的现实性的多种性,认为任何一种用于证明的现实性的确定性其实都是某种“选择的表达方式”.即是说,事是对于是的证明,是是对于事的选择,在选择中事沦为是的附庸,这便是选择性实证.斗争性政治思维在选择性实证中,不断获得斗争性事实,即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事实支持,这也是为什么权威性的理论可以通过权威性地选择事实,进而维护其权威的道理.


3.前在叙事的延续性思维倾向

历史叙事作为一种理解与把握历史的方法,注重历史的叙事性及叙事脉络的联结性,作为思维倾向的前在叙事的延续性,则以此前叙事及叙事脉络的当下延伸为主导,求得延续而来的当下有效性,“继承革命传统”是这种思维倾向的经典口号.

这种思维倾向以此前的历史合理性为前提,坚持延续的历史展开逻辑,它不仅从历史的现实延续中寻找与确认历史合理性,而且从现实的历史延续中发掘现实的历史合理性.它的特点是不断地、连贯地进行历史与现实的互证,在互证中历史以现实名义而活跃,现实以历史身份而获得合理性与深刻性.不过,在历史延续性思维中,历史延续性并非历史给定性,它是历史合于某种现实要求而赢得的选择,即历史的现实选择.历史在选择中获得规定现实的意蕴.这种思维倾向有人们生存于世总要寻求精神着落的根据,海德格尔称此为“先行于自身”的“总体性匮乏”,“总体性匮乏”使人作为他所是的存在者,“向来就不得不是的尚未”,正是这种“尚未”,使人们总要在现实中寻觅历史延续的根据,使“尚未”获得充填,延续性的历史叙事就由此获得合理性.

以上三种思维倾向,在当时的文论研究与表述中相互作用、相互支持,使斗争性政治思维不仅在文学理论中获有来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合理性,这当然是一种权威合理性,而且获有在政治斗争现实中揭示与验证文学及文论为政治怎么写作的事实合理性,更有了延续于革命及革命体制的历史合理性.这样一来,政治一体化的文学理论既有其政治强迫的一面,又有理论的自我生成的一面.

二、市场经济繁荣期文论建构的现代性特征:跨越式阐释

政治一体化文学理论及生成文学理论的斗争性政治思维与思维倾向,于1980年代以后,在批判中被肢解,这里首先肢解的便是文学理论与政治的一体化关系;肢解后的理论的“断章残简”,经过一番剪裁缝合,以各种概论、概要、新编的方式,急就章式的延用于大学教学.而那套理论的全方位的解构,则发生于1980年代末直至当下,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对外开放与市场经济繁荣.

城市市场的不断开发及因此而来的商业的不断繁荣,是西方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重要条件,殖民扩张是西方现代社会为寻求更大市场、谋求更多商业利益的不厌足的现代性需求的重要表现.然而,这样的重要条件与重要表现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却没有获得条件与表现的重要性,这里有传统根据.殖民扩张自不必说,以长城自守而著称于世的中国主导文化意识,传统地满足于泱泱大国的自足自乐,开疆辟土的雄心早在唐王朝中叶便趋于泯灭;而市场开发与商业繁荣,在封建统治的以家文化为根基的农耕文化圈里,不是想不想求与能不能求的问题,甚至连求的取向及社会动机都难以凝聚.即使是高度发达的宋王朝城市文化,商业发展也限制在与农业经济密切相关的范围内,始终没有形成更大规模.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即作为社会现代性重要条件的市场发达与商业繁荣,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是否仍具有如西方社会现代转型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明确的甚至是不容置疑的,即市场发达与商业繁荣同样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重要条件.20世纪初在中国发生的被动的现代社会转型,所以枝蔓旁生、路途崎岖,从而形成社会转型的中国特色,并从而没有给中国带来如西方社会的迅猛的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究其由,市场发达与商业繁荣这一重要条件的缺乏或空位,是很重要的原因.当我们今天沉重地反思那段屈辱的被侵略史时,痛苦地面对那些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国家史时,迷惘地体味在缺失基本历史根据的情况下仍延续数十年的政治生活时,以及无奈地反思那场殃及全国的文化浩劫时,都无法绕开这个重要条件.这是历史宿命,也是社会前行的必然.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国策的确定,不仅证明在这个刚刚经过政治操控的国家,其接下来的社会转型仍要通过政治而启动,而且,这也标志着一个被政治地启动的社会发展过程,将在追还历史亏欠的综合的社会动力(而非单一的政治动力)作用下现实地展开.

