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章宗时期的翰林学士院与应制文学

内容提要：金章宗时期,翰林官员的应制文学创作异常活跃,翰林学士院成为章宗文学侍从官的储备机构,这是与章宗个人浓厚的文学爱好直接相关的.但这一时期学士院应制文学的繁荣,并不是偶然出现的.就制度层面而言,金代女真统治者对学士院的态度和定位是明显偏重于文翰职能方面的.章宗不过是由于自身的兴趣爱好,大大突出了翰林学士院的文翰职能而已.相比于唐宋来说,金代翰林学士院的职能和政治地位已经发生了显著地改变.章宗时期学士院的状况,正是该机构“重文词、远政治”趋势的表现.

关 键 词：金代翰林学士院章宗应制

唐宋时期,翰林学士院是皇帝亲密的侍从机构.作为“天子私人”,学士院中的翰林官员利用自身的学识和政治才能,在当时的中枢政治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金代的翰林学士院制度是在借鉴辽宋之制——其中尤其是宋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其职能和作用已经与唐宋两朝有了明显的差别.相关研究指出,金代是翰林制度的重要转折时期,金代的学士院已经走上了“重文词、远政治”的发展道路,并对元明清的翰林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代翰林官员“重文词”,其中重要的表现即是在文学方面,《金史·文艺传》中的人物,绝大部分有着翰林官员的身份,这是对金代学士院“重文词”的最好证明④.本文之所以选择金章宗时期考察翰林官员的文学应制活动,并不意味着这一群体的此类文学创作仅出现在金朝的这一时期,而是因为在章宗统治时期,翰林官员的文学应制活动尤其活跃,在有金一代各朝之中显得非常突出.笔者希望通过这一问题,一方面考察君主的个人爱好与金代文学的关系,另一方面由此探讨金代翰林学士院“重文词,远政治”这一发展趋势的变化原因和过程.

章宗时期翰林官员的应制文学创作

金章宗完颜璟是金朝“善属文”“博学工诗”的君主,其文学水平不仅在金代诸帝中首屈一指,“诗词多有可称者”,而且与古代最具艺术修养的几位帝王并驾齐驱,后人称“帝王知音者五人：唐玄宗、后唐庄宗、南唐后主、宋徽宗、金章宗”.章宗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除了其自幼所受的良好教育之外,也是与个人的兴趣爱好密不可分的.章宗即位以后,“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内小康”,遂得以“崇尚儒雅”.由于章宗本人“好尚文辞”,因而他即位之初,就急切地“旁求文学之士以备侍从”.而储备这些文学之士的机构,即是翰林学士院.因而这一时期,由于章宗的文学爱好和对搜求文学之士的重视,使学士院出现了“翰苑之选为精”的状况.翰林学士院为章宗汇集了一群出类拔萃的文学之才,君臣之间的唱和与这些士人数量可观的应制之作,也成为章宗统治时期异常突出的文学现象.

金代君主的春水秋山游幸活动继承了辽代的四时捺钵制度,但其政治作用和意义与辽代相比已经明显下降,除了借此练习骑射、保存女真人的尚武之风外,这一游幸活动游玩娱乐的目的非常明显,而在承平无事之时尤其如此.金代中后期文坛巨擘赵秉文,明昌（1190～1196年）以后曾长期担任翰林官职,他本人作为章宗的侍从官,不顾路途风尘辛苦,“年年扈从春水行”,其《扈从行》一诗对于章宗时期“圣皇岁岁万几暇,春水围鹅秋射鹿”的游幸活动有真切的描述.捕天鹅是春水游幸中重要的娱乐内容,君主捕获的头鹅被当做祭品献给宗庙,君臣则将鹅毛插在头上,举宴庆祝.在这种热烈的娱乐气氛中,作为章宗文学侍从官的翰林官员以诗词为君主“颂圣”.赵秉文的《春水行》诗详细描绘了春水捕鹅、君臣同乐的场景,并以“不才无力答阳春,羞作长杨侍从臣.闲与老农歌帝力,欢呼一曲太平人”的自贬方式赞颂章宗的圣德,赵秉文的这两首诗即属此类应制作品.翰林官员赵讽也曾扈从春水,章宗放海东青获天鹅,“索诗,黄山（赵讽号）立进之.其诗云‘驾鹅得暖下陂塘,探骑星驰入建章.黄伞轻阴随凤辇,绿衣小队出鹰坊.抟风玉爪凌霄汉,瞥日风毛堕雪霜.共喜园陵得新荐,侍臣齐捧万年觞.’”章宗“览之称其工,且曰：‘此诗非宿构不能至此.’”对赵讽的诗作非常赞赏.清人郭元衧将此诗拟题为《得鹅应制》,是非常恰当的.翰林修撰王庭筠“早有重名”,且“文采风流,照应一时.”@因而章宗对其“宠眷优异”,他扈从章宗秋山游幸时,一次即“应制赋诗至三十余首.”王庭筠在学士院首尾10年,他去世后,章宗不仅将其平生诗文藏于秘阁,御制诗歌赐其家,还发出“玉堂、东观无复斯人矣”的惋惜之叹.如赵秉文所言,春水秋山是当时君主经常性的游幸活动.而翰林官员在这些游幸活动中,作为章宗的文学侍从之臣,频频献上“颂圣”诗词,为章宗的游乐助兴.

