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和一座楼

一

在江南水乡岳阳,范仲淹是一位人人皆熟悉的长者,形象亦如邻家老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然而,据史料记载,范仲淹没有到过岳阳.许多人都不愿意接受这个结论,认为这是历史书记官的重大疏失.为了做出新的考证,我仔细地阅读了《宋史》《范文正文集》,也读过能够找得到的稗官野史,还走访了好几位世居本地的老人,遗憾的是,都没有能寻觅到范老先生在岳阳留下的足迹.在当下潘金莲、西门庆之类的小说人物,也可以弄出个“故居”来展示一番所谓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并以此来赚取旅游收入,我不得不放弃为岳阳争得一份荣光的奢望.

但是,如果没有范仲淹,岳阳的知名度是要大大打折扣的.当然,岳阳地理位置显要：万里长江像襟带一样飘过,八百里洞庭如一片嫩生生的荷叶,将岳阳拥入怀抱之中.水乡鱼肥虾壮,田畴粮棉丰盈.富饶美丽,堪比人间仙境!可是,在辽阔的神州大地,名山胜水数不胜数呀!唯独这里与别处不同,只要是中国人,在他进入初中的第二个学年,即八年级,这时,该同学已经有了一定的文言文基础,并掌握了一定的朗读技巧,他的老师就会在课堂上介绍岳阳讲述《岳阳楼记》.老师必定还会神采飞扬,声情并茂地领着同学们一起齐声朗诵全文.在这个年龄时段获得的感受和教益,包括现场的氛围,将伴随他整个一生；同时也记住了《岳阳楼记》的作者,那正是范仲淹!因此可以说,范仲淹是岳阳永远的城市名片,永远的形象代言人!

二

范仲淹没有来过岳阳,那么,他的《岳阳楼记》是怎么写出来的呢?坊间有多种传言,其中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是：范仲淹比照一幅题为《洞庭晚秋图》的水墨画而写成这篇文章的.这又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这在作文的法则上就讲不通!西晋文学家陆机著《文赋》：尊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南北朝著名文艺理论家刘勰作《文心雕龙》：人禀七情,应物斯感.历代文论家的论述归根到底一个意思,作家在创作之前,首先是由于客观事物的感染而生发.说白了,创作离不开生活.仅仅凭一张画,按图索骥,要写出一篇流传千古的名文来,那只能是《天方夜谭》中的故事!

然而,民间传闻又常常并不是空穴来风.这件事是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的岳阳太守滕子京一手操办的,个中情由,除了太守本人,恐怕谁也无法说清楚.

滕子京,河南洛阳人氏.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他去京城参加会试,与同时去赶考的范仲淹相识.他们一起走进考场经受检验,一起为金榜题名而雀跃欢呼.他们的这种关系被称为“同年”,相互之间以“年兄”相称.同船过渡五百年修,中国的官场特别讲究关系.同学,同乡,亲爱者,往往是一种资源,在关键的时候将发挥着作用.当然,前提是性格和政治志向相一致,否则也将是陌如路人.

这两位新科进士,正是一对志同道合者.

滕子京比范仲淹小一岁.以他的学识和能力,本来应当在仕途是大有作为的.但他一路走来,却总是碰碰磕磕.他曾在好几个地方职位上,经过较长时间的历练,景佑元年（1034）上调京城,被任命为太常博士.这个职务是“国有疑事,则备咨询”,属于皇帝身边的智囊人物.朝廷同时又命他兼任左司谏,对皇帝的日常言行进行监督.滕子京学养深厚,又为人正派,性格耿直.应当说,担任这两个职务是挺合适的.但事情往往不随人愿.宋仁宗赵祯和许多皇帝一样,三宫六院,佳丽成群,如云.恰恰宋仁宗又特别好这一口,整天沉湎于温柔之乡,身体透支,掏空了底子.临到上朝的时候,面对文武百官,商讨的都是国家大事,他却是哈欠连天,精神萎靡不振.滕子京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当面进谏,说：“陛下日居深宫,留连荒宴,临朝则多羸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触及到皇帝的私生活了,这可能是最早版本的《皇帝的新衣》!宋仁宗龙颜大怒,以“坐言宫禁不实”之罪,撤销了他在朝廷的职务,贬到信州去做知州.也许滕子京根本就没有弄明白,这种体制内的监督,无非是做做样子罢了.郎中不自医.谁见过医生给自己做手术的?!

