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文学报·散文诗》主编箫风问

点赞:23802 浏览:108230 近期更新时间:2024-03-19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箫风:李耕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再次带病接受我的访谈.上次访谈时重点聊的是郭风与散文诗的话题,今天想请您谈谈自己的散文诗创作情况.请问您的散文诗处女作何时发表的?“李耕”这个笔名是何时启用的?有什么寓意?

李耕:我原名罗的,曾用过的笔名有巴岸、也罗、白烟、于冷、丁犁、魏冷等.1947年发表随笔《文学是严肃的工作》,始以李耕为己之笔名,沿用至今.李耕并非是“犁耕”的谐音.抚养我至10岁逝世的祖母姓李,而祖母给我童年留下的不泯失的印象是宽厚、悲悯、仁慈、勤劳、简朴,并助做杂工的祖父在半饥饿中将家撑了起来.这是我的“李”姓(纪念祖母)的由来.“耕”之与我,是感情沉湎于“草根”、“泥土”的已难以“解构”的选择,也是“简朴”或甘于面对艰困的选择.我自篆过一方印章“牛”,便是“李耕”的图腾或“耕”的代谓了.在现实生存环境中,自己终于成为“牛”,这是巧合,也是个性的必然.所以我在出版散文小品选《篝火的告别》时,便用这章短的散文诗《牛》作了这本50万字小书的“代序”.

我以散文诗为表达形式发表于1947年《民锋日报·牧野》的两章散文诗《我是来自严冬的》和《青春的烦恼》,是我的散文诗的起步之作.《牧野》是我和彭荆风共同编撰的一个报纸旬刊(后改为周刊).主编是荆风.后来《牧野》所遭受的“政治风险”,也是荆风承担最多.1948年10月至1949年1月,在我主编的《民锋日报》副刊《每周文艺》终刊号上写的《告别》也是散文诗.《告别》是我在解放前夕副刊被迫停办时的最后一章散文诗.其实,之前我在副刊上发表的数十首短诗,也都是分行的不押韵的.今日看来,将其不断行排列而为散文诗短章也未尝不可.

1960年摘“帽子”之后的大跃进“尾声”中,文学形势相对松动,我也写过一些散文诗.在1963年第4期《作品》上发表的《深山短笛》,及在《南方日报》《羊城晚报》《江西日报》发表的大约10余组散文诗,都是这时期重体力劳动之余的作品.这些作品是牧歌式的,但我写的大都是对大自然背景下劳动者的剪影及引发的一点哲思.剪报在“”中遗失,只有《深山短笛》是居桂林的一作者剪存后于1977年寄给我的,并有信告之,他是在广州当时的《作品》编辑韦丘处见到《深山短笛》原稿的.《深山短笛》已编入《老树三叶·李耕卷》.

这里,我想借点篇幅说两件小事.1948年,我又用《我是来自严冬的》题目,写了与1947年发表的散文诗《我是来自严冬的》内容和句式完全不同的长篇政治抒情诗.这首诗在1948年编入当时的地下文学丛刊《人民的旗》.另一件事:我在1946年曾与朱光潜先生及司马文森有过通信.信均在“运动”中遗失.有幸的是,朱光潜先生的首封回信却在1947年编《牧野》时全信刊于版面,结果又有幸被彭荆风于60年后在江西省图书馆翻阅旧报纸时发现.这封刊于《牧野》二期上的短简,当时刊出时,由于某些疏忽,除了错别字外,还有漏字.因为朱光潜先生这封信的内容,对我一生的文学行为影响甚大,而且在解放前我在自己的一篇文学随笔《不要关起门来学习文艺》中引用过其中的论点,所以记忆深刻.我将已复印出来的有错字漏字的信函,补缀和订正如下:

来信书收到.事忙积覆为歉,询件简答如下:

一、专写人民底,有茅盾的《子夜》,沙汀的《淘金记》(中国),外国的甚多,恐无好译本.二、成作家一要禀赋,其次要下功夫,实际多观察体验人生,比读书更重要.三、学文学兼学其他学问未尝不可.四、多种形式不妨尝试,最后选择性之所近者.