1.市场经济繁荣的社会动力与跨越性发展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很短时间里便形成极大活力与巨大动力,表现出迅猛发展势头,并赢来空前繁荣.从社会动力学的角度说,这是社会发展动力的超越历史的调动与运作.

所谓超越历史,是指超越现实生活的历史延续性与历史规定性,形成在历史延续性及历史规定性中无法形成的新的社会发展取向,并在缺乏历史延续性与规定性的情况下,靠社会超越发展的自身力量及自身构成性,对历史延续性及规定性的既有社会力量及社会结构予以解构、重构,进而进入新的社会发展的有序形态,求得社会的转型发展.超越历史的社会发展形态,是社会转型的特征性形态.

市场经济繁荣是通过社会消费动力与能力的释放而显现的.生产——消费的社会生活模式在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激活之后,转换为消费——生产模式,先前计划经济下的生产消费关系被巨大的消费活力解构,生产根据消费而调整并在不断攀升的消费需求中发展,新的社会有序性也因此逐渐形成.这期间,阶段性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消费——生产关系的阶段性失调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是一种无序中的有序性建构.在这个过程中,既有的一套社会理性被解构,由于这个过程进行于消费的主导性推动,消费的突出的感性特征便得到充分发挥,于是一段时间的感性冲决理性甚至主导理性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以感性为特征的市场经济繁荣的派生物,如广告、时尚、电视图像,也包括热衷于感性激活的文学活动与其他艺术活动,也便泛滥起来.就既有理性而言,这都是离经叛道的,而就社会转型而言,不离既有之经不叛既有之道,就不会形成社会转型的新经与新道.可以肯定地说,在大规模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合理的普遍丧失其合理性,而不合理的在社会转型发展中未必都会获得新的合理性,但新的合理性又必然在否定既有合理性的诸种不合理的社会发展现象中生出.

在市场经济繁荣的超越历史的社会动力的推涌下,文学理论及文学实践均在消费大潮中颠荡起伏,经历着当下仍具有合理性的理论的解构与实践转向.被既有理论肯定的一切,包括文学何是、文学何为、文学何构、文学何作、文学何评,以及文论何从、文论何往等,无不被消费大潮冲击得七零八落.文论家们不得不忙乱于在消费大潮中打捞可以重新组织的理论碎片,同时也在这大潮中打捞可以把这些理论碎片组织成新理性的理性次序.至于文学实践的失准,则体现为既有文学理性的溃散——尽管这一溃散充满努力坚持的悲剧色彩,以及非理性的活跃.这是文论及文学都特别忙乱也特别活跃的建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先前支持着斗争性政治思维的前在叙事的延续性思维倾向被超越历史的发展现实所否定,由在革命史中寻找根据转而到西方理论中寻找根据,这是上世纪初启蒙阶段思维重心转向西方的势头性重现.

消费动力在历史超越中现实地激活与调动,推动着市场经济发展.就其发展形态而言,则是跨越性的,它在先前的端点跃起,通过消费与生产的相互作用关系,借助于更大空间即全球化的科技力量、经济力量、金融力量、文化力量,以及自体在既有秩序解构中释放出的力量,形成不同于先前的社会转型发展取向,并借助于上述力量及所构成关系的网络性的相互作用,获得一种不经由常规曲折的(所谓常规曲折,即已先行转型的西方发达国家得以转型的阶段性发展过程)飞越式的直达.

