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金文学关系

内容提要 宋辽金三代文学关系复杂,有继承和发展,有对立和交流.略而言之,有如下几端：其一,北宋文学通过图书和使节等媒介影响辽文学,同时,辽文化又反过来渗透到部分北宋文人的创作中；其二,辽与北宋先后为金所灭,大批文人及文献入金,成为金代文学的基础,辽与北宋文学的传统在金代源远流长；其三,南宋与金政权对立,双方文学皆有独立追求,其间不乏联系和交流.诚斋诗、稼轩词等南宋文献传入北方,受到好评,北方的“吴蔡体”亦通过稼轩潜渡到南宋,融入南宋词的血脉之中,金亡后遗山诗词等北方文献亦进入宋末文人视野之中.

宋辽金三朝是前后相继而有所交叉的特殊时期.公元960年赵宋王朝建立之初,北方已有强大的契丹王朝.契丹人耶律阿保机907年即夺得汗位,916年称帝,建立辽王朝,936年占据后晋的幽蓟十六州,势力逐步扩大,直到1125年天祚帝耶律延禧被金人俘获,辽王朝灭亡.辽与宋一直对立共存,长达166年之久.而在白山黑水的东北,女真人突然崛起,1115年完颜阿骨打称帝,建立“大金”,10年后灭辽,接着便给宋王朝以致命的打击,将赵宋王朝永远地赶到了江南一隅,成功入主中原.1234年,南宋与蒙古联手,终于消灭这一与之对立110年之久的宿敌,可惜宋王朝未能借机实现重回故土的梦想,却迎来了最后的死敌――蒙古人.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东征西讨,1211年开始直接威逼金王朝,与金廷争战20余年后由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结束金源国运,开始直接面对南宋王朝.45年后的1279年,忽必烈的铁骑跨江越海,掀起惊涛骇浪,腥风血雨,将南宋王朝彻底埋葬于海底,统一了中国.在这三百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政治风云变幻多端,各方关系错综复杂,任何一方实际上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

政治的特殊性造就了文学的特殊性.就像政治不能孤立存在一样,各方文学也不能完全割裂开来.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不仅牵涉到每一方文学的发展,还牵涉到10-13世纪中国文学的全局,牵涉到多民族中华文化的融合过程.兹事体大,而论之者鲜,故笔者不揣浅陋,拟就此展开初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焉.

一辽与宋的文学关系

契丹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有其民族独特的语言文学.与汉族政权接壤的地理位置,使得其民族文化与生俱来地带有诸多汉语文化的因子.他们的契丹大字是“汉人陷蕃者以隶书之半,就加增减”①而成,契丹小字也类似方块汉字.地道的契丹语文学亡佚殆尽,当代出土的契丹语碑刻几乎无法释读,但可以肯定的是,契丹语文学不可避免地承载着汉语文学的精神.辽代寺公大师用契丹语写成的《醉义歌》,由耶律楚材译成汉语七言歌行②,其精神是借重阳饮酒赏菊抒发与陶渊明、李白相通的高远旨趣,与汉语诗歌传统并无二致.或许由于契丹语言文字不够发达的原因,从现存文献来看,契丹人创作的更多的是汉语文学.这些汉语文学除了继承汉语文学传统之外,还受到与之对峙的宋代文人的启示.

众所周知,辽与宋的文学联系主要有两个纽带.一是双方互派的国信使.辽宋对峙时期,大约124年有使节往来,使节人数在1600人左右③,如果加上随行怎么写作人员,实际队伍远大于此.双方使节中都有一些高水平的文人,尤其是宋方,派出了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等一流文人,使得这一外交活动具有了突出的文学交流意义.这种交流当然不平等,宋代文学以其压倒性的优势,向辽方单向输出,辽人基本是个接受者的角色.二是图书的传播.出于对宋代文学的喜爱,辽方通过国信使、榷场等途径大量搜集宋人图书,以致引起宋人的警觉.1027年,有宋臣针对流传到北方的许多文集中涉及到边防机要,建议禁止图书的北传④.后来,北传的书籍越来越多.1089年出使辽国的苏辙在对方境内不仅发现其“家集”,惊讶地告诉苏轼,“谁将家集过幽都,逢着胡人说大苏”⑤,还发现宋朝民间开版印刷的其他书籍,“北界无所不有”,“多已流传在彼”⑥.毫无疑问,这些使辽文人和宋人典籍是辽人最直接的学习、模仿对象,会激发辽人的创作兴趣和热情,提升其创作水平.但由于辽代文献传世较少,当年这种显而易见的影响如今已变得模糊不清,致使一般论著都避而不谈.至于辽代文学对宋代文学的逆向影响,更是付之阙如.其实细加检索,仍然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辽圣宗耶律隆绪（971-1031）在位的50年（982-1031）是辽朝的鼎盛时期.他最引人注目之处不是他自幼喜爱汉语诗歌,“十岁能诗”⑦,而是他特别喜爱白居易诗歌,据说他曾“亲以契丹字译白居易《讽谏集》,诏臣下读之”⑧,还声称“乐天诗集是吾师”⑨.他的这些主张和举措主要是在1009年亲政之后,同时也是在结束双方断交25年历史、缔结澶渊之盟之后,而这恰好与宋朝流行的白体诗风前后呼应.所谓白体诗歌,兴起于宋太宗朝,流行于太宗、仁宗、真宗三朝,代表人物是宋太宗、李NB852]、王禹NC24B]等人.他们学习白居易的唱和方式、浅切易晓的诗风和乐天知足的生活态度.如宋太宗喜欢君臣唱和,有意倡导知足常乐的思想,现存诗歌“颇类白居易中年以后诗作”⑩.而辽圣宗极其推崇宋太宗,曾说过：“五百年来中国之英主,远则唐太宗,次则后唐明宗,今则宋太祖、太宗也.”[11]他对宋太宗（939-997）应该有比较多的了解.尽管他的诗歌仅有一首《传国玺诗》存世,但至少在学习白诗的唱和、浅切等方面,与宋太宗相通.由此看来,辽圣宗以及辽代白体诗风不仅仅是继承晚唐五代的余习,或许还与宋朝白体诗风北渐有一定关联.

