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独立性的根本

摘 要：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很重要,它关系到人的主体性、自由、自我等范畴的探讨.中国大陆的学人,在20世纪普遍经历了从政治禁锢到经济开放的种种困惑,如何摆脱政治和经济的强大整合,寻找文学自身的价值,关乎到文学批评独立性的根本.身居海外的华文文学大家李泽厚、刘再复和高行健对这种思想困境有清醒的反思和应对策略.

关 键 词 ：文学批评；独立性；大陆学界；华文文学大家；反思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4）3-0062-05

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很重要,它关系到人的主体性、自由、自我等范畴的探讨.在这里,我想要通过讲述我在实际的操作层面遭遇到的具体问题和困惑,反思当下的学界生态.中国大陆的学人,在20世纪普遍经历了从政治禁锢到经济开放的种种困惑,如何摆脱政治和经济的强大整合,寻找文学自身的价值,关乎到文学批评独立性的根本.

两个例子

去年有个华文文学研究方面的大陆学者到汕头大学访问,他谈及台湾方面出了一套文学史新编方面的书籍,建议我们编辑部购写并刊发专题研究.我让他把这套书的目录发给我看看,看完后我认为该文学史新编契合了当下学界“重写文学史”的热潮,但是从这套书的编写人员情况看来,并没有内在的统一性,也许用资料汇编来定义更准确,就没有同意申请不菲的资金来写书.可我认为这位学者对编辑部的热情精神可嘉,就让他帮忙组织关于这套书的评论文章.他很高兴地答应了.

他以为刊发评论这套书的文章,客观上对该书的发行和出版方是有利的,就发邮件给这套书的台湾出版人,让他组织一系列评论文章.谁知道“热脸贴到了冷屁股”,该台湾出版人认为这不属于他的怎么写作范畴,断然拒绝.台湾出版人的此行为反应,在我看来,正好凸显出大陆和台湾不同的学界生态.台湾出版人的潜台词可能是：他是书的出版人,负责的是出版发行的工作.组稿是编辑的工作；评论则是评论者的工作.这三者怎么能够混为一谈呢?

而这位大陆学者的做法的内在逻辑在于,写评论也是一种宣传,不管说好说坏,客观上总是能够起到引发读者关注从而增加销量的作用,这对出版发行有利,他以为出版发行人当乐于去做“组织评论他的书籍文章”这样的事情.

该大陆学者的这种思维理路,其实也是当下大陆媒体普遍的思想路径：出版一本（套）书,找评论人在报刊杂志上写写书评文章；或者在推出出版信息的同时就刊发评论文章；或者通过召开作品研讨会收集一系列评论文章.那么这样的运作如何影响了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呢?原因在于,多数评论者不是出于客观与中立的视角,因为人情或者利益关系而或多或少代表了出版方或者作者方面的立场.

以下还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可以说明中国大陆学界与西方在文学批评上很不一样的处理方式.大陆学界在文学批评的独立性方面,还没有达到一种普遍的认知.

大概两个月前,有个中国大陆华文文学研究学者向《华文文学》编辑部求助,说他正在进行《海外华裔作家访谈录》一书,他已访三十多位作家,但一直未联系上XX,认为“他是很有影响的新移民作家,《华文文学》发过他不少文章,我拟把他补上,否则是个缺憾.”因交稿在即,他希望编辑部转告他XX的地址,以便联系.于是我把XX的联络方式转告了这位大陆学者.

不久,我即收到XX发来的一封邮件,他在信中指出：最近有个大陆学者找我,大意是要写我的评论,还要我提供资料等,我当时想都没想就一口回绝了.主要原因是：他们要我提供研究资料.根据西方的学术研究情况,这是很忌讳的一件事.谁要研究,谁就得花时间、精力和财力（西方作家不随便免费送书的,如要研究,必须自己购写,作者手中有,可以提供,但不是免费,也不能免费,否则无异于自贬身价）.

这位西方学者兼作家以自己的亲身体会指出,之前中国某期刊向他约写一篇评论莫言的文章,他就自己花钱到书店写了莫言的七八本书,并亲自搜寻资料,没有找作者提供这一说.他还讲述了另一个有违批评客观立场的例子,“上一次某教授要把我写进文学史,被我谢绝了.那时他让我自己写一篇关于自己的东西,这在除中国之外的任何地方都是不妥的,因为难以做到公允持平.最近他改变了以前的做法,我才决定参与之.”