章宗在皇宫中的节日庆贺,翰林官员也频频出现在其中.中秋佳节时,章宗令翰林官员以中秋为内容,应制赋诗.承安五年（1200）的词赋状元阎长言（原名詠）,及第后“在翰苑十年”,其有《应制中秋》诗：“璧月当秋夜未阑,汉宫高会浃宸欢.块苏尘世三千界,珠翠瑶光十二栏.桂实飘香浮寿卑,露华零润溢仙盘.都人侧听云韶奏,共指天家是广寒.”颂扬章宗中秋节举宴开乐的盛况,有着应制诗词“颂圣”的内容和辞藻华丽的特点.而翰林官员的中秋应制诗词,有时还要符合章宗提出的特别要求.赵讽作中秋应制诗,章宗特别规定以“清”字为韵,“道陵读至落句,大加赏异,手酌金钟以赐.且字之日：‘文孺,以此钟赐汝作酒直.”遂成为士林的荣耀之事.重阳节时,章宗向状元、翰林官员吕造“索重阳诗”,而吕造本人“素不学诗,惶遽献诗云：‘佳节近重阳,微臣喜欲狂.’上大笑,旋令外补.”⑥可见词臣要为君主的文学雅兴时刻准备,而其作品能够让君主满意确非易事.

在日常的游乐活动中,翰林官员也是章宗的主要文学侍从官.章宗夜晚饮酒娱乐,翰林待制朱澜已经年逾花甲,还被章宗召来“侍夜饮”,章宗还特地作诗《翰林待制朱澜侍夜饮》表达自己“陶陶复陶陶,醉乡岂有涯”的欢愉之情.章宗时,状元王泽在学士院任职,南宋使臣进奉枇杷子,章宗要求翰林官员以此为题,应制赋诗.结果王泽却奏“小臣不识枇杷子”,而翰林官员中只有王庭筠作诗成,“上喜之”.作为状元的王泽却不能作诗,是当时金朝的科举制度造成士人“不能多读书”的结果.韩玉以词赋、经义两科进士入学士院为应奉翰林文字,曾“应制一日百篇,文不加点.又作《元勋传》,称旨.”表现出杰出的文学才能,因而章宗感叹道：“勋臣何幸,得此家作传耶.”在明昌初“举才行之士”的诏令中,张建被荐入学士院为应奉翰林文字,“人直禁中,与天章宸翰,旦暮相酬酢.其眷礼之优,一时词臣,无能出其右者.”张建甚得章宗的礼遇,甚至超过了学士院中的其他官员,且两人经常有诗歌往还.因而在其要求致仕时,“道陵（章宗）爱其淳素,不欲令去左右,眷眷久之.”长期担任翰林官职的党怀英,亦有应制之作《应制粉红双头牡丹》诗二首,第二首诗有“上苑风烟工献巧,中天雨露本无私.更看散作人闲瑞,万里黄云麦两歧”之句,在应制之中以祥瑞称颂“圣德”.章宗即位之初被选拔为翰林官员的郝俣,也有应制之作《应制状元红》诗,君主在赏花之时,侍从官也要在旁为其吟诗助兴.翰林官员除了以应制诗文为章宗怎么写作,满足其文学兴趣之外.还负责为章宗整理古今著名文人的文集作品.明昌二年（1191）四月己亥,“学士院新进唐杜甫、韩愈、刘禹锡、杜牧、贾岛、王建、宋王禹偁、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张耒、秦观等集二十六部.”翰林学士院一次就为章宗供进文集26部,数量可谓不少.而且这些文集的作者都是唐宋两代著名的文学家,学士院的这次进书,明显是由于章宗个人的文学爱好.马嵬杨贵妃墓旁,路过的文人墨客纷纷在此题诗,数量相当可观.章宗特意令官员将这些诗汇集整理,“得五百余首”,并命学士院将这些诗分别高下,而金人杜俭的诗在高等.翰林官员的这一工作,同样是为章宗的文学兴趣怎么写作的.