中国市场经济繁荣的跨越式发展所以可能,在于很多重要发展条件的可移植性.如来于发达国家的科技成果,它们对于发达国家的研制者而言,可能要经过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努力,但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在不同领域及不同社会经营管理层面,都建立并完善了灵活的引进机制,通过设备引进、人才引进、信息引进等方式,将这些构成跨越式发展条件的成果引入,并直接转化到社会发展中来.此外,还有科技、文化的对接与碰撞,形成新的有机整体性的或系统性的组合,从而获得科技或文化的创新.这样的创新既不是既有的,又不是移入的,而是既有与移入相互作用的全新产物,这类创新物在很短时间内一下子产生出来,形成跨越式发展的奇效.另外,就是自己的既有条件因素,在新的发展机制或发展系统中,获得功能性改变,在新条件或新的相互关系激发下,某些重要潜质被激发,经由必要的改造适应,跨越性地获得新生.

市场经济繁荣时期出现的跨越式发展,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具有普遍体现.跨越式发展造成很多因跨越而生的中空地带,在这类地带没有相应的与之对应的社会心理结构与社会生活结构,而这类结构在社会的常态发展中是从既有的延续性中与常态发展同步生成,并稳定地支撑着常态发展的.由于缺乏这类社会结构支撑,也就没有与之相应的经验与理性,迷惘、犹豫、茫然、混乱、嘈杂等,就成为这时经常发生的社会心理现象与生活现象.

2.社会转型的跨越式发展中文论建构的跨越性阐释

上述社会转型的跨越式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主导思维领域即理论领域的那套注经式、选择实证式的及前在叙事延续式的思维倾向,作为确认或认同既有有序性及合理性的思维定势被打破,而日常生活领域被激发、激活的情绪性的、实用性的、趋新猎奇性的以及跳跃性的思维倾向则获得日常性,化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交往,这在广告、时装、家装、电视栏目及网络交流中充分地体现出来.这种来于日常生活的思维状况直接渗透到正在建构的文论中,它是随着直接的社会现象及社会生活内容,以及合于大众文化需求的文学现象及文学内容被提升为文学理论,而进入理论思维的.于是,先前注经式的理论思维被引发于实践的问题式思维所取代,学者们更热衷于在现实问题的求解中理解与接受理论经典或西论著述;选择实证式的理论思维被具有特征性的实例分析所取代,在特征确认中,事例的实用性特征被突出并用于立论或阐发,这类被用事例固有的意蕴或关联性被遮蔽或割舍,结论或理论观点通过这类特征性实例的分析被揭示出来;前在叙事的延续式思维方式则被问题及现象的现实关联性思维所取代,前在叙事的历史规定性在现实关联性中被切割与重组.以曾经发生的文论的文学性之争来说,参与争论的不少学者都深受文学理论现时研究状况的左右,以文学理论现时研究处境作为问题式提出与求解的要点,以某些文学属性(如想象、符号、形式、虚拟、修辞等)被某些大众文化样式所分享为现象根据,并以从文学领域到生活领域的直接跳跃为转用的思维根据,由此切断使文学成为文学的文学性的历史延续性,进而进行文学理论研究对象的文论求解与多元对话.这样一套“离经叛道”的思维方式在文学性争论中为不少争论者毫无置疑地共用,可见这已成为一种文论思维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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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用跨越式来指认政治一体化解体后文学理论逐渐形成的阐释特点,不仅在于它是承社会跨越式发展而来,并因此适应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阐释,更在于这阐释本身在政治一体化思维倾向转变过程中,没有了先前的思维定势与思维脉络,而是以不同文论问题与实践问题为思维的目的性指向,并以问题提出与求解为阐释单元,在不同问题及单元之间,阐释各取其是,阐释结构及阐释材料的组合也因此而定.