前文所说的寺公大师《醉义歌》是辽代现存篇幅最长的诗歌,共120句.寺公大师生平已不可考,耶律楚材于出征西域途中,学会了契丹语,于1222年将之译为汉语.耶律楚材在序中总评其人其诗：“辽朝寺公大师者,一时豪俊也.贤而能文,尤长于歌诗,其旨趣高远,不类世间语,可与苏、黄并驱争先耳.”从这段话可以推知,耶律楚材肯定还读到寺公大师的其他诗歌,否则,他不可能由一首诗作出如此高的评判.从《醉义歌》纵横跌宕、雄奇豪迈的诗风来看,该诗比较接近李白、苏轼,诗中寺公也以李白自比,耶律楚材“与苏黄并驱争先”的评价虽然不一定很适合这首诗,但这一评价是否透露出两个信息：寺公大师与苏黄差不多是同时代人?寺公大师的诗歌与苏黄有相似之处甚至有关联?

最直接、明确折射出辽宋文学联系的是萧观音（1040-1075）之死.萧观音是辽道宗耶律洪基的皇后,多才多艺,“工诗,善谈论,自制歌词,尤善琵琶”[12],还擅长书法.在现存辽人作品中,她的传世作品最多,成就最高.其代表作《回心院词》十首抒发受冷落的幽怨和渴望获得宠爱的细腻感情,充分体现她杰出的文学才华.况周颐高度评价这十首词,称其“音节入古,香艳入骨,自是《》之遗,北宋人未易克办.”[13]这十首词是否受到宋词的影响,尚缺乏明证,但清人徐NFDA9]称当时“柳七之调尚未行于北国,故萧词大有唐人遗意”[14],以此来排除宋词的影响,则不够有力.此前柳词已经风行一时,以西夏归朝官所言“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来推测,柳永词不可能没有传到辽国,更何况《回心院词》十首颇类柳词风格.后来,据辽人王鼎《焚椒录》记载,辽大臣耶律乙辛令他人伪造《十香词》,诬陷萧观音与伶人赵惟一私通,导致萧观音被赐死.作为私通重要证据的《十香词》大胆描写女性身体的十种气味,成份较多.其表现水平之高,非一般契丹文人所能及[15],所以耶律乙辛的同党、萧观音的宫婢单登为了骗取萧观音手书《十香词》,只得对萧观音说：“此宋国忒里蹇所作,更得御书,便成二绝.”[16]忒里蹇,契丹语皇后的意思.将《十香词》嫁名于宋朝皇后,萧观音深信不疑,将它书写一遍,这一方面说明宋朝皇后作品传入北方当是可能,另方面说明《十香词》具有宋朝文学的特征,换言之,其作者可能有意模仿宋人,来欺骗萧观音.如果联系宋代文学来看,这组词与柳永词最接近.柳永词中早就有“缠绵香体”、“倚玉偎香”、“偷剪香鬟”、“酒入香腮”、“香靥深深”、“再三香滑”等女性体香描写,这些词句会像他的其他词作一样风靡南北,很容易成为模仿的对象.辽国作者由柳永词的种种体香延伸到专写女性十种体香,由香艳的感官描写发展到描写,皆顺理成章[17].

辽末人马植出身“辽国大族,仕至光禄卿”[18],归宋后赐名赵良嗣,1120年与宋人王瑰一起使金,至辽故地上京,与完颜阿骨打商议联合灭辽之事,所作《上京》诗亦能反映辽宋文学的联系.诗曰：“建国旧碑明月暗,兴王故地野风干.回头笑向王公子,骑马随军上五銮.”这首诗的题目、章法都很像欧阳修的《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马上作》：“紫貂裘暖朔风轻,湟水冰光射日明.笑语同来向公子,马头今日向南行.”这时马植虽然归宋,但他受欧阳修的影响显然由来已久,欧阳修此诗在辽国当有流传.

在辽宋文学关系上,宋国文学对辽国文学的影响远大于辽国文学对宋国文学的影响.一方面是宋国文学本身水平较高,许多宋人具有很强的民族和文化优越感,不屑于向被称为胡虏的辽人学习,另一方面,据沈括说,“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19],辽也确实“禁民私刊印文字”[20],这样就阻碍了辽国文学向宋国的传播.但相临的地理位置、相同的语言、频繁的人员往来、割不断的文学渊源使得辽国文学仍然渗透到宋国文学,在宋代文学中仍然有所反映.

首先是辽代俗文学的传入.曾敏行《独醒杂志》杂五记载,宣和年间京师“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时士大夫皆歌之”.江万里《宣政杂录》记载,宣和初年,宋人从辽人手中收回燕山,大量燕山辽民南下汴京,辽人歌舞亦流行一时,“其俗有《臻蓬蓬歌》,每扣鼓,和臻蓬蓬之音为节而舞,人无不喜其声而效之者”.[21]从中可见京城出现了胡化的倾向,连士大夫也没置身局外.亲身经历北宋灭亡的刘子将《臻蓬蓬歌》作为消逝的历史写进诗歌：“仓黄禁陌夜飞戈,南去人稀北去多.自古胡沙埋皓齿,不堪重唱蓬蓬歌.”[22]抒发其沉挚的亡国之痛.这说明《臻蓬蓬歌》这类辽人歌舞已经进入宋代文人的记忆,成为历史的见证.