从以上的考察可以看到,由于金章宗个人好尚文辞的兴趣,翰林学士院充当了为其储备文学侍从官的作用.而此时大量出现的翰林官员应制赋诗、作文的记载,也说明此时翰林官员群体的这种文学创作活动非常活跃.他们的文学创作空间,既包括宫廷外的皇帝的春水秋山游幸,也包括皇宫内皇帝的节日庆典和日常游玩娱乐.甚至在比较严肃的宋金交聘场合,也有翰林官员应制赋诗的现象.这充分说明章宗时期翰林官员群体应制文学创作的活跃程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翰林官员的应制文学只存在于章宗时期,也不意味着应制者仅为翰林官员群体.海陵王本人也是位“颇知书,好为诗词”⑤的君主,应奉翰林文字杨伯仁曾被海陵“夜召赋诗,传趣甚亟,未二鼓,奏十咏,”海陵王非常高兴“解衣赐之”.⑥翰林修撰蔡珪可能和海陵诗歌唱和甚多,以至于宋人分辨不出“立马吴山第一峰”之诗到底是海陵亲作,还是蔡珪“诡曰御制”.而宣宗自幼“好学,善谈论,尤工于诗,多招文学之士,赋诗饮酒”,对文学词章也甚有兴趣.当时的文坛领袖、翰林官员赵秉文告老之后,宣宗还仍然“时命公以禅语为歌诗”,令赵秉文应制助兴.在赵秉文重新起复为礼部尚书兼翰林侍读学士时,宣宗向他坦言“卿春秋虽高,以文章故复用卿”⑨.宣宗看重的,也仍然是他的文学才能.而章宗时期,除了翰林官员频繁应制之外,非翰林官员甚至后妃也与章宗有诗歌唱和之作,元妃李氏“性慧黠,能作字,知文义,尤善伺候颜色,迎合旨意”,因而被“好文辞”的章宗“大爱幸”,她曾与章宗在妆台并坐,章宗有句云“二人土上坐”,李氏应道“一月日边明”,章宗大喜.这说明翰林官员应制并非章宗时期特有的现象,也非翰林官员的专利.但正如史料所言,金章宗为满足自己的词章之好,“学士院选五六人充院官,谈经论道,吟哦自适.”③翰林官员是此时应制文学创作的主体.世宗、章宗统治的约50年是“文治烂然,金朝之盛极矣”④的时期,章宗的这种爱好和取向,更是形成了“庶几文物彬彬矣”⑤的文学繁荣盛况.所以赵翼在评价“金代文物远胜辽元”之时,特别提出帝王个人的兴趣和文化取向对金代文学创作的重要影响,并认为金代这种局面的出现是“非偶然也”.确是恰当的评论.

金代翰林学士院职能之转变

金章宗时期翰林学士院和翰林官员群体在应制文学方面的活跃,与章宗本人的文学爱好直接相关.章宗本人即位后,曾对宰臣表示“翰林阙人”,让宰臣们举荐翰林官员,这正是因为他本人“好尚文辞”,需要“旁求文学之士以备侍从”.章宗这种爱好,甚至引起太傅徒单克宁“习辞艺,忘武备,于国弗便”⑨的委婉批评.但这并未阻止章宗下诏网罗文学出众之士,作为自己的文学侍从官.而这一时期的翰林学士院,也的确成为了其文学侍从官的储备机构.因而《金史》言章宗时期“翰苑之选为精”的状况,正是在章宗“辞章”爱好之下形成的繁盛局面.

