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现象”的当代

点赞:32706 浏览:155165 近期更新时间:2023-12-30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路遥在我国新时期文坛上登台亮相并且产生深远的影响,的确是个奇特的现象,甚至有点“另类”.他既没有沿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的现实主义文学道路向前走,又没有向学习西方新方法、新技巧的道路上迈进.他是沿着俄罗斯19和我国“十七年文学”的传统现实主义道路,承接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独自前行.他的创作似乎很难划归到新时期文学的任何一个文学流派中去,他像唐吉诃德一样,高举着传统现实主义的大旗追求他那人道主义的梦想.耐人寻味的是,他以传统得近于陈旧的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朴实得近于“老套”的故事情节、通俗得近于“直白”的叙述语言,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尤其是青年人),形成一波又一波的热潮,以至于成为我国文坛上的一个文学现象.他既不完全符合布尔迪厄“输者为赢”的文学场原则,又和当时创作的主流相违背,而他却赢得了广大读者.这一现象本身就值得我们思考,尤其为我们反思我国当前的文学创作、文学研究和文学发展等方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

一、

路遥的成功,在于他对文学的宗教般虔诚,他是用生命书写美丽的华章;在于他对底层社会生活的深切关注,给他笔下的“小人物”以勇气和力量.他用真情感动着他笔下的人物,也感动着千千万万个普通读者.他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文学、交给了人民,他用生命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文学.

怎样对待文学,这是萦绕在我们每一位作家头脑中的一个首要问题,也是需要我们每位作家必须进行回答的一个严肃问题.路遥深受柳青、杜鹏程等老一辈作家和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他深知文学是我们人类的精神家园,是我们获取人生体验和道德提升的不尽源泉,是我们从烦恼无奈的现实人生中抽身而出到其中自由徜徉的诗意王国.为了文学,他抛妻别友、拒绝金钱的诱惑,独自一人走向荒原;为了文学,他翻阅了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参考消息》等资料;为了文学,他走遍了乡村城镇、工矿企业、学校机关、集贸市场,采访了上至省委书记,下至普通百姓等各种人物;为了文学,他深入到矿区,仅靠干粮和开水拼命地写作;等他用自己的行动和生命告诉我们:文学是一份神圣的事业,是需要用情感浇灌和培育的美丽花朵,是人类灵魂栖息的家园.

作家更应为建构美好人生而写作,为现实人生而写作,为“教育”人而写作,为提高人的道德境界和改善人们的生活而写作.正像别尔嘉耶夫所说的那样:“俄罗斯作家没有停留在文学领域,他们超越了文学界限,他们进行着革新生活的探索.他们怀疑艺术的正当性,怀疑艺术所特有的作品的正当性.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带有教育的性质,作家希望成为生活的导师,致力于生活的改善.”深受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路遥认为,文学从来就没有什么“纯”的文学,文学不是闲暇时的消遣和娱乐,不是无聊时的追求刺激和快感,而是为了建构美好的现实人生.他说:“归根结底,我们需要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而不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和一种过分的自我主义.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使自己生活得很好,也要想办法去帮助别人”.所以,路遥始终关注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百姓们的命运,展现他们在面对苦难,勇于同命运抗争的不屈斗志.“《人生》的出众和它巨大的感染力在于,他第一次在社会主义中国,提出了一个有才华、有抱负的青年如何竭尽全力向社会上层挣扎的问题.”《平凡的世界》尽管力图全方位地展示1975至1985年间中国西部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但在主题上,《平凡的世界》具有和《人生》相当一致的精神.”他笔下的人物从来都没有被困难所吓倒,没有被失败所打垮,而是朝着自己的目标和理想,永往直前.高加林在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下并没有退缩,孙氏兄弟更是在挫折中(甚至是在炼狱般的生活中)变得愈加成熟和坚强.就连看似软弱的巧珍在遭到高加林对她的背叛这一毁灭性的打击下,也以惊人的毅力勇敢地活了下来.他的作品总是给人勇气和力量,给人以思想的教育和心灵的震撼.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路遥一直认为文学应该有她的社会人生意义,应该从道德情感和行为方面积极地影响读者的人生哲学.

