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对城市文化的文学叙述

点赞:3220 浏览:7862 近期更新时间:2024-02-27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贾平凹从1972进城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以一个乡下人的身份生活在西安城里,这20年他虽然生活在城市,但他文学想象的空间却全是乡村的,在这些乡村文学的空间里,城市至多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并未真正关心和审视过它.虽然贾平凹头20年代城市生活没有同步表现在他头20年的文学创作中,但这20年的城市生活并不是一片空白,而是成了他后来创作都市文学的文化记忆和生命体验.当他回过头来用文字来构建都市小说的文学空间时,这些文化记忆和生命体验就一下子被激活,成了他构建都市小说的文学空间的主要素材.这样,他都市小说中的文学空间就不再是模糊渺茫的海市蜃楼和缺乏根基的空中楼阁.本文拟就贾平凹的4部都市小说对城市文化的文学叙述进行一番探讨,以突显其易被忽视的城市小说的创作成就及其文化价值.

一、城市空间、生命体验和文化记忆:西安城市文化的文字版

西安是十二朝古都,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是它最大的特点,但历史文化积淀对于生活在其间当代人来说,大部分是一种无形的存在,它保留在人们的想象中,是一种个人的记忆和集体无意识充盈在城市的整体氛围中,而城市历史文化积淀有形的物质载体首当其中的就是各个时期残存或承续下来的建筑、符号、名称、风俗和人的行为方式等.《废都》展现了西京城里形形色色的被浓缩了的“废都”景观.从城市文化的视角来看,它既已成为西安城市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解读西安城市文化的一个内容丰赡的文本.

《废都》是贾平凹的第一部关于城市的长篇小说,是他在城市生活了20年后,第一次用文字和心灵直面城市、把自己对城市及城市文化的体悟和盘托出,反映出他对承载着几千年古老文化的一座古城的所有爱与恨的纠结,道出了上世纪末一代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对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的集体焦虑和理性反思,包含着知识分子社会批判、文化批判和自我批判的严肃内容.

如果说,《废都》里迷失在城中的庄之蝶及文化名人的生活代表着作者贾平凹对城市文化的感性体验的话,那么,书中的那个寓言般的角色:一头不会说话、但却能像哲学家一样思考的奶牛,则代表着作者对城市文化的理性思考.小说中作者借牛的思考而直抒胸臆.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都市的每一步发展,都意味着对原先乡村田园生活的深刻颠覆.都市中形成的新的人际关系、新的道德价值观、新的生活方式无论其合理与否,都会在传统知识分子的心理中引起激烈的抵抗.

在《废都》中承担着这种形而上的精神使命的还有唱民谣的老者以及以棺材为床、阴阳不分的牛老太太,他俩与那头哲学牛一起共同表现着作者冷静、理性、超越生活表层的创作意图,尽情展现了城市文化生态的种种弊端,以及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的失落等等.从三者的隐喻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实城市的真实与作者理想之城的碰撞,隐喻着城市文化和城市精神的颓废与坍塌.

《白夜》是贾平凹在《废都》出版两年之后,于1995年推出的一部长篇小说,《白夜》中的城依然叫西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做是《废都》的续曲或姊妹篇.小说依然以城市生活为背景,作者将关注点从城市知识分子投向了普通市民.从《废都》到《白夜》,尽管人物主体发生了变化,但作品的主题是一以贯之的,这就是充分揭示商品经济大潮中当代中国城市人的精神异化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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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夜》中反复出现的那把神秘的钥匙,寓意着漂浮在城市中的人们希望找到自己的家,启开自己的家门,也希望启开相互熟悉又相互陌生的都市人之间彼此的心门.然而,主人公夜郎白天的生活像是在城市的现实中夜游,晚上的夜游又像是在白天的生活中找寻.他的那把钥匙没有启开城市的家门,也没有启开爱着的人的心门.

