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

内容提要　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是由众多地域作家共同创造的民族新文学发展史.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巴蜀作家是一支实力相当雄厚的队伍.他们在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各个时段都发挥了奠基开派与砥柱中流的重大作用,在民族新文学的各个领域也有着非凡的创造和独特的风姿.追溯巴蜀作家为中华民族崭新文学世纪的诞生和民族新文学的成长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对当下中国文学的繁荣与民族风格的建构有重要现实意义.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巴蜀作家是一支实力相当雄厚的队伍.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各个领域纵横捭阖,在各次浪潮中尽显风流,为中华民族新文学的诞生与成长作出了突出贡献.即使按“鲁、郭、茅、巴、老、曹”这一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巨匠的习惯排列方法,巴蜀作家也占了两位.多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对巴蜀作家的共同重视,也从比较权威的角度说明了巴蜀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重要作用与突出地位.

一　巴蜀作家与民族新文学的滥觞

在风云际会的20世纪,对于已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学来说,最富有世纪特征的重大事件无疑是它的蜕旧变新.事实上,在各种文化的、政治的、世界的、本土的、历史的与现实的力量共同作用与影响下,中国文学早在1890年代便已开始了民族存亡背景下外部与内部双重的现代化努力.在这一重要历史阶段中,具有爱国救亡意识和现代革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间也包括巴蜀大地的先知先觉者在内.

巴蜀作家以前锋勇士之姿参加民族文化与文学的蜕旧变新运动在辛亥革命前后.当时,巴蜀三千青年学子从海外学成归来.在这批得时代风气之先的青年新锐推动下,封闭的巴蜀大地很快出现了传播新思想和革新旧文化的时代潮流.走在这批巴蜀青年最前列的是当时被誉为“青年之神”的邹容.这位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其迅如慧星的一生所留诗文虽然不多,但他的《革命军》却以百万册的发行量和巨大的冲击波震动了整个中国.这部由国学大师章太炎作序和在《苏报》等刊物上发表评论文章并被誉为中国之《人权宣言》的名作,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独立自由的中华共和国的政治主张,并猛烈抨击了封建主义专制政体及其意识形态.除《革命军》外,邹容还在1903至1905年的牢狱生活中,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写下了《和西狩<狱中闻沈禹希见杀>》等哀而不伤、大义凛然的诗作.与邹容志同道合的巴蜀诗人杨沧白,曾与许世英一起享有“南杨北许”之称.在以创办《广益丛报》等致力于宣传新思想,推动革命的同时,他坚持以诗言志,写下了《咏怀八首》等大量诗作.杨沧白与邹容之诗虽未能从根本上摆脱旧形式的束缚,却相当自觉地实践了梁启超等人的诗界革命主张,并在诗歌的通俗化方面作出了可贵的探索.

在清末民初,为民族新文学之诞生作出了较大贡献的又一巴蜀作家是曾孝谷.1906年,曾孝谷与李叔同,陆镜若,欧阳予倩等在日本发起成立春柳社.这是中国第一个出现的话剧团体,也是中国话剧运动开始的标志.在组建剧社之外,曾孝谷还致力于剧本的改编与演出.由他改编的《黑奴吁天录》的上演,是中国第一次比较完整的话剧演出.曾孝谷的这些活动,使他为中国话剧的发生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

