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民族性建构之反思

摘 要 ：中国新文学是在民族性和现代性的张力中发展的.新文学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交融中,建构文学的民族性.其理想的状态不是简单地确认和复归传统,亦非模仿和移植外国文学,而是在多种文化因素相互作用下重构.它要以多种文化为参照系,穿越中西文化的壁垒,在人类性的高度上重新理解民族文化传统,在文学创作和研究中对其进行取舍,以具有民族独特性的文学来表达具有世界共通性的文化精髓,达到民族性的借重和人类性的超越.新时期文学对此进行了自觉的实践,其成就和不足都对当下中国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 键 词 ：新时期文学；文学民族性；民族文化传统；文学民族性重建

中图分类号：1209.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1)05-0094-08

收稿日期：20ll-03-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0&ZD10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1BZW007)

作者简介：叶淑嫒,女,甘肃西和人,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甘肃联合大学讲师；程金城,男,甘肃泾川人,兰州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世纪中国文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和衍变,始终贯穿着如何对待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态度和方向选择的问题.五四新文学主要以西方文学作为蓝本和新文学建设的艺术资源,对中国文学传统采取批判和扬弃的态度.然而,这种态度并不彻底,文化的中国化、民族化的诉求时时影响着新文学的面貌.其发展历史上,不时有民族化文学潮流的出现.在理论建设上,心态更加急切,发生过多次关于文学的“民族性”的论争.而且历次论争中,“民族性”、“民族化”、“民族形式”、“民族风格”、“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甚至“大众化”、“通俗化”等概念常常混在一起来讨论和使用,各种理论家打着“民族性”的旗帜,对如何建设文学的民族性发表不同的观点,有时甚至出现完全对立的观点.这些都表明,文学的民族性建构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也是新文学发展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

新文学的民族性建构也是20世纪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面对“世界性话语与现代焦虑”而产生的最重要的问题.20世纪中国文学镜像中折射出的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流和碰撞,反省和更新的历程,就是中国新文学发展衍变的历程.在这样的历程中,中国文学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资源之间,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其步履难免踉跄.其姿态难免偏激,其间极端开放的“全盘西化”和狭隘的“民族主义”都表达了一种深深的焦虑和诉求,那就是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中如何建构新文学.

由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嬗变,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文学的民族性建构也呈现出不同的要求和面貌.学界对于新时期之前文学的民族性建构的相关论述比较扎实丰富,而对新时期文学民族性建构的言说则较为浮泛.所以,本文主要从对新时期文学的分析出发,以全球化为背景,引人近年来人类学对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探讨,以及人类学对文化传统认同和重建的理论,结合新时期文学的创作实践,探讨新时期文学的民族性建构与传统重建的命题,并指出新时期文学在民族性建构上的策略、创作成就与缺失.

一、新时期文学民族性建构的回顾与思考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应该说,新文学的民族性建构的主流是以解决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一系列政治和现实问题为目的.它既给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现实基础,与中国传统文学形成了相互排斥又无法割裂的复杂关系；同时又由于时代的选择与文学变革诸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与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想长期裹缠拉扯.从文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对政治功能的过分强调在一定意义上导致了新文学在策略和方向上对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进行选择和交流的偏颇,也直接影响了新文学的民族性建构的实践.

新时期以来,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学在自觉的反省和更新中,以创造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的新文学作为发展的更高要求和应对全球化的策略,倍加努力地进行了艺术革新.这种革新和创造有一个探索和发展的过程.

从创作心态来看,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对世界性的追求超越了民族性的建构.新时期伊始的朦胧诗、王蒙等人的小说,都积极借鉴外国的创作方法和技巧,至1980年代中期的先锋文学则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全面学习发挥到了极致.这种向世界文学的模仿性学习,并未超越西方现代文学,更因为本土化、民族化审美精神缺失而难以得到广泛的认同.当然,它从一个层面上显示了全球化导引下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稍前于先锋文学兴起的寻根文学虽然向内挖掘本土文化的积淀,在精神气质上带着自己民族的韵味,但它的主题和目标还是“走向世界”.不过,从文学的民族性建构来看,尽管寻根文学在“走向世界”的向往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追寻并没有在“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发掘和想象性重构方面取得了什么了不得的进展”.但它将传统文化的转换为审美空间的开拓,寻回了新文学中被历史边缘化了的中国美学传统.这在另一层面上,表现了全球化激发的强有力的本土冲动,中国文学在全球化进程中更加注重保持自身独特性和差异性的立场.因此,对其意义不能低估.因为,它在世界性的眼光中,建构文学的民族性,这种开放的姿态值得肯定.

19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更深地卷入全球化,中国与西方接近和重合的方面越来越多,同时对民族特色的强调也日益高涨.在文学方面,中国文学如何进行民族性建构怎样建设中国本土化的文艺理论怎样实现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现代转型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怎样定位这些问题成为被持续关注的学术热点.季羡林、张少康、张法、曹顺庆、张颐武、王一川等学者都对此做出了自己的探讨和阐释.总体上表达了一种对中国现代文论完全西化的“失语症”的深深的忧虑,和“去西方化与寻找中国性”的努力.当然,“去西方化”的理论建设也受到了质疑.质疑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现代性”与“西方文论话语”的贬斥所带有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色彩的质疑；二是不满于文论的中国性建设仅仅停留在抽象思辨,实际上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实践却难以进行卓有成效的言说这样的事实.其实,问题真正的实质是文学研究中理论建构与作品解读的脱节,使得对这些问题的争论往往有隔靴搔痒之嫌.真正阅读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作品,就会发现在其多元化的文学格局中,有一元就是回归传统,在重新体认传统中进行民族性的建构.

