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化2016年第5期

自从开了微博以后,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用手机抓拍各种猫咪生活照.仗着自己能晚睡晚起,拿出狗仔队的精神头,随时跟踪拍摄家中6位大仙吃饭睡觉打架无聊犯贱甚至如厕的细枝末节,传到微博上与猫友粉丝们调笑.

就这样,我把我家草根出身毫无姿色的豆豆面条芒果年糕们捧得小红小紫,粉丝中有好几位,火眼金睛到只要看见一只白猫的背影,就能准确判断“此乃加加而非年糕也”,令我非常感动.

非非是出镜最少的一个,因为这个小白眼狼一向鬼祟警觉,我刚一动心思,还没拿手机,它便脚底抹油,消失得比蟑螂还快.所以,当某天我抓拍了加加非非的合影之后,甚是得意.

突然间就想起这兄妹的苦难童年以及我的悲惨遭遇.当下,翻出6年前它们刚来我家时百病缠身、尤其是严重的皮肤病导致毛发完全脱落的丑照,拼了三组“before & after”发到微博上.不成想,短短的几个小时,转发和评论达到几百条,惊叹、感慨、赞美声此起彼伏,恍惚间我想起了若干年前宋春丽演的苦情电视剧《九香》,讲一个寡母如何在万般艰辛中拉扯大了5个孩子.

在此有必要做个简略的陈述.加加和非非是流浪母猫生在杂草丛里的小猫,来我家时不到一个月,一个4两一个6两,一眼看上去像两块垃圾箱里破烂肮脏的小抹布.猫眼睛有疾,耳朵里全是耳螨,肚子里有虫,最要命的是严重的皮肤病.医生叹气说：死猫当活猫医吧.我每个星期带它们看病,每天擦药打针,每夜上了闹钟起来三次滴眼药,无数次清洗粪便等我终于在胳膊后背以致脸上被染了十几个大疮之后崩溃了.某个下午,我跟猫爸说：我想好了,安乐吧!然而就在我们准备出门的时候,外面突然电闪雷鸣下起了倾盆大雨,倒霉孩子随着雷声开始异常欢快地跑动,并不时驻足向我们深情凝望.谋杀计划自然是搁置了,猫爸率先被它们无辜的小眼神打败.说：再留它们一个礼拜吧.一周之后,猫神奇地好转,并且开始长毛.

微博上的几百条赞扬,归起来就是一句话：爱能创造奇迹.这个我不否认.但是我自己回过头来反思,支撑我在一百多个日夜像伺候瘫痪病人一样照顾两个加起来一斤重的小野猫的,除了爱心,还有别的,那就是一种近乎病态的执着.

鉴于我苍白的理论知识,我无法条分缕析地陈述我究竟得了什么样的病,在我貌似高尚的举动后面,有怎样纠的心理.但可以肯定地说,那段时间,在我的家人和朋友甚至给猫看病的兽医和给我诊治皮肤病的医生眼里,我绝对处于非正常非理性状态,就连我自己,也常自问：我这么做值得吗?

我看到过一句话,据说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爱是一种病,我赶上了；你是我的药,我上瘾了.

我对加加和非非这小病猫的爱,无疑是一种病,这真是让我赶上了.我跟它们的病较劲,不如说我在跟自己较劲：我不信你们长不成个猫样,我不信我坚持不下去,我不信发达的医疗技术救不了你们等我还上瘾了,我享受自己为爱付出的苦楚,欣赏自己在焦虑中的坚