其次是文人创作.使辽宋人深入辽国境内,创作一些具有外交性质的诗歌,这些诗歌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辽国文学和契丹文化的影响.1025年李维等人使辽,奉命即席创作《两朝悠久诗》,不惜“自称小臣”,以博得辽圣宗的欢心[23]；1055年王拱辰使辽应邀参加辽兴宗混同江钓鱼（“春水”）,亦奉命赋诗,颇得辽兴宗的爱重[24].这些“命题作文”虽已经失传,但其主旨、风格、语言等等一定符合辽帝的欣赏趣味.1043-1045年连续三年使辽的余靖更是奉命作“胡语诗”[25],将契丹语与汉语交错在诗中,达到活跃气氛、融洽关系的目的,回宋后却受人弹劾、贬官他乡[26].1056年使辽的刁约似乎忘了前车之鉴,还继续创作“胡语诗”[27].这显然是为了迎合对方,将对方文化纳入到自己诗歌之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辽国文化对宋诗的渗透.

有意思的是,辽人的文学爱好有时还会影响到宋人文学作品的命运.譬如魏野（960-1019）不求闻达,只是一介草民,其诗“平朴而常,不事虚语”[28].宋真宗本来并不了解他,1011年他之所以突然“召草泽魏野”,起因就是契丹人喜欢魏野的诗歌.此前有契丹使者对宋真宗说,他们很喜欢魏野的诗歌,已经“得其《草堂集》半帙,愿求全部”[29],宋真宗大概这时才真正注意到魏野其人其诗.还有契丹使者到宋国后,吟诵起魏野《上知府寇相公》中“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的诗句,问哪个是“无地起楼台相公”[30]?显然,契丹人的文学爱好抬高了魏野的身价,扩大魏野的知名度.

契丹文献传入宋国虽然很少,但引起了宋人足够的关注.契丹降将赵至忠多次向宋仁宗献契丹图书,包括《契丹地图》、《虏廷杂记》等书,多次受到奖赏[31].他所献的图书都已亡佚,《虏廷杂记》也有可能作于降宋之后,未必是典型意义上的契丹文献,也不一定具有多少文学性,但可以当成是辽宋联系的史料,仍然具有文学意义.当时《虏廷杂记》流传较广,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十九曾引该书.南北宋之交的王NFDAA]在《默记》卷下曾征引以下一段文字：“圣宗芳仪李氏,江南李景女,初嫁供奉官孙某,为武疆都监,妻女皆为圣宗所获,封芳仪,生公主一人.”这一记载简直不可思议.据厉鄂考证,李煜的这位妹妹就是《辽史公主表》所列辽圣宗第十三个女儿赛哥（金乡公主）的生母[32].1084年前后,晁补之在担任北京国子监教授（《默记》所谓的“北都教官”）期间,曾读过《虏廷杂记》.南唐李氏辗转沦落为契丹芳仪的命运,令他感慨万端,写下了凄婉动人、传诵一时的长诗《芳仪怨》[33].

也有真正出于契丹人之手的文献传入宋国.如辽道宗耶律弘基（1032-1101）的《题李俨〈黄菊赋〉》：“昨日得卿黄菊赋,碎翦金英填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题中的李俨又叫耶律俨(-1113）,“仪观秀整,好学,有诗名”[34],官至国相,曾于1098年使宋.其《黄菊赋》已失传.据侯延庆（1115年进士）《退斋雅闻录》记载,该诗最先是由李俨之子李处能于1119年使宋期间传入宋朝的[35],李处能官至少府少监[36],辽亡后曾一度归宋,赐名赵敏修[37].辽道宗此诗将黄菊与《黄菊赋》合而为一,构思巧妙,堪称佳作,入宋后曾广为流传,先后为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谢伯采《密斋笔记》（卷三）等书所记载,元人虞集还将它隐括为《蝶恋花》（昨日得卿黄菊赋）词.这表明辽道宗的诗歌已经完全融入华夏文明之中,为汉族士人所普遍接受.

此外,传入宋国的还有辽圣宗的《传国玺诗》,见载于孔平仲《珩璜新论》,萧瑟瑟的《咏史》,见载于赵德麟《侯鲭录》卷七.孔平仲、赵德麟都是北宋时期相当活跃的文人,通过他们,这些辽人诗歌会为更多宋人所知晓.

从上述有限的材料可以看出辽宋文学的联系,实际情形可能远不局限于此.

二辽与金的文学关系

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直到1125年灭辽,文学交流十分有限.一是由于完颜阿骨打忙于征战,无心文学；二是因为女真文学还处于原始阶段,对辽国文学几乎不构成影响；三是因为双方语言差异较大,少数女真人懂得契丹文字[38],能接受契丹语文学,而契丹语文学却很有限,辽国汉语文学作品丰富,而女真人基本还不懂得汉语.所以,在对立时期,仅见个别辽人汉语诗歌入金的记录.1123年刚刚自辽降金的左企弓（1051-1123）反对宋辽海上之盟,反对将燕京归还于宋,特献诗阿骨打：“并力攻辽盟共寻,功成力有浅与深.君王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直白地表达其政治见解,没有多少艺术性,但该诗表明阿骨打此时已经具有接收汉语诗歌的水平.与左企弓同时降金、同时被杀的虞仲文（1069-1123）颇有诗歌才华,《中州集》录其四岁时所作的《雪花诗》：“琼英与玉蕊,片片落前池.问着花来处,东君也不知.”有诗味也有童趣,艺术性较强.辽金文学的联系主要表现在辽亡之后.

