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宽文学视野金庸

金庸武侠小说作为一种通俗文学,它最大的特点及优长就是娱乐性、消遣性和游戏性.

金庸武侠小说首先是小说,具有一般小说的基本形式和基本内容,比如人物、故事、结构、表现手法、叙事技巧等,在内容上涉及到人性、人情、政治、历史、宗教、哲学、文化等.但金庸武侠小说同时又是一种特殊的小说,特殊就特殊在它的“武侠”性,它以“武侠”故事为中心,其作用主要是娱乐和消遣.我非常赞成有些学者的观点：“武艺小说如同一种约定俗成的游戏,游戏中的双方――看书人与写书人――早已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此游戏的规则自家人早已了然.圈外人若有兴致一玩,必须先行认知此中规则才成.”不是说金庸的小说是游戏,而是说金庸的武侠小说有它自己的规则,这个规则是在长期的文学实践中由作家和读者共同建构的,写作的人要遵守,阅读的人同样也要遵守,否则就会像王朔一样,怎么也进入不了金庸小说,满眼所见皆是“打架”和“杀人犯罪”.

正因为特殊的“规则”,金庸武侠小说刻画的是一个特殊的世界,一个远离现实的虚拟世界,一个绝对的“乌托邦”,即我们所说的“江湖”.在这个世界里,生活有自己的逻辑,武侠是生活的最重要内容,无处不在.武侠小说既然是小说,是作家写作的,那么,武侠小说所描写的世界自然与我们的生活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这种联系主要是在人情人性上的相通,而在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精神价值等方面与我们的生活世界有很大差别,不仅仅只是现实生活的夸张、变异,还有“非生活”与“反生活”,比如武侠小说中最重要的内容――“武功”就是在现实武术基础上的一种虚构和想象,现实生活中绝无所谓“吸星大法”、“玄冥神掌”之类的武艺.武侠世界也不是隐喻的世界、象征的世界,它就是它自己.所以,武侠世界决不是现实世界的影子,它既不追求反映现实生活,也不追求表现现实生活.至于有的读者把金庸小说当作生活教科书来读,这是阅读学的范围,可以通过解释学来说明,并不能证明金庸武侠小说的现实主义特性.

这种“江湖”世界的“非现实性”尤其表现在小说的故事背景和语言方式两个方面.

金庸的武侠小说无一例外都以中国古代为背景,但这里的古代并不是历史层面上的古代,而是小说层面上的古代.与古龙小说不同,金庸小说的故事都有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范围,特别是“修改版”《金庸作品集》,作者加进了大量的历史背景描写,增加了很多古代知识,达到了“以检测乱真”的地步.但无论如何,金庸武侠小说与历史小说无涉,即使最宽泛意义的历史小说也不是,古代历史在这里仅仅只是道具,是表象,有名无实.

金庸武侠小说的语言也是非常特殊的.概括起来,本质上是现代汉语,但大量使用单音词和文言词汇,既不是古人说的话,也不是现代人说的话,有点古味,可以说是“半文半白”.我认为,这种特殊的表达方式首先是为了与古代背景相谐和,因为既然小说故事发生在古代,那么小说中人物所说的话就应该与现代人所说的话有所区别,如果人物满口现代词汇,地道的现代白话,那就与古代人的身份不相协调.同时,也不能完全用文言来写作,这除了古人并非就是用文言说话这一原因以外,还与现代读者这一因素有关,金庸的武侠小说毕竟是写给现代人看的,且是写给现代一般读者看的.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仍然是要和现实与历史保持一定距离,因为“半文半白”的世界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既是熟悉的,又是隔膜的,既亲近,又遥远,具有陌生感.

文学世界和体育世界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体育运动有某种共通性,比如竞赛、能力、技巧等,虽然形式上各不相同,但精神上是一致的.文学也是这样,比如语言、结构、精神、情感等,各种体裁和类型的文学是相通的.体育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每一种体育运动比如篮球、足球、围棋等都各有其游戏规则,要进入某种运动,必须遵守这种运动的游戏规则.文学也是这样,武侠小说、警匪小说、侦探小说、鬼怪小说、荒诞小说、神话小说等各不相同,它们各有自己独特的世界,它们的世界各有自己的规则和逻辑,要进入这个世界,就必须遵守.