幸而他心胸开阔,能上能下.此后他的任职又有过几次变动,他都乐呵呵地去,并且都有所建树.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西夏元昊不断在边境骚扰,西陲不宁.滕子京调任泾州知府.泾州在现在的甘肃境内.应当说,这是朝廷对他寄予厚望.到职后不久,战争果然压顶而来.更要命的是,前去靖边的将领葛怀敏,叫敌人抄了后路,宋军大败,葛怀敏当场战死.这时边境各级官员一片恐慌,把毫无军事经验的滕子京一下推到了风口浪尖.他没有自乱阵脚,而是沉着应对.为团结当地少数民族,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面对敌军压境,他也表现出非凡的应变能力,发动数千农民,并把他们武装起来,配发军装与武器.那些天天气不好,一些军卒士气低落,滕子京便在城里杀牛宰羊,大摆筵宴,慰劳部队.同时又在寺院举行公祭,祭祀与元昊作战而牺牲的葛怀敏部将士,隆重悼念为国捐躯者,抚恤其遗属等种种细节的铺陈,相似于现代的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士气果然鼓起来了,军民同仇敌忾,奋力抗御敢于进犯的敌人.这本来是一项应当受到特别嘉奖的政绩,不料有人向皇帝告状,说滕子京守边“费公钱十六万贯”,有贪污嫌疑.滕子京有口难辩：武装兵勇,犒劳将士,哪样不花钱呀?!偏偏皇帝也相信了,不仅没有奖励他,反而将他拘押审查.经过长时间的内查外调,也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春,朝廷还是将滕子京贬到了岳阳.

不干事的整干事的,自古皆然.

那时的岳阳还是一个小郡,很荒凉,很落后.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朝廷处分“有罪”的官员,总是把他们贬到南方去,岳阳就是接纳受处分的官员最多的地方,以致形成了一种“贬官文化”.贬官们来到了岳阳,发现这里的风景是这般美好,老百姓又纯朴善良,他们很快就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全力投入到工作中去.据历史记载,这些受贬而来的“罪臣”,大都有所建树.眼前的这位滕子京,也是一位有担当的官员.来到岳阳后,他没有牢骚满腹,没有怨天尤人,而是迅速进入角色,接连办了三件大事.岳阳地处洞庭湖滨,由于水利失修,每遇洪水,必然成灾.滕子京经过反复调研勘测,决定筑堤.他动员民众,投工一万五千五百余个,修起了一条长一千尺、高三十尺的防洪大堤.“醉翁亭”主人欧阳修因此著文,称他“才大志高”,“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以不废.”

他同时又把目光投向兴学.现在的州学狭窄矮小,破破烂烂,学生也很少.他深知要使一个地方得到发展,风化未开是最大的制约,因此必须办好教育.他多方筹措资金,修建了一座宽敞明亮的新学宫,接纳更多的适龄青少年入学.当时的龙图阁大学士尹洙也著文称赞,说这是利在当今,功在后世的盛举.

接下来的第三件事,就是他在公余之闲暇,常去岳阳楼上观赏大江大湖的美景,这时,他发现矗立于洞庭湖岸边的岳阳楼,楼基下沉,梁栋倾斜,壁板腐朽.如不及时维修,很有坍塌的危险.他很着急,官员的任期最长也就是三两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不能留下遗憾.于是决定重修岳阳楼.

前两件事关系到改善民生和社会发展,阻力较小.重修岳阳楼,最大的难题是缺乏资金.通过调查,滕子京了解到当地一些有钱人,把钱借了出去,由于种种原因要不回来,形成“呆帐”.滕子京便与他们商量,动员他们把这些呆帐捐赠给官府.然后由官府出面去要回来,作为重修岳阳楼的资金.他的动议获得了广泛的响应.《岳州府志》记载：“民负债者争献之.”这样筹得了一万余两银子.经费问题解决了,重修岳阳楼的工程便在紧锣密鼓中开始了.