金代文学几乎没有女真本民族的基础,白手起家,通过“借才异代”式的文化侵占,获得了比较高的文学起点,建造起平地楼台.辽文学即是构成金初文学的两大基石之一.

辽亡之后,其文化队伍大多为金人所有.1125年,宋人许亢宗使金,在宴会上见到了由“契丹教坊四部”两百多人的音乐表演[39],说明辽的歌舞戏曲人才进入了金国.那些精通汉语的文人入金后,成了金初文坛的一翼.像韩NB852]、张通古、胡砺、任熊祥、王枢、李石等人.这些人的传世作品都很少,其真实水平不得而知.即使他们的文学成就有限,但仍然是金代文学发轫的一支重要力量.韩NB852]（1082-1149）出身辽世族,1112年辽国状元,仕辽至乾文阁待制.入金后仕至参知政事.史称他“善属文,最长于诏册”[40],与由宋入金的宇文虚中“俱掌词命”[41],在金初具有示范意义,他所撰写的《诛宋兖诸王诏》义正辞严,被南宋人洪皓《松漠纪闻》（卷二）、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六六）、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五）等书所征引[42].韩NB852]还以其地位培养和发现文学人才.《金史胡砺传》载,金兵路过燕京时,俘虏了年轻的文人胡砺（1107-1161）,韩NB852]“见而异之,使赋诗以见志,砺操纸笔立成,思致清婉”,得到了韩NB852]的赞许.胡砺（字元化）不仅成了1132年的状元,后来还出任定州（今河北定县）观察判官,教化一方,“定之学校为河朔首冠,士子聚居者常以百数,砺督教不倦,经指授者悉为场屋上游,称其程文为元化格.”可见他为金王朝培养出了许多文学人才.张通古（1088-1156）“该综经史,善属文”[43],与韩NB852]同年进士,仕辽为枢密院令史,仕金官至宰相.王枢字子慎,辽时进士,长于诗歌,《中州集》卷九录其《三河道中》一诗,情景理结合得当,很好地抒发了时代变易之感.时人刘著曾将他与韩NB852]并列[44].

辽代不仅给金代输送了上述第一代文学人才,还养育了众多第二代文学人才,使得金代文学与辽代文学又多了一层渊源关系.金代中期一批著名文人都是辽人的后代,像著名诗人王寂是辽国1122年进士王础之子.比如魏道明兄弟四人,元好问说“皆第进士,有诗学”,其中以魏道明“最知名”.他著有《鼎新诗话》（佚）,并为蔡松年词集作注（《萧闲老人明秀集注》,现存三卷）.元好问的《中州集》就是在他的《国朝百家诗略》基础上编辑而成.他是金代中期很有影响的一位诗人.而魏道明的父亲则是辽天庆年间进士[45],他的诗学应该源于辽代.性质相似的还有边元鼎、边元勋、边元恕兄弟三人,“俱有时名,时号三边”.其中边元鼎“诗文有高意,时辈少及”.而他们的祖父是辽时的状元边贯道[46].1157年的状元郑子聃是辽国金源县令郑宏之子,名满天下,“英俊有直气,其为文亦然.平生所著诗文二千余篇.”[47]此外,韩汝嘉（1142年进士）是韩NB852]之子,《中州集》卷八录其《寄元真同年》：“十年尘土鬓毛斑,杖屦还来踏故山.叶寄残红春尚在,云酣湿翠雨仍悭.不堪倚树追前事,更恐临溪见病颜.一日暂来千日去,何时倦鸟得真还.”从中可见其诗歌才华.李献可（1170年进士）是入金辽人李石之子,《中州集》卷八录其诗二首.还有王元节、王元粹、韩玉、张澄、马舜卿等人都是辽人后代.可见在金代中后期,有辽人血统的文人仍然是一支重要力量.

在辽人后代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耶律履、耶律楚材父子一家.耶律履是辽东丹王耶律倍的七世孙.耶律倍（899-936）本是辽太子,多才多艺,精通阴阳、医药、音乐、书法,精通汉语.928年,其皇位却被其弟弟德光所占,930年受其弟猜忌,不得已而投奔后唐,并作《海上诗》抒怀：“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这是现存最早的契丹族汉语诗歌,标志着他在辽代诗歌史中的开创性地位.耶律履承其祖业,精通契丹大小字、女真文字和汉语,擅长历算、绘画,他比其先辈具有更高的多民族文化优势和更杰出的文学才华.他创作汉语诗歌,还用汉语翻译过寺公大师的《醉义歌》.其子耶律楚材将其先辈的传统发扬光大,成为金末元初显赫的政治人物和诗人.这一家族代代相传,据《庶斋老学丛谈》卷上：“耶律文献公、子中书令湛然居士、孙丞相双溪、曾孙宣慰柳溪,四世皆有文集,共百卷,行于世.”他们逐步完成了契丹文化融入中华文化的过程.

除人员外,辽代的图书典籍也传入金国,加强了辽金文学的联系.像耶律俨的《皇朝实录》入金后几经易手,一直传到元代.金代两度组织人力编纂《辽史》,耶律固、萧永祺、耶律履、党怀英、萧贡、王庭筠、陈大任等一批著名文人参与其事,前三人都精通契丹文字.在《辽史》编纂过程中,曾下令征集辽代文献,“凡民间辽时碑铭墓志及诸家文集,或记忆辽旧事,悉上送官”[48].当时去辽未远,他们肯定收集到了一些辽国文献,辽国文献对他们认识辽国历史,甚至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会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

辽亡后,辽代文学随着入金文人和图书一起融入金代文学之中,对金代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直到金末,“幼无师传”的李纯甫才“一扫辽宋余习”[49],这说明辽代文学已经扎根于金代文学之中.

