闺阁\青楼场域差异影响下的文学传播与接受

摘 要 ：闺阁与青楼本身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场域,其中的行动者自有差别.闺阁、青楼场域的资本积累模式影响了其中女性的文学传播接受活动.启蒙教育、场域文化积累、文学传播情况均使闺阁女性有更多接受文学的机会,同时也承担更多的文学传播义务.而青楼女性的文学接受滞阻更为严重,且对场域的文学传播不发生太大作用.闺阁、青楼女性有相似的文学传播观念,她们较前代女性都有积极传播的意识.但青楼女性更多是为积累文化资本以为稻粱谋,闺阁场域的文学传播观念则相对纯粹.

关 键 词 ：明代；女性；词人；场域；文学传播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2−,0180−,06

闺阁与青楼是两个共时场域,它们本无交集,但偶尔因男性线段的穿越而产生交汇.家族中的男性在权力场中竞争失败,很可能牵连闺阁中的女性,使之沦落风尘；风月场上的男性也可能使青楼女子回归家庭,加入闺阁场域.凡此均非常态,闺阁与青楼本身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本文拟借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讨论由于惯习、资本等因素差异,女性文学传播接受者在不同场域中的显著差别①.

一、闺阁、青楼场域的内部结构

场域是由各种社会关系建构起来的,而构成社会关系的主体是场域中的行动者.要了解一个场域的运行法则,必须了解场域行动者及其所处的社会地位.

1. 闺阁场域

闺阁场域的行动者主要是官宦人家的女性,另有其家中亲属、保姆侍婢及她们的友人等.由于闺阁场域的主要行动者间具有亲属关系,古人对她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要求是长辈慈、晚辈孝.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闺阁内的行动者们往往具有一定的等级,她们所持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各自在场域中的地位.

从经济资本上说,掌控闺阁经济大权的女性往往是场域中的重要行动者,如《红楼梦》中的王熙凤.王熙凤通过对家族经济命脉的掌控,在场域中占据上位.明代女性有一定的财产权.闺阁场域中,经济上较独立的行动者才能略占上风.

文化资本方面,则如明代女词人商景兰之于祁彪佳.因为商景兰的文艺造诣能夫唱妇随,所以夫妻琴瑟和谐,商氏占据较稳固的地位.

社会资本则多由父亲、丈夫、儿子的社会地位决定.这虽是旧时约束妇女所谓的“三从”所从之主体,但却真实地影响着闺阁女性的日常生活.《聊斋镜 听》载：“益都郑氏兄弟,皆文学士.大郑早知名,父母尝过爱之,又因子并及其妇；二郑落拓,不甚为父母所欢,遂恶次妇,至不齿礼.”[1](22)这里,郑氏兄弟的社会地位,竟然直接决定着各自妻子受到的待遇.而有时,闺阁女性的地位受男性亲属社会活动影响.男性权力场斗争的结果,甚至可能颠覆闺阁场域女性的命运.正德年间,吏部尚书陆完获罪.“传旨执完,并收其母、妻、子女,封识其家.等时母年已九十余,竟死于狱中.”[2](3614) 陆完在权力场中斗争的失败,直接导致了家中女性被执,其母命丧狱中.章学诚指出：“前朝虐政,凡缙绅籍没,波及妻孥,以致诗礼大家,多沦北里.”[3](535)

再看象征资本,它主要由闺阁女性日常的行动积累、长辈称许等因素所得.如顾若璞早寡,二子尚幼,其公公黄汝亨说顾氏“妇慧哲,晓文理,能为母,可督教成之.”[4](212) 顾氏高寿,年近九旬乃亡.她关心社会民生,“所著《卧月轩文集》,多经济大篇,有西京气格.常与妇人宴坐,则讲究河漕、屯田、马政、边备诸大计”,[5](353) 这为她获得很高的社会威望,其影响所及,至高彦颐称“蕉园诗人都是一位不平凡的杭州女族长顾若璞的家族或精神后人”.[6](248)“不平凡的”顾若璞正是以其占有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而获得较高的象征资本的.