武侠小说在本质上具有游戏性,我们应该从游戏的角度来看武侠小说,也只能以一种游戏的态度和游戏的方式来看武侠小说,否则其中的杀人就是犯罪.王朔批评金庸武侠小说“杀人不偿命”,在于他不认同武侠小说的游戏性.说武侠小说近似于游戏,丝毫没有贬损之意.正是在游戏性这一点上,武侠小说中的世界与我们的现实世界既相联系又有所区别,有人说武侠小说是“成人童话”,我认为这个概括非常好.阅读武侠小说不是让我们“入世”,而是让我们“出世”,不是让我们投入到现实世界,而是让我们进入到一个有趣的幻想的世界.武侠小说让人类凭空多出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并不是现实世界的影子,而是和现实世界并列的,两今世界有交叉,但不重叠,有联系,但不同一.

正是因为想象性、虚拟性和游戏性,所以,金庸武侠小说与高雅文学特别是与那种历史和现实使命很强的纯文学有很大不同.它不强调揭示、反映现实,不强调生活的本质与规律,而是强调消遣性、娱乐性.过去,我们总是强调金庸武侠小说的历史价值、现实意义,强调他在美学上的贡献,比如小说结构的宏大、塑造人物形象的成功、反映生活的广度与深度等,在这些方面,我们对金庸的确是“推崇过高”了.但在文学的一般意义上,把金庸武侠小说放在更为广阔的文学视野中来评价,从对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贡献来说,金庸的文学地位不是“推崇过高”而是评价“过低”了.

认为武侠小说不是纯文学,具有娱乐性因而就与纯文学不能相提并论,这是一种根本错误的观念.实际上,文学的教育作用和认识作用常常要借助娱乐的方式来实现,这就是“寓教于乐”.所以,娱乐性也是文学的真正本质,并且是最直观的本质.如果在娱乐方面做得好,具有创造性,具有艺术性,同样可以产生伟大的文学.章培恒先生90年代初在一篇文章中就说：“以消遣为目的的武侠小说,从‘享乐的合理性’的角度来看,是不应遭受轻视和排斥而应得到重视和支持的.”我认为这个定位是研究金庸武侠小说的正确方向.金庸武侠小说也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贡献,比如在抒写爱情、刻画人物形象、思想的深度、生命的感受等方面,金庸武侠小说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金庸武侠小说最根本的贡献还是在于他的“武侠”,以及围绕着“武侠”所展开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语言技巧等.其他文学也有故事情节,也有人物形象,但武侠小说与其他小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始终是围绕着武侠展开的,武侠是它们的核心内容,正是 “武侠”决定了武侠小说不受现实规则和生活逻辑的制约,决定了它在作用上的消遣性和享乐性.

武侠小说在中国近代属于“正统”文学,但从“五四”开始它受到激烈的批评,并在50年代以来的大陆文学创作中长期消失.纵观这些批评,我认为,实际上都没有真正理解武侠小说的娱乐和消遣本质,是站在纯文学立场上,以新文学为标准来批评武侠小说,可以说在原则、立场、视角、视野、经验等方面都存在着片面性.郑振铎《论武侠小说》曾说：“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一般民众,在受了极端的暴政的压迫之时,满肚子的填塞着不平与愤怒,却又因力量不足,不能反抗,于是在他们的幼稚的心理上,乃悬盼着有一类‘超人’的侠客出来,来无踪,去无迹的,为他们雪不平,除.这完全是一种根性鄙劣的细想：欲以这种不可能的幻想,来宽慰了自己无希望的反抗的心理的.”这种观点影响很大,以至后来不断被重复.不能否定这种心理动机,但在武侠小说阅读中,这种心理期待绝对不是主要的,也不是根本的.在武侠小说读者中,绝大多数人之所以读武侠小说,之所以一旦读上了就放不下,绝对不是因为它可以满足人们的“复仇幻想”或者说“求助幻想”,而是被武打的精彩、惊险以及武侠故事的曲折、紧张等所深深吸引,也就是说,消遣和娱乐才是武侠小说吸引读者去看以及看下去的根本原因.

金庸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他把文学的娱乐和消遣作用发扬光大,他通过他的武侠小说把文学的娱乐功能和娱乐魅力充分地表现或展示出来,从而改变了人们对武侠小说的看法,改变了人们对文学的观念,大大地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和作用,也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形象.所以,在继承中国近代文学传统、发扬文学娱乐功能、使文学真正给大众读者带来享受和快乐方面,金庸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用自己的创作实绩把武侠小说从压抑和束缚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使它的文学价值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使它的魅力得到充分的展示.在这一意义上,金庸绝对称得上是大师.

(本栏目合作媒体：《西南大学学报社科版》“中国侠文化”专栏,由韩云波教授主持.)

本文作者高玉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本文原刊发在《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的“中国侠文化”专栏中,选入本刊时有所删节.该学报的“中国侠文化”专栏创办于2004年,原名为“大陆新武侠研究”专栏,由韩云波教授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