于是,那把神秘的钥匙从颜铭的脖子上挂到了虞白的胸前.内艳外素的虞白,激起了夜郎无穷的关于城市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想象,然而,他们之间若即若离的鸿沟同样无法弥合,虞白的清高自处、小资幽独,又屡屡让夜郎蠢蠢欲动的心在自惭形秽中偃旗息鼓,两个孤独的心始终漂浮在偌大的城市中而不能交融,那把希冀启开彼此心门的钥匙再一次失效.在小说所描绘的市井生活中,都市像一面打碎的镜子,充斥着迷离的碎片,游走在城市边缘或置身于现代城市生活之中的人们,既无家可归,又画地为牢.


在《废都》中,城市是一堆水泥,在《白夜》中,城市是一只搁浅的船,这座城“原本是一条河从中分开的,后来河水却干涸了,河面上修成一条大街,而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城的围墙修建成了一个船形,这钟楼就筑成塔的模样,来象征船的桅杆了.”这是夜郎从一段碑文上看到的西京城的历史,而在他眼里,西京城“哪里又像现代都市呢?十足是个县城,简直更是个大的农贸市场嘛!”然而,这个因水而建、以农而成的西京,土气里却隐藏着脱俗的大雅,滑稽的外形却建在悲壮的故事之上.竹笆街上的平仄堡宾馆,是从抱琴的再生人的骸骨上建起的,“建筑师别出心裁,将楼盖成仲尼琴形”,“一段残酷的悲剧衍变成了美丽的音乐境界.”

《白夜》对当代中国城市生活和城市文明的价值批判,更多地深入到人的精神层面和心理体验.一群生活在城市底层、被划作边缘人的浮躁和落寞、惆怅和辛酸在城市的昼夜交替中起伏沉浮,亦真亦幻,极其微妙地展示了在白天的明朗中潜伏着黑夜的惶惑和无助,而黑夜和梦境的漫步却是白天现实生活被挤压后变形的偷安.不时突兀而出的诡异乖戾的情节,如再生人、夜郎梦游、祝一鹤变蚕、目连戏等,使小说弥漫着一种阴郁迷离的神秘气息,但这种神秘直达人心,形外神内的象喻性,比起《废都》中老牛的直白议论和牛老太太的鬼话,更加晦涩荒诞,然而也更具诗意,更为深邃.

《土门》是贾平凹的第三部都市小说.小说主要表现乡村的城市化问题.乡村的城市化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池田大作认为城市建筑的高层化,是违反自然、违反人性的,它使人陷入不幸之中.从中国当代此类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格局来看,纯粹写农村的很多,主要写城市的也出现了不少,但从反映乡村的城市化过程、乡村如何走向城市以及怎样被城市侵吞这个角度来写的长篇,《土门》是极为独特的一部. 《土门》以梅梅第一人称的视角,借助女性细腻情感的逐层剥落,反映乡村城市化进程中各色人物的不同表现.由于城市化的触角不断延伸,乡村的没落不可避免.乡村中固有的家园正在消失,村民们随即也失去了精神支柱,漂泊感骤生,人们本能地去抵抗城市化的进程.而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带来高效的生产率,传统的小农生产、自然经济脱离了社会运行的轨道,被丢弃在历史的角落.一方面,城镇一体化的加速实现,生产资料的极度充盈,生活的日益丰富多彩,人们的生活质量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面对如此诱惑,乡村人在家园与物质的取舍上产生了动摇;另一方面,人在享受城市物质文明的同时,逐渐被异化,开始呈现出道德感的缺失,价值观念的沦丧等病症.

作者没有只站在农业文明的立场来批评城市文明,他对乡村和城市是双向批判的.小说中的城市和乡村都是残缺的世界,仁厚村的人物都是残缺的人物,如成义的阴阳手,云林爷的瘫,梅梅的尾骨等,都体现了这一点.