以上两个例子说明,对比中国台湾和西方,当下大陆学界尚未普遍意识到学术独立或者文学批评独立性的重要.在大陆语境中对这个议题的发现和强调,体现了问题人的敏锐视角和超前的反思意识,它启发我们反思并追问当下大陆不正常的学术和文学生态,探究在政治高压之后和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文人和学人内在的危机和困境.

华文文学这个学科诞生在上世纪80年代,它正好是中国大陆从解除政治高压进入改革开放直接受益的一个学科.之前关于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的传播和研究是一个禁区.2000年之后,这个学科渐渐显出它超乎寻常的活力和生命力.上文提及的两位中国大陆学者,他们是这个领域资深的研究人员,但在亟待规范的中国学术界的大背景中,也可见出他们在具体的学术操作中与台港或西方发达地区的明显差距来.

大陆的学人普遍经历了从政治禁锢到经济开放的种种困惑,如何摆脱政治和经济的强大整合,寻找文学自身的价值,关乎到文学批评独立性的根本.身居海外的华文文学大家――李泽厚、刘再复和高行健先生,他们对这种思想困境有清醒的反思和应对策略.

李泽厚、刘再复：打破政治迷思

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在《写作的零度》中谈及政治式的写作,他说一种是法国革命式写作,这是流血的祭典,为流血革命辩护的写作；还有一种是马克思主义式的写作,这种写作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美化斯大林的极权政治.

中国大陆在1949年后就经历了政治压倒一切,以政治纲领指导文学写作的“异化”阶段.这样的例子很多.山东大学的《周易》专家高亨,他在1949年前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自然也没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周易》,结果获得成就.1949年后,他政治上“进步”了,觉得自己读了不少马列,已经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周易》了,然其研究结果相当牵强,没有多少价值.李泽厚说：最有意思的是,他解放前的研究成果反而接近马克思主义,而解放后的研究反而离马克思主义很远,妙就妙在这里,学术研究尚且如此,何况文学创作者要把马克思主义变作自己的东西并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 何其芳在青年时代是一个很有才能、很有艺术感的诗人,但他到了延安之后,接受了政治一元论,创作就退化了.他曾两次感慨,说很奇怪,为什么我思想进步了,而艺术退步了.刘再复认为,他是一个真诚的作家,所以才敢承认自己的退步.

而沈从文在1949年后就是在先验的政治尺度下,被说得一钱不值.然而一旦文学回到文学本身,一旦以文学的眼光去看文学,就会发现蓄意回避政治、回避政权、回避主义的沈从文倒是有文学价值、更有生命力.沈从文是现代文学中没有掉入政治陷阱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

刘再复在80年代的中国大陆率先提出文学主体性问题,他认为作家作为现实主体和超越主体要分开.“在现实层面上,作家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可以加入政治集团,但是在艺术层面上,也就是参与文学活动时,应当是超越主体,不应当以政治集团之成员的资格参与文学,而应当以一个独立人格的人参加,以艺术主体的资格参加”.这样,他才能与现实事件保持距离,以超越的态度对事件进行反思与观照.

90年代,刘再复在美国谈及20世纪的中国文学时指出：创造社的革命文学、30年代的左翼文学、延安的农民文学,以及解放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有一些好作品,但是,就整体而言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政治性太强,把文学等同于政治,文学创作转达政治意识形态,这事实上是一种政治式的写作.

李泽厚先生认为“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政治压倒一切,也压倒文学.”他强调,作家可以有自己的政治信仰和政治态度,但不要用政治信仰来干预、取代文学,以为政治一对,学术观点也一定正确,文学创作也一定成功.其实创作往往与政治信仰分离或者根本无关.