谨覆

朱光潜

箫风:您是当代著名的散文诗作家.如果从发表散文诗处女作算起,您从事散文诗创作已经整整65年.请问您的散文诗创作可分几个阶段?在风格上有什么变化?

李耕:我的散文诗创作始于1947年,前面己简略提到1949年后,服从组织分配,从事了一段繁重的行政工作,直至1956年自己提出“归队”从事文学工作之后,便又重新提笔从事业余创作,并在《人民日报》、《星星》、《人民文学》刊出自由体诗及散文诗(这些原版剪报是一位陌生作家剪存保留,后于1977年寄给我的,这让我感激至今,因为自己的剪报已在“”中丢失).其他报刊发表的,我自己也从未去图书馆查找过.虽然这是自己散文诗创作留下的“踪迹”,只觉这只是自己往日留下的某种时刻的影子,兴趣已濒于淡漠.我将这一时期的散文诗作品相对于解放前的“战歌”来说,称之谓“牧歌”.1957年便因文学观念或某些诗的缘故而划为“极右”,搁笔22年.50岁时“改正”后,从《春笛九章》开始,便不断在国内一些报刊上发表散文诗作品至今.

今日己沉疴难释,自知离死已时日不多.从去年10月查出肾病恶化,我只希望自己能撑持病体,将已写就的300余章散文诗整理出来.除此,将一本已发表的散文诗及一本散文,在编妥后能付诸出版.我只是一个热爱散文诗写作的作者.前两年我说过,我是鲁迅《野草》高墙下的“和尚”,现在想想自己说出的这句话,实在是在“抬高”自己.“和尚”,与“佛”的距离是近的,而鲁迅的“高墙”,我只是景仰并企望能靠拢一点.我只是一个在诗坛上一闪而逝的“过客”,一个比较勤奋、生活比较简朴的平常的作者而已.有人称我“作家”,我会微笑作答,这是对我的尊重;有人称我“著名作家”,我便会缄默不语或用自己的心灵回应:我会努力的.

箫风:您一直认为,散文诗是诗,是诗的表达形式的别样.请问您这种散文诗观是如何形成的?对您的散文诗创作有何影响?

李耕:1947年前读散文诗及1947年后自己学习写散文诗,我一直是将散文诗列为“诗”来读来写的,俞平伯、滕固等前辈的“散文诗是诗”的论述,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我曾说过,“散文诗是诗还是散文,已是老的话题了”,问题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有人将诗和散文融叠相加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并欲从“诗”中分离出来.开创一种文体,我个人也曾为之动摇,“开创”,几近于“革命”,是一种可视为“壮举”的行为.在出现“报告体散文诗”后,我便感觉这样写下去,可以为某一时期的政治、政策怎么写作,但离散文诗的“诗”的表达要求越来越远了.“报告体散文诗”的冗长和一种广告式的略觉空洞的抒情,让散文诗在泊近一种粗糙,我没有力量,也不愿为此公开提出我的看法,只觉自己能坚持“散文诗是诗”的观点写散文诗便可以,别人愿怎么写是别人的事.其实,写作说到底,是个人的一种创造性行为,当然,他与时代是有不可分解的关联的.所以我自己有过一句话是“寓时代个性于个体个性”.诗可以有经典,散文可以有经典,散文诗也可以有经典.宋词是从唐诗渐变中塑而成形的,新诗或自由体诗是从旧格律诗“解放”出来的,散文诗只是“诗”的一种体格,和“汉俳”是诗的一种体格一样.散文诗作为“诗”,理应是从新诗或自由体诗“异化”出来的.散文诗作为“诗”,重要的在于“多元”,每个人的作品应该有自己的风格和个性,而个人也不能局限于不变异的“模式”之中,作者个体在长时间内变化自己的风格或语言和作品的构思习惯是不容易的,除非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或认知方式的思维基础.散文诗若“诗”中非“诗”,便不可能是散文诗,自由体诗若是散文的分行排列,反会被读者认为是诗,所以说散文诗或自由体诗的断行或不断行,只是表达诗的内容时之形式的选择,诗的散文诗不断行也是散文诗.不是诗的自由体诗,断了行也不是诗.不分行的自由,是散文诗家族中独有的“自由”,比自由体诗更自由的诗的表达形式.箫风:耿林莽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称您是“燃烧的诗人”,并说您的作品“从思想开掘,构思方式,诗体结构,语言气质上,均有鲜明个性”.请问您对这一评价怎么看?