工程进展很顺利.滕子京心里却在筹划另一件事.他觉得重修后的岳阳楼,须得有一篇好文章.唐·永徽四年（公元653年）,洪都都督李元婴修起了滕王阁,起先寂寂无名,后来因为王勃写了《滕王阁序》,使得滕王阁声名远播.他于是想到了“年兄”范仲淹.无论学识与资望,他都是写这篇文章的最佳人选.滕子京也知道范仲淹没有到过岳阳,但他求成心切,为了给范仲淹提供详细的参考资料,滕子京请来两位读书人,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杜牧等历代文化名人的作品中,挑出与岳阳有关的诗词作品七十八首,印成一册.又请画家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亲笔写了一封信,一并寄给范仲淹.

滕子京在信中说：

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雄才巨卿者不成著.

他举出南昌的滕王阁,九江的庾楼,虽然“浸历于岁月,挠剥于风雨,潜消于兵火,圯毁于艰屯”,到现在仍昂然屹立,就因为“当时名贤辈,各有纪述,而取重于千古者也”!

他在信中表示对范仲淹的无限怀念之情,并且恭维他：阁下的“文章气业,凛凛然为天下之特望,又雅意在山水.”希望他抽出一点时间,吐“金石之论”!

滕子京随即将信和有关资料交派专差,加急送往正在邓州的范仲淹.这一天是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六月十五日.

三

邓州是河南省的一个小郡,在豫、鄂、陕三省交界处,虽地属中原,毕竟是边缘地区,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滕子京的书信送达的时候,范仲淹来邓州也不过几个月时间.那会儿,他的心情很不好.

他也是因为降职而来到此地的.

来邓州之前,范仲淹的职务是“参知政事”,副宰相.比照现在的游戏规则,属于国家领导人之列.从中枢高位降到邓州来做太守,落差之大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作为政治家,范仲淹不会仅仅是为个人进退而耿耿于怀,令人痛心的是他的政治主张被无情地扼杀了.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他曾向皇帝提出十条建议,内容包括改革吏治、改善民生、加强国防等方面.皇帝觉得这是经世治国的好主意,于是诏令全国推行,史称“庆历新政”.当改革遭遇到阻力,皇帝竟然出尔反尔,宣布诏书作废.仿佛他的那个象征权力的玉玺,是泥胎塑成.范仲淹的沮丧之情可想而知.这时他已经五十八岁了,逐渐进入老境,还患有肺病.有一天,他和欧阳修喝酒,借酒浇愁,他向老朋友倾吐了自己苦闷的心境——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騃痴、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年少,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剔银灯·欧阳公席上分题》

真是酒后吐真言.曹操孙权刘备,斗得个你死我活,最后也只得到三分天下.人活在世上,没有能够活到一百岁的.年少时不懂事,老了又衰弱不堪.只有中间一二十年最可宝贵,干吗要去争那空泛的浮名呢?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滕子京的信送到了他的手上.

展读之后,给范仲淹以极大的心灵震撼,此时再读《剔银灯》,简直让他无地自容!老朋友才是一位真正的实干家!他也一把年岁了,又患有多种慢性疾病,去往那个远在江湖、荒凉落后的岳州,两年多一点时间,就做出了这么多当代受益,千秋共享的大好事!而这一切,是他背着贪污嫌疑的黑锅,带着遭羁押的耻辱,经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忍辱负重而做出来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是多么高尚的人生境界,多么可贵的灵魂坚守啊!

坦率地说,刚刚读到滕子京的《求记信》的时候,范仲淹感到十分为难.他没有领略过“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孟浩然）的壮美,没有观赏过“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李白）的浩瀚,更没有感受过“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杜甫）的雄浑.真不知该如何下笔.再说,作品也不能堆砌一些辞藻,仅有华丽的外衣.他历来主张“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于文章”.强调的是文学的审美功能,讲究的是作品社会效益.此刻,他突然获得了一种灵感：那就是从滕子京本人背着沉重的枷锁跳舞引申开去,呼唤一种进取精神,弘扬一种清操品格.

但是,他没有立刻动笔.