在《新青年》高张文学革命大旗以前,为民族新文学的诞生作不懈努力的巴蜀作家还有吴虞、曾南、吴芳吉、刘觉奴、李劫人和樊孔周等人.从推动文学革新来看,樊孔周最重要的贡献是于1914年在成都创办了传播思想、鼓吹新文化的文艺性刊物《娱闲录》.该刊所发表的小说、诗歌、剧本等作品,大都笼罩着一种家国之忧和乱世悲情.吴虞作为《娱闲录》重要撰搞人,不仅在《娱闲录》上发表了不少诗歌和文艺评论,体现着一种重视文学社会功能的文学观,更于1915年和1916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和《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等极具震撼力的文章.在对封建宗法礼教和封建道德发起尖锐批判的同时,更着力倡导新思想和新言论,为掀起新文化运动大潮做出了重要贡献.胡适在《吴虞文录序》中称他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并把他和陈独秀并称为“两位反孔健将”.曾兰是吴虞的妻子,也是《娱闲录》的重要撰稿人,曾加入南社并任《女界报》主笔.其比鲁迅《狂人日记》问世还要早4年的短篇小说《孽缘》,作为一篇描写封建包办婚姻给妇女造成悲惨遭遇的白话小说,从形到神皆可视为新文学的萌芽之作.与曾兰一样,刘觉奴描写四川保路运动的长篇历史小说《松冈小史》和李劫人的《儿时影》等白话小说,也都是对新文学创作的最初尝试.

二、巴蜀作家与民族新文学的全面建设

1920年代初、中期,是民族新文学在各个领域开始全面建设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巴蜀作家不仅积极参与了新文学的全面建设,而且在诗歌、话剧、散文等领域发挥了奠基开派的重要作用.

被称为巴蜀才子的郭沫若,不仅是创造社的主要发起者和核心人物,更以他的《女神》为中国诗歌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其意义和贡献不仅在于它集中而强烈地表现了五四时代精神,震撼了一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热血青年,而且首开一代豪放雄健的诗风和自由体诗的艺术先河,并成功构筑了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浪漫主义的第一座艺术高峰.闻一多评价《女神》不仅在艺术上与旧诗词相去甚远,“最重要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的一个肖子.”.

康白情、吴芳吉、周太玄、五光祈、邓均吾等巴蜀诗人,在新诗初创的中国诗坛上也各有建树,康白情是新诗社的扛鼎诗人.他在1919年和1920年间,倾情于新诗创作.其诗集《草儿》在当时的影响仅次于胡适的《尝试集》和郭沫若的《女神》而与俞平伯的《冬夜》齐名.相对于新诗初创时期的其它诗人,康白情能充分发挥白话的生命活力,在意境创造上也独步一时.故朱自清感叹说,在当时“似乎只有康白情先生是个比较纯粹的抒情诗人”.除以创作参与中国新诗建设外,康白情还以《新诗的我见》等文章,对现代诗学建设作出了可贵奉献.

在五四文学革命以前即致力于长短句新体诗创作的白屋诗人吴芳吉,是本时期一位特立独行并产生了轰动效应的巴蜀诗人.他的名世之作《婉容词》于1919年在上海《新群》杂志上刚一发表,便在青年学生中不胫而走并在市井民间广为流传.尤应注意的是,《婉容词》不是以西方诗歌为参照系,而是在广泛吸收中国古典诗歌和民歌艺术的基础上加上诗人大胆创造而形成的独具一格的长短句新体诗.正如有的评论家所说：“如果古典诗词、民歌兼收并熔而成的新诗也可以叫做‘新体诗’的话,那么我以为,无论从表现形式与内容的和谐,艺术成就、影响深远诸方面考察,《婉容词》都可算新体诗歌的典范与里程碑”.

巴蜀作家对中国新文学建设的又一突出贡献是浅草社、沉钟社的成立与活动的开展.来自巴蜀大地的陈炜谟、 陈翔鹤、林如稷、邓均吾和赵景深等,是这两个有连贯关系的文学社团的主要发起人和骨干成员,从参与人数之多和所起作用之大看,它们实际上就是以蜀中作家为主的两个文学社团.这两个文学社团具有与创造社相近的艺术倾向,所办《浅草》季刊与《沉钟》周刊在当时也颇有影响.鲁迅曾指出,“他们的季刊,每期都显示着努力：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见心里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在创作中,邓均吾以诗歌为主,陈炜谟、陈翔鹤、林如稷和赵景深等则以小说为主.他们的作品于朴实中带着悲凉,并有着浪漫主义色彩.尽管时值乱世风云,但《沉钟》周刊一直坚持到1934年才告停刊,因而被鲁迅称为“确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