边缘化,是文学圈子最近十几年来常常谈论的一个话题,圈子外倒不常听说.这话给人的感觉,就像阿Q说他们家曾经也阔过一样,仿佛文学以前也中心过,只是现如今才沦落到边缘地带.说文学现如今处在社会的或文化的边缘地带,这是事实,也很正常.因为社会毕竟不能靠文学来维持,占有受众最广、影响面最大的文化产品,也不是文学.文学太受宠爱,往往是社会的病态.但由文学如今的边缘化,便推想文学以前也中心过,便有两说.一说是大人先生的话,革命领袖和文学理论家,以前确曾说过文学非常重要的话,重要到在革命战争年代,甚至可以成为一支“拿笔的部队”,在和平建设年代,仍不失为反修防修和从事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武器.总之都是有用之物.但有用之物,并不等于就处在中心位置,恰恰相反,正因其是有用之物,在用过之后,或不需要用它的时候,它呆的地方,就不可能是也绝对不是生活场所的中心.有过务农经验的人都知道,农人的劳动工具,总是摆在犄角旮旯里,工厂的机器,在车间厂房,大半是依墙而列,就是文人写字,从传统的笔墨纸砚到如今的电脑键盘,也是在书桌或写字台的边缘.如此等等,总之是工具性的东西,包括一切有用之物,在生活中的状态和位置,大抵都是如此.

为了说明文学的重要,人们常爱拿魏文帝曹丕的话说事：“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却不去细究,曹丕的所谓文章,在他所列的四科八体中,并非全是文学类的诗赋,还有应用类的奏议、书论、铭诔,而且这几类还摆在诗赋之前.那时节,文学类的文章与非文学类的文章,正在分家却尚未分断,故文章并非单指文学,也有非文学的应用文.在应用文中,如章表奏议都是关涉朝政的,议论的事,大多与天下国家有关,说它们可以经国,自是名符其实,文学类的诗骚歌赋,不过是稍带着沾了文章这两个字的光罢了.今天的好事者常爱在文章后面特别标明文学,似乎并不全是曹皇帝的原意.到了唐宋时期倡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或文以贯道之说,晚清用小说作群治、新民的工具,乃至当代要文艺宣传政策,配合中心工作,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就说得更加露骨.可见,文学无论是被人视作大业盛事,还是舟车利器,都逃脱不了工具性的命运.

还可以就此打一个比方,在很长一段时间,文学是为政治怎么写作的,或者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争论不休的一个说法,“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既然如此,总不能说被文学怎么写作的政治,是靠边站着的,在两厢垂手而立,而为政治怎么写作的文学,却占据中心,南面而坐.也不能说,拿文学去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人,自己闪到一边儿凉快去,却让失去操控或无人操纵的文学,自己在舞台正中黑汗水流地挥舞大棒吧.这原本都是一些常情常理,只不过被我们的自我感觉和自我意识遮蔽了,寻常日子没去想它,或懒得去想,随声附和地跟着众人说去就是.

这就要说到另一说了.如果说前一说是源自大人先生,是因为听了文学重要的话,因为文学曾经派过大用场,也因为自己在某些时候,确曾受到过重用,所以便觉得自己的位置很中心.那么,这一说,就是源于某些特殊时期的自我感觉和自我意识.这个所谓特殊时期,就是离我们最近的上个世纪80年代.在我的记忆中,那时节,人们确实视作家为天之骄子,视文学为时代的宠儿.历史上似乎没有哪一个时代的文学,像这期间这样成了全民的宝贝.但宝贝归宝贝,毕竟还没有站到历史舞台的中心.历史舞台的中心依旧是政治经济,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就像现在的独生子女一样,说他们是天上的太阳,地上的皇帝,只是个比喻,真正让家长早出晚归,整日价扛着走的,围着转的,似乎还是肩上的担子,手头的工作.而且那时节的文学,远比今天的文学累.那是因为,与人的视听有关的新闻不开放,与人的行为有关的法制不健全,人碰上看不惯、听不顺的事,或被他人的行为侵犯了的事,无开放的新闻可以自由言说,无健全的法制可以支持申诉,自然就找上了还可以言、可以诉、可以怨、可以怒的文学,文学也便一子兼祧,管了三家的事,承接了三家的香火.其受人看重,自是不言而喻.但像这种吃三家饭的光景总不能长久,一旦言路开放,法制健全,各家理各家的事,文学归了正嗣,也就没它什么事儿了.文学之所以在后来会失去轰动效应,固然与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的冲击有关,但却不能说与这种一子兼祧状态的改变全无关系.这时候的文学实际上已经在退向边缘,只不过其余信尚存,余温尚在,人们不以为意罢了.