文学艺术的存在价值,必须超越功利的层面达到审美自由的境界,才有自身存在的理由.人类感情中最精彩的东西往往是那些说不清的、朦胧的东西.但是在政治的要求下,什么都要非常鲜明、非常坚决、非常透彻,那么,只有图解最透彻,但是,一旦用政治图解代替艺术感觉,那还有什么艺术呢?刘再复说：一个作家,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也可能不得不置身于一个政治集团之中.但是在进入文学创作时,他应当超越政治集团的立场,抛弃政治集团成员的资格,而以作家的资格,即以作家特有的人道主义眼光和心灵参与艺术.这时,他就会与现实政治斗争拉开距离,把现实的残酷斗争视为一种人类尚未成熟时的不幸现象,并从中叩问人生的困惑和人类的命运,从现实的形而下境地进入到超越的形而上境地.

杰出的文学作品总是既居于它那个时代,又不属于它那个时代,具有永久的魅力.李泽厚也是比较早就注意到文学对时代的超越.1955年他就提出文艺作品的时代性与永恒性,之后提出历史与的二律背反,之后又提出“情感本体论”,都是在说明、情感作为人类本体的特殊的和独立的巨大意义.文学艺术其实没有什么“进步”问题.进步是一种价值判断.不能说罗丹的雕塑就比古希腊的雕塑进步,也不能说托尔斯泰就比莎士比亚进步.这种观念发展到极端,就会像文化大革命中那种把过去的文学艺术一律称为封、资、修、名、洋、古,唯有后来的样板戏最进步、最伟大.

李泽厚强调人类本体是自己建立起来的,认为艺术的价值就在于此,它与人类的情感本体直接相关,是它的某种物态化了的对应物.文学艺术可以永恒不朽,它永远打动着人们的心灵,塑造着人们的情感.这远远地超过了一时一地的政治、、宗教怎么写作的作用和功能.他说：“正因为如此,一千年之后的人类还会与我们此时的情感相沟通、相联系.政治就做不到这一点.”

高行健：“没有主义”的冷文学

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高行健同时推出了他一系列文论和艺术论,主要包括《没有主义》、《文学的理由》、《论创作》、《论戏剧》等.高行健的文学理念有个演变过程.“没有主义”的雏形,最早见于他1989年的剧作《逃亡》,他的剧中人说：“我也可以告诉你,我什么主义也不是,我也不必去信奉什么主义.我只是一个活人.”1993年他的想法相对成熟,发表论文《没有主义》；1995年,他的文论集取名《没有主义》.“没有主义”,正是对之前中国大陆高唱主义的一种逆向思维,他提倡的“冷的文学”更是对虚火旺盛的当代文坛的绝妙反讽.刘再复总结高行健的睿识有三点：第一,世界难以改造；第二,时代可以超越；第三,文艺可以复兴.前面两点是文学家对共产主义乌托邦政治理念的否定,后面一点则张扬文艺的特别价值.

高行健提出“世界难以改造”的观点,挑战的是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乌托邦思潮与革命思潮.高行健和刘再复他们这一代大陆知识人,从小就接受“改造世界”的宏大理念.这一理念付诸实践,产生的是乌托邦狂热与暴力革命崇拜,以为革命可以改变一切,甚至以为文学艺术也应该革命,而革命文艺也可以改造世界.刘再复认为,高行健是他认识的同一代人中,第一个清醒地放下“改造世界”的重负,从而也放下文学可以成为改造世界之奢望的思想家.高行健一再强调,文学只能见证历史,见证人性,见证人类生存条件,而不能改造世界,改变历史,所以文学不应当以“社会批判”为创作的出发点.倘若以此为出发点,只会使文学降低为谴责文学、黑幕文学、党派文学、倾向性文学,变成政治意识形态的形象注脚或形象转述.正是因为放下“改造世界”的妄念,所以高行健既反对政治干预文学,也反对文学干预政治.总之,认定放下“改造世界”的理念重负,才有自由.