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巴蜀作家对现代戏剧的贡献是持久而显著的.继曾孝谷之后,在1920年代为中国现代戏剧建设再立新功的主要是郭沫若和蒲伯英.郭沫若以他的《三个叛逆女性》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剧的开拓者,并一开始就体现了一种浪漫抒情风格和古为今用、“失事求似”的史剧观.他在卓文君、王昭君、聂这3个历史人物身上,灌注了追求人的尊严,反对封建礼教、向往自由和合身为国等鲜明的五四时代精神,蒲伯英在本时期的最大贡献是致力于传统戏剧向现代戏的改革.他提出的艺术要自由创造、教化的艺术和以民众精神为动力等一系列戏剧改革主张,在当时的中国戏剧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本时期繁花竞放、异彩纷呈的散文文苑中,郭沫若以自己《小品六章》为代表的抒情散文,凭着其悲情的漂流感、短小凝练的体式、含蓄淡远的境界和诗化的艺术倾向,决定了它在是时散文中的精品地位,又体现了巴蜀作家对本期抒情散文的独特奉献.

三、巴蜀作家与民族新文学的深入发展

1930年代是中国新文学建设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在特定的历史场域中,民族新文学发生了由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重大转变,革命文学成为本时期文学的主流态势.与此同时,人文主义文学思潮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也势头不小.在这样一个多元开放的文学时代,巴蜀作家群立潮头,再展雄风.尤其是一代巴蜀新秀的出现,使此时的巴蜀作家队伍呈现出比其它地域作家更盛的后浪推前浪之势.在推进主流文学运动方面,来自巴蜀大地的李初梨、阳翰笙、周文、任白戈、甘永柏等青年新锐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作为革命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苏区文学建设中,重庆女作家李伯钊的多部话剧和魏传统的军旅诗歌,皆是巴蜀作家在戎马倥偬中对苏区文学的心血奉献.

如果说诗歌、戏剧和散文是巴蜀作家在1920年代的强项,而小说则未能登上彼时中国文学的高地,那么活跃在此时的巴蜀作家则不仅继续发挥了他们在前一时期已经形成的优势,更在小说领域进入了领先地位,巴金、李劫人、沙汀、艾芜、罗淑、周文等,都是本时期的小说名家.他们的成就和影响虽有差别,题材与风格也有所不同,但对于发展中的民族新文学来说,他们都共同作出了两个方面的重要贡献.一是拓进了中国现代小说反封建的主题.中国现代小说自发端之日起便高扬起了反封建的战斗旗帜,并由此形成了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这一基本母题.从中国现代小说这一主题脉流看,“继鲁迅之后,真正把这一主题加以推进并取得重大发展的,也唯有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第一部描写封建大家庭兴衰史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既深入剖示了封建专制与封建礼教“吃人”的悲剧与早已潜滋暗长并正日趋激化的各种矛盾尤其是新旧两种力量的冲突,又真实反映了“家”在内外多种力量的破坏与冲击下快速走向崩溃的历史过程.唯其如此,《激流三部曲》便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抨击封建专制罪恶制度的一座丰碑”,而且是“描绘五四时代的一幅杰出的社会生活的插图”.二是极大地丰富了本时期的地域文化小说创作.以乡土小说形态出现的地域文化小说是1930年代中国文学中一道极具审美价值的风景线.被称为“巴蜀双璧”的沙汀与艾芜,是公认的左翼小说新秀.在鲁迅的指引之下,沙汀从1935年起,转而将自己的视野投向最为熟悉的川西北农村,从而写出了《丁跛公》、《写作技巧县长》、《兽道》、《在祠堂里》等一批相当有分量的作品.这些作品既成功描绘了一幅充满黑暗、阴冷与的川西北农村社会生活图画,同时也散发着浓郁的川西北乡土气息,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作为一位卓有才华的巴蜀女作家,罗淑的创作生涯虽极为短暂,却为1930年代中国文学奉献了一批川味极浓的小说.其绝大多数作品几乎都取材于四川沱江流域农村尤其是四川井盐工人的生活.她的《生》与许杰的《赌徒吉顺》、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同为描写中国农村“典妻”风俗的名作,但不同之处不仅在于罗淑之作写的是巴蜀农村,更在于《生》既写出了在生活与封建习俗双重威压之下农村妇女的人生惨剧,又着力表现了悲剧主人公的愤懑反抗与斗争.

