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写《血地》

2005年3月,我接受电视剧《晋察冀》的创作任务.那时候,我对晋察冀的历史一知半解,为了补上这一课,我沿着当年晋察冀的版图,先后到冀西、冀东、冀中、平（京）西、平（京）北采访,用了半年多的时间,走了30多个县,查阅了近千万字的史料,采访了40多位晋察冀的老同志,积累了20多万字的采访笔记.这个过程走下来,我把晋察冀的抗战史彻底理清了,把晋察冀抗战斗争中的英雄人物和传奇故事也收集得差不多了,又过了半年的时间,我把剧本写出来了,后又经过了多次折腾修改,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部电视剧最终没拍成.我知道,电视剧的成活有一定的概率,但我不死心,决心把我积累的东西变成小说.因为,晋察冀这片血染的土地浸泡了我,革命前辈的英雄壮举感染了我,我必须把我燃烧的融进这片血染的土地,融进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晋察冀的版图很大,我把叙事根据地放在了冀中,一来我是冀中人,熟悉冀中的风土人情,经常听前辈讲抗战故事.二来冀中抗战最有特色,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雁翎队、敌后武工队、平原游击队等等战争样式都是冀中军民发明的.可以说,我的冀中前辈被日本鬼子逼得创造了这些世界战争奇观.动笔之前,我认真想过,要写好冀中抗战的小说,我要面对一座绕不开的“大山”,那就是“”前十七年的“红色经典”,如《平原声》、《平原烈火》、《烈火金刚》、《小兵张嘎》、《野火春风斗古城》、《敌后武工队》等等,都是反映冀中抗战斗争生活的,冀中平原几乎成了抗战叙事“要地”,这些作品大部分都被改编成了电影,在读者和观众中有着很深的烙印和广泛的影响,要超越这些“红色经典”很难.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作为冀中的后人也好,晚辈的作家也罢,我拿出一部什么样的抗战小说,去与历史和先人对话,我是有很大压力的,正因为这,我没着急写,又花去几年的时间在这片“血地”上一边行走一边思考.

经过沉淀和思考,我为《血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创作理由与出路.

把小说里的故事放在整个大的抗战背景里讲.我把叙事根据地放在冀中,但所有的故事脉络都放在中国抗战乃至整个二战大背景里去叙述.比如,“七七事变”发生后,冀中地区的社会混乱,人心惶恐,生活无序.比如,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给老百姓抗战以心理上的支撑.比如,太平洋战争爆发,给日军造成兵力不足、补给困难等方面的影响,以及推行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战争政策给日军造成的压力.再比如,冈村宁次就任日军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极力推行“三光政策”给冀中老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等等.这样一来,使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都融入抗战大背景的格局,每个故事的发生和每个人物的命运走向都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这就使小说的叙事空间有了厚重的历史感,艺术空间也有了扩展与张力.

把叙事着眼点放在抗战环境中的小人物命运上.小说中的主人公李长生当兵前是个教书先生,因组织失败躲避追杀一路南逃,当了红军团长后奉命回老家冀中老井镇发动群众打鬼子,但家里情况已面目全非：爱妻变为弟媳,仇人虎视眈眈,亲人报仇心切,旧部作鸟兽散.他在尴尬和窘境中肩负起抗战使命.富家子弟郭文广在国难当头之际卖房卖地拉队伍抗日,但他一时却走不出父辈仇怨的狭隘,意气风发而难有作为,后在李长生的帮助和影响下,逐渐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抗日战士.大家闺秀出身的女大学生郭文秀书生意气投笔从戎,因文化理念差异私自离队,在北平不堪忍受当亡国奴的屈辱又回到了革命队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小人物也个性突出命运多舛,比如,玩世不恭、幽默滑稽而又机智勇敢、神出鬼没的侦察员铁榔头；强逼儿子报杀父之仇又为掩护仇家之子英勇牺牲的刚烈女性李母；做了汉奸但不失良知最后舍身成仁的浪荡鬼小刺猬；风流成性而又重情重义不失气节的漂亮寡妇小自鞋等等.小说里的人物没有一个是高大全的,很多小人物甚至是有缺陷的,但他们都有着冀中人特有的血性品格和人性光辉.我刻意从最底层的视角去关照人物,使他们最大限度地保持“原生态”的朴素质感,并尽最大努力使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以“这一个”而鲜活存在.