作者在双向批判的同时又在进行双向探索.《土门》像一个多层套叠的球,既写了城市的文明也写了城市的文明病,既写了乡村传统文化的魅力,也写了传统文化的丑陋,城乡的先进与落后咬合在一起.作者把这四个侧面展示出来,思考如何构建一种新的城市文明.作者在寻类最理想的文明形态,既有城市现代文明的优良成分,又有乡村传统文明的优良成分.作者在探索城市和乡村怎样克服自身的局限,取长补短,向更完美的方向发展,探索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中村民的生存状态.范景全所说的神禾原上城乡两种理想并行同在的那副图景,似乎就是一种理想的展示.

《高兴》依旧是在写西安,是写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状态及对城市生活的期待.《高兴》中主角和中心人群虽然在身份上都是拾荒者,但是作家绝不是单纯地以展现这个特殊群体的鲜为人知的生活为目的,而是以此为切入点,举重若轻地为我们揭示了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精神进程以及他们的一套生存哲学.

刘高兴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城里人.这也是贾平凹对中国当代农民精神世界的深入探索.如果说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在客观上召唤着农民进城,那么,对现代文明的强烈向往和践行则是他们精神上自觉开始城市化的标志.小说中有大量表现刘高兴不同于一般农民工的行为举止的细节,如吹箫.吹箫不仅仅是刘高兴精神的需求,也是一种超脱的方式,它能使刘高兴忘却清风镇的贫瘠与落后,忘却城市生活的单调乏味,在最肮脏的生活底层寻求自我精神上的愉悦,它是刘高兴希冀成为有文化有素养的城市人的理想追求.正是这些文化元素的加入,使得刘高兴的城市生活的现实得到精神上的升华,将拾垃圾者从维持生存的形而下的意义拓展至“出污泥而不染”的形而上的境界.因此,衡量一个人是否为真正的城市人,并不在于户口是否在城市,而在于精神上是否具有城市文明的特质.

二、一座城市.四重体验:贾平凹都市小说城市编年史般的文化意义

从《废都》到《高兴》,贾平凹笔下的城市虽然同是西安这座城市,但是由于体验主体的变化,体验主体眼中的城市也在变化.《废都》是以城市中知识分子的身份体验这座城市;《白夜》是以普通市民的身份体验这座城市;《土门》是以城中村村民的身份来体验这座城市;《高兴》是以农民工的身份体验这座城市.实际上,作者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这座城市,体验这座城市,上至城市中的精英,下至城市中的农民工;上至文物古迹,下至每一条小巷;上至五星级饭店的鲍鱼鱼翅,下至农民工日常生活中的一碗面条等作家从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建构着这座城市的建筑空间、文化空间和城市生态,更为主要的是展现了这座城在新旧交替时期的变迁和乱象,以及人对城市的感知、体验和记忆.

城市与文学都是人类的创造,都是文化的载体和成果.文学创作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但它不能脱离外部世界与外在关系而独立地生发和存续,城市就是它与外部世界多种关系中的一种,文学描绘城市,城市不仅仅是作为情节背景而呈现出的一种客观的地理场景,更是被人物主观思想所建立和叙述的一种意识形态式的主观存在.作为主体的人对于城市空间的体验不仅仅是被动的感受,更有主动的建构,并以自身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叙述着城市的面貌和精神.

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说:“同一座城市,有好几种面貌:有用刀剑刻出来的,那是政治的城市;有用石头垒起来的,那是建筑的城市;有用金钱堆起来的,那是经济的城市;还有用文字描出来的,那是文学的城市.这些文字建构起来的都市,至少丰富了我们的历史想像与文化记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极力理解并欣然接受的‘北京’或‘长安’,同样也是城市历史与文学想像的混合物.”“我一再坚持,必须把‘记忆’与‘想像’带进来,这样,这座城市才有生气,才可能真正‘活起来’.”

文学是城市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更高层次的精神现象.美国学者理查德·利罕(Richard Lehan)建议将“文学想像”作为“城市演进”利弊得失之“编年史”来阅读.“这种阅读还关系到理智的以及文化的历史:它既丰富了城市本身,也丰富了城市被文学想像所描述的方式.”