与沙汀、罗淑相较,周文笔下人物的生存空间更见贫穷与荒凉,人物的生存状态也更为野蛮与蒙昧.因为他的作品所展开的空间主要是川藏交界处的川康地区,所写的主要对象也是背着大和烟稀里糊涂为军阀卖命的奴隶.贫穷、愚昧、蛮荒以及战争的残酷和百姓的惨境,这一切搅和在一起,使周文的作品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中世纪般的蛮荒世界.杨义也说,周文“是以沉重峭拔的笔触,画出川康地区人间百相图,画出边荒一隅的满纸沥血的素描,而镌刻在人们的印象中的.”

李劫人对本时期中国文学的最大贡献是《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这三部连续性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这三部长篇小说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它既填补了中国新文学中“大河小说”的历史空白,又是杰出的地域文化小说.这三部小说均以四川为背景,真实生动地描写了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20年间广阔的社会生活和深刻的历史巨变.就在李劫人写完《大波》的1937年,郭沫若即在《中国文艺》1937年l卷2期上以《中国左拉之待望》一文盛赞李劫人对中国文学的杰出贡献.他说“我是想称劫人的小说为‘小说的近代史’,至少是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黄修己等中国现代文学史家也指出：“在现代历史题材小说中,象这样规模巨大、描写真切的,他仍是首屈一指.”在活跃于1930年代的巴蜀作家中,李劫人在家乡生活最久,对故土也最为熟悉.丰厚的生活阅历和浓浓的巴蜀情怀,使李劫人成为巴蜀地域文化小说创作的第一人.

与沙汀、罗淑、周文、李劫人之写巴蜀大地不同,艾芜的《南行记》是以自己的流浪行踪为线索,把地域文化的表现指向了云南高原和滇缅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之中.在这里,传奇人物、传奇故事、边陲风光、异域情调,共同组合成了中国新文学中前所未有的地域文化图画.它“用特异的边地人民传奇生活为题材,开拓了现代文学反映现实的新领域,并且,在左翼革命现实主义流派之内,发展 起一种充满明丽清新的浪漫主义色调与感情的,主观抒情因素很强的小说”.

1930年代是中国现代抒情散文和报告文学的重要发展期和空前繁荣期.巴蜀作家在此时的抒情散文领域也发挥了开拓创新的重要作用,其表现便是何其芳的《画梦录》问世.何其芳是带着强烈的散文文体意识步入散文文苑的,他决心“以微薄的努力来证明每篇散文应该是一种独立的创作”,要“为抒情的散文找出一个新的方向”,并“企图以很少的文字制造出一种情调”,使其具有一种“纯粹的揉和,纯粹的美丽”.“他用一切来装潢,然而一紫一金,无不带有他情感的图记.这恰似一块浮雕,光彩匀停,凹凸得宜,由他的智慧安排成一种特殊的境界”.使之成为自己心灵感情的具象表现并象散文诗一样凝练优美.

《画梦录》作为一部集合了晚唐五代诗词与西方印象派艺术之美的散文集,其明显的艺术流向是努力推动现代抒情散文向诗的王国逼近和向散文本体的回归.整体性象征方法的成功运用,使它成为继鲁迅的《野草》之后又一部象征主义的艺术精品.精美的独语调式,又使它成为新文学中独语体散文家族的杰出代表.《大公报》曾因其“是～部独立的艺术制作,有它超达深渊的情趣”而授于它“大公报文艺奖”,世人也公认《画梦录》是1930年代抒情散文艺术最高成就的代表,何其芳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一位极富开拓性的作家.