跨越性阐释的特点集中表现为:(1)对于传统文论不加转换地直接进行现实理论论题的移用或理论的结构性嵌入,如近几年出版的代表性文论教材对于古代文论的言志论、形神论、意境论等的编用;(2)对于西方理论资源进行中国文论建构的非语境性挪用或套用,如本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3)对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观点、方法的无限制转用,如文化论方法、生态论方法、经济学的生产论方法等;(4)推崇对于问题的各有所思又彼此对话交流.这四个跨越式阐释的特点,在童庆炳、陶东风、南帆等分别主编的近几年先后出版的文学理论教材中在不同特点上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跨越式阐释并不是片断化或碎片化的阐释性组合,它注重使问题得以凸显的内在与外在的各种关联性的揭示,并运用逻辑推演的方法,使之获得理论形态.跨越式阐释的四个特点,是对于政治一体化思维倾向的逆转,前者在对后者的逆转中凝练自己的特点并自觉运用.当然,这也是二者相交织的过程,这种交织当下仍在进行.这从思维及阐释上又规定着政治一体化文论并未瓦解,它仍有活跃下去的根据.

与全方位的理论解构同时进行的是文学理论建构,建构在两个取向中发生,即文论的传统取向与文论的西论取向.这两个取向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曾形成尖锐对立,各自有自己的领军人物及研究梯队,虽然彼此间热烈争鸣的场面并不多见,而主要取各自言说的方式,但各自观点泾渭分明,各自思维方式、体系标准差异明显.不过,随着理论建构的跨越式阐释的展开,上述两种取向呈靠拢之势,大家在中国文论的主体性方面开始达成共识.所谓中国文论主体性,即无论是传统还是西论,都须以中国文论的现实建构为主导,建构中的中国文论是转换接受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的理论主体,它有属于自己的理论语境与实践语境,有自己面对的现实问题,有自己的理论与实践需求,因此也应该有自己的体系特点、方法特点及理论表述特点.也就是说,中国文论要有自己的理论特色.传统文论的当下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西论中化,成为新世纪以来中国文论建构的重心所在.在这个过程中,跨越式阐释的思维方式,也不断地在实践运用与反思性批判中严密与完善自己,同时进行着一个利奥塔所说的“合法化”过程.

三、市场经济繁荣的大众个性化与文论主体性

现实生活中的个性化问题,一直是现代性社会转型历史过程中被各方面关注的问题,不少学者把这个问题的现实解决状况,视为中国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准.如前所述,长达几十年的政治一体化得以贯彻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政治群体意识对于个性意识的否定.同时,当下的个性化问题由于直接关系着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文论建构,由于它与政治一体化时期的个性压抑与否定具有一种向之突围的关系,又由于它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论界的两次人文精神讨论相关,因此,它被很多文论界学者看做是当下文论建构的重要问题.

1.个性化现象中的大众化实质

社会生活的个性化水平,是社会秩序、社会治理及社会生活所提供的生存空间的综合水平的体现,它与国家意识形态及个人生存理性的普遍实现状况密切相关.它由若干社会提供的个人生存条件的指标所支持,如个人财产的积累及社会保障状况,个人参加社会生活的权利情况,社会法律对于个人行为权利的保护约束与强制情况,个人职业选择情况,个人在各种社会舆论中的自由情况,个人受教育情况,医疗情况,个人消费实现情况,等等.现代性社会转型不同程度地在上述方面着力,使之朝综合优化方向展开.由此说,随着社会转型的历史性深入,个性化水平确实成为现代性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不过,像其他现代化状况具有民族性差异一样,在个性化问题上,中国市场繁荣在政治一体化时期之后所推进的个性化状况也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1)源于西方个性启蒙的个性化意识

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论及西方人的个性自由,认为有四个基本要素,即“像他人一样只服从于同一种法律;不受他人的任意限制;可以随意选择工作;能够拥有和掌握财产,其他人或者组织不能随意发号施令”.尽管对哈耶克个性化自由的四点规定,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但社会通过立法保障个人的财产权及自主权,保证各种权利不受他人任意限制或发号施令,对此,大家都能找到社会现实根据,并且因此认同.尽管这里还有很多现实问题有待在社会发展中进一步解决.中国的个性意识,是个性人格尚未在社会现实中孕育成熟时,借助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个性启蒙而形成的个性化意识.在这里,个性意识与个性化意识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在前者尚未成形的情况下,取向于西方,而形成的乌托邦式的追求个性实现的社会意识.换种说法,中国的现代性社会转型,所提供的个性实现的社会条件不同于西方的社会条件,没有提供个性自由所需的,如哈耶克所说的基本要素,因此也谈不上西方式的个性实现,而问题在于,当下一些人的个性化乌托邦又恰恰取向于西方.

