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政治的日常生活

黄子平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他在海南生产建设兵团种橡胶.一日,女兵团战士阿凤气鼓鼓地走来,把一张折成了菱形的纸条塞到他的战友四眼手里.战友们起哄,追问四眼是什么是什么.四眼坦然相告,阿凤把我写的情书退了回来.那年月,没人敢写情书.四眼的色胆包天引发了战友们的雅兴,大伙发一声喊,把四眼按倒在地,从他裤袋里往外掏那纸条.四眼扶扶眼镜：你们想看,好,我这情书完全可以公开.大家展纸一看,那上面没有一字情话,有的只是三条“最高指示”：

一、“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二、“要互通情报.”

三、“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

黄子平说明这三条的出处,解释它们在这里的意思：第一条“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出自《为人民怎么写作》.“四眼的目标当然是要跟阿凤走到一起,可到底是不是阿凤‘共同目标’呢?于是来了第二条,这一条出自《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原是党委（委员）之间保持信息通畅,不能藏着掖着把机密当私货.四眼的意思是希望阿凤给个回音,‘情报’的‘情’字在这里完全用活了,不是‘情况’,而是‘情意’.第三条出自七十年代的‘最新指示’,绝对是断章取义,完整的版本是‘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四眼把血淋淋的上半句隐去,下半句用于谈恋爱,千万别放松,同时要隐秘进行,这辩证的叮咛又是何等贴切.”

四眼的战友们佩服他的活学活用.因为他们一看这三条,马上就明白了其言外之意,黄子平告诉我们,这言外之意之产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用以表述某领域的词汇匮乏,不得不挪用其他领域的语言词汇救急.七十年代,表达情爱的语言全部成了四旧或小资,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用来言说男女之事的词汇只剩下了最单纯的‘好’,说谁谁谁跟谁谁谁‘好’上了.很早就从政治领域挪用政治词汇的程序.譬如,‘找对象’、‘解决个人问题’”.“二是作者和读者对此一被挪用的语言词汇非常熟悉,熟悉到了能够融会贯通的程度.等在泛政治化的七十年代,政治语言直接等同于日常语言,人人都熟得不能再熟,随时挪用都能产生多重隐喻.”黄子平举了一个例子,兵团机务连的指导员淫辱了女战士,关在团部招待所写交代.多人围观.一司机嚷嚷：“嘿,这家伙,还真能改善生活哩!”众大笑.

后来,四眼和阿凤终成眷属,那三条最高指示被放在红木镜框中,挂在墙上.其最后一条“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此时则有另一番意思了.

政治语言直接等同于日常语言,相当于政治入侵民宅.遥想当年,入侵者似乎除了政治,还有战争.五十年代,老师让学生用“如果等就”造句.我的同桌写道：“如果我上了战场,就会像黄继光一样,用胸口堵住敌人的炮眼.”六十年代,我的同桌在作文里写道：“在我们家,无论干什么,我妈都是主力部队,我爸都是后勤,我和我哥都是预备队.”七十年代,军宣队要求某女士给她的丈夫——所谓的“五一六”骨干办家庭学习班,这位贤妻正告她那不幸的男人：“你已经陷入了人民战争汪洋大海之中,赶紧缴械投降吧!”说完了,递给他一学习材料——《敦促杜聿明投降书》.

战争是政治的最高表现.家庭生活中,最高表现的机会不多.所以还是政治语言更常用,更普及,也更有市场.

语言反映社会,上例讲的都是政治语言的泛化,尽管成败各异,但仍不免让人构想出这样的画面：政治语言颐指气使,像个封建大家庭的老爷.日常语言蜷缩在角落里,大气不敢出,像个受气的小媳妇.而情爱话语则像被关进黑牢里的小偷,只能在铁窗后面伸头探脑.

这是怎么发生的?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不解,你好奇,你想打破沙锅问个究竟.某日,偶然间,你看到了一位三八式老干部的回忆录等

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虚构了一个大洋国,说掌管这个国家的“老大哥”指示语言学家创造一种“新话”——成百上千地消灭英语中的词汇,削去语言的血肉筋络,让它只剩下几根干巴巴的骨头,以便人们无法表达与“老大哥”不同的思想感情.

【宋正怀荐自《南方周末》2013年7月11日/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