另一巴蜀作家范长江此时则在报告文学领域中辛勤耕耘.在“左联”的倡导与推动下,报告文学热开始在19313年代形成.这是一道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学风景线,范长江是其中主要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之一.与本时期其它报告文学作家相较,范长江的个性在于通过自己所写的报告文学和文艺通讯,首次向人们报道了红军长征和西安事变等重大事件的真实情况,并向人们介绍了陕北根据地的面貌和的著名领袖人物.从而使他的报告文学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题材与主题意义.

1930年代的中国诗坛,最突出的时代特征是无产阶级革命诗歌的冲涌激荡和现代派诗潮的再度出现.在这两大诗潮之中,巴蜀诗人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本时期的革命诗歌创作潮流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巴蜀诗人郭沫若和柳倩等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郭沫若出版于1928年的《恢复》,是中国现代诗史上第一部无产阶级革命诗集.所收24首诗歌,尽管写于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之中,但仍然具有昂扬的战斗,并对革命运动的再次复兴充满了坚定的信念.虽然诗人在抒发表现这种思想情绪时,往往以口号代替抒情以致显得粗疏浅露,但那慷慨激昂之声和雄健奔放之风,毕竟是革命文学运动在诗歌领域的最早收获,并直接影响了1930年代殷夫等人的革命诗歌创作.

由左联诗歌组发起成立的中国诗歌会,是左翼诗歌运动最重要的诗歌团体.来自巴蜀大地的青年诗人柳倩是该会的重要成员.他不仅和盟友们一道推进反帝反封建的、关注现实的和走向大众的诗歌创作,参与创办《新诗歌》和主编《综合》杂志,并先后写下了长诗《十一点四十五分》、《震撼大地的一月间》,出版了诗集《生命的微痕》、《无花的春天》,还创作了诗剧《阻运》、《防守》等.柳倩等人的诗歌创作被茅盾称为“这是新诗人们和现实密切拥抱之必然的结果”.

在现代派诗歌一方,何其芳也以自己的一部《预言》成为该派诗人中不争的扛鼎诗人.与柳倩的诗歌主张不同,此时的何其芳信奉的是“文艺什么都不为,只是为了抒写自己的幻想、感觉和情感”.他爱“倾听一些飘忽的心灵的语言,捕捉一些在刹那间闪出金光的意象”,醉心于梦幻意境和形式美的追求之中.在这种诗美追求之下,《预言》集中的诗歌所表现的正是诗人那甜蜜而略带苦涩的梦幻,孤独而感伤的心境和爱情的欢欣与凄伤.其心理、情感的表现及意象的选择,既明显带有晚唐温、路诗人的“佳人芳草”范式,又准确传达了“一个望着天上的星星做梦的人”的淡淡忧郁和孤独荒凉.相对于柳倩们那“别一世界”的悲愤呐喊与激昂长啸,何其芳的《预言》确属鲁迅批评的那种“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然而它却摇曳着独特的风姿,展示着特有的美丽,并显现着与现代派诗人群和而不同的风格和对中国新诗多样化的探索开拓.

四、巴蜀作家与战云笼罩中的国统区文学

从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12年间,抗日救亡和创建新中国先后成为中华民族鲜明的时代主题,持续不断的战争成为这两个时代主题最为集中的表现形式.在这样一个风云激荡、战乱频仍的年代,巴蜀作家以高度的爱国汇聚在民族新文学的大军中,在文学战线上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同时也为推动民族新文学运动在新的环境下的发展作出了新的历史性贡献.

在抗战八年中,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的巴蜀大地为挽救民族的危亡和抗战文学运动的开展承担了重大的历史责任并作出了永载史册的卓越贡献.这种作用与贡献可以1938年8月“文协”入川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其前是以区域性的抗战文学运动汇入全国抗战文学大潮,其后则是作为抗战文学的中心推动全国的抗战文学运动.