明代中后期,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兴起,闺阁场域虽然也渐渐参与闺阁以外的生活,但相较青楼场域行动者而言,则依然是个封闭半封闭的世界.只是闺阁场域中行动者们的文学活动已经越来越受到外在世界的关注.

2. 青楼场域②

“青楼”本指高楼,宋元之后则专称妓馆.青楼场域主要的行动者是、老鸨、嫖客,外有为青楼怎么写作的龟奴、侍女等.龚斌称：“历史上的娼妓制度有许多变化,娼妓的名称也名目繁多.但根据娼妓的性质,不外官妓、家妓、私娼三类.”[7](3)但间自有等级,名妓与下层间的区隔甚大.扬州九条巷“巷口狭而肠曲,寸寸节节,有精房密户,名妓、歪妓杂处之.名妓匿不见人,非向道莫得入.歪妓多可五六百人,每日傍晚,膏沐薰烧,出巷口,倚徙盘礴于茶馆酒肆之前,谓之‘站关’”.[8](347)名妓可以“匿不见人”；而下层歪妓则必须“站关”.在南京,妓馆所处位置也构成社会资本的一部分,“南京朱市妓,曲中羞与为伍；王月生出朱市,曲中上下三十年,决无其比也”.[8](380)尽管王月生是天生尤物,但因为她出生于朱市,曲中依然“羞与为伍”.“朱市”又作“珠市”,“惜限于地,不敢与旧院颉颃”.[9](49)至于再下等的则更不可望名妓之后尘了.

事实上,间等级自然区隔了不同妓馆的消费群体,那些贩夫走卒又怎能负担得起上层妓馆中的高额消费呢?《卖油郎独占花魁》中卖油郎朱重省吃俭用才能筹够嫖资,正反映了现实生活.该小说 “有钱无貌意难和,有貌无钱不可”之句,[10](32)道尽了风月场上的机关本质.

决定间等级的因素就是她们所持有的各种资本.妓馆的经济资本,如屋宇之修饰,是否“精洁殊常”,“女郎赠遗,都无俗物”?[9](15)的文化资本,如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之水平如何?的社会资本,大约可称人脉,指或所属妓馆是否拥有相当的社会关系,是否有名士显宦与之交游?如汪然明之于柳如是,侯方域之于李香君等皆是柳、李所持有的社会资本之组成部分.的象征资本如何?象征资本的获得,往往来自品题,如唐人崔涯“每题一诗于倡肆,无不诵之于衢路.誉之,则车马继来；毁之,则杯盘失错”.[11](1284)崔涯的毁誉,竟然能够左右象征资本的积累与消耗.明清时期,盛行于风月场的“花榜”实际上也是们获取或维护象征资本的战场.[12](149)

青楼场域中的行动者相互关系如下：老鸨与相互依存,老鸨靠获取经济资本,又通过经济资本为提供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保障.嫖客与间也是互动的,嫖客为提供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而则为嫖客提供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晚明名士无不与交游.[7](9−,15)而嫖客与嫖客之间则是一种竞争关系.《桃花扇》所描写的侯方域与阮大铖争夺李香君,二人的出发点虽不同,却正是竞争关系.嫖客间争斗致命也偶有发生,崇祯间,“兵丁二人夜往城外妓家欲留宿,因先有客在,兵丁强驱之去,其人不服相争,遂为悍卒所手刃,明早地邻执以报 官”.[13](100)这是嫖客争斗的暴力事件.

闺阁场域与青楼场域是古代女性世界的两个特殊场域,由于内部结构的差异,场域活动也自有一套不同的法则.而场域运行的不同法则也导致了其中文学传播与文学接受的差异.

二、闺阁、青楼场域差异影响下的

文学接受者

闺阁与青楼两个不同场域的行动者资本的累积方式差异,直接影响到其文学接受.尽管闺阁与青楼场域中的女性也存在相互转换角色的可能,但就正常情况说,她们的所属场域决定着她们文学接受的差异.