中国的士大夫,不管他身处何方,总会恪守自己的人生底线.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就是他们入骨入髓的座右铭.这样,在严峻的现实中,便会有一种裕如的从容.到达邓州后,范仲淹虽有失落,但没有消沉.仍然是殚精竭虑促发展.他以副宰相的谋略治理一个小小的邓州.他的施政方针是：重教化,轻刑罚,废苛税,倡农桑.他亲自抓的一项重点工程,是筹建花洲书院.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都把开发民智放在重要位置.这个三省交界的边缘地区,教育竟是这样落后,甚至连一所像样的学校都没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没有人才,一切都无从谈起.于是,从书院的筹款、选址、设计到施工,范仲淹都事必躬亲.书院一边建设,一边招生.他政务繁忙,有时还登台给学生传道、授业、解惑.整天忙得团团转,哪有时间去写一篇文章呀?!四

其实,范仲淹一刻也没有忘记这起“文债”.曾经有一两次,书童已经给他洗了砚盘,磨好了墨.临到要动笔,却又停下来了.也许他还没有进入一个特定的气场.他需要调动生活,积累感情.只有当这一切都进入最佳状态的时候,才有可能进行一次所向披靡的冲刺!

转眼过了重阳,地里的庄稼收了,原野上树叶的颜色重了,秋天的声音越来越给力了.农历九月十五日的晚上,天很凉,在刚刚落成的花洲书院,面对着皎皎明月,范仲淹吟哦讽诵.滕子京在来信中提到了“豫章之滕阁”；不错,还是在少年时代,范仲淹就熟读过《滕王阁序》.那辞章瑰丽的骈体文,如徐步而行的行板,读来令人回肠荡气.他当然不可能再写这么一篇美文.因为王勃是在“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现场挥就这篇文章的,而范仲淹对“巴陵胜状”却只是一片朦胧的憧憬.再说,王勃感叹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失望之情,也与范仲淹的人生理念大相径庭.

这与他的坎坷经历有关.

大约在两岁的时候,范仲淹的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无法养活他,带着他改嫁到朱姓人家,他也跟着改姓朱,取名朱说.但继父的前妻还有两个孩子,是范仲淹的哥哥.那两位兄长常常用一种怪怪的眼光看着他.虽然纳闷,也没往心里去.后来,他长大了,上学了,却见两位哥哥学业荒疏,还随意挥霍,觉得应当提醒他们.不料两位哥哥霍然动怒,说：“我们花朱家的钱,关你什么事?!”他去问母亲,母亲不得不将真实情况告诉他.这时,他才第一次知道自己姓甚名谁,家在何方!

对于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少年,突然发现自己的人生谜底竟是如此尴尬,他仿佛顿时被阴霾裹挟,阳光不再明媚,天地黯然失色!一气之下他离开了朱家,来到学校,借住在一个寺院的僧舍.他将人世间的一切宠辱都深埋在心底,昼夜苦学,五年未曾解衣就枕.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奋力的拼搏终于有了收获,范仲淹一举而考中了进士,从此开始了他的宦海生涯.

饱受人生的艰辛,形成了他刚毅的性格.进入官场,最初是在较低的职位上,获得的评价都相当正面.比如,在安徽广德任参军,管理狱讼,他坚持秉公执法；在江苏泰州做盐仓监管,碰上海潮倒灌,酿成水灾,他力主修筑海堤等后来,他被调到朝廷任右司谏,随着职务的提升,生活面的扩展,却发现理想与现实总是发生抵牾,他常常陷入痛苦与郁闷之中.但他不愿意在那个大酱缸里随波逐流,于是,在充斥着阿谀奉承的官场,范仲淹显得相当“另类”.

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江淮发生十分严重的蝗灾和旱灾,范仲淹主动请缨下乡救灾.灾区颗粒无收,百姓嗷嗷待哺,而京城里却是灯红酒绿,曼舞轻歌.从江淮返京时,他特意带回一些野草野菜,那是灾民充饥的食粮.上朝的时候,他将这些野草野菜当众展示,意思是提醒皇帝和王公大臣“以戒侈心”,弄得满屋子官员都脸色僵硬,错愕无语.

景祐三年（1036）年,他痛感于吏治的腐败,将京官晋升情况绘制成一个《百官图》,抨击朝廷不能选贤任能,毋须考试,也不是选任,就凭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一些人提拔了,占据了许多重要职位.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他因此被贬至江西饶州.

等

范仲淹的做派很有点像当代“愤青”,其实不是.在历史教科书上,赵宋王朝是一个十分软弱的朝代,执政三百一十九年,军事上连遭挫败和退却,它的军旗从来没有在北方的草原上飘扬过,它的皇帝被俘、国都长途迁徙等俯瞰着这些场景,最冷静的看官也会扼腕叹息.范仲淹是剧中人,强烈的忧患意识使他欲罢不能!