早在“文协”迁至重庆以前,抗战文学的怒澜惊涛就已经在巴蜀大地汹涌澎湃.成都、重庆、万县、内江、自贡等城市遥相呼应,共同将巴蜀大地抗战文学运动推向了.仅从刊物与社团来看,就先后出现了《金剑》、《青年文艺》、《火炬》、《惊蛰》、《群众》、《战旗》、《新民报》副刊《国防文学》、《四川日报》副刊《文艺阵地》、《工作》、《文艺后防》、《五月》、《学生文艺》、《雷雨》、《蜂》、《星芒报》、《春云》、《诗报》、《吼声》、《川东日报》副刊《川东文艺》等数十个文艺刊物,成立了成都文艺工作者协会、青年文艺研究会、火炬社、成都文艺界联谊会、怒吼剧社、全国剧协重庆分会等众多文学社团.这些刊物和社团多以沙汀、周文、曹葆华、邓均吾、马宗融、李劫人、陈翔鹤、毛一波、杨波、陈敬容、何其芳、杨吉甫、方敬、罗泅、沙鸥、李华飞、严华龙、张天授、巴波、佳禾等巴蜀作家为主.众多文学刊物与文学社团的出现,巴蜀作家与入川文人的汇聚,为巴蜀大地即将成为全国抗战文学中心奠定了基础.

随着战时“陪都”在重庆的形成和“文协”等全国性文艺团体相继入川,巴蜀大地迅即成为全国抗战文学的大本营与指挥中心.在“文协”等团体的策划组织之下,巴蜀大地的抗战文学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并对全国乃至东南亚华侨的抗战文学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切活动不仅有在川巴蜀作家的积极参与,更有着来自他们的杰出贡献.

1937年抗战爆发,流亡日本10年的郭沫若“别妇抛雏”只身秘密回到祖国,时代把他迅速推上了抗战文坛盟主位置.在抗战期间,他除主持《救亡日报》外,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他团结组织广大文化界人士,为 抗战文艺运动的开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阳翰笙等巴蜀作家,也是组织领导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的中坚人物.

在致力于推进抗战文学运动的同时,广大巴蜀作家从未中断过文学创作.面对着战乱、贫穷与饥饿的多重威逼,他们仍抱着对祖国,人民与文学的忠诚,在抗战文学的各个领域辛勤耕播、沥血浇灌,为抗战文学贡献了一批丰硕果实.除何其芳、杨吉甫、方敬、沙鸥、刘盛亚、罗泅、刘开扬、禾波、邹绛、王余杞、穆仁、杨益言、田野、杜谷、安旗、蔡月牧、杨伯年等人在诗文方面的创作成就外,巴蜀作家最为突出的创作成就是小说和戏剧.它们集中代表了抗战文学在这些方面的最高成就.

巴蜀作家在本时期的小说创作成就以巴金、沙汀、艾芜为代表.巴金对本时期文学的重大贡献不仅在于他完成了“激流三部曲”的后两部《春》、《秋》以及可视为“激流三部曲”之续篇的《憩园》的创作,更在于其又一名作《寒夜》的问世.这部通过战时“陪都”一位小公务员的悲剧命运来暴露抗战后期国统区黑暗现实的作品,不仅显示了作家艺术风格由“热”到“冷”的重大转换,同时也显示了巴金善于通过小人物的平凡生活揭示重大主题的非凡功力.作为一部具有巨大批判力量和人性描写深度的现实主义杰作,《寒夜》是1940年代中国文学的宝贵收获.

抗战爆发后,沙汀从上海回到四川.他继续以自己所熟悉的四川为背景,并直面抗战时期的四川农村生活.成功描绘了一幅又一幅抗战时期四川农村群魔乱舞的社会图画.《在其香居茶馆里》等短篇小说以及长篇“三记”之《淘金记》等,都是体现作家这种创作倾向的名作,这些既具有浓郁四川风味又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作品.是历来受人称道的.卞之琳称《淘金记》是“抗战以来所出版的最好的一部长篇小说”.沙汀通过这些作品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使他成为1940年代最为杰出的讽刺小说作家之一.