其一,启蒙教育接受内容的差异.闺阁场域中注重女教,讲修妇德.文化家庭也注意对女子传授诗词,相较青楼词人,闺秀词人的文化资本受家庭沾溉甚多.叶小鸾三四岁时,舅父沈自徵“口授《万首唐人绝句》及《》、《草堂》诸词,皆朗然成诵,终卷不遗一字”.[14](363)沈榛的“外父手授《诗》、《礼》、《内则》,及三唐近体,《香奁》、《草堂》诸集,故所拈小令、长调,皆清婉有致”.[15](116)陈子龙的女儿,六岁时“令师授曹、王、颜、谢诗百余首,及班、张赋辞,皆成诵,且求解大意”,“予为述古人姓名及星宿、河岳、卦象之数皆不忘”.[16](167)家庭教育令闺秀们较早积累了大量文化知识,拥有了开启诗词创作大门的钥匙.

青楼以赢利为目标,对雏妓的教育集中于吸引恩客.“训练内容可用四字概括：‘猜、饮、唱、靓’.猜,就是手谈(猜拳),口呼与出指灵活配合,诡变莫测；饮,就是饮酒.等唱,就是歌唱弹奏,学好才能成为艺妓；靓,就是容色鲜妍,仪态潇洒,谈吐风雅,笑可倾城.此外,兼学一点诗、书、画,就有望成为名妓了.”[17](40)谢肇提到扬州“瘦马”,称“市贩各处童女,加意装束,教以书、算、琴、棋之属,以徼厚值”.[18](1639)“瘦马”虽与有别,但本质差异不大.故而“瘦马”的教育与雏妓的教育大体相似.一个有趣的例子是青楼词人徐翩翩,她“年十六时,名未起,学琴不能操缦,学曲不能按板,因舍而学诗”.[19](762)徐氏学琴学曲,都荒腔走板,不得已而改学诗词,以求青楼的生存技艺.

对青楼女性来说,文学教育并非主要内容.青楼女性早期的文化资本积累处于弱势.作为接受者,其条件逊于闺阁接受者,所受阻碍较大.

其二,场域文化累积的影响.由于家族的世代文化累积,场域行动者能便利地接触大量的书籍,而这是她们重要的文化资本.闺阁女性接受文学传播的一条便利途径就是阅读家族藏书.嘉靖间,蹇氏“不下楼者数载.比长,识字通算法,读书了大义,若日记、故事及小词口诵如流”.[20](403)姚元瑞女则“日读汉魏以来诸集,摹晋诸家书法”.[21](522)这些闺秀所以能如此,莫不与其家族文化积淀相关.有些闺阁女性不仅读自家藏书,亦善用社会资源,“往来姻戚所,或见有异书及诸稗官小说,辄携取以归,旬日而还之,则既诵习之矣”.[22](440)

文人也会给家中闺秀一定的激励和指导.归有光就说她的妻子就“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 书”.[23](431)其妻跟他学习书法,了解历史.通过学书、问古事,女方能更接近丈夫的心灵世界.徐媛也是在丈夫范允临影响下开始学习诗词创作的.允临喜吟咏,徐媛“从旁观焉,心窍好之,弗能也”,后来“漫取唐人韵语读之,时一仿效,咿唔短章,遂能成咏”.[24](298)徐媛仿效时,允临必会加以指导.

而青楼女性与文士接触,虽可能提高创作水平.但使用书籍,恐怕就远没有闺秀的条件便捷了.有些只是能“识字义,唐诗皆能上口”,[9](40)便获余怀赞赏.董小宛“尤好熟读楚词、少陵、义山,王建、夫人、王三家宫词”.[25](239)其所读不过是闺秀的发蒙读物,闺阁与青楼的文化资本积累差异由此可见.

一些青楼女性则附庸风雅,以期获取社会资本.周文,有能文之名,朱彝尊曾见她“回环迄不能句,第于贴括,则全不解耳”.[19](766)周文虽被称为能文却并不精通此道.从明代到清朝,周的文学素养似乎并未因阅历得到提高.这与其文化资本积累有直接关系,她的日常活动或许更多为稻粱谋,不像闺秀那样有闲暇考虑文化资本的累积.

事实上,文化资本积累直接影响到她们的文学接受.读过《唐诗三百首》的接受者,与通读《全唐诗》的接受者相比,后者显然更易于接受蕴含较深的作品.