康定元年初（公元1040年）,国家果然遭遇了重大危机,西夏元昊进攻延州.所谓西夏,原本是西北边境上一个少数民族,因为经常以各种借口在边境闹事,在宋真宗赵恒时代,因找不到对付的办法,便将他们的首领李继任命为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实际上是一种招安.李继死后,他的儿子元昊胃口更大,竟然自行称帝,立国号为“夏”.泱泱中华版图上,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分裂政权.元昊还不肯就此罢休,为了扩大地盘,春节刚过,就率兵十万,势在夺取整个延州.而在这紧急关头,朝廷竟派不出武将.临时抱佛脚,遂将范仲淹调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前线副总指挥,以应对西夏战事.

延州就是后来的延安.这里自然环境十分严酷,每逢西北风盛行的冬春季节,戈壁滩上细小的粉沙和黏土,随着骤起的狂风向东南飞扬,霎时尘土蔽日.经过几十万年的堆积,形成了气候干旱、沟壑纵横的陕北黄土高原.范仲淹到任的时候,宋军刚刚进行过一次征战元昊,部队在西夏六盘山遭遇伏击,士卒惨死一万余人.黄土高原上的延州城,此时被一片悲怆气氛笼罩.

范仲淹受命于败军之际,系西北的安危于一身.这对他的人生意志和力挽狂澜的胆识,都是一次严重的考验.他虽然读过《孙子》,读过《三国》,还读过许多兵家列传,那都不过是纸上谈兵,现在面对的是张牙舞爪的敌人!是古老的西北风,从遥远的大漠荒原吹来,吹得“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范仲淹《渔家傲·秋思》）”,也把文官出身的范仲淹,打造成为一位运筹帷幄的军事家.他首先对部队进行了整顿和改编,从士兵和下级军官中提拔了一批猛将,加强训练,严明纪律.在战略上以防御为主,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在紧靠西夏的地方,发动军民筑城屯田,建立坚实的据点.延州、庆州一带本是羌族游牧民族地区,范仲淹逐一走访,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等经过三年多时间的励精图治,边关气象一新,精兵良将,供给充足.当地老百姓说：“小范老子腹中自有兵甲数万.”当历史翻过了一页又一页,九百年后,中国工农红军在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持久战”,王震的南泥湾开荒,显然是借鉴了范仲淹的经验.而西夏连年穷兵黩武,境内田地无人耕种,牛羊无人放牧,经济十分困难,内部矛盾重重.曾经野心急速膨胀的西夏,现在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正月,元昊派人带着“国书”来延州求和,却遭到范仲淹的拒绝.范仲淹说,必须取消“西夏”国号,否则一切免谈.而对边境的防卫,范仲淹一刻也没有放松,他决不允许搞出个什么“国中之国”、或者“一边一国”.这时,范仲淹是一位高瞻远瞩的谋略家.元昊捞不到便宜,终于向大宋称臣.中国完整的疆域版图,就是包括范仲淹在内的历代仁人志士的坚守与捍卫!西北的军事形势基本好转,范仲淹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被调回京城,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古人说：“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要》）范仲淹经过在州县的历练,又参与了对西夏元昊的平定,担任这个职务可谓实至名归.他希望有所作为.他对当时存在的主要矛盾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机构臃肿,官场腐败,且效率低下,已经到无法容忍的程度.他知道前边很可能是万丈深渊.但他别无选择.曾经在战场上铁马金戈的范仲淹,为了富国强兵,他开始了一位政治家的人生实践.他在富弼、韩琦等朝廷名臣的支持下,雷厉风行地推行他提议的、经过皇帝批准的“庆历新政”.不料他刚刚开始展布,一场官场地震果然引爆.早在宋太祖赵匡胤时期,朝廷就制定了一个所谓恩养士大夫的“封荫制”,王公大臣不仅自己享受各种荣华富贵,还要给他们的子孙封官授爵.这些“官二代”、“官三代”不学无术,甚至文不能识字,武不能射箭.每年恩荫补官者超过五百人.范仲淹提出的新政规定,大臣不得举荐自己的儿子到政府任馆阁之职.官员的儿子没有经考试,也不能录用.分配给官员的公田,也要大幅度削减.总之,要减轻老百姓的负担,用有限的财力,加强国防建设.这场改革无疑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就因为触动了封建官僚腐朽势力的利益,搬动了他们的奶酪,既得利益集团对他恨之入骨,串通去向宋仁宗告状,说范仲淹“私树党羽,图谋不轨”.在封建专制王朝,“私党”是一项可以掉脑袋的罪名.宋仁宗害怕动摇了自己的统治基础,不仅下令取消已经付诸实践的新政,还大规模清洗范仲淹的支持者,甚至张榜公布“仲淹朋党”黑名单,并将他们一个个逐出朝廷.京师内外,达官贵人及其子弟依旧歌舞喧天,范仲淹革除弊政的苦心孤诣,转瞬间付之东流.在无助与无奈之中,范仲淹自请辞去“参知政事（副宰相）”的职务,皇帝顺水推舟将他降职去邓州做知府.