然而,具体到作家、作品与特定的城市来说,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保留了城市的记忆和想象,都能让城市活起来并当作城市的编年史来阅读.那么,什么样的作家、作品才具有这样的担当和禀赋呢?

纵观中国当代作家,大多是从乡村走向了城市的,作家与城市的关系是无法人为地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来的.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说:一般来说,能够成为某座城市文化的标志性品牌的作家,要具备三种条件:其一,必须长期居住在一个城市里,并且留下许多实在的事迹可以供人瞻仰;其二,他的创作风格必须与这座城市的文化风俗、美学风格相吻合,并且仅止于这座城市的风格;其三,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检验而在公众中获得信任,如老舍的创作于北京的城市文化;张爱玲的创作于上海的城市文化.

刘宁、李继凯认为,贾平凹在当代西安作家中对西安城市文化发展做出的贡献最大的.他们对贾平凹为西安城市文化所做出的贡献概括为以下四点:一是努力传承长安传统文化.二是艺术展示的民间鬼巫文化.三是深入反思现代西安城市文化.四是独立观照西安人的文化人格. 贾平凹以《废都》为代表的四部都市小说对西安城的描绘既有大的总体轮廓的勾勒,也有局部场所的细腻刻画,既有共时性的空间再现,也有历时性的文脉叙述,既有对城市现状感性的体验和记忆,也有对城市发展理性的反思和探讨.

《废都》《白夜》重点展现旧城的没落,《土门》《高兴》重点展现新城的扩张及异质群体的进城.在局部场所上,小说较少展现已经消失的帝王宫殿苑囿或其他大型遗址,而着意从民间的、市井的角度选取一些代代相传而今逐渐没落的街巷里弄.如东城的鬼市、西城的当子、专售旧风俗用品的城隍庙商场、专做锦旗牌匾的正学街、没有公厕的尚贤路、河南流民聚居的棚户区尚俭路普济巷、西城门低洼区双仁府街、城不城乡不乡的仁厚村、竹笆市、保吉巷、兴隆街等.小说还对西京城的内部私人空间,即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家宅,进行了一系列细致的描摹.如庄之蝶的文联大院和双仁府老宅、汪希眠的菊花园街旧院的小楼、龚靖元的旧式四合院、唐宛儿租住的芦荡巷老式民居、阿灿的普济巷棚户、夜郎的“荒园”、虞白的“半园”、云林爷的三间土屋、梅梅的农村老房、刘高兴等租住的剩楼等.《废都》里还写到很多寺庙如清虚庵,《白夜》里写到民俗博物馆,《高兴》里写到锁骨菩萨塔,《土门》里写到场院墓地,等等.在展现老城破败没落的同时,旧城改造和新城扩建使一批新的城市景观迅速呈现,如仿古街的修建,城河的疏浚,低洼区和城中村的改造,平仄堡宾馆、城市广场及大量高层楼宇的新建,等等.像西安这样的老城,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巨变,在近二三十年的快速巨变中,新城和旧城从空间上和文化上的交叉和重迭更为明显,可以说,它是一座古老农业文明的土木砖石和现代工业文明的钢筋水泥拼接而成的“双城”.这种拼接过程具有不可逆性,许多消逝的建筑物和建筑空间往往不可再生(如“鬼市”),而他们却镌刻着古城西安城市记忆,映射着古都西安独特的地域气质与丰富的人文情感.贾平凹的四部都市小说恰好以文学的方式为这二三十年“双城”的拼接过程而立此存照,成为保留西安城市变迁历史和文化记忆的载体.

城市作为人类为满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建造的人工环境,其发展首先是一个长期的物质环境的建设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长期的文化积淀的过程.