认识到世界难以改造的高行健并不避世,也不悲观.他明确表示,文学应当关注社会,乃至关注种种社会问题.尽管我们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时代的条件与社会环境,但可以唤醒人的觉悟,可以超越时代的制约,也即时代所形成的政治条件与经济条件的制约.政治当然免不了权力的角逐,经济当然逃不脱利润的法则,人类社会离不开这些功利的活动.高行健认为：文学可以超越这些功利,而且可以置身于功利活动的局外,退入边缘而成为潮流外人.这就是作家诗人能做出的选择,在时代潮流中独立不移,自鸣天籁.既不从政,也不进入市场；既不接受任何主义,也不制造新的主义与新的幻相. 高行健告诉我们：文学应该回到它的初衷,它的“原本”.文学的初衷是什么?文学的初衷是文学产生于人类内心的需要,有感而发,不得不发.文学初衷本无功利,即无政治、经济、功名之求.文学本来就不是政治学、经济学、市场学、新闻学,因此返回文学初衷才是文学的出路.“文学关注的是社会中的人,回到人性,回到人性的复杂,回到人的真实处境,才是文学的宗旨”.

尽管世界充满困境,市场无孔不入,时髦到处蔓延,但高行健确信,文学艺术仍然可以有所创造,有所复兴,大有作为.因为文学艺术本来就是充分个人化的活动,一切取决于个人的心灵状态.天才都是个案,并非时代的产物,文学艺术都是由个人去创造的,所谓“复兴”,也应由个人去实现、去完成.尽管世界乱糟糟,但有心人还是可以找到有意义的事情默默去做.比如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等文艺复兴的巨人们,他们正是在当时宗教的一片漆黑中,借着上帝的外壳而注入人性的内涵.也正是在雍正、乾隆文字狱最猖獗的清王朝,曹雪芹却创造出中国文学的经典《红楼梦》.高行健一再说明,文学是自由的领域,但这自由不是上帝的赐予,不是他人的赐予,而是自己的觉悟.唯有自身意识到自由,才有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讲,作家诗人在恶劣的环境中也还可以赢得内心的自由,写自己要写的作品,只要耐得住寂寞.

重塑文学家的立场

不仅积极地反思20世纪,刘再复他们还倡议反省21世纪的开端.就像正视20世纪的偏差与错误,我们也要思考当下世界的大思路、大格局、大理念是否存在着偏差与错误.例如,当下世界正在过度开发、过度消费的路上急速行走而不自知.人类社会正在形成一个庞大的不生产只消费的消费阶层.人类神经正在为金钱和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所抓住,地球变成一个绕着“财富太阳”转动的消费体.消费取代生产而成了世界的原动力,人类成了越来越浮华的消费群体,不仅消费机器、电脑等,而且在消费文化、消费自然、甚至消费上帝,即把文化、自然、神明也当作商品,而最为可怕的是把人本身也当作商品,有才卖才,有貌卖貌,有肉,有灵卖灵,有八卦卖八卦,有知识卖知识.学校变成产业,文化变成经济软实力,一切都是交易.人在全球化的商业狂热中失去自身的价值与尊严.

刘再复在2013年8月韩国举行的“世界作家节”庆典上的主题发言中,重提文学家的意义.他认为当下世界各地发生的经济危机乃是人文思想的危机,也就是面对生存困境未能摆脱思维老路的思想危机.他说：面对“人类未来”这一基本问题,政治活动家们实际上无法反省,因为专制政治只有权力情结与地位情结,没有普世关怀；而政治已经变成了党派政治和选票政治,他们只考虑浅显利益.媒体无法反省,因为当下的媒体在生存的压力下只能着眼新闻效应,迎合读者现实需求,无暇顾及人类的终极前途；至于银行家,他们更是唯利是图,脑子里只有经济数字,全然没有子子孙孙与千秋万代.能够冷静思考、理性反省的只有天生就充满人间情怀的、超功利的作家、诗人与思想家,因此,我们应当义不容辞地面对人类的生存困境而提出一些真问题,例如,一味消费、一味开发、一味竞争的习惯性思路是否正确?消费模式、发展模式、竞争模式是否还要继续走下去?

回到文章开头的两个例子,两位大陆学者不规范的操作方式,不该仅仅被理解为是技术层面的瑕疵.李泽厚、刘再复和高行健的论述,清理了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的思想资源,警醒未来的发展方向,正可以用来启发和鼓励我们回到文学本身,也回归文学批评的本质.在澳门大学任教的朱寿桐教授则提出“文学家的立场和视角”,他们都是从文学批评家的眼界来重新思考和界定文学的意义与价值.我们可以沿着他们的思路进一步思索与追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