范仲淹铩羽而归.他当然感到失望.但他不是一位消极的逃遁者.进入仕途的三十年来,他的职务一会儿升了,一会儿降了,在历史的大潮中,他总能找到自己的最佳着力点.居庙堂之高时,他想到的是百姓的疾苦；处江湖之远时,他萦念在心的是国家民族的利益.这样不断地换位思考,时刻都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在激荡着他,即便是因受贬谪而有小小的不快,也能很快调整好心态.

然而,他的这一次职务变动,却引起朝野一片哗然.许多重臣为他打抱不平.龙图阁大学士尹洙挺身而出,自称是范仲淹的“私党”,自请朝廷撤销他的职务.欧阳修更是情绪激愤.一篇振聋发聩的《朋党论》一挥而就,痛斥对范仲淹的诬蔑,并以极其崇敬的心情描绘“仲淹朋党”们的高大形象：

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欧阳修锋芒毕露,言辞犀利,不仅为范仲淹辩护,还暗中讥讽皇帝有眼无珠.范仲淹深知政治的复杂险恶,担心欧阳修受到牵连.欧阳修却心地坦然,说：您曾经告诉我,一个人要有大节,要有志于天下.我记得您还常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现在朝纲不振,国将不国,我自己还顾及什么呢!

等

银盘似的月亮高悬在天空,四下里阒寂无声.新落成的花洲书院宽敞而明亮,新造的书案上,散发着树脂的清香.一幕一幕的往事,使他心潮澎湃,似有激浪在拍击他的胸腔.此刻,他不可能写出一篇无关痛痒、或者风花雪月的文字.不错,他没有到过岳阳,但在他五岁的那一年,继父朱文翰调任安乡县令,母亲带着他跟随继父赴任,后来他在那里上学,安乡县正是在洞庭湖区.况且,他老家在太湖边上的吴江.他领略过阴风怒号,浊浪排空的湖的咆哮；也观赏过春和景明,水波不兴的水乡柔美,切实地感受过湖的神韵与灵性.当然,作品华丽的外衣,可以移植,组装,借鉴,还可以揣摩和想象.只有作品的风骨和灵魂,则需要用自己的身心去感悟、体验、捕捉,甚至用整个生命去砥砺.想着,他突然情绪高亢,文思如泉涌.“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有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等大师们的作品在,我就不必多说了.那么,他最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等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一篇震古铄金的文字,如江河之水从笔端倾泻而来,这就是《岳阳楼记》!虽然只有短短的三百六十八个字,范仲淹却为此准备了一生,凝聚了他一生的经历与思考.既是作者政治理想的抒发,也是以历史过往者的名义,留给未来的中国社会公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深情的期待!