就当下权力体制来说,个性化仍承受着权力体制的沉重压抑.据实而论,近些年中国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一些部门守持一种媚权原则,权力被抽象化为魔杖似的力量,持有者便理所当然地获有这种力量.由于这是一种抽象力量,因此很少受具体条件限制,很容易无所不在地膨胀开来从而绝对化.绝对化的权力使用权者忘乎所以,无所顾忌.而受权者则很容易在绝对化的权力压抑下成为媚权者,这是社会体制性的,它证明着当下社会体制状况与个性化的社会实现尚有很大距离.

中国现代转型的个性化进程,有两个问题难以解决,一是当下被呼唤的个性意识,不是从本土社会现实中生出的个性意识,因此是概念性的、无根的个性意识;一是当下个性化意识不是当下的个性化实现,而且由于这种个性化意识是无根的,是泊来的,因此也不足以对个性化实现进程进行意识的规划与引导.

(2)市场经济繁荣对于个性的非人格性激活

毫无疑问,人们对于个性的理解及个性自由的获得状况,比起政治一体化时期个人及个性被政治群体意识无情吞噬的状况已大有不同,这是一种突围式的解放.

然而,也是由于政治群体意识的长时间的个性吞噬,使从吞噬中突围的个人与个性又陷入套中人离开套子而无所适从的困境.在一段时间里个性只是一种有所突围的感受,却缺乏个性内涵,当时的“痞子文学”便充满了缺乏个性的个性.突围的个性沦入个性的荒原,这使得后来的个性,是在市场经济雨露中破土而出的荒原新苗,相比于先前的取于西方的个性乌托邦,这是有根的个性新苗,这根扎在市场经济及大众文化之中.

这种情况体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个性这个提法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获得了最为直观,但也最为切近本意的普遍理解,即个性即我,包括我的利益、我的感情、我的需求、我的选择、我的实现等.尽管这个“我”的各方面都是被社会生活现实所限制与限定的,但“我”作为社会主体性概念被重视与强调,这仍是市场经济繁荣带来的成果.如有的学者所概括:“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国人的个人意识、主体意识得到了空前的高涨,等自我实现、自我成功、个人利益、个人权利这些说法成为人们的日常用语.”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极强历史延续性的人伦依赖的文化系统中,特别是经历了一段政治一体化的个性被吞噬的遭遇之后,这是一个应予高度重视的个性化成果.

其次,对于个性的实用性强化与实践性实现.个性概念无论在心理学还是在社会学,都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在心理学,个性又被称为人格,“人格是人的特点的一种组织”.社会学家则给人格下定义说:“人格是决定人在社会中角色和地位的一切特性的综合.所以人格可以下定义为社会的有效性.”出于个性或人格的综合性考虑,不同学者谈及这个问题时,才特别强调个性或人格得以实现的综合的社会条件,这是社会发展的综合尺度.

而中国市场经济繁荣中的个性活跃,并不是综合性的而是实用性的,即是说,唯有那些为现实社会生活所特别用得着的个性方面,才特别被强化出来并获准实现,这样的个性实现是实用个性的实现而非个性的综合实现.近年来,应市场经济发展所需,实用个性的实现集中在四个方面:其一,智能个性.智能个性不是知识的智慧化,而是实现智慧的运作能力,这已成为近些年来为市场急求的人才标准;其二,交往个性.交往个性亦即关系个性,这是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体中处理人际关系的个性能力,其实这也是一种隐匿个性而顺应关系的能力;其三,择业个性.择业是一种自由选择,它的自由在于超越既有的职业经验模式与职业生存规定,但它的一个前提又是把个性消融在择业中;其四,创新个性.创新是市场经济繁荣的特需,是进入市场的产品、怎么写作的活力所在,对于创新者而言,这里有突出的个性根据,他不仅要敢于否定,包括否定已然成功的自我,还要有创新的思维和才智.不过,被市场经济繁荣所强化的四种实用个性具有明显的大众性质,实用个性的大众性在于它是对于市场的大众需要的应和,因此,实用个性乃是被大众实用的个性.而大众文化如迈克·费瑟斯通所说,乃是批量生产的文化.法兰克福学派也强调过这一点,他们认为,依附于大众的文化生产,产生了威胁个性与创造性的同质性大众文化.这类说法提醒热情肯定当下中国个性化进程的学者注意,当下被强化的实用个性,其实只是人格个性中因实用而激活的某些能力,社会个性化还只是一种放大的幻觉.