贾平凹的四部都市小说中,《废都》《白夜》侧重于新型城市文化对古老农业文明之都的“拔根”式的冲击;而《土门》《高兴》侧重于被城市吞没的乡村文化“拔根”后如何在城市“扎根”的探寻.新城从旧城的肌体上长出,要真正实现“传统之城”向“现代之城”蝉蜕,所要经历的不仅是有形建筑物的拆除与保留、改造与新建的纠结与权衡,而且牵涉到整个城市建筑文脉的存续与断裂,以及城市原有和新进居民的文化认同的改变与调整.在《废都》里,作者称“城市是一堆水泥”,主要着眼于城市缺少诗意栖居的有机生态,缺少生机和地气,缺少人的情义和温暖,只是冷冰冰的物的堆砌,古都在现代流行文化、享乐文化的冲击冲击下,成了物种退化、精神颓废的渊薮.在《白夜》里,西京是“一只搁浅的船”,主要着眼于城市的古今变迁,着眼于其活力的丧失、气象的衰微.虽然着眼点不同,但人对城的心理感受是相同的,两部小说都写到城墙上幽咽哀怨的埙声,都有对城市让物种退化的议论(如《废都》中的老牛,《白夜》中不会逮老鼠的猫),都有对魔幻现象(如牛老太的阴阳不分、再生人的故事等)的叙写,这些描写共同组成了作者对西京城的主观感知和生活体验.

《土门》中城市“像一个巨大的蜘蛛网”,城中村正在消亡,城市化浪潮袭来给城市边缘乡村带来的阵痛,被小说家捕捉并表现出来,具体而形象,这种感觉为城市的扩张和乡村的变迁留下了科学范围内无法存留的心灵史.城中村改造模式值得反思,承载着农业文明和世代相传的村社聚居形式,是特定的地理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传统风俗习惯造就的文化形态,渗透着历史沉淀下来的集体智慧和文化偏好,反映着情感和心理的共同需要和共识的价值观,保存着社会日常生活的记忆和意境上的联想,具有维系历史传统和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和凝聚力,而现代城市在物质和技术上优越的同时所造成的归属感的悬空和人际关系的疏离,正是物质和技术上落后的乡村可以补偿的.采用单一的连根拔起式的城改模式,在拔除了乡村落后面的同时,也拔出了它可以补偿城市不足的优势,在建立起城市优越性的同时,也带来了乡村所不具有的城市病.因此,《土门》中作者所提出的新型城乡区的设想——神禾塬的模式是一个值得借鉴和进一步探索的有价值的议题.

《高兴》关注的主要是城市的社会空间.《高兴》和前面三部小说稍有不同,它对城市的建筑和物理空间的描写较少,它重点叙写人对城市的感知,即以刘高兴为代表的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状况以及他们的生活体验和城市梦想.

城市空间中的社会空间的主体是人及其关系.城市的社会空间在刘高兴进城前就已形成并稳定的存在,刘高兴作为来自与城市社会空间完全不同的农村,他是这个空间的陌生者,他用陌生人的视角观察、感知城市,用农村人的诚实、聪明、乐观、幽默和坚强,与城市磨合,他要在城市找到归宿感.但是城市并没有接纳他,刘高兴与城市之间一直是彼此的陌生者.因此,人的城市化,并不是进入城市就是城里人,它比《土门》中的仁厚村的物质空间的城市化要难得多.不仅进城的农民自身存在着身份转变、生存空间和文化心理调适等问题,而且城市更面临着接纳异质群体的制度准备和管理方式修正等一系列问题.

从贾平凹的四部都市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贾平凹对西安的多角度描绘,并通过活动在其中的各色人物和情节的的叙写,表现了对城市的不同体验,其中交织着历史与现实、物质与精神、城市与乡村、困惑与出路等多重矛盾的展示,为我们理解人们对城市的期待和探索城市的未来,提供了丰富详实而又具体感性的文化样本和思考空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专项《当代文学的新乡土叙事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1XZW0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储兆文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

韩鲁华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