三宋与金的文学关系

与辽宋、辽金文学关系相比,宋金文学联系更多更密切,也更值得重视.宋金文学的联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北宋文学与金源文学的联系,二是南宋文学与金源文学的联系.下面分别予以论述.

女真族入主中原,大量接受和索取北宋文人和北宋典籍,在北宋文学的基础上发展新时期的文学.这一点很像辽与金的文学关系,但北宋文人基本上是金初文人的主体.由北宋入金的文人,无论是数量还是文学水平,都远在入金辽人之上.元好问早就概括出金初文坛的这一特点：“国初文士如宇文大学、蔡丞相、吴深州等,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然皆宋儒,难以国朝文派论之.”[50]清人庄仲方将这一现象称之为“借才异代”[51].除了元好问所说的宇文虚中、蔡松年、吴激之外,还有张斛、高士谈、祝简、朱之才、王竞、杜NB03E]、赵晦、杨兴宗、赵悫、任询、司马朴、滕茂实、姚孝锡等一批入金宋人.这些“宋儒”与北宋有着很深的渊源.政治上,他们不能忘怀北宋故国,司马朴、滕茂实、姚孝锡等人抗节不仕,杨兴宗为了纪念宋廷南渡,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龙南集》[52],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文天祥的《指南录》.文学上,他们继承与传播北宋文学,与入金辽人一起创造了金初文学,其意义已为学界所揭示、所明晓[53].

需要补充的是,金代中后期文学仍然没有摆脱入金宋人的影响.金人萧贡、元好问先后标举“国朝文派”,旨在追求金源文学的独立性,拉开与宋文学的距离,但他们所列举的“国朝文派”三位代表人物蔡NB06E]、党怀英、赵秉文,至少前两位都是北宋文人的后代.蔡NB06E]是国朝文派的开山人物,是所谓的“正传之宗”[54],其父是入金宋人蔡松年；党怀英是宋人党进之后.此外还有刘长言、鲜于溥、张温、吕大鹏、赵滋、毛麾等人.这些人同样传承着北宋文化.如赵滋生于汴京,对北宋汴京的历史掌故、北宋的文人佚事特别熟悉.元好问说他：“少日出闾里间,其晓音律,善谈笑,得之宣政故家遗俗者为多等画入能品,诗学亦有功等隆德太一故宫楼观台沼、门户道路、花木水石,悉能历数,听者晓然,如亲到其处.至于宋名贤所居第宅坊曲,与其家行辈、群从、孙息、姻娅,排比前后,虽生长邻里者不加详也.”[55]赵滋以此博得当时一流文人赵秉文、完颜NFD]、元好问等人的爱重.

与文人一起入金的还有不计其数的文人典籍.北宋王朝南逃途中,带走一些金银珠宝,顾不上转移诗书,大量文献就流向北方,《四库提要》甚至认为“中原文献实并入于金”[56],这些包括北宋文人作品在内的文献为金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厚实的基础和丰富的给养.金代中期曾经刊刻王禹NC24B]、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秦观、张耒等人的别集[57].北宋的许多文人在金源都有追随者,诗词文各种样式在金代都有嗣响,其中尤其以苏轼、黄庭坚最为突出,如同元好问所说,“百年以来,诗人多学坡、谷”[58].清人翁方纲对比金与南宋,认为“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59].苏轼在金代确实具有崇高的地位,影响了一代文学[60].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的影响虽然不及苏轼,在金末还受到了王若虚等人的激烈批评,但他们在金源文学中仍然具有很大的势力范围,这已是学术界的共识[61],就不再赘述.

北宋与金的文学关系相对比较清楚,前人探讨得也较多.相形之下,南宋文学与金源文学的关系则比较复杂,也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

南宋与金的文学关系总体上是在对立中有所联系.对立多,交流少这一基本事实对双方文学都有所影响.对立妨碍了双方文学的融通、交流,促使双方与对方保持距离,追求各自的独立性.这在金代文学发展过程中表现得更突出一些.萧贡提出的“国朝文派”就是与南宋文学相对立的概念,金源“苏学盛于北”的现象也是针对宋廷元党禁有意引导的结果,元好问“北人不拾江西唾”、“以唐人为指归”的诗论也都是以南宋文学为背景的.受对立形势、正统意识等方面的局限,南宋文人对金源文学既知之甚少,又缺乏取长补短的心胸.传统的诗词文,金源的确不及南宋,但在戏曲方面则领先一步,开启文学发展的新方向.民间文人董解元创作高水准的《西厢记诸宫调》,连元好问这样传统的士大夫也着手创作散曲,“可是终南宋之世,未见文人学士中有偶作曲的人.即如张炎,南宋亡了他还活着,但终他一生,只是填词.可见兴起于金元的曲,当时却未影响南宋词的作者”[62].这显然是戏曲发展过程的一大损失.戏曲长期处于北方民间社会底层,如果南宋那些高水平的文人及时参与戏曲创作,戏曲这种样式会更早取得更大的成就.

在对立的大背景下,南宋文学与金源文学也有少量的联系与交流.这种联系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双方互派的国信使,名目繁多,队伍庞大,除1130-1131年和1218-1234年之外,其他年头双方都能保持往来[63].这些外交使节从来没有正式承担文学交流的使命,一般也缺乏文学交流的自觉意识,只是他们往返途中与对方使节的交往客观上有文学交流的成份.二是文献的交流.从现存文献来看,双方似没有明确限制图书交流的禁令,但政权对立给文人们造成的很多顾虑,不利于南宋那些抗金报国的作品的北传.清人赵翼曾判断“南宋人诗文,则罕有传入中原者”[64],当代学者钱钟书、孔凡礼等人陆续考证出传入金源的南宋文献[65],目前可以考知南宋传入金源的文献约为60种,其中以理学家著作、学术著作为多[66],文学作品很少.同时,也有少量金源文献传入南宋.

