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书者薛毅

提要：1957年,已经是12级“高干”的薛毅给写下关于干部制度的《刍议》,反对干部终身制.这个在薛毅看来是“行使党章赋予的权力”的举动,给他和家人带来惨痛灾难,也牵连地质部100多位同情其观点的人成为,占地质部总数的三分之二.1949年,薛毅26岁,风华正茂,他身穿解放军军装,与妻子一道,一人背一个背包进了北京城.当时,薛毅任华北局宣传部干事,妻子则在北京市工会工作.他们的大儿子才出生不久,生活和事业都在向着光明的大道上迅跑.

如果没有,就没有薛毅的这一切.薛毅是河北完县（今顺平县）人,小时家里穷得只够让他读完小学.后来父亲在讨饭的路上摔伤,在饥饿和伤痛中死去.他的哥哥被日本鬼子抓夫,在进攻解放区时替鬼子趟地雷被炸死.他的姐姐在生小孩的月子里遭日本鬼子,受惊吓得病而死.可以用当年很流行的一句话,薛毅的出身苦大仇深.

薛毅15岁参加抗日,16岁即加入中国.他虽然只有高小毕业,但靠着自己的勤奋好学,他成为宣传干部,当过北岳三分区和五分区的新华支社副社长,战争期间写过许多新闻稿.1952年定干部级别时,他是行政13级,也就是县团级里的最高一档.到了1957年,他成为地质部政策研究室主任,那时已是12级干部.这个级别意味着,他已经属于是“高干”的系列了.在机关里,他们这些高干可以享受小灶,出差时,可以坐软卧.

然而,也就是干部级别与待遇的问题,引起了薛毅的深思,也最终给薛毅带来一场惨痛灾难.

反对干部终身制

1956年年底,薛毅听了机关党委的一次文件传达.他回忆道：那是一项关于干部稳定提高的方针,传达时说,今后不会有那么多的干部提拔了,还引了的话：不是不提拔,死了的就得补.会上又传达刘少奇的话：每个人都得准备一辈子担任现在这个职务,要做好这个准备.传达文件的人还说,比如,在一个科里,有一个科长,十个科员,这十个科员,就得准备一辈子当科员.除非这个科长死了,才能从这十个科员中挑一个当科长.薛毅听了心里很反感,“这不成了终身制了吗?当国民党总裁,是终身制,我们怎么也搞终身制了呢?”

薛毅想了好几个月.1957年2月,薛毅作为12级干部听过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的传达,后来,那篇讲话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在当年6月1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出来.在薛毅的记忆中,的讲话发表出来后变动不小,而当时在现场听时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号召人们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这也给了薛毅一种鼓励：既然党在号召整风,那么我就帮党做这件事.他写下了长达1万5千字的《改革干部选拔使用制度刍议》,几经誊清、复写,在6月8日那天正式投寄给了政治局和《人民日报》.他不知道的是,6月8日,这一天正是政治风向转变的日子：全国停止整风转向了“反右”.

《刍议》的内容,在今天看来都是相当先进的.薛毅指出,现行干部选拔使用制度中存在根本缺陷,建议建立干部考试制度、有群众评议鉴定的考核制度和有任期的国家委任制度.他还特别提出,干部在某一衔级上可以通过竞选上岗；任期届满可以卸任,也可以连续参加竞选；在竞选的基础上任职次数不限.可以放手地让熟悉业务的人才当领导,允许文化基础不足不懂业务的领导干部辞职另行选择职业；让自由选择职业的原则不仅适用于转业老干部,也适用“用非所学”的其他干部.“过去,我们人曾正当地批判过封建王侯贵族的世袭制度,也曾嘲笑过担任国民党总裁为终身职的那种荒谬规定.但是,在我们的国家行政机关的各种领导职务上,虽然抛弃了封建贵族的世袭制度,却竟然实际上在实行着终身职的制度.”薛毅在《刍议》中写道.

可以想见,在当时那个年代,这样的言论可谓石破天惊.

