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文学史范式的确立

1980年代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显然是一个重要的话语事件.这个概念在提出之际,就被看作现代文学研究的巨大“突破”和“进展”,之后不计其数的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研究范畴的成果,更是说明了这个概念已经演变为一种具有深远影响的研究范式.

在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内涵特征的具体阐释中,“五四”、“改造民族灵魂”、“文化”、“现代化”显然是几个关 键 词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它和1980年代启蒙文化语境的深切关联,有学者甚至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是新启蒙主义思潮在文学领域里的反映”.的确,“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仅形成了新的文学史解释范畴,而且已经固化为一种带有鲜明启蒙色彩的“研究范式”,它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面貌,同时也直接影响了80年代的文学批评和研究,只有将其置于1980年代的文化语境中,它和新启蒙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才能呈现出来.

一、“换演员”还是“换剧本”：新的研究范式的建立

1985年,在北京万寿寺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创新座谈会”上,陈平原首次介绍了他和钱理群、黄子平酝酿已久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使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同行受到了强烈震动.一些批评者不约而同地用了“突破”来描述它对文学史研究的意义.首先刊发《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文的《文学评论》编辑部,对该文作了这样的高度评价：‘《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阐发的是一种相当新颖的“文学史观”,它从整体上把握时代、文学以及两者关系的思辨,应当说,是对我们传统文学观念的一次有益突破.同样,吴福辉也认为,“这个概念可能会引起不同意见,但它确实标志了旧的现代文学格局的突破.”赵园在综述1985年的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时候,认为“文章突破了‘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固有思路,提出的是‘文学史研究观念’的调整等远为重大的问题,其间精彩的议论层见叠出.”是1985年“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

打破固有思路、突破旧的格局、突破传统观念,这充分显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突破性进展.那么,这也提醒我们必须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念的提出置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发展趋势中才能认识到这种新的“文学史观”的“突破性”意义来.

文学史的编写显然能够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这个学科的研究状况和文学史观念.50年代的新文学史已经成为中国语言文学系的专业课程,同时由于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规划,现代文学的边界被清晰界定,现代文学与近代文学的断裂和区别也被突出强调.在文学史的编写中,的《新主义论》成为最重要的依据,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就是第一步力图以《新主义论》为指导编写出来的著作,它完整地叙述了从“五四”到新中国建立30年间的新文学发展史,从而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基础.这部文学史以其丰富的史料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它论述的作家多达350多人,带有资料长编的性质,虽然对文学现象有一定的概括提炼,但整体上缺乏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把握和探讨.王瑶的文学史出版后受到批评,在批判过程中,新文学史写作的政治标准和文学史等级秩序进一步得到强调.之后,1955年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和1956年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的政治标准越来越明显.1957年之后,伴随着政治运动的频仍,国家意识形态对新文学史编写的规范与控制也越来越严格,文学史写作开始了集体编篡形式,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文学发展始终,丰富复杂的文学史被简化为进步/反动的斗争史.激进主义思潮的持续不断发展,文学史的写作也随着不断变化的政治需要而任意删减、篡改,整个一部现代文学史终于变成了“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的历史,其“史学”面貌形态已不复存在.

“”后的现代文学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学科背景下起步的.严家炎在80年代之初就明确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根本问题就是：首先“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他认为,“只有从历史实际出发,弄清基本史实,尊重基本史实,把认识统一到作品和史料的基础上,这样总结出来的经验和规律才能比较牢靠,比较扎实；也才能有助于我们较好地转变学风,清除林彪、‘’的流毒.”显然,“拨乱反正”成为现代文学研究首要面对的任务.

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创办《新文学史料》,1979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刊.这两个刊物作为现代文学学科的专业刊物,见证着“”后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翻检一下这两个刊物1980年前后的目录,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在保证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一些“大家”“优先”地位的前提下,“作家作品的重评”和“史料的收集整理”成为两个重要领域.有关现代作家的书信、传记、轶事、回忆、年表等,以及文艺思潮与文学团体的相关材料,逐步得到了搜集整理,为现代文学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

这一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要思路和重要成就还是史料的收集整理加工方面.这种“史料”建设除了学科建设的“拾遗补阙”、“填补空白”的意义之外,其重要的目的实际上是借助强调“尊重历史事实”、“还事物本来面目”,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文学史研究的“教条主义”、“工具主义”的政治附庸地位.