在话剧创作方面,在以“好一计鞭子”为代表的小型戏剧浪潮落潮以后,整个话剧创作便沿看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两个方面向纵深发展,并双双取得了比抗战初期要高得多的艺术成就.在这两大题材领域的话剧创作中,都活跃着巴蜀作家的身影.特别是在历史剧创作方面,巴蜀作家的创作更是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的最高成就.

在1940年代历史剧创作中,蜀中剧作家最杰出的代表是郭沫若和阳翰笙.郭沫若在1941年12月到1943年4月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写下了6部大型历史剧,其中有4部即《棠棣之花》、《屈原》、《虎符》和《高渐离》为先秦史剧.郭沫若之所以要把取材时空集中指向先秦,不仅在于他有着深厚的先秦史学修养,更是为借先秦史实和历史人物来表达人们反对投降分裂、主张团结御侮、争取自由的心声.这些剧作在国统区的演出,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社会反响.尤其是在重庆,竟出现了“万人空巷看《屈原》”的话剧奇观.由金山所朗诵的“雷电颂”,更是震响在“陪都”的大街小巷、车站码头并迅速传播到整个国统区.由《屈原》的演出而产生的《<屈原>诗话》,也是《屈原》轰动效应的历史记录.可以说,在整个20世纪中国话剧史上,能产生这种轰动与震撼效应的也唯有《屈原》一部.在席卷整个国统区的《屈原》热中,郭沫若又回到了他的“女神”时代.

同样是为了借古鉴今,阳翰笙却把他的史剧取材主要指向了太平天国时代.其代表作是《李秀成之死》和《天国春秋》.后者作于“皖南事变”当年.剧本以“杨韦事变”为主要线索,意在指出太平天国之败并非在于强敌围剿,而主要在于内部的分裂与相互残杀.当人们听到洪宣娇那“大敌当前,我们不该自相残杀”的痛苦呼喊时,不仅会自然联想到现实中的“皖南事变”,而且会产生一种比“雷电颂”更为悲愤的心灵震撼.

在巴蜀作家本时期现实题材的话剧创作方面,最为有名同时也争议最大的剧作家是陈铨.由于他与林同济、雷海宗等人于1940年和1941年先后在昆明创办《战国策》并在重庆《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而被称为“战国策”派.长期以来,国内诸多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一直对其理论与创作给予否定和批判.其实,这种批判与否定是值得反思的.在整个“战国策”派中,真正的作家唯陈铨一人.他既写有《狂飙》等长篇小说,也写有《野玫瑰》、《蓝蝴蝶》等剧本.《野玫瑰》是他的代表作,并一直被认为是一部集中表现了“战国策”派文艺观的作品.其实,这部作品是一部以抗日锄奸为主题的剧本,并非如一些人所说它是在抗战文学的外衣中包含着法西斯主义的毒汁.应该承认,陈铨所写这类剧本,也是抗战文学的重要收获,并为1940年代的话剧扩展了题材领域和增添了新的主题内容.

除前述小说名家与剧作名家外,在1940年代的国统区文学中,我们不能不特别注意到巴蜀女诗人陈敬容在九叶诗派中的重要作用.九叶诗派是1940年代后期出现的一个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诗歌流派,陈敬容是该派主要代表诗人.综观陈敬容诗作,可以发现她的诗经历了一个“从早期的由个人生命的迷茫而产生的困顿走向后来对宇宙人生的关注”的变化发展过程.她那以短制为主的诗篇,足以证明她是一位极富内心抒情的现代女诗人,并显现着她在意象运用上往往能匠心独具的特点.袁可嘉曾高度评价说,陈敬容“是在中西诗艺结合上颇有成就,因而推动了新诗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的女诗人之一”.