其三,场域的文学传播情况影响其接受.由于场域结构和关涉对象的不同,场域的文学传播也有差别,这又必然影响文学的接受.

从闺阁、青楼两个场域的内部结构来看,闺阁场域的行动者大多有亲属、血缘关系,她们的活动多集中于有限的地理空间,面向特定对象；青楼场域的行动者则多由经济纽带联系,其活动范围相对广阔,青楼女性面对的对象是不确定的变量.因此,闺阁场域的行动者作为接受者时,所接受的个体传播对象主要是家族亲友及为家族怎么写作的清客、校书.

一般说来,闺秀的唱和对象主要是女性.闺阁场域女性唱和过程中的接受者,所收到的酬赠作品主要来自场域中其他行动者的赠予.商景兰与“女德琼、德渊、德及妇子张德蕙、朱德蓉.葡萄之树,芍药之花,题咏几遍,过梅市者,望之若十二瑶台焉”.[19](727)她们酬唱的传播者、接受者都以女性为主.从接受者的角度说,这种酬赠提高了其文学修养.吴江午梦堂也多有类似活动,如叶纨纨《浣溪沙同两妹戏赠母婢随春》《浣溪沙前阕与妹同韵,妹以未尽更作再 赠》,小鸾《浣溪沙同两姊戏赠母婢随春》,小纨《浣溪沙为侍女随春作》《浣溪沙赠女婢随春》,都是同韵唱和之作.虽是戏赠家中侍女,却也是文学竞技.

女作者作为酬赠的接受方,所收到的赠词主要是她的直系亲属所作的词篇.如沈宜修《浣溪沙和仲韶寄韵》《水龙吟六月二十四日和仲韶》等,均是与其夫叶绍袁的唱和.从词题看来,是叶绍袁先有寄内词.宜修又有《浣溪沙和君晦》二阕,君晦即宜修的兄弟沈自炳.

但青楼场域,情况绝不相同.青楼女性互相唱和的极少,且多是手帕交之间的酬唱.如王微与杨宛是较有名的一对“女兄弟”,却并无明确的唱和词作.王微有《忆秦娥月夜卧病怀宛叔》,宛叔即杨宛.王微病中于月下怀人,难免令人有凄凉悲切之感.但杨宛却并无酬韵之作传世.青楼女性作为接受者所收到的赠词,或许更多的是恩客们题写的.这些词作多逢场作戏,真心相待的情况少.们是弱势群体,明人嘲妓诗词极多,明清时调民歌也有不少此类作品,真正能同情她们处境的极少.虽然也不乏汪然明之于柳如是那样的特例,但更多的赠妓词作者则以物化心态看待.这种情况和闺阁场域中赠内之作有极大区别.们对此也了然于胸,所以在接受词作的心态上往往与闺秀有较大的区别.

三、闺阁、青楼场域差异影响下的

文学传播者

闺阁、青楼的主要行动者作为传播者,在各自场域的文学传播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传播的对象均有不同.只是在同一时空的场域毕竟也有共通之处,明代青楼和闺阁场域行动者的传播观念有较高的相似性,并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区别于前代.但分析二者传播观念的深层原因,笔者仍不得不强调其间的巨大差异.

首先,闺阁、青楼的传播者在场域行动者间的传播作用不同.闺秀们在闺阁场域承担的不仅是对同辈的传播任务,她们还是文化家族传承的依靠力量.不少闺秀承担着对子女的启蒙教育责任.包谦妻26岁守寡,遗孤方五岁,“课子读书,焚膏盈勺,竟始就寝；诵读稍怠,即抱谦神主哭”.[26](453)没有她的督促,其子恐怕也很难取得功名.王凤娴是解元献吉之姊,甚有诗名,传世词作9阕,存词量居《全明词》女性作者第36位.她教育女儿,将“《左》、《国》、《骚》、《选》诸书示之,姝一一了悟”.[15](157)相信王凤娴也不会忽略对诗词知识的传播,其女张引元也有词作传世.