在后来的研究者看来,80年代初的这种史料收集和作家作品重评的工作是一种“侧重于拾遗补阙的现代文学史观”,“成为80年代突破既有文学史模式以重写文学史的先声”.但是,它的研究格局的变革基本上限于新文学内部,所谓“重新评价”也主要是对新文学的各种成分（左翼作家,自由主义作家,等等）重新估量.凡此种种,也即是说,这一时期的研究虽有着某种开拓性的意义,但并未突破旧有的文学史框架.

整体上的“拨乱反正”阶段之后,现代文学研究就进入了学科自身建设的新阶段.1983年第3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开辟“如何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专栏,这在一些学者看来,有着标志着现代文学研究进入学科自身的日常的学术建设以后,寻求新的突破的一次自觉的努力.“开创新局面”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话题：“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内涵与外延”,“研究方法的革新”,“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1983年之后,现代文学研究“创新”的焦点已经逐渐摆脱了前一阶段的那种“换汤不换药”的思路,开始集中到了“整体研究”和“宏观研究”方面.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提出者之一钱理群多次谈到“开创新局面”讨论对他们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影响：“也就是在这一次的讨论中,提出‘文学现代化’的概念和标准；现代文学的当代性（这也是樊骏首先提出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内涵和外延；研究方法的革新等问题,你刚才提到的陈学超（他就读于陕西师范大学,也是我们那一届的研究生）的

‘百年中国文学’概念,也是在这次讨论中提出的.以上这些讨论,对我们后来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都是有影响的.1985年的创新座谈会就是在这样的讨论的基础上召开的,而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为我们这一代提供一个发言的平台.”

可见,在1980年代前后那种对局部的作家、作品、文学流派“重新估定价值”以后,宏观的文学史视野、综合性的方法革新等等,都在酝酿着学科的研究整体上的突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在这种要求“整体意义上的突破”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显然如钱理群所说,是“学科发展的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从提出者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具体阐释中,“开创新局面”讨论的三个中心话题（文学史分期、研究方法革新、现代文学的当代性）得到系统地整合和提升.

但是,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上面我们已经提到,“打通”近百年来的文学史分期是很多学者的共识,但为什么最终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最终取得了强烈而广泛的反响,成为一个“基本被学界接受的概念”（陈平原语）,一个新的文学史研究阶段的界标?显然,较之于此前学者倡导的“文学史”分期上的“打通”而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绝不仅仅是单纯时间意义上的“打通”和空间意义上的“整合”问题,而是一个内含着新的文学评价标准的“理论模式”.在这一个新的舞台上,更换的不仅仅是“演员”、“布景”、“音乐”,而是整个“剧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缘起”中,三人首先谈到的就是这种具有突破性的“新的理论模式”：

陈平原：“思想史即思想模式的历史.”旧的概念是新的概念的出发点和基础.如果旧的概念、旧的理论模式已经没有多少“生产能力”了,在它的范围内至多补充一些材料,一些细节,很难再有什么新的发现了,那就会要求突破,创建新的概念、新的模式.

黄子平：用材料的丰富能不能补救理论的困乏呢?如果涉及的是换剧本的问题,那么只是换演员、描布景、加音乐,恐怕都无济于事.

陈平原：所以,我们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不光是一个文学史分期的问题,跟一些研究者提出的“百年文学史”（1840-1949）,或者近代、现代、当代中国文学的“打通”所有这些主张都有所不同.我们是要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不可分割的有机进程来把握,这就涉及到建立新的理论模式的问题.

可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者一开始都非常明确地意识到,他们要做的既不是“用材料的丰富”来“补救理论的困乏”,也不是从时间和空间概念上扩大“现代文学的内涵和外延”,“打通近现当代文学”,而是一种“建立新的理论模式”的诉求.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一套相应的文学史书写和研究范式.在以“新的理论模式”建立的“整体观”背后,构建的是蕴含着现代化立场的启蒙文学史叙述.

二、“整体观”：如何“打通”?

一如钱理群所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中心就是要提出一个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观”,把以往割裂的文学史分期重新“整合”起来.在他们的“主打产品”——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篇长论中,这一概念的定义和内容如下：

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

目前的基本构想大致有这样一些内容：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由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进程；最后,由这一概念涉及的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由是可见,“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起点,“中国文学汇入世界潮流”是其特质,而“改造民族灵魂”是其总主题,在这样的概括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显然没有把“近代文学”整合进来,这显然与此前“百年文学史”及其他整合“近代、现代、当代”的“打通”有着明显的区别.在钱理群等人看来,这样的观点还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说的,“战争”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显然构不成转折的意义.戊戌变法后文学才开始了与古典的“全面的、深刻的‘断裂等,而这种断裂“一直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才最终完成了这一‘断裂’,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越过了起飞的‘临界速度’,无可阻挡地汇入了世界文学的现代潮流”.