李耕:“燃烧”几乎是诗人灵魂之激越摇荡无疆篱之羁绊时在诗的构思过程中的表达,只是程度各自不同罢了.我自己追求的,是自己冷韧的冷静的“燃烧”,是一种无有太多烈焰的“爝火”式的冷燃烧.耿兄从四个方面评析我的“个性”,也只是我对自己诗创作的向往、憧憬或者追求.我在写诗时比较注重思考,在构思自己作品时,遗憾自己在作品中难以企及自己指望的“高度”,这也是我一再说的“无大的才华,难成大器”的此生已难逾越的“苦闷”.

耿兄是我的学长和知友,淡淡之交融于“文人相亲”.对耿兄,我是敬重的,但这种感情存于内心,说出来,是近几年才有的.我所敬重的许淇兄与王尔碑大姐及其他崇尚创造性写作劳动的诗友文友,也无不心存这种朴素的感情.

箫风:请问您最喜爱的中外散文诗作家有哪些?谁对您的散文诗创作影响最大?

李耕:国外散文诗作家的作品,如泰戈尔、纪伯伦、屠格涅夫、波德莱尔,以及高尔基的《海燕》等,都是我在学写散文诗时涉及过的,唯屠格涅夫的《门槛》留下深刻印象.高尔基的《海燕》,在1944年左右听诗人在朗诵会上朗诵过,后来我又在“”后期任教一所中学时串讲、分析过,所以印象也是深刻的.从事散文诗创作之后,凡是散文诗,我都会认真阅读,并评点过史密士的一组作品《单调》.悉心拜读过且又接受过影响的还有惠特曼、兰波、列那尔、尼采、普里什文、德富芦花等,尤其是加拿大布洛克的散文诗,其精短、容量、意象及引伸出的境界,给我印象深刻.这只是我涉猎过而留下印象的外国作家.我不懂外语,不知译者的笔墨是否达意?其语境是否能体现作家所处的时代状况及其流派与当时文学思潮的关系?所以内心仍旧有某种距离感,不如读中国古典文学中所寻迹的类散文诗与读二十世纪初鲁迅《野草》及其他前辈作家的散文诗作品那样亲切、动心.在学习散文诗的1947年,公刘、灰马、痕、矛舍、叶金、张自旗、孟依帆、熊痕戈、邵璇、泥土、石岚、罗蓬等,是江西当时热衷于写散文诗和自由体诗的作者,有的是“战友”,有的并不相识,但经常在报纸副刊上能相互以作品交流或切磋诗或散文诗的各自写作体验和心得,并进入写作实践.当时的这种文学氛围,令我经常忆及并心存谢意的.

箫风:您认为一个优秀的散文诗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您对青年散文诗作者有什么建议?

李耕:我对年轻一代散文诗作者的希望,已在“答赵宏兴”时谈过了,再谈便重复了.想补充的是,作品个性的独异是作者创造性生命的体现,无“独异”则难构筑自己“独异”的高墙.艺术相似或雷同,缺乏陌生感且重复在前人的脚印上,是苍白的或缺乏生机的.这里,我还想说一句,散文诗写作归宗于一点,是作者的个人行为,最需要的是个体内心的坦荡与自由.