尽管南北文学交流要么是政治行为的副产品,要么是民间的自发行为,尽管文学交流的规模和效果都很有限,但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对于金代文学而言,南宋文学不仅是一个时刻与之对应的参照对象,而且还实实在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概而言之,其影响表现为三个不同层面：

第一,有的南宋文学作品和现象引起金代文人的批评.像南宋的江西诗派诗风,通过曾ND45A]《宋百家诗选》等书辐射到北方,受到王若虚、元好问等人的批评.《滹南诗话》三次点名批评该书江西诗派的取向,元好问也说：“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齿牙.”[67]又如南宋的诗话总集《苕溪渔隐丛话》传到北方后,既成了王若虚论诗的资料库,又成了王若虚的批驳对象,《滹南诗话》中约三分之一的内容与《苕溪渔隐丛话》有关[68].王若虚还批评南宋人孙觌的《谢复敷文阁待制表》文体不当和用典不当,并据此推断“宋自过江后,文弊甚矣”[69].当然,这些批评不仅指向南宋文坛,也指向金代当时的文坛.王若虚等人批评南宋文学,目的之一就是针砭金代文坛的流弊.

第二,有的南宋文学作品受到金代文人的赞赏与效仿.诚斋体北传后,金末文人李纯甫公开称赞它“活泼剌底,人难及也”[70],赵秉文等人都有一些新、奇、快、趣、活的小诗,应该是诚斋体影响下的产物[71].陈与义饱含人生感慨、隽永有味的词作、辛弃疾等人“能启人妙思”的作品,也受到元好问等人的赞赏和效仿[72],元好问那些往复低徊、感怆悲凉的词作,正如郝经所说,“足以追稼轩”[73].洪迈的小说《夷坚志》也为金人所喜爱,1186年章森（德茂）出使北方,北方的接伴使问他：“《夷志》自《丁志》后,曾更续否?”[74]元好问的《续夷坚志》即是洪书的续作.

第三,南宋文学还为金代文人提供了进一步创作的基础.如诸宫调本是北宋人孔三传创制,在南宋发展缓慢,传入北方后却诞生了《刘知远诸宫调》、《西厢记诸宫调》这样成熟的作品.元杨朝英《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卷九说：“张五牛、商正叔编《双渐小卿》,赵真卿善歌.立斋见杨玉娥唱其曲,因作《鹧鸪天》及《哨遍》以咏之.”杨立斋《般涉调哨遍》云：“张五牛创制似选玉中石,商正叔重编如添锦上花.”据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张五牛是南宋绍兴时期的民间艺人,其《双渐小卿》为诸宫调类作品,演绎书生双渐与风尘女子苏小卿以及富商冯魁之间的爱情纠葛,这一故事在宋金元时期广为流传[75].商正叔是金末文人商道,据元好问《曹南商氏千秋录》,商道出身名门,约生于1194年.其兄商衡曾经增补过魏道明所编的《国朝百家诗略》.可见,元人所说的《双渐小卿》是两代南北文人合作完成的产物.有的南宋作品还是金人创作的素材.如元好问读过南宋初年夏少曾《朝野佥言》（又名《靖康佥言》）,便作《读靖康佥言》诗；在山水画上看见朱熹的诗歌,便作诗感叹：“且道中州谁具眼,晦庵诗挂酒家墙.”[76]

以上所谈是南宋文学对北方的辐射,较为显著,那么金代文学是否也传到南宋?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

从文献来看,有少量金源文学作品传入南宋,激起一定的反响.王灼《碧鸡漫志》卷二收录宇文虚中入金后的词作《迎春乐》（宝幡彩胜堆金缕）,虽未予评论,但将之视为佳作.南宋人洪皓1129年出使金国,被扣留多达14年,亲身体验到金源文学创作的情景.当他1143年回到南宋时,除了撰写《松漠纪闻》、《金国文具录》等纪实文字之外,还带回了一些金人的文学作品.其子洪迈曾记载洪皓在燕山参加宴会的经历.席间一位沦落风尘的北宋宫姬,引发沦落北方的文人吴激的不尽感慨.吴激即席创作了著名的《人月园》（南朝千古伤心事）,令“闻者挥涕”[77].吴激词感染力很强,感动了包括洪皓在内的听众.后来《草堂诗余》、张端义《贵耳集》、黄升《花庵词选》都收录该词,说明该词在南宋受到了普遍欢迎.金亡之际（1234年）,南宋人攻克彭城（今江苏徐州）,一位叫洪福的南宋人获得一本“亡金人手抄诗”,《藏一话腴》的作者陈郁得到这个抄本,将之视为战利品,命名为《文俘》.陈郁在《藏一话腴》中抄录李国栋《感怀》、梁询谊《哀辽东》、史舜元《哀王旦》三诗,说从这些诗中“乃知河朔幽燕浑厚之气,至此散矣”,颇有些惋惜之情.他还认识到这些诗歌的历史价值：“余于《感怀》篇著其无父子之道,亡国之本也.于《哀辽东》、《哀王旦》篇著其败亡之迹,以见天道之好还也.”[78]