虽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把“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的“起点”提到了19世纪末,但“五四”才是“现代文学”之所以“现代”的决定性因素.在随后的“三人谈”中,很多东西显然都是从“五四”谈起的,“五四”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中的制高点地位再次得到强调.

为什么不将“五四”直接作为“起点”,这里面有着一种策略性的意味.“五四”作为一个不断被阐释的概念,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和领导权的阐释不但是一个学术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的《新主义论》说得很明确,中国的文化战线在“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五四”以前,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之后,是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领导的,属于世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这种权威解释在1980年代前后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许志英在1983年发表《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再探讨》,探讨“五四”文学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文章认为.“与其说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思想,不如说是小资产阶级革命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主义思想更符合历史实际.” 许志英的文章发表不久,恰逢1983年的“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运动,据后来钱理群回忆,说胡乔木看到这篇文章后勃然大怒并指示立即批评.严家炎、林非、樊骏、杨义等都发表了批评文章,这些文章大都重新按照《新主义论》的判断来将“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领导权给予区分.但是,在钱理群等人看来,许志英的文章“代表了当时比较敏感的学者的看法,文章发表以后,实际上得到了学术界很多人的赞同”的,而且在私下的讨论中,钱理群他们也是“赞同许志英的观点的,但都觉得许老师太老实,不应该这么直接去碰”,所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采取了另一种策略：把时间从‘五四’提前,这样就把问题消解了.”

许志英的文章及其论争让钱理群等人产生了警惕.所以,他们一方面将“起点”提前以“回避问题”,另外一方面也使他们迫切地意识到文学获得独立性的重要性.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将时间往前提,也部分使这个概念能够从革命史的附属中解脱出来.

“起点”的提前和节点的“未知性”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者的“主体性”充足的发挥.《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显然采取的并不是对研究对象的具体阐释,而更多地依赖于研究者的“检测设”和“印象”的“宏观概括”.在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特征表述中,“五四”显然成为核心元素,它既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开始汇入“世界文学”的伟大起点,也是整个文学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制高点,不言而喻,它也是衡量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参照系统”和“价值标准”.在这样的参照和标准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才可能被描述为“走向世界”的文学、“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以“悲凉”为美感特征的文学、艺术思维不断现代化的进程等等.所以说,“五四”才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核心元素,套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没有“五四”,何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仔细分析,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话语叙事中,“新时期”也构成了一个回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视角.可以说,“新时期”文学正是重新发现“五四”的“推进器”.学者樊骏就敏锐指出：“看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文章,看陈思和论新文学研究的文章,都使人感到他们的这些思考和结论,直接受到新时期文学思潮和流向的启发和推动,甚至可以这样推测,如果没有新时期文学,他们不一定会有这样的思考和结论.在那些把现、当代文学统一起来划分历史阶段的主张中,也可以看到是新时期文学的鲜明特点和突出成就,使人们着重考虑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特别是曾经走过的曲折道路.”¨¨

在1980年代思想解放和文化启蒙的语境下.“五四”在这里被理解为多元的、自主的、的、走向世界的文化图景,五四文学也被赋予了明确的启蒙话语特征.以五四新文学为参照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便呈现为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一个“上升一回落一上升”的线性发展,在其中,“五四”和“新时期”是两个.

通过将“五四”和“新时期”首尾呼应的对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被叙述为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贯穿其中的显然是启蒙和现代化的价值标准.而在这样的思路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50-70年代文学被排斥在这种启蒙历史叙述之外,历史的连续性和整体性的确是通过“选择、取舍、删削、整理”而成的.

这种“从‘五四’到‘新时期’的”的叙述被学者戏称为“新两点论”和“拣好的拿”.更重要的是,这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的“新两点论”在后来不断被国内外学者加以修补完善,但无不遵循“拣好的拿”的原则,将自己认为不应该遗漏的“有价值的”文学史现象填充进来.