2.大众性个性化对文论建构的影响

从实用个性的强化现状而言,高扬个性的时代尚未到来.在极为活跃的市场经济领域,其所激发的个性化进程尚且如此,在注重延续性与意识形态稳定性的学术界,学术个性的高扬更是有待时日.而文艺学的学术创新,乃是基于对人生、世界、文学世界的整体性理解与把握,这离不开从肉体到精神,从感性到理性的综合性的人格个性的建构与完善.这是一个长时间的修养养成过程.而且,这样的修养养成又离不开语境条件,语境未成,修养亦难成.这是学者形成可以用于理论创新的人格个性的艰难.这种艰难指示出两个道理:一是不能过高估价当下社会转型带来的文论建构现实,其中的创新,除了借助西方的新鲜主张或说法之外,于己,并未走出多远;二是不要对当下文论建构的创新价值期待过高,在学者见于学术的人格个性尚未确立之时,任何努力及成果都不可能是划时代的.

此外,在文论建构的一些重要问题上,对个性化进程状况的理解与评价,都会在理论视角、理论语境、理论问题、理论阐发等方面发挥作用,并构入理论建构.近年来先后成为热点的理论问题,文学的人性论问题、主体论问题、审美意识形态问题、新理性精神问题、大众文化中的文学功能问题、文学的政治性、性问题、文论的传统转换问题、乃至文论的西论中化问题等,都与社会的个性化状态密切相关.社会的个性化状况,包括文论学者的个性化状况,是文论研究与文论建构的语境根据与主体性根据.它可以直接见于理论观念,就以文学功能论而言,持非个性化立场,所强调的便是文学的社会功能,随之而来的便与认识教育之类相关;持个性化立场,其实是实用个性立场,便难免强调文学的感性激活功能及娱乐功能;而真能取一个更高的人格个性立场,则文学应是更高的人格个性的实现,它便有一种通达环宇之超越性.钱中调的文学及文论的新理性精神,也有一个社会个性化的基点问题:倘若人的社会生存,在个性化问题上没有一个转型性的变化,新理性精神就会成为一种思辨性的理论运作;而确立在社会个性化状况的现实基础上,新理性精神就会在社会现实的根基上生发,或是启蒙,或是深化,或是批判,或是因根基不实而蔫退.

还有,就是文学批评.理论在批评中生成,尤其当既有一套理论处于解构境遇时更是这样.文学批评的对象是文学作品,也包括具有文学性的各种名目的文学实践.而当批评对对象进行批评时,批评与对象间存在着一个相似度检测群体,即接受群体.当整个创作、批评与接受的个性化情境仅是一个实用个性化情境时,被现实实用所强化的个性方面,如智能、交际、择业、创新等,便在创作、批评与接受中释放出来,与实用个性化进程之前就已存在的群体依赖或人伦依赖型人格结构相结合形成当下的创作、批评与接受.当下不少文学批评文章拉出个性批评架式,在对象中发掘人格个性的矿藏,在批评文本中阐扬自己的批评个性,又努力站在接受立场上,与接受的人格个性对话.固然,个性,即使是实用个性,也与先前普遍存在的群体依赖性或依赖性有所不同,因此足以形成对于先前的批判力量,这可以增加创作与批评的锋芒.不过,如果把当下达到的实用个性水平误认为更高层次的人格个性水平,并据此进行批评判断与阐释,其批评效果便是虚妄的.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孟春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