有的金源作品则引起南宋人复杂的感受,像金主海陵王完颜亮的作品.据洪迈《夷坚志夷坚支景》卷四,一位叫王和尚的归正官能够记忆完颜亮两首词作《昭君怨咏雪》和《鹊桥仙待月》,洪迈将它记录下来,既承认其卓异不凡的文学才华,又反感其桀骜霸道,洪迈说后者“凶威可掬”.岳珂《N3F]史》卷八在洪书的基础上,又辑录了完颜亮多篇诗词,他的态度与洪迈相似,既肯定其“颇知书,好为诗词,语出NE9FC]崛强,NFA6D]NFA6D]有不为人下之意”,又批评“其桀骜之气,已溢于辞表”.这真实地反映南宋文人对这位侵略者的矛盾态度.出人意料的是,完颜亮作品原本在北方流传较广,岳珂说“境内多传之”,后来却罕见记载.元好问《中州集》没有选录完颜亮的作品,金人著述中仅刘祁《归潜志》卷一记其佚诗四句.完颜亮那些充满个性的诗词反而靠敌国文人的这些记载才得以保存下来,其命运值得玩味[79].

除了单篇作品外,还有金人整部文集传入南宋的.如毛麾的《平水老人诗集》十卷,“行于虏境,由榷商或携至中国”,赵与时即获得一部,称其诗“可观者颇多”,并在《宾退录》中全文征引其《过龙德宫》诗[80].金人赵可的文集也传到了南宋官员范仲艺家中,又传到史学家李心传手中,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多次征引有关材料[81].吴激的词集《吴彦高词》一卷、蔡松年的词集《萧闲集》六卷都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著录.金亡之后,元好问的《中州集》也传到南宋,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一抄录《中州集》中滕茂实、何宏中、姚孝锡等人的小传,《绝妙词选》卷二所选蔡松年两首词《鹧鸪天》（秀樾横塘）、《尉迟怀》（紫云暖）都见于《中州集》所附《中州乐府》.

与文人作品相比,女真歌舞更具特色,受到了广大民众的喜爱.这种少数民族乐舞跨越长江,传到南宋临安城.1168年,有宋臣上书,称临安城服饰、音乐等风俗深受金人影响,“堕于妖媚之习”,“今都人静夜十百为群,吹鹧鸪,拨琵琶,使一人彩衣而舞,众人拍手和之.”[82]这些女真乐舞对南宋文人创作也会产生影响.曹勋就曾经借金源音乐作《饮马歌》一词,题下有自注曰：“此腔自虏中传至边,饮牛马即横笛吹之,不鼓不拍,声甚凄断.闻兀术每遇对阵之际,吹此则鏖战无还期也.”[83]据此,《饮马歌》本是金人军旅乐曲.金亡之后,这种“番腔”更多,刘辰翁于元宵节听到的是“满耳番腔鼓”[84].此外,金院本亦流传到南方.

从上述论述来看,金源文献传入南宋,引起了宋人的关注.现在可以考知的是,真正对南宋文人创作产生重大影响的是金初词坛的“吴蔡体”.

吴蔡体以吴激、蔡松年为代表,得名于元好问,元好问许之为百年金源词学的代表,认为“百年以来,乐府推伯坚与吴彦高,号吴蔡体.”[85]吴、蔡并称,是因为二人都是入金宋人,都长于作词,而吴前蔡后,既是因为吴激是元好问所说的“国朝第一手”[86],又是因为吴激（1090-1142）年长于蔡松年（1107-1159）.但他们二人的词风、成就乃至词作数量都颇为悬殊.现代学者几乎一致认为,真正开启了金源百年词运的是蔡松年[87].其词的最大特点是步武东坡.他的词史意义不仅在于开创北方词学传统,还在于推动了南宋词的发展.据《宋史辛弃疾传》,辛弃疾年轻时曾经师从蔡松年,尽管邓广铭先生怀疑这一说法,但近年来陆续有学者反驳邓广铭先生的观点,趋于相信《宋史》的记载[88].即使退一步说,不存在这一层师承关系,辛弃疾在南下之前,也一定受到了吴蔡体的熏染.所以,蔡松年词不仅是苏、辛两大词人间的桥梁,影响了辛弃疾词的创作,还通过辛弃疾传到南宋,将北方苏词传统、北方人的豪迈情怀融入南宋词的血脉之中,影响到整个南宋词坛,意义极其重大而深远.蔡松年取法东坡的路径与南宋爱国词风相结合,经过稼轩的创作,最终创造了南宋词的辉煌[89].后来辛弃疾词又北归,反过来影响元好问等人的创作,辛弃疾事实上成了南北词学沟通与交流的使者,成了南北词学的集大成者,带动了南北词学的发展.

综观上文,我们从宋辽金文学关系中或许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首先,由于政权的对立,人员不能正常往来,双方文学交流受到不同程度的阻碍,文学交流不够活跃,在战争时期,甚至互相封锁,断绝往来,这制约了双方文学的发展.其次,同是汉语文学,尽管处于不同政权之下,但具有同源性.辽代文学是五代文学、北宋文学与契丹文学的嫁结,金代文学是辽代、宋代文学的延伸,他们同多异少,不可分割,共同组成了10-13世纪的中国文学.其三,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超越政权的界限,得到对立方文人的赞赏.南宋人没有否定女真族侵略者完颜亮的诗歌,金人也没有否定辛弃疾那些杀敌报国的词章,刘祁就曾称引其“壮岁旌旗拥万夫”之作.政权对立也没有彻底阻断双方文学的交流.其四,在与契丹和女真族政权对立时,汉文化一直是强势文化,所以征服了军事上的强者,使得弱势文化最终融入强势文化之中.辽、金、元、清四代少数民族政权,最终都是以汉语文化为主体文化的政权.文化强势显示出比军事强势更持久、更强大的生命力.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南宋文学与金代文学关系研究》（06BZW032）成果.