随着商品大潮对人类灵魂的吞噬,诗意的崇高已经没有了踪迹,文学创作有的只是方法和技巧的操练,有的只是梦中的呓语和躯体的喧嚣.文学如今成了一种游戏,成为各种新方法、新技巧的实验场,甚至成为某些人的个人宣泄与获取金钱和权力的工具.路遥对文学的虔诚和执著恰恰与他们形成鲜明的对照,他用自己的创作告诉那些认为凭着感觉就可以闭门造车写出好文章、凭借文学就可以升官发财的作家们什么是文学.在当今科技理性高度发达的时代,在价值信仰轰然倒塌的时代,我们需要诗意感性的呵护,更需要人性的回归.文学是我们人类最后一个精神家园,惟有她才能够拯救我们人类,让我们“诗意地栖居大地”.如果不端正对文学的态度,任意地践踏文学,人类将生活在精神的荒漠之中,无家可归.

二、

路遥始终认为,文学应该是人民的文学、大众的文学.他的创作一直具有强烈的“读者意识”,但他心目中的“读者”,不是少数的知识精英,而是普通的“大众”.他坚持使自己的写作“不面对文学界,不面对批评界,而直接面对读者.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他同情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凡的人们,密切关注他们的生存境况和内心感受,为那些艰辛生活着的广大“农村人”写作,为那些在人生坎坷路途中艰难挣扎的青年人写作,“城乡交叉地带”成为他的不二选择.路遥认为,“人类生活的大厦从本质上说,是由无数普通人的血汗乃至生命所建造的”.他把自己的笔触伸向社会的底层,展现了一个历史时代的苦难现实,诉说着生活在其中的百姓们不平凡的生命历程.无论是《人生》、《平凡的世界》还是其它别的作品,“城乡交叉地带”的社会底层生活成为其反映的共同内容.《人生》所反映的是广阔西部农村的一角――高家村的真实生活面貌,《平凡的世界》则是以全景的视角全方位地展示了1975至1985年间中国西部农村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透过这些社会生活画卷,我们看到无论是高加林生活的那个世界,还是孙家兄弟拼搏的那个社会,都是一个充满苦难的社会.深重的民族苦难和历史苦难最后凝结为实实在在的一日三餐,人们为生存而奔波,贫困成为压在人们心头的巨大阴影.他的作品是社会底层生活的一个缩影,透过作品,我们看到了社会底层生活的真实和苦难,以及由此孕育出的底层人民对生活的执著和对命运的抗争.

考察一下20世纪80年代我国文学,可以说什么样的题材和主题都表现过,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对的控诉和思考,到改革文学对改革开放的热情拥抱;从寻根文学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厌倦 和远离,到先锋文学对叙述话语的兴趣和迷恋;从“私人写作”的自言自语、自恋自爱,到躯体写作的表达和尖锐话语等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虽然也出现了大量描写最底层百姓无奈人生的新写实小说,并且曾经一度成为文学的主潮.但这些作品大多是用各种新的方法与技巧进行创作的,使得普通读者因看不懂而难以接受,远离了大众,从而导致这些作品对普通读者的影响极为有限.路遥认为,文学不仅要反映大众的生活,倾听他们的声音,而且要满足他们的审美需求.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文学反映生活、教育人民的目的.13亿中国人口中就有8、9亿农民,他们大都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如果失去了对他们的关注,文学何以叫“人民文学”、何以叫“大众文学”失去了他们的“大众文学”只能是“小众文学”、“小资文学”,甚至“私人文学”,离我们真正的大众却越来越远.路遥始终坚持文学的现实性和当代性相统一的创作原则,坚持文学怎么写作于现实人生,怎么写作于当代正在发展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他说:“作家的劳动不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而这一点恰恰被我们当前的作家所忽视.这倒令我们怀想起像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等农民作家,也更让我们怀念起像鲁迅、老舍、沈从文等关注人民、关心百姓命运的现代作家.在当前急功近利、人心浮躁的文学界,在当下物欲横流、唯利是图的社会里,路遥能够接着前辈们的道路径自走下去,独守那份寂寞与荒凉.这不能不让人对他的那份执著与坚韧、自信与勇气产生由衷的敬佩.


三、

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唐韧、邵燕君等在三个不同时期所做的三项读书调查,我们发现,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路遥的作品一直是最受广大读者欢迎的,在中国当代小说中,读者购写最多、借阅人次最多、对读者影响最大的是《平凡的世界》.读者喜爱这部作品的理由也基本一致:小说关注现实,感情真挚朴素,语言通俗易懂,有崇高的信念和理想,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深远的教育意义.对读者产生如此巨大影响以至于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路遥现象,却被我们研究文学史的理论家们所忽视,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些理论家的失职,更是我国文学的悲哀.如此重要的作家和文学现象都不能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我们的理论家们应怎样面对我们的文学史呢