上个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兴起,砸了大锅,自立炉灶,文学这时候虽然仍由政府管饭,但已感觉没有从前吃得稳当.加上人们在虚幻的政治中,迷醉太久,按计划生活,已成习惯,陡地一下子被抛向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求生尚且不及,哪有闲情逸致去鼓捣文学.等到逐渐适应了市场时代的生活,又觉得既管吃喝穿用,又能发家致富的金钱,毕竟比无用之用的文学来得实在,所以也无心与文学重叙旧情,再接前缘.这时候的文学,才实实在在地感到自己已被冰冷的金钱所抛弃,真的被汹涌而来的经济大潮,冲到了世界的边缘.正所谓虎落平川,龙困沙滩,已经边缘化了的文学,这时候,却再次遭遇了蓬勃兴起的大众文化的冲击,为洪涛涌起的新的视听文化所挤对.黑格尔曾说,视觉和听觉是两个主要的艺术感觉器官,只有它们才能感受到艺术的美.其他的器官如嗅觉、味觉和触觉,“只涉及单纯的物质和它的可直接用感官接触的性质”.换一句话说,就是嗅觉、味觉和触觉只有官能的快感,没有艺术的美感.而今,在新的视听文化的冲击面前,一切都颠倒了个过儿,他老人家的话已经不管用了.在市场上奔突,在职场上打拼困乏了的人民,只愿张开漠然而视的眼睛,木然而听的耳朵,享受视觉的盛宴,听觉的狂欢,而不愿劳心费力,从中去寻找马克思也说过的“形式美”和“音乐感”,更遑论一卷在手,澄心净虑,在文字的迷宫里去驰骋感觉和想像.文学的被大众文化所挤对,日益加深了它的边缘化处境和命运.凡此种种,这一切,都被人们归为市场经济所引起的负面效应,或消极后果,但在我看来,或许恰恰相反,正是市场经济的兴起,让人们明白了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个事实便是,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从来便是如此.如果要寻找理论的证明,则我们所熟知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常识,就是一证.恩格斯将哲学、宗教等称为“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学者们认为也应该包括文学在内.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描述,也就是远离中心的另一种说法.可见,边缘化终究是文学的宿命

尽管如此,文学仍是人的心灵之物.古人论诗,曰：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既然文学源于人心,可见,文学的中心,不在身外,而在心内.向外求文学中心,不啻缘木求鱼,对内问文心有无,方知自性即诗.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寻找中国的故事,是闻一多的诗歌《发现》：“我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总问不出消息；我哭着叫你/呕出一颗心来,──在我心里!”今人寻找文学的位置,追问其中心或边缘所在,果也会如此.既然如此,弄文学的人,只管守护好自己的内心,经营好自己的内心就是,又何必要计较边缘化与否,无端地生些莫名的烦恼,更不必争一个中心的位置,没来由地自神其教.中心了、有大用未必就好,边缘了、无所用,未必不好.古人对有用无用,中心边缘,倒是比我们想得开些.庄子用散木作比,说它不长在山里,却生在偏僻的社祭之地,大约也算是边缘化的了,又说它是不材之木,无所可用,但它却因此而免了斧斤之灾,长得无比高大、长寿不夭,是为大用.文学的无用之用,大约也是如此.倘若像了庄子所说的楂、梨、橘、柚等果木,长在众人纷其采摘的山里,“实熟则剥”,“大枝折,小枝泄”.大约也会“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除了庄子的无用之用说,还有两个人的话,也与文学的边缘化有关.一个是钱钟书,说的是学问之事.他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另一个是陶渊明,说的是隐逸之事.即人们所熟知的那首《饮酒》诗：“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虽然二人的说法不同,但以心灵为中心,却是一致的.今天弄文学的人,自然多数是生活在车马喧嚣的人境,不必也不可能都去荒江野老屋中商量培养,但保有这一片素心,自远于喧嚣浮躁的人境,却至关重要.某日,与一个弄文学的门下弟子说边缘化问题,我仿惠能,赠他一偈,现抄录如此,以上论.偈曰：宇宙本无沿,文学岂有边,本来在中心,何事说边缘.

责任编辑 吴大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