五　巴蜀作家与走向新中国的延安文学

抗战和解放战争中的延安,是人们心中的圣地与希望.诞生在这里的延安文化,是体现着中华民族前行方向的先进文化.孕育在这里的延安文学,是中国新文学在文学思潮中国化,文学风格民族化、文体形式本土化、审美主体大众化上已进入历史新阶段的集中表现形态.在延安文学的建设发展中,凝聚着来自祖国各地作家的共同创造,也有着巴蜀作家的积极参与和可贵奉献.

活跃在延安这一片新的文化土壤上的巴蜀作家主要有何其芳、沙汀、邵子南、陈其通、吴雪、陈戈、李初梨、任白戈、李伯钊、魏传统、王朝闻等.他们有的是经二万五千里长征来到延安的,如李伯钊、魏传统、陈其通等有的是在抗战爆发后,从国统区奔赴延安的,如李初梨、沙汀、何其芳等.来到延安的何其芳继续发挥着他作为诗人与散文家的优势,写下了《我歌唱延安》、《我为少男少女歌唱》、《生活是多么广阔》等广为传涌的诗文.诗集《夜歌》和散文集《星火集》与《星火集续编》中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他到了延安以后的创作.在这些诗文中,何其芳已明显告别了他早期创作的佳人芳草范式,呈现的是一种朴素明朗、单纯通俗的艺术风貌.在主题上也多是对新天地、新生活和新人物的由衷歌唱以及对忧已忧私的旧我的内审与告别.他这两个方面的创作,在延安文学中都是开时代风气之先的.

在解放区文学中,巴蜀作家贡献和影响较大的又一领域是戏剧.其主要表现是吴雪、陈戈的《抓壮丁》和陈其通的《风云路程三万里》.《抓壮丁》是地道的川味作品.抗战时期的四川农村,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其基层爪牙的胡作非为,形形色色人物的悲喜剧,再加上地道的四川方言,这一切使其成为解放区戏剧中一个十分独特的剧目,受到了解放区军民的普遍欢迎,陈其通到延安后,他最有文学史意义的剧作是1938年写成的《风云路程三万里》,这是中国话剧史上第一部反映红军长征的剧作.1948年,陈其通将其改名为《二万五千里长征记》.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建议下,重新修改为《万水千山》.这是建国后17年话剧中的名作,也是体现陈其通创作成就的代表作品.

“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杜甫这一大气磅礴的诗句,既是对长江三峡自然景观的出神描绘,也是对巴蜀大地阔大开放的文化胸怀和创造奋进的人文精神的形象概括.活跃在中国现代文坛上的巴蜀作家,无一不是首先深受巴蜀地域文化精神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然后又去热情拥抱时代新文化和中外新思潮的.正是这种地域的、民族的和时代的文化对他们的共同影响,方使巴蜀现代作家充满了无尽的活力、创造的精神和卓然的才气.他们的文学创作,无论是否取材于乡土,其文学之根总是深植于巴蜀文化的厚土沃壤之中,同时又承受着新时代的雨露阳光.于是,他们的创作才既是那样根深叶茂,又总是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当然是由众多地域作家共同创造的民族新文学的发展史,但是如果没有了巴蜀作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杰出贡献,民族新文学的成就和民族特色的建构,就必然会受到较大的削弱和影响.“吾蜀山水秀冠华夏,所产文人在文学史上也恒占优越的地位”.这是郭沫若于1920年代初在喜读家乡新文学社团草堂文学社所办《草堂》季刊后的欢欣之辞,但也确实点出了巴蜀作家与古今中华文学的特殊关系.地域文学的创造,需要汇人民族的、时代的文学长河之中；民族文学的兴盛,需要众多地域作家的异军突起；文学民族风格的建构,需要在地域文化中得到落实；优秀作品的诞生,也需要地域文化的哺育.繁荣中华文学的这4个“需要”,正是我们通过对巴蜀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之关系的追溯梳理所应该得到的体悟与启示.

作者单位：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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