但是这个不断被丰富完善的文学史却始终蕴含着一开始便潜在的一种“排斥”机制.“很多学者都注意到‘现代化文学叙事’是一种意识形态（旷新年）,但却没有注意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里,‘整体观’同样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以方法论的‘客观性’和‘创新性’为掩护,实际上完成了意识形态上对‘异端’和差异的压制和忽略.”

实际上,并非今天的学者才注意到这个“压抑和忽略”,据钱理群回忆,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发表后不久,王瑶便很严肃地批评他们：“讲20世纪为什么不讲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不讲（或少讲,或只从消极方面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俄国与俄国文学的影响?”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两次座谈”中,洪子诚、张钟、孙玉石等学者都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避开了一些重要的问题,没有很好地处理好文学与时代的关系.

那些“没有说出”的内容往往比“说出”的内容更重要,“症候阅读”理论认为,正是那些被有意无意“遮蔽”或“遗漏”的内容才真正凸显出其背后的意识形态特征.正是对一些重要问题的回避和遗漏,才使得从“五四”到“新时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才能成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在这种描述中,“50-70年代文学”乃至“革命文学”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是处于低谷阶段,这些阶段的文学“不太像文学”,与此相比“五四”和“新时期”成为两段“纯文学”.这种以“五四”、“新时期”文学的“文学性”来对比“当代文学”（主要指50-70年代文学）的“非文学性”在当时显然具有一定代表性,而关于“前三十年”文学（现代文学）成就大于“后三十年”（当代文学）的说法也早已有之.“新文学整体观”的提出者陈思和在接受访谈时就直言道：“我们和老钱他们都认为五四文学肯定比当代好,我们的基本描述就是把它连在一起对比着看,等这是我们的基本思路.”这个思路在80年代末期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中,得到了更为明确和充分的表达与实践.

将“新时期”文学的源头越过“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而直接追溯到“五四”,这是典型的“新启蒙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一种文学史叙事.“新启蒙主义”通过将“50-70年代隐喻为封建主义”,将“新时期”自比于“五四”,确立了启蒙话语的合法性地位,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同样将“50-70年代”建构起来的“当代文学”叙述为“非文学”的文学,从而奠定了启蒙文学史观在80年代的合法性地位.这种“二元对立”式的思维方式,正是1980年代启蒙和现代化叙事的典型特征. 三、“文化”、“世界眼光”与现代化叙事

“”后文学界念兹在兹的,莫过于如何使文学摆脱政治获取自身的独立性.1980年代的文学正是在这条“去政治化”而“重返自身”的道路上蜿蜒前进.作为·种文学史论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者同样也有着这样强烈的诉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

但是,如果与稍后的上海学者的“重写文学史”对“审美性”这个“纯文学”标准的执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却并不单单强调文学的审美特征.它既强调从文学的“内部”来把握20世纪中国文学的特征,同时又对文学“改造国民灵魂”这一启蒙特征进行了充分肯定.而且,“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并没有完全拒斥从“政治角度”考察文学,而是在批判“只从政治角度”这个“工具论”文学观的同时,提出了更广阔的概念——“文化”.

在谈到文学研究如何既要“走进文学”又要“走出文学”的时候,陈平原引入了文学研究的“文化”角度：

“走进文学”就是注重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强调形式特征、审美特征；“走出文学”就是注重文学的外部特征,强调文学研究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心理学、历史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学等学科的联系,统而言之,从文化的角度而不只是从政治角度来考察文学.

进一步说,“文化角度”就是既包含了“政治角度”,但又不止于“政治角度”,它具有更广阔、丰富的内涵.“文化”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显然是一个关 键 词 ,尽管三位提出者都认识到“现在谈文化是很危险的事情,随时都可能犯‘常识性错误’”,“文化似乎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大口袋,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但是,他们还是心照不宣地畅谈起了“文化”,并对当下的“寻根文学”给予厚望.“文化”这个词以宽泛而模糊的内涵,既担负着文学摆脱政治束缚的努力,又成为研究者的参与民族文化重建的新途径.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如此关注“文化”,不能不说和此时“新启蒙”思潮的“文化热”有着显而易见的关联.1980年代中后期,“新启蒙”思潮的重心从政治批判转向了文化反思,“中西文化比较”和“民族文化重建”成为这一时期的人文知识界的核心.