①《五代会要》卷二九《契丹》.

②《湛然居士文集》卷八.

③参见傅乐焕《辽史丛考宋辽聘使表稿》.

④《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之三○》.

⑤苏辙《奉使契丹二十八首神水馆寄子瞻兄》.

⑥《栾城集》卷四十二《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

⑦《辽史》卷十《圣宗纪》.

⑧《契丹国志》卷七.

⑨《诗话总龟》卷十七引《古今诗话》：“雄州安抚都监称宣事云：‘虏中好乐天诗,闻虏有诗云：乐天诗集是吾师.’”辽圣宗谥为文武大孝宣皇帝.宣事疑指辽圣宗之事.

⑩参见《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宋代卷）,第28-29页.刘扬忠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1]《契丹国志》卷七.

[12]《辽史》卷七十一《后妃传》.

[13]《蕙风词话》卷三.

[14]《词苑丛谈校笺》卷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15]《十香词》的艺术水平,让有的学者怀疑可能真的出于萧观音之手,怀疑她与赵惟一的私情并非他人杜撰.参见黄震云《论辽代的韵文》,载《中国诗学研究》第三辑,胡传志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16]王鼎《焚椒录》.

[17]柳永之后,李元膺《十忆诗》也有两首诗歌描写女性体香.

[18]《宋史赵良嗣传》.

[19]《梦溪笔谈》卷十五.

[20]《辽史道宗纪》.

[21]江万里《宣政杂录》,《说郛》卷四十七下引.通行本谓《臻蓬蓬歌》为金人所歌,亦有作辽人、北人、燕人者.今人杨万里辩之,当作辽人,甚是.参见其《宋辽金俗文学交流若干事实的文学史意义》,2004年第三届辽金文学国际学术研讨论文.

[22]《屏山集》卷十八《汴京纪事》.

[23]参见《宋史》卷二八二《李维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

[24]参见《辽史》卷二十《兴宗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七.

[25]刘NB84F]《中山诗话》曰：余靖两使契丹,虏情益亲,能胡语,作胡语诗,契丹主曰：“卿能道,吾为卿饮.”靖举曰：“夜宴设逻（厚盛也）臣拜洗（受赐）,两朝厥荷（通好）情感勤（厚重）.微臣雅鲁（拜舞）祝若统（福佑）,圣寿铁摆（嵩高）俱可忒（无极）.主大笑遂为爵觞.

[2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五.

[27]参见《梦溪笔谈》卷二十五、《诗话总龟》卷十八.

[28]《玉壶野史》卷七.

[2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五.《玉壶野史》卷七亦载其事曰：“祥符中,契丹使至,因言本国喜诵魏野诗,但得上帙,愿求全部.真宗始知其名,将召之,死已数年,搜其诗,果得《草堂集》十卷,诏赐之.”其中“死已数年”误,魏野卒于天禧三年（1019）.

[30]《湘山野录》卷下.魏野该诗作于1007年,而契丹使者使宋时间失考.

[31]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五、一九一、二四七.

[32]《辽史拾遗》卷十九.

[33]《鸡肋集》卷十.

[34]《辽史耶律俨传》.

[35]《说郛》卷十七下,四库全书本.

[36]《辽史耶律俨传》.

[3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十八.

[38]《金史萧永祺传》称其“少好学,通契丹大小字.”可见通晓契丹文字已是当时罕见的专门人才.

[39]《许亢宗行程录》,《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引.

[40]《金史韩NB852]传》.

[41]《金史宇文虚中传》.

[42]阎凤梧主编的《全辽金文》（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失载.

[43]《金史张通古传》.

[44]刘著《次韵王子慎玉田道中一首兼呈韩公美阁老》：“东晋风流属子猷,开元峭直让韩休.丝纶对掌惊三隽,尊酒更酬失四愁.”见《中州集》卷二.

[45]《中州集》卷八.

[46]《中州集》卷二.

[47]《金史郑子聃传》.

[48]《金史党怀英传》.

[49]《归潜志》卷八.

[50]《中州集》卷一.

[51]《金文雅序》.

[52]《中州集》卷八杨兴宗小传：“兴宗高陵人.宋既渡江,故兴宗有《龙南集》.”

[53]如张晶《辽金元诗歌史论》第四章第二节《“借才异代”的文化价值及诗歌史意义》,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54]《中州集》卷一.

[55]《中州集》卷十.

[56]《四库提要》卷一九○《全金诗提要》.

[57]《金史章宗本纪一》.

[58]《元好问全集》卷四十《赵闲闲书拟和韦苏州诗跋》.

[59]《石洲诗话》卷五.

[60]参见拙作《“苏学盛于北”的历史考察》,《文学遗产》1998年5期.

[61]参见钱钟书先生《谈艺录》第四十五则《金诗与江西派》.

[62]章荑荪《辽金元诗选前言》,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63]详参赵永春《金宋关系史研究》附录三《金宋交聘表》,吉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64]《瓯北诗话》卷十二.

[65]参见钱钟书先生《谈艺录》第四十五则《金诗与江西派》、孔凡礼先生《南宋著述入金述略》,刊《文史知识》1993年7期.

[66]参见拙文《南宋文献传入金源考论》,载《学府》2006年卷,杜桂萍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67]《元好问全集》（增订本）卷十三《自题中州集后》.

[68]参见拙文《〈滹南诗话〉与南宋诗论的联系与差异》,刊《中国诗学研究》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69]《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七《文辨》.

[70]《归潜志》卷八.

[71]参见拙作《论诚斋体在金代的际遇》,刊《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