在近几年出版的文学史论著中,洪子诚在他的专著中极为深刻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新中国文艺“规范”的确立和逐渐解体过程,但路遥的作品未列入其中.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年》设有“农民文化与乡土之恋”一章,论及“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张炜的《古船》、陈忠实的《白鹿原》和贾平凹的作品都位列其中,但未曾提及路遥.只有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和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提及到路遥,并专门论述了路遥及其作品《人生》.其他如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和金汉、冯云青、李新宇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对《平凡的世界》虽有所论及,但基本是内容介绍及其获“茅盾文学奖”的情况,而田中阳、赵树勤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和陈其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也都没有给路遥留下一席之地.另外,像洪子诚主编的《当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和王万、吴义勤、房福贤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50年》(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1年)等理论研究专著都只字未提路遥.就连一些论述“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研究专著,路遥也同样被“忽视”.崔志远的专著《现实主义的当代中国命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洋洋洒洒48万字,却吝啬得容不下“路遥”两个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部皇皇大作竟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他们之所以未提路遥,我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一)对单调、陈旧的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厌倦.我国的传统文学一直是以现实主义文学为主流,建国后,由于受政治的过度干预,现实主义文学曾经一统天下,甚至走向了“高、大、全”的畸形发展道路.在这种长久、单一的文学活动中,对之厌倦是情理之中的事.(二)文学观念的更新.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政治对文学的控制也开始有所松动,西方的一些新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手法随之涌入国门,为我国文学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作家们纷纷运用新的手法在文学园地里大显身手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理论家们也为他们呐喊助威,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被作家和理论家们所忽略是必然的结果.(三)可能跟理论家们对文学史的认识有关.他们往往采取抓大放小的方法进行研究和编写教材,从上世纪80年代到上世纪末这段时间里路遥显然不能划入文学的主流,甚至都不能归人到任何一个文学流派中去,这也许是路遥被遮蔽的原因之一.现实的语境造成我们的理论家对路遥的“集体”遗忘,但他们不应该忘记的是,作为一个整整影响了一代人(甚至两代人)的重要作家,不论其艺术成就的高下、创作手法的新旧,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学史价值,文学史不应该遗漏他们.不然的话,就会失去“史”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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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作为我国当代文坛上的一个文学现象,无论著者或编者出于什么样的原则和要求,都不应该、也不能“忽视”,尽管他有着这样那样的不足.正如李建军在《文学写作的诸问题――为纪念路遥逝世十周年而作》中所说:“从不足的方面看,他的写作,是道德叙事大于历史叙事的写作,是多于思想的写作,是宽容的同情多于无情的批判的写作,是有稳定的道德基础但缺乏成熟的信仰支撑的写作”等缺点.但作为文学史,尤其是作为用来教育知识精英和培养未来人才的大学文学史教材,就更不应该忽视这一重要的文学现象.学生喜欢的作家和作品在学习中得不到回应和解答,学生不喜欢的作家和作品可能位列其中并且论述详实;理论界所关注的作品并不被普通读者接受,普通读者所喜爱的作品并不被理论界看重,理论与实践的背离和矛盾在此暴露无遗.这也许是理论界历来的顽症,值得每位从事文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深思.路遥对文学的态度和认识,路遥作品所描写的生活和揭示的主题,直到今天仍然有深刻的意义(如关注底层人民、强调个人奋斗等),可以说是我们民族精神财富的一部分,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这种宝贵的精神财富不能用来教育国之栋梁的大学生,不能不说是个遗憾.这样的“忽视”和“遗忘”,可能让我们民族的精神财富在历史的天空中被悬置,从而造成文学与人民、理论与实践脱离的历史缺憾.

令人欣慰的是,新世纪初孟繁华首先提出了“无产阶级写作”、“底层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等概念,并强调了这一文学的重要性,以期引起创作界和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从而恢复文学为“人民立言”的优良传统,确立文学的人民立场.孟繁华在他的文章《中国的“文学第三世界”》中写到:“在中国,那些表达工人群体生活,农民生活以及其他底层生活的写作等,就是处在‘第三世界’的境遇中.这些文学不止是‘边缘化’,而是全部被淹没,文学的‘第三世界’彻底地沦陷了.”这个观点虽然有些片面,但不乏警世作用.张丽军、赵德利和曹斌等理论家也都纷纷撰文响应孟繁华的呼吁,吁请我们当前的作家关注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第三世界”的人民,关注处在文学边缘的“第三世界”的文学,关注反映“第三世界”人民的作家和作品.这为那些默默无闻地为反映底层百姓生活、为“人民”立言而创作的作家们带来一些信心和勇气,使他们不至于不愿或不屑从事这类题材的创作,也不至于如路遥那样孤独和荒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