数十年后,薛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被问到是从哪里得到如此“超前”的思想,薛毅回答说：来自马列的著作.“西方的东西,倒没有看过什么.马克思、恩格斯书里都有啊!恩格斯就说过,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应该发挥每个人的长处,人不能终身束缚于一种职业.列宁就说过考试,他在1924年写的文章《宁可少些但要好些》、《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这两篇文章都提到用考试方法选拔人才.”

“我还思考过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我认为各尽所能应该翻译成各尽所长,让每个人发挥出他的长处来.这样才能创造出最高的价值和最好的成果.并不是随便把你安排到哪儿,你拼命去干,就算是各尽所能了.人应该做自己最擅长的,劳动的成果才能最高.我认为共产主义的原理应该是这样子的.”

薛毅的老伴梁国杰对记者说：当年薛毅的书柜里全是满满的书,提到这些马列经典哪一篇文章是怎么说的,他倒背如流连党史专家们也叹为观止.凭着对马列的钻研,也更凭着他对的忠诚,薛毅写下这篇文章.这样的观点发表出来对于他个人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如果真正要考核,他这个农民出身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老干部”很可能也会失去职位.

因此,薛毅对于自己写这篇《刍议》非常坦然.当1957年的6月,地质部开整风会让薛毅发言时,薛毅说,我说已经给写了建议了,那个文章大致是怎么怎么说的.后来地质部出《整风简报》,薛毅觉得那上边登的关于他文章的摘 要不能代表他整个观点的全貌,要求登全文,这样,6月23日那一期《整风简报》成了他的专刊,四个版登满了他的文章――他万没想到,这份东西成了日后他“向党疯狂进攻”的罪证.

遭《人民日报》点名批评

1957年的6月,地质部23岁的俄文翻译王维新一点也没想参加运动,他只想复习功课报考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去读俄罗斯文学史或中国文学史.但是,经不住组织上一再动员,他还是被拖进了运动.他也看到了薛毅的那篇《刍议》,觉得这篇文章说得挺有道理,他在整风会上也说了一些别的话,比如,对、自由、平等的看法.他并不认识薛毅,而且,他跟薛毅一样,对于政治运动的风向突变毫无思想准备.

“啪地大字报就贴出来了”,王维新回忆说,“机关主楼的楼梯两边都贴满了,来看大字报的人多得都走不动了,我讲过的话,全被人贴出来批判等”

薛毅的名字出现在1957年7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那天的第二版头条是：“地质部党内分子薛毅疯狂进攻党的组织路线――他认为,现有的各级领导干部都不称职等干部稳定提高的方针等于封建贵族的世袭制度,应该鼓励人们升官发财自由选择职业,应该竞选部长,自由组阁,老干部要,让一般新人来作领导.”

薛毅在被拉到中山公园音乐堂批斗了两天以后,被定为极右分子――比分子的罪还要重一级.整个地质部,一共划了二百多人,其中有三分之二,大约一百几十人,都是因为同情薛毅的观点被划为,这里也包括了王维新.

薛毅的妻子梁国杰,时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在地质部把对薛毅的处理通知给北京检察院后,梁国杰也被找出一堆言论,成为.同样的命运也落在薛毅的弟弟薛德顺身上,这位北京财贸局的干部成了薛家的第三个.

分子是属于“敌我矛盾”的.也就是说,他们成了和平时期的人民的敌人.对于分子的处理办法当时分为六等,由重到轻依次为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留用察看、撤职、降职降级、免于行政处分.全国的55万名,极少有人能逃脱被劳动改造的命运.

薛毅的工资从12级降到18级,只剩了70多元,等于原先的一半.梁国杰的工资也降了一级.薛毅先被送到湖北劳改,后来就到了青海的地质队,一去22年.去之前,薛毅认了罪――因为不认罪,对他的处罚就不仅仅是去青海的问题,而是要开除公职,他一家老小,四个孩子,三位老人怎么办?

而王维新则是先去黑龙江的密山劳改三年,然后去了安徽的地质队.他记得,刚到安徽庐江去报到时,县里的地质科长说,部里来的翻译啊,留在地质科吧.几天后,来了一个老头,劈头就问：谁叫你到地质科去的?王维新赶紧说：我是没改造好,有虚荣心,地质科是我自己要去的!这样他又被下放到最艰苦的安装队――对于王维新而言,他已经习惯了这种被当作人下人的境遇.