“‘文化热’作为契机,或者相似度检测,让所有学科的学者,都能够站出来,表达他的关怀.等几乎所有读书认字的人,都敢谈‘文化’,或借‘文化’谈‘政治’,体现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可以这么说,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特别像‘五四’时期的青年,集合在、科学、自由、独立等宽泛而模糊的旗帜下,共同从事前辈未竟的启蒙事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借助的正是“启蒙”、“现代化”、“民族意识”等一整套“非政治”的文化表述将自身的“政治性”充分自然化了.

与“文化”同时被引入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还有“世界眼光”,它也成为观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参照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成为“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后来的研究者都能够轻易地指出这些表述背后的“中国/世界”、“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许多文化批评家都已注意到民国时代和20世纪80年代的相似之处,他们指出80年代是一个追求文化世界主义（coopolitani）的‘新’启蒙时代.等这股思潮的格言就是‘走向世界’.”但是却没有注意到这种“二元对立”背后,“世界眼光”和“文化角度”的融合,“中国,世界”的对比恰是在“文化”范畴中被表述为“传统/现代”的对立.

这是80年代“新启蒙”思潮的典型叙事.“文化热”中产生的两套著名的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走向未来》以及另一本影响非常大的著作《走向世界文学》,书名就蕴含着非常有意思的象征意味：从空间上看,中国是外在于“世界的”,从时间上看,“世界”代表着“未来”,而中国走向未来的途径就是走进“世界”.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倡导者那里,“‘现代化’首先是一个与‘世界文学’结合在一起的概念”㈨’,“现代化”与“走向世界”的密切联系是显而易见的.“走向世界”就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而“现代化”归根结底就是“文化的现代化”,“文化”、“世界眼光”和“现代化”立场就通过这种表述融合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文学史叙事.这即是陈平原所谓的“现代化文学史叙事”：“说白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用‘现代化叙事’来取代此前一直沿用的阶级斗争的眼光.”“以‘革命’、‘政治’、‘阶级斗争’作为文学叙事的框架,这是有问题的.我们改用现代化进程,以及世界文学背景,来思考并定位近百年的中国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通过“文化”这一相似度检测,实现了从“革命叙事”到“现代化叙事”的文学史叙述的范式转换.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里,“现代化”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理论预设和“认识性装置”,构成了研究者确立文学史观念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出发点.而研究者们的那种自信也正依赖于对现代化理念的乐观态度.

重新认识历史,正是源于现实的需要.我们如今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现代化”叙事的问题,是因为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受挫,那么1980年代的“现代化”成为思想文化界的中心话语,也是因为中国社会迫切地需要现代化.一些海外学者曾细心地将《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与中国的十五大对理论所作的概括中的一段话比较,发现二者的表达是惊人地近似,不同的是前者针对文学,后者针对经济.时过境迁之后,钱理群对自己80年代文学史研究中的“现代化”立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80年代乐观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时代氛围的影响,我对中国社会与文学的现代化的理解与前景预设是充满理想主义与乌托邦色彩的；我几乎不加怀疑地认定,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就是中国的现代化的理想模式；西方现代化模式与现代化本身必然产生的负面,则基本上没有进入我的观察和思考视野.”

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叙事”是80年代“新启蒙主义”文化语境的产物,那么对它的反思不仅要从这一历史语境中跳出,还要依赖于新的理论视角的发现.1980年代中国所接受的是流行于冷战后美国产生的“现代化理论”,它是从一个国家的内部来考虑现代化的问题,并把“文化”的落后作为后发展国家迈进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受此影响,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成为1980年代文化大讨论的重镇.1990年代以来,在大规模“反思现代性”的潮流中,“第三世界理论”、“全球化理论”以及新的“世界体系理论”的引入,使对1980年代的流行的“现代化理论”有了新的认识和反省.在全球化的视野中,不仅第三世界国家和西方中心国家的冲突是后发展国家落后的重要原因,现代化的途径和标准也不再是参照单一的“西方模式,而有了多元化特征.学界的研究开始了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转变,对于“现代化”的单一的本质化的理解逐渐成为一种多元的、复杂的具有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现代性”知识.海外学者王德威、刘禾、李欧梵对中国文学多种“现代性”的发现,国内学者汪晖提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李扬对“50-70年代文学”现代性的重新解读,程光炜等倡导的“重返八十年代”等等,这些反思突破了80年代启蒙语境和现代化的知识局限,都是对“新启蒙”语境下形成的“现代化叙事”文学观念的质疑和反思.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启蒙思潮与新时期文学批评的价值转型”阶段性成果,项目号09CZWO17.]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诗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