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文地理第一书

林传甲总纂的《大中华京兆地理志》,是“辛亥革命”结束清朝统治之后,对北京区域的人文地理做出的第一次归纳总结.

“京兆”是汉代的京城行政区划,含义为“大众所在”.以后便以“京兆”作为首都的代称.《大中华京兆地理志》,以“京兆”借指北京.今天的北京市,清朝定鼎后,名为“直隶”（“京师”）.“辛亥革命”,以南京为首都,北京又称“北平”.封建社会的元明清时期,绝大部分时间是以北京为政治文化中心.民国初,首都南移,但北京（北平）对中国,仍然是协调南北、牵系东西的地理标志.

作为《大中华地理志》的第一篇,《大中华京兆地理志》创意在民国五六年间,中华民国八年（1919）八月成书.《大中华京兆地理志》,名曰“地理志”,实为20世纪初北京地区的百科全书,北京的人文地理、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丰富内容：建制、沿革、天象、疆界、山脉、水道、水利、地质、地势、城市设置、气候、物产、政治、军事、经济、自治、宗教、教育、实业等以及当时京师所附属二十个县治、重镇、模范村的方方面面,尽在其中,“手此一篇,不出庭户,便可洞悉一切”（冯文光序）.

可以说,《大中华京兆地理志》是20世纪前20年间北京地区的“国情调研”记录.作为当政者全方位治理京兆地区、制定工作计划与长远规划的资料来源与依据,又是当时学术界研究地理学的资料索引,也是教育界教授地理知识的新一版教科书.清末推行“新政”,改革教育体制,兴办学校,是重要内容.光绪三十一年（1905）规定,以“乡土志”为学校主要课程之一,并且颁行了编辑小学堂《乡土志》课本的“例目”,要求各地的《乡土志》,包括家乡的历史、地理、博物等内容,“惟乡土之事,耳所习闻、目所常见,虽街谈巷论,一山一水,一木一石等一经指点,皆成学问.”以设置《乡土志》课程为起点,提倡爱祖国、爱家乡,成为改良教育的重要任务,成为清末民初的舆论导向.以上,是林传甲编纂《大中华京兆地理志》的社会背景.

即将进入现代时期的地理学科的一件大事,是清宣统元年（1909）中国地学会正式成立.编纂《大中华地理志》是学会的立足之本.

进入民国后,林传甲倡议编纂《大中华地理志》.“民国五年夏,林君来地学会,发议编纂《大中华地理志》,各省各县,广招同志,分担编辑,由中华书局购稿刊行.嗣以国内多故等事复中辍等林君愤然不为馁,时主讲易水,成《易县志》.发奋遍游寰宇,以作成全国省区志为己任,遂去易之鲁、之苏、之浙、之赣、之皖、之鄂,车尘邸两中,不释卷,不辍笔,乘官署欢迎而咨其政,携卷走乡闾以查其俗,每莅一省,凡三四阅月而成一志.”为此呕心沥血,“苦心孤诣,矢成巨举”.（苏莘《大中华京兆地理志》序）

民国政府教育部次长傅治芗成为《大中华地理志》主要支持者.当时林传甲为教育部记名佥事,深感此项工程浩繁（一千八百四十四部县地理志）,人员庞大,需费繁多,但未受政府补助.仅靠中国地学会,“张蔚西长者及同志八百员,于传甲近三年总纂《地理志》,实行监督,扶助进行,无闲.”各地官员协同,“每县得一同志,则三月成,事在人耳”.（民国八年林传甲报告书）

仅编撰《京师街巷记》二十册,动用了北京二十区半日制学校学生与教师五千余人,进行实地调查.“吴总监命传甲领五十五校,教五千余人,课学生作记事文,就本区本街,实地调查.教员身任‘巡官长警’,覆阅尤多修正,每区汇成一册,陆续出版.”

《大中华京兆地理志自序》谈到如何鼓励学生调查,“传甲系顺天中学十七年前老教习,当年学生,今已任职教员.暑检测前以拙著遍奖京兆公立第一中学校诸生,勖以调查.”仅此就动用如此之多的人力与时间,可见要完成全国若干省市之《地理志》分册,耗费人力与精力,不可想象.任务之艰巨,工作之繁浩,没有立志进行《大中华地理志》之决心与理想,绝不可能完成.

从学校开设“乡土志”课程,到动员在校师生关心、记录乡土历史文化,参与“乡土志”的编写,是进入现代时期的中华民国国体建设的标志性“社会文化工程”.

《大中华地理志》成为社会的凝聚力之一,以编地理志唤起民众的责任感,为国家的进步、发展,开拓了知识领域.

通过《大中华京兆地理志序》的编纂出版,则为北京人留下了“责任书”：国家富强、民生富裕,是中华民国的文明标志.

在《大中华地理志》之中,《大中华京兆地理志》成为经典.

比如,人民篇的种族、言语、衣服、饮食、居处、器用、婚丧、卫生,都在相应各章结合当地的特点,一一加以举例说明.《饮食》章,谈到京师之人不论贫民还是小康,均食杂粮玉米,细到每人每月之食量及花销钱数.还例举了具体食物的名称,如绿豆粥、炸酱面、荞麦面贯（灌）肠、小米粥、饽饽、麻豆腐等,就连发面用碱与其他地方的优劣比较,也列为一条.《婚丧》章从婚礼之订婚分赠喜饼开始,到办事、赔奁、撞婚、亲迎、点茶、回门,一一列举,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传统的礼节与人情.“丧礼”节,则从告丧、招魂、殃榜、停柩、送葬、圆坟等逐条细说.这些民间习俗,大部分不复存在.《卫生》章谈到京师著名药品十七种,为各县举出著名良药两种,以及对京师医疗设施作了介绍.

民俗、小吃、节令等章节,是今天读者感到兴趣的内容,因为它们来历久远,因为它们容易失传.第六章《节令》,举出旧历一至十二月节令,及各县风俗.这些风俗,多数已经流失在时怎么发表展过程.

与传统方志侧重不同,注重实业、水利、物产、资源、运输等内容,是写作背景的体现.京兆地区的《水道》特列一篇,对十一道河流分章叙述,连沟渠、湖泊、堤闸也一一列出,并列举了各河水患及治理的建议.水系由小溪汇流为江河,是其重点.涉及湿地,无不从当地利益出发,认真确认其所在.《公司》章,对门头沟、斋堂等地的煤矿公司作了介绍,侧重在资源的调查与开发,以及产销渠道.《京绥铁路》章,例举了民国八年（1919）北京地区的火车站,比如广安门车站,“上下客车不多”,附近有菜园,所产远销塞北,蔬菜售价比北京高.“北京白菜,遂为张北、大同、丰镇招牌”.这不经意的一笔,北京大白菜、南菜园,相对“冷落”的广安门火车站与北京物产有了结合部位.

在19世纪与20世纪过渡时期,通过北京的人文地理特征,展示出历史的演进与时代的变迁,《大中华京兆地理志》因此留在了读者心目之中.

林传甲著作等身,撰写出版了数十种地理书籍,主要是属于《大中华地理志》的各地“地理志”.这是他一生主要成就,也是民国前期人文地理方面的代表作.《大中华京兆地理志》则是其中广为人知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