数十年后,当记者在今天问到王维新,你当初真的觉得自己有罪吗?王维新答：真的认为有罪.你不知道,那是一种类似宗教的感觉啊.

而对于薛毅,这也是他最想不通的地方,“我那时绝对想不到,会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被打成敌人.根本想不到!”

从心里来说,薛毅从来没把自己当成人民的敌人.1970年,他已经在青海的地质队待了12年,除了在一线干活,也当过会计,管过小卖部.这时,他注意到了当时《青海日报》有一篇文章《领导班子革命化建设的根本》,说有了正确路线就有了一切.薛毅就写了一篇《果真“有了正确的路线就有了一切”吗?》,引经据典地反驳了它.用的是笔名：莘劲矛.

这篇文章又一次给薛毅惹了祸.《青海日报》到地质队一了解,莘劲矛就是这个薛毅,这件事一直惊动到北京的地质部,又开始组织对他的批判.薛毅不服气,不但又写文章反驳并寄到《红旗》杂志,还与来整他的领导辩论.领导说,“有了正确路线就有了一切”是讲的.薛毅问：在什么场合讲的?对方说：“你是什么人呀?怎么能告诉你啊?”――薛毅才知道,自己已经是没资格问这句话的.“当时我是想学（中苏论战的）‘’和他们连续论辩一番的,可见当时是多么天真啊.”他晚年这样回忆道.

艰难的平反之路

在基层20多年,薛毅一直没有放弃平反的希望.他曾数次要求甄别,但每次都石沉大海没了音信.在这方面,王维新比他更现实一些,他在安徽当地娶妻生子,靠他的外语特长,帮助农民出身的妻子学习英语,当上英语教师.在他看来,大约要一辈子生活在安徽了.但是没想到,1978年,全中国都在为冤检测错案落实政策,要为错划改正的消息开始不胫而走.

今天我们知道,全国55万名,除极少数的几人都获得了改正.但是在当时,他们获得平反也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1978年,公布了11号文件,当时说的是为个别、确实、完全错了的被打成的人,给予平反.当薛毅向地质部提出申请,要求甄别时,地质部政治部一个干部,盛气凌人地对他说：“你认为你就是那个‘个别、确实、完全错了的’吗?”薛说：“当然是.只有甄别,才能知道是不是错了!”直到这时,薛毅还是被当成人民中的另类.

王维新在安徽,知道消息更晚一些.他的争取平反之路也更艰难些.1979年,王维新决定带着只有几岁的大儿子赴京,妻子当时怀着第二个孩子,留在安徽.他只带了5块钱,在火车上不断被查票的轰下去,又偷偷上来,一路上靠列车员的同情,到了北京.走到北京的地质部所在的西四大街,儿子想吃饺子,他却没钱了,只能写一捧花生米.在儿子哭声中,一个年轻的解放军军官来到他面前,说,有件事请你帮帮忙好不好?

王维新说,你知不知道,我是的,能帮什么?他说,你能帮.我们写饺子写多了,你帮我们吃一盘好不好?――多年后,王维新讲到这里时,仍然哽咽着讲不下去.他说,他一直在后悔,没有留下人家的名字.

1979年,王维新在北京找到了薛毅.那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一进门他就叫薛毅老师,薛毅才知道,这是受他株连的当年的之一.他们从此成为终身的朋友.

1980年,薛毅和王维新都被落实政策,宣布当年的为错划,予以改正.他们都回到了地质部,直到退休.今天,薛毅已经是白发苍苍的86岁老人.当被问到,因为1957年的事,遭受这么大的磨难,有没有后悔?

薛毅答道：“谈不上后悔不后悔,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这就是我当时的主张啊.”

都说是性格决定命运,也许有那么点道理?还有一件事,可以为薛毅的性格做个注脚：1998年,薛毅老两口在美国探亲时听说国内发了大洪水.他们立即打要求女儿在他们的工资中各拿500元交党费,支援灾区.他们认为,这是他们份内的事,不管这个国家曾怎样对待他们.

（选自《洞孔中的历史》/李杨主编/青岛出版社/2011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