然而,从制度层面而言,翰林学士院之所以成为章宗储备文学侍从之士的机构,并不是偶然的.金代模仿中原王朝建立起来的制度,“大率皆循辽、宋之旧”,翰林学士院制度也不例外.但与辽宋之制——特别是其主要借鉴的宋制——相比,金代学士院制度的特点非常明显.宋代翰林学士院的职官设置等内容,虽然已经比较稳定,但随宜设官的状况经常存在.而金代的这一机构中,职官设置非常整齐、稳定,自其制度建立之后,终金一代,基本上变动甚小.而更为明显的差异是,作为唐宋君主的“天子私人”,学士院中同时在院的官员员数虽不确定,但至多也不过六七员而已,且要求这些官员文学、政事皆优,其选拔也是相当严格的,这与其作为君主重要的参谋顾问之臣密切相关.由此也可见帝王能够访求到这样的优异之士,实非易事.而按照天德三年（1151）的规定,金代的学士院中“自侍读学士至应奉文字,通设汉人十员,女直、契丹各七员”.若学士院中官员满额的话,其员数已经达到26人之多（另加承旨和翰林学士）,是唐宋时期学士院员数的四倍左右.且金度还规定,词赋状元及第即授应奉翰林文字之职,这样的翰林官员仅以科举高第“循资”得官,而不问其学识、政事如何,这种授官规定虽早已引起世宗的不满,并加以限定,但仍然在章宗时出现了状元王泽、吕造这样连作诗应制都不能的翰林官员,成为士林的笑柄.这说明金朝翰林官员的选拔和任用,以及君主对翰林学士院的态度,与唐宋时期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差别.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是世宗初年,契丹人移刺道政绩突出,被世宗称赞“此人有干才,可大用也”.而当移剌道迁为翰林直学士兼修起居注之官时,世宗却说“（移剌）道清廉有干局,翰林文雅之职,不足以尽其才.”转而任命他担任事务“繁剧”的“同知中都路都转运事”之职.这说明在统治者的观念中,与重要且“繁剧”的职务相比,学士院只是一个“文雅”的机构,甚至有可能成为埋没人才的地方.这与唐宋时期学士院“朝论所高,禁林为重.非徒翰墨之选,乃是将相之储”的重要作用,以及“礼绝同僚”的优越待遇相比,差距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学士院“文雅”的定位,说明统治者是有意让其与“繁剧”的政事保持距离.金代翰林学士院的这种状况,表明女真统治者虽然借鉴吸收了中原王朝的翰林学士院制度,但他们对这一机构的态度和定位是与唐宋两朝有很大的差异的.金代翰林学士院成为一个以制诰等文字撰述为主要职能的“文雅”机构.正如学者们所言,金代翰林学士院的这种状况,其政治作用和地位已经远远不如唐宋时期.金代统治者对翰林学士院的“文雅”定位,与唐宋时期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这一机构和翰林官员群体更倾向于承担文翰方面的职能.章宗即位之初在“旁求文学之士以备侍从”的时候,向大臣们询问“翰林阙人如之何?”即是统治者对学士院这种定位的具体表现.只不过与金代其他统治者比较而言,金章宗个人不仅文化修养突出,而且对文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当时金朝内外相对稳定、兴盛的政治社会局面,也使得他能够网罗文学之士,满足自己的文学爱好.因而翰林学士院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其储备文学侍从官的机构.与金朝其他时期相比,章宗时期翰林学士院应制文学创作的异常活跃,不过是由于章宗个人浓厚的文学兴趣,使得学士院“文雅”的特点非常突出而已.因而甚得宠遇的翰林官员王庭筠去世时,章宗不仅将其平生诗文藏于秘阁,而且在御制诗中非常惋惜地说道：“王遵古,朕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复以才选直禁林者,首尾十年.今兹云亡,玉堂、东观,无复斯人矣.”章宗“玉堂、东观,无复斯人”的感叹,表明他所看重的,也正是翰林学士院的文翰职能和翰林官员的文学才能,而非他们的政治作用,这也恰恰正是学者们所言金代翰林学士院“重文词,远政治”趋势的具体表现.