把笔墨用在渲染慷慨悲彩上.抗战八年是中国人最为悲惨苦难的历史岁月,而在抗战相持阶段,冀中是日军“扫荡”、“蚕食”、“封锁”、“围剿”的重点地区之一,仅1942年的“五一”大扫荡,冀中群众就被日寇杀害5万多人.有史学家说,南京大屠杀,是日本鬼子在中国城市制造的最大惨案；而冀中“五一”大扫荡,是日本鬼子在中国乡下犯下的最大罪孽.我认为,中国人在抗战八年中被日本鬼子杀害3500万人不是最大的牺牲,而尊严的践踏、精神的摧残、人格的侮辱才是最大的伤害.记得小时候,我们每当调皮捣蛋的时候,家长就厉声吓唬：日本鬼子来了!一句话,我们的脸就变得煞白,有的甚至尿裤子.我们都没见过日本鬼子,但从家长的描述中和在银幕上看到的日本鬼子形象,就认定日本鬼子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基于这些感受和认识,我在《血地》里设置了很多具有悲彩的人物和故事.比如,郭文秀从北平返回老井镇的第二天就遭鬼子,发现自己怀孕后痛不欲生.比如,妇女们拒绝被鬼子带走而拼命反抗,镇长老黑头跪在地上哀求：“走吧,孩子们,一定要活下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妇女们被蹂躏后,老黑头在大街上筛锣高喊：“孩子们要好好活着,千万别寻短见啊.乡亲们可不能看不起她们呀,她们是被逼得呀.”除此之外,还有感情上的悲彩,李长生面对爱妻变成弟媳的现实,却怎么也走不出爱妻的感情世界,一再拒绝漂亮大学生吴桂兰的追求.吴桂兰为拒绝郭文广而逃婚,后因追求李长生无果又委身郭文广,刚有身孕却牺牲在送粮路上.郭文秀暗恋刘涛,刘涛家有童养媳而成为两个人结合的障碍,两人只有精神相守.铁榔头喜欢小白鞋,先是怕被“白虎”克死不敢沾身,后来参加了八路军,又怕影响不好不敢走近,后来双双慷慨赴死,被乡亲们结成“阴亲”合葬.总之,在《血地》里每个人的爱情几乎都没有一个圆满的结局,有情人难成眷属,成眷属的未必是有情人.我知道,这样设置,不符合中国老百姓期盼的大团圆结局,但我还是要这样写,因为在那苦难深重的日子里,谁也没什么好日子过,只是各有各的不幸而已.

在创作过程中,我一直在想,我的冀中前辈们,当年是以怎样的生命姿态在刀尖上行走?是以怎样的精神力量在旷日持久的灾难中奋力挣扎,繁衍生息?后来,我渐渐悟出来了：是“宁当刀下鬼,不做亡国奴”的朴素誓言,是“死了的已经死了,活着的咱还得活”的生命态度.由此,而造就了冀中人特有的达观精神和血性品格.

为《血地》贡献这些文字的过程中,我心中有一种隐忧：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侵占中国十几年杀害中国同胞3500万的日本人,不但没有向中国人谢罪,居然还在挑衅中国领土.我想,检测如哪一天,我们脚下的土地再遭沦陷,我们的同胞再遭杀戮,眼下的80后、90后以至无限延续的子子孙孙们,还能不能喊出“宁当刀下鬼,不做亡国奴”那样朴素的誓言?还能不能保持“死了的已经死了,活着的咱还得活”的生命态度?在警示我们后人的同时,我也在警示自己.

我不敢说《血地》是一部多么好的小说,但我是用生命在“血地”上行走换来的,是用在故乡的土地上滚滚燃烧出来的,更是用滴血的心精心酿造的.

责任编辑/刘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