闺阁女性间还相互切磋文艺,在这个过程中,她们不但是传播者也是接受者.为便叙述且一并讨论.屠隆的女儿湘灵、儿媳状元沈君典之女沈七襄皆有文采,她们相与论文成了一时美谈.“湘灵既嫁,时时归宁,相与徵事书,分题授简,纸墨横飞,朱墨狼籍.长卿夫人亦谙篇章,每有讽咏,就商订焉.”[27](748)又如方维仪“夫亡,乃请大归守志.与弟妇吴令仪以文史代织纫”.[28](10)这种面对面的人际传播效果甚佳,传播者与接受者在交流的过程中易碰撞出创造的灵感,促进她们创作水平的提高.

但青楼女性则并不承担传授文学知识的义务.下层和她们接触的对象大多数也并无太高的文学修养,在文学传播活动中起不到太大作用.高级,虽需具备文学修养,但从能吟唐诗已经值得大书特书的情况来看,她们对场域中文学传播的贡献亦有限.大多数青楼女性的文学知识应该是老鸨请帮闲文人传授.青楼女性之间的文学传播活动,在深度及广度上均不如闺秀.日相论文,于青楼女子似乎并不特别重要.

其次,传播者的传播对象自有差别.闺秀词人在进行文学传播的过程中,传播对象与其血亲、姻亲有较高的重合.女性亲属如叶氏母女、姐妹间的唱和,叶纨纨《菩萨蛮和老母赠别》、叶小纨《菩萨蛮别妹》均是.女词人对男性传播最多的,应当还是自己的丈夫.偶尔也有与男性亲属的酬赠,如张令仪《满江红喜三弟归里,询两大人近况,即席有作》,顾贞立《水调歌头得华峰弟信,即用其书中语》等.这是因为闺阁场域成员本身就受到相当大的限制.

青楼词人身世凄苦,在词中与血亲、姻亲相关的内容极为罕见.偶尔以恩主为传播对象,如王微《忆秦娥戏留谭友夏》赠谭元春,词云：

闲思遍.留君不住惟君便.惟君便.石尤风急,去心或倦.未见烟空帆一片.已挂离魂随梦断.随梦断.翻怨天涯,这番重见.[29](1776)

该词应当是欢会之后,谭欲离去,王作词款留.但王微自知留人难以如愿,故有“留君不住惟君便”之句.度其词意,该作或是当场立就,赠送给谭元春,具有人际传播的特点.一些青楼女性脱离青楼场域之后,与丈夫的和韵也值得注意.如杨宛所存60首词中《南柯子寄外》《江城子病中寄外》《秋蕊香寄外塞上》等等,都是以丈夫为传播对象的.且其词作的词题经常提到“外”,特地突出自己的丈夫,从词人内心来说或许隐隐含着一种向世人宣示自己也已经有“外子”可以依凭,不再身世萍踪.

闺阁和青楼作者都有酬赠友人的作品,闺秀如顾贞立《减字木兰花赠女伴》《满江红赠程夫人》；青楼词人如杨晓英《感恩多寄友》、王玉英《调念奴娇赠李昭》等,都是写给友人的.就内容上说,闺秀间多通问闲情,青楼词家则多身世之感.

闺秀词人的酬唱对象还有与家中往来密切的女性,如闺塾师、比丘尼等.商景兰《青玉案即席赋赠友言别》就是写给著名的闺塾师黄媛介的,该阕《名媛诗纬》题作《青玉案即席赠黄皆令言别》；商景徽也有一阕《江城子怀黄皆令》.商景兰《诉衷情雪夜怀女僧谷虚》即赠比丘尼之作.这在青楼词人中尚不多见.

其三,表现相似而实质不同的传播观念.明代以前的闺阁女性,多不重视作品的传播,甚至有意遏制作品的传播势头.例如宋代,人们往往认为妇女舞文弄墨是不合适的,所以当时不少士大夫就对李清照冷眼相向③.一些能诗善文的女性作者的光环,往往被人为消灭.朱淑真逝世后,其父母就焚毁了她的文集.