金代翰林学士院逐渐远离中枢政治、而越来越倾向于承担文翰职能,并不意味着翰林官员不参与朝廷内外的政事.以学士院文学职能表现得最为突出的章宗时期而言,大定二十九年（1189）章宗刚刚即位,就命令学士院“进呈汉、唐便民事,及当今急务”.承安四年（1199）,“应奉翰林文字陈载言四事：其一,边民苦于寇掠；其二,农民困于军需；其三,审决冤滞,一切从宽,苟纵有罪；其四,行省官员,例获厚赏,而沿边司县,曾不沾及,此亦干和气,致旱灾之所由也.”其所言之事也甚得章宗的赞赏.但元人袁桷在阅读金代皇帝的实录时,却看到翰林修撰王庭筠因发表政见、以“擅议朝政”④的罪名被章宗责以杖刑的记载.发表个人观点,议论朝政,在唐宋时期是翰林官员最为重要且正当的职能之一,在金代这却成了翰林官员受罚的罪名.而王庭筠之父王遵古与章宗有师友之旧,承安二年（1197）,章宗将其由澄州刺史任上召为翰林直学士,“仍敕无与撰述,入直则奏闻,或霖雨,免入直,以遵古年老,且尝侍讲读也.”章宗将王遵古召至学士院,目的是为了优遇旧臣,王遵古最后终于直学士的任上,学士院其实成为了他的养老之所.这些翰林官员的经历表明,女真统治者虽然不排斥翰林官员参与政治,但他们其实并不希望作为“文雅之职”的翰林官员与中枢政治发生紧密关系.因而袁桷针对王庭筠被杖所发出的“使在庆历、元祐,宁有是耶”的感叹,说明他也意识到与唐宋相比,金代的翰林学士院与中枢政治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以上的考察表明,金章宗时期翰林学士院应制文学创作异常活跃,虽然其直接的原因是章宗个人浓厚的文学爱好,而翰林学士院则汇集了他网罗的大批文学之士,为其充当了储备文学侍从官机构的角色.但从金代翰林学士院的制度建构和职官设置、以及职能规定来看,翰林学士院与中枢政治的关系,已经和唐宋两朝大不相同,两者之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距离.而金代统治者对翰林学士院的定位也显然侧重于文字撰述方面,也即世宗所言的学士院是“文雅之职”.因而,翰林学士院在章宗时期成为储备文学侍从官的机构,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与金代女真统治者对该机构的角色定位密切相关.章宗只不过是基于自身的文学兴趣,大力网罗文学人才储备于学士院,并由此极力凸显了学士院“文雅”——尤其是文学职能——的一面而已.至金朝末年,翰林学士院这种远离政治的倾向更加明显.金末文坛领袖王若虚,才学、政事俱有优长,在学士院中任职时间甚长,元好问称其“中外繁剧,至于坐庙堂、进退百官者,无不堪任”,而这样难得的人才,却在学士院中被“投闲置散”,“百不一试”.他入学士院之后“自应奉转直学士,居冷局十五年”.而在其任职学士院的这些年中,他所做的是“秉史笔十五年”,修史成为其任职翰林期间的主要任务.唐宋时期,士人以入翰林为无比荣耀之事,谓之“陵玉清,遡紫霄,岂止于登瀛州哉”.而金代的学士院却已经不仅仅是士人们“不足以尽其才”的地方,甚至成了这些人参与朝廷政治的障碍.与唐宋时期相较,金末翰林学士院的这种状况,真是堪比霄壤.

应制文学在金代并非只出现在章宗时期,也并非翰林官员的专利.但在金章宗统治时期,翰林学士院官员的应制文学创作非常活跃.翰林学士院在章宗时期表现出与唐宋学士院的明显差异,直接的原因是章宗个人浓厚的文学兴趣,使得他即位之后,大力搜罗文学拔萃的人才,汇集于学士院中,以满足本人的辞章之好.但翰林学士院此时成为文学侍从官的储备机构,其这种转变并不是偶然的.从金代该机构的相关制度而言,金代统治者在建立学士院时,对其政治作用和职能的定位就与唐宋时期有很大的差别.

正如学者们所言,自唐代翰林学士院建立时起,这一机构的官员就兼有作为君主策士谋臣和文学侍从的双重身份,即具有政治和文学双重功能.而金代统治者对学士院的“文雅”定位,明显地是侧重于其文学的职能,这其实也决定了金代翰林学士院在中枢政治中地位和重要性的下降.因而章宗时期学士院成为文学侍从机构,以及翰林官员应制的活跃,更深层地是与金代翰林学士院的这种政治状况和定位紧密相关的,而章宗个人的兴趣爱好,则大大凸显了学士院的文学职能,并对这一时期文坛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闫兴潘,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