五

从三国（约公元215年）军事家鲁肃修筑的“阅军楼”算起,到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已经有八百多年历史了.如果说以前的岳阳楼只不过是一处历史遗址,一个旅游胜地.现在,由于有了范仲淹撰写的《岳阳楼记》,岳阳楼就有了一种特殊的精气神.任何一个登楼的人,除了享受一场文字的盛宴之外,必定还会经受一种高尚情操的陶冶,一次灵魂的洗礼.滕子京懂得它的价值,延请当时最有名的书法家书写,又请篆刻名家刻成雕屏,悬挂在岳阳楼上,成为当时一道亮丽文化风景线.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岳阳楼又成了危楼,原有的雕屏已不见了踪影.当时的岳州知府主持重修,正琢磨找哪一位书法家来重新题写《岳阳楼记》,忽闻钦差大臣张照押运粮草途经岳阳.张照是有名的书法家,他果然出手不凡,他题写的雕屏,也惊艳四方.咸丰年间,岳州来了一位魏知府,他对范仲淹的“忧”与“乐”压根儿没往心里去,却老惦记着那块雕屏价值连城.于是找来一位查重复率,将张照题写的雕屏临摹下来,请匠工做成一块复制品.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弄来一条船,偷偷将复制的赝品挂上去,换下张照题写的真迹,然后搬到船上,准备运回家去,攫为己有.白天端坐在府台衙门的知府大人,夜幕之下竟成了震惊岳州的第一号窃贼,超级黑色幽默!人在做,天在看.船行到一个叫鹿角的湖段,忽然电闪雷鸣,狂风大作,滔天的巨浪将木船掀翻,魏知府葬身鱼腹,雕屏也飘散四方.第二天一位渔人发现了飘浮在湖面上的雕屏,连忙捞起,送回岳阳楼,才没有造成历史的遗憾.后来,人们将真迹和赝品分别悬挂在岳阳楼一楼和二楼的大厅里,魏知府便成了某些官场人物的一个标本：在台面上冠冕堂皇,背地里却是鸡鸣狗盗之徒.而据当地老一辈人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曾在岳阳楼上观赏过张照书写的雕屏.皇帝自命为天子,他把自己的工作称为“奉天承运”,秉承天的旨意,管理国政民生.那么,当他与范仲淹邂逅,是否想到过庶民的艰辛,百姓的疾苦呢?人们不得而知.至近代,中国国民革命司令蒋中正,曾五次登临岳阳楼.最末一次是公元1932年9月28日.因他指挥的对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三次“围剿”吃了败仗,这一天,他从武汉乘兵舰去南岳衡山,途经岳阳而登楼.其时岳阳楼又准备大修,蒋氏以他个人的名义,捐大洋一千圆,同时应邀题写了一块匾额：中流砥柱.这也许是他的一种自我期许.尽管战场失利,他仍然踌躇满志.蒋总司令的终极目标是在政治上,军事上,甚至在肉体上消灭他的对手,至于在炮火中生灵涂炭,百姓遭殃,他也在所不惜.这显然与范仲淹的“先忧后乐”南辕北辙了!此后各个时期的政要登临岳阳楼者不计其数,都会因各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当时的心境,对范仲淹的“忧乐观”做出不同的解读和表述,我们就不一一叙说了.却说在岳阳家喻户晓的范仲淹,虽身居高位,一生不置产业,也无积蓄,可谓一无所有.快退休时,他的儿子想给他置一处庄园养老,也被他一口否决.平时,他生活俭朴,粗茶淡饭,更无“公款消费”一说.除非来了重要客人,桌上绝不可能有两样荤菜.几年之后,他调任颍州知府,在赴任途中的客舍里去世,家人从他的衣箱里竟然找不到一件好衣裳为他装殓.但是,他并不缺钱.职位高了,薪俸自然不菲,戍边时还有各种津贴.节余下来的钱,他全数付回老家江苏吴县,在那里购置良田一千亩,修建房屋数十间,命名为“义庄”.他通过这样的方式,将自己的全部财产公示于天下,轻而易举地了一个至今都在纠结官场的大难题.然后以义庄的田产收益作为基金,按时给本族的鳏寡孤独和病残者发放钱粮；本族贫困子弟上学,也可领取所需学习费用.近年有学者研究发现,当地外姓人中生活特别困难者,也可以从中获得帮助等每年资助的特困户,登记在册的通常在三百六十户到三百八十户之间.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裸捐”,最早的希望工程,也是最早的慈善事业.“范氏义庄”持续运作了八百多年,不知给多少陷入困境的人送去了人间温暖,书写了人间大爱!

与范仲淹失之交臂,无缘一睹其风采,岳阳民众是多么的遗憾.他生活在一个表面上歌舞升平、实际上危机四伏的时代.是他的“千古之忧”使他走向永恒.国家的命运、人民的福祉,为他一生所牵挂,并为此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善良与忠诚,因此他也属于未来.“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形象如邻家老伯的范仲淹,或许正在打点行装,从历史的深处向我们走来,走来等

【附录】

岳阳楼记

〔宋〕范仲淹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嘱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辉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成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文观止新编》

1988年12月出版

责任编辑/何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