二十年前,一位从事诗歌评论的诗友一再在诗的座谈会上提出,诗人要“狂”一点.指的当然不是“狂妄”或“狂野”甚至一时的“狂热”.这对于尚蹉缩于江西一角而胆怯于“狂”闯“江湖”的年轻诗作者是有鼓动作用的.一个“狂”字,在不同的诗作者中会延伸出许多不同的姿态和作为,需认真诠释并圈定自己的“狂”的范围.我个人觉得,面对繁嚣且相对芜杂的社会现实,作为诗作者还是“冷”点好.冷是冷静的冷,冷韧的冷.我以为这样的冷,是企求自己在各式形态的现实面前,以自己感悟过的可开掘出诗的具有诗的画面又有诗的内涵的零散形象,转换为自己选择的意象并让境界在字里行间透泄出来.有前辈提出:诗不能止于“技”,要进入“道”.我个人谫于才华,缺乏通达事物的悟性,虽也知道一点道理,但却写不出自己认为还可以的作品.所以我说过,每个时代都会有每个时代的天才.天才之不被泯失,时代背景及个体机遇是一方面,作为作者,要耐得住寂寞和艰苦的磨砺.

答《文学报·散文诗》主编箫风问参考属性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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箫风:您虽然85岁高龄,并且身患重病,但您仍然在关注着散文诗的健康发展.正如您在来信中讲的:有时还“忧患”着在思考一些文学的或散文诗的问题.请问您感到当前散文诗创作的忧患有哪些?您对中国散文诗的发展前景有什么期待?

李耕:癸巳之年,我已进入86岁高龄了.病已沉重,拖了十余年虽已觉“太疲倦”,但我仍然坚持写了一点短小的作品,现在实在拖不住了,自觉在世的时间已不多,不能再写了,几乎一些未了的事也无力去“结尾”了.

我对文学或散文诗有时还“忧患”着思考一些问题,这是我的实话,但只觉“忧患”这个词重了一点,若改作“忧虑”比较合适.忧虑,作为一个已迫近坟墓的老朽,其实这点“忧虑”也只是“过虑”,往往也只是从脑际一闪而过,既留不下什么痕迹,也无法具体表达.前面我提到作者内心的“坦荡自由”,无有这种“坦荡自由”,就无有陶渊明的潇洒南山、采菊东篱.“经典”作品的产生或已是“经典”的作品,在时间的淘洗中也难以永远“经典”,便是我个人的忧虑之一.其实,这些都会在时光演进中合乎艺术规律地再一次又一次“排列组合”.我曾在一篇短文中就个人的一生体验讲过一句实在的话:个人是无奈于时代的,但作为个人即是一粒小小萤火,也是可以发光并有所为的.至于散文诗界的个别人,自己在自己办的刊物上频频亮相、“祝寿”并借题自诩诗坛“泰斗”、“旗手”等,似觉“俗气”.这,只不过是散文诗领域的显形过的“小插曲”,并不在我的“忧虑”之内.个人行为自有他个人的“自由”.

期待,是对未来而言的.未来,自有时间在悉心运作.文学最讲艺术规律,时间是最严格也是最公平的运作力量,不是任何人可左右的.诗人最是平常人,最是在寻求诗的跋涉同时也在寻求潇洒讨厌羁绊的人,最是甘于寂寞于潜心寻未计诗的“经典”之作于自己笔下的人.翅膀上佩满了羊羔美酒,佩满了云裳佳丽雕栏玉砌,能飞得起来吗?

贝多芬用七个音符可以谱出众多的经典乐章不朽于世,八大山人只用墨的一种黑在白的宣纸上画出自己的真性情,并对当时的社会隐曲地在画笔中,透泄出自己的“笑之哭之”.诗人李白、李煜、李商隐、李贺用几乎同一形式的格律体写出各自不同个性的篇章,就是古典诗词的“遗产”留下启迪人智的范例.

不同,不在于“技”,是进步于各自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