到了明代,尽管极端保守者坚持认为“妇女只许粗识柴米鱼肉数百字,多识字无益而有损也”.[30](523)但社会对女性进行文学创作有了极大的宽容,女性文学作品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中晚明以降,女性文集时有刻印,《全明词》小传就提到190余位女词人共编有文集逾200部.也有一些女性文集编成之后,却秘不示人,如李眺的《鹃啼集》.这似乎是女性既希望作品传世,又担心带来负面影响,矛盾心态亦相当可怜.但总体上,明代女性词家对文集传播的态度是积极的.

她们的传播目的则有显著差异.明代女作家面对的不再是宋代那样众口铄金的责难,闺秀词人的作品传播能为家族带来象征资本.一些士人还为家中女性传播文集,著名的如吴江叶绍袁为午梦堂女性编纂文集.屠隆也纂集家中女性的诗文刊梓,并序云：“吐词疾捷,二弟犹让神奇；秀句联翩,一时称为灵媛.”[15](173)他颇以时人对其家女性“灵媛”的评价为荣.因此,女作家作品的刊集传播为其家族的文化资本累积作出了贡献,家中男性也乐见其成.

由于女性自我意识的强化,她们追求认同的心理也较宋代女性更为强烈,文学才能正是当时社会认可的个人价值之一.有闺秀还积极传播女性亲友的文集,如吴令仪“积习夙教,相夫课子,具有仪法,早卒.其姑方维仪搜其遗稿传世”.[28](10)吴令仪的遗稿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其文名能走出闺阁,都与方维仪的努力分不开.方氏为弟媳搜罗遗稿,正是女性自我意识崛起的表现.

而青楼场域的个体行动者即便略输文采,亦要让人知道其能通风雅.这是青楼女子进行资本积累的需要.毛奇龄就说晚明歌妓冯弦之词是“倩桐乡钟王子代作者.然又有《武陵春春晚》《虞美人赋得落红满地》二词,亦甚佳.想皆不出其手”.[31](567−,568)冯弦倩人代作的目的也不过就是为了赢得能词之名,为积累文化资本怎么写作.除请人代耕之外,能词的青楼女性就会编纂自己的词集,今所知的明代青楼女性词集大约在50部上下,例如陈圆圆的《舞余词》、马如玉的《鹤问词》、郑妥的《红豆词》等.

有的青楼词人词集获得刊刻机会,如杨宛《钟山献诗余》有两个刊本,其四卷本“为归茅止生时所刊行.前有茅序等刊成于天启丁卯,板心题‘玄穑居’,其款制精整异常,南陵徐氏积学斋藏之,余得检测读.又一则为正续集本,朱竹《静志居诗话》曾及之”.[32](299)有文集刊刻,一般说明其能通文学,而这正是文化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想来青楼女性若能积累这样的资本,是不会放弃的.而“工诗善词”的评价能为她们换回重要的象征资本,从而促进她在场域中的地位.

总之,由于场域的差异,不同场域行动者在作为传播者和接受者的角色时总是有不同的表现.本文只是借闺阁场域和青楼场域进行了一个粗略的分析,该问题还有进一步深化细化的广阔空间.

注释：

① 惯习(habitus)、资本(capita)是布尔迪厄理论的核心概念.惯习指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行为影响下,个体培养出来的与环境相适应的生存习惯、禀性系统、认知结构等的总结果.惯习一旦形成,就会凝定为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的符号化结构,如衣着打扮、饮食口味、居家行为等,从而成为不同社会等级在行动者身上的象征性的具体化.惯习会指挥个体和群体的行为方向,赋予各种社会行为以特定的意义.资本指行动者所拥有的,决定他们在场域中所处地位的生产要素、关系、能力等.布尔迪厄将资本分为四种：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象征资本,象征资本是对前三种资本的认证,是前三者所带来的信用与权威,类似于所谓的“威信”.

② 本节参考了洪雪英《青楼场域之分析》（《汉学论坛》2003年第3期）的相关论述.

③ 相关问题,可参[美]艾朗诺撰,郭勉愈译《才女的重担――李清照〈词论〉中的思想与早期对她的评论》(上、下),《长江学术》2009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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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胡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