新世纪以来,理论界对文学的“中国性”、“本土性”等话语的倡导亦不绝如缕.但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文学理论家和作家都开始以人类学的视角进行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世界不同文化的交流和对话成为文学研究的主导话语之一.文学创作中,特别是小说创作中则出现了一批具有中国本土的、中国多民族的形状、气质和格调的作品.更为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优秀作品在书写中国的同 时,超越中国,转化和融合人类优秀文化,表现出在人类性的视野中审视中国的气度.

新时期文学对外国文化的借鉴和吸收,特别是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借鉴所引起的艺术变革,在以西方文艺理论资源作为主导话语的新时期文学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研究.而对新时期文学怎样继承和更新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精神的研究明显比较薄弱.本来这是中国文学在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张力中发展嬗变的另一维度.将新时期文学置入百多年来的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河流中来看,新时期文学相对于之前的中国新文学,它在创造适合本民族文化心理的审美精神和审美形式方面更为自觉,它往往从文学自身的变革要求出发,对中国传统艺术进行现代性的改造和重建,它疏离此前文学社会功能的民族性建构,而着眼于文学审美属性的民族性建构.新时期文学中,许多优秀作品表现出对中国传统艺术的依归,涉及文学精神、文学体裁、文学语言、美学风格等文学审美属性方面.

新时期文学对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依归并不是简单的复归,而是一种重建和创造.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在全球化语境中,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必然是一个在种种历史的、现实的,直接的、间接的,外在的、内在的合力的作用下的创造过程.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新时期文学怎样延续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精神,怎样在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张力中对中国文学传统进行更新与创造产生了哪些艺术变革有哪些具体的表现赋予了新时期文学哪些特质这些问题必须结合具体的文学创作现象和具体作品的分析,来进行梳理和审思.其研究的前提应该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中国新文学的民族性建构,一方面应该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精神,另一方面要与外来文化相碰撞、相交融,其理想的状态是既不简单地确认和复归传统,也不单纯地“移植”某种外来文学,而是在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下重构.在这一研究中,首先需要厘清的是文学的民族性建构中对待文化传统的方法和态度.

二、民族性建构与传统重构

在怎样建构文学的民族性时,我们经常说要继承和发扬传统艺术的营养.那么,传统是否就等同于民族性怎样看待文学所面对的传统这些问题纠结在一起,形成了文学传统认同的复杂状况.

许多人认为传统就是民族性,认为只有立足于传统,才能确保民族性.这样的看法的隐含意义是文学的民族性建构必然要依赖于对文学传统的认同和彰显.不过,建构民族性与怎样认同传统远比这个看法复杂得多,因为传统自身是复杂的.一方面,传统是经过历史的筛选和文化变迁的过滤,其价值得到人们的确认和认可,并作用于人们的观念,指导人们行为的文化模式.这意味着传统具有超越时空的共同性和稳定性.但另一方面,传统又有建构性和变动性.霍布斯鲍姆在《传统的发明》中指出.“当社会的迅速转型削弱甚至摧毁了那些与旧传统相适宜的社会模式,并产生了旧传统已不再能适应的新社会模式时；当这些旧传统和它们的机构载体与传播者不再具有充分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或是已被消除时；总之,当需求方或供应方发生了相当大的迅速变化时”,那延续了很长时间的旧传统可能就走出了人们的生活.人们“为了相当新近的目的而使用旧材料来建构一种新形式的被发明的传统”,在任何社会都有大量的积累.所以,传统不是流传下来的不变的陈迹,而是当代人活生生的创造.当代人的许多节庆仪式具有“被发明的传统”的意义.当然,“发明传统”并非是随意的,它要与当时当地的社会文化基点相关联.传统所具有的稳定性和建构性及其相互作用,和民族性认同及其建构有紧密联系.

在民族认同这个问题上,有两类观点：一类是以赫尔德等人为代表的“原初派”的文化民族主义；另一类是以安德森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派”的民族国家创生主义.

赫尔德从挖掘民族认同的起源入手,认为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历史和地理层面的独特性,并且依赖于民族的独特语言而存在与发展,这种民族文化的内核是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植根于民族全体对于自身语言、象征和风俗的集体认同.在赫尔德之前,维柯也论证过民族性,他认为：“一个‘民族’从字源学来看,就是用一种‘出生’或‘出世’,因此,就是具有一种共同起源,或说的粗疏一点,具有一种共同语言和其他制度的同种或有血缘关系的一族人.(这并不涉及近代的民族国家、不专指各种政治制度)”维柯的意思是一个民族的起源决定了其精神形态或者说文化特性.总之,原初派的观点中,民族性与一个民族历史内部发育形成的文化精神紧密结合在一起,一个民族的民族性表现为这个民族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性且相对稳定的文化特性.“民族是有根的.”“每种文化都会拥有它自己的重心.你想理解某一文化类型的人民,你就得找出它的文化重心.”这种文化重心或者文化特性深刻地影响着这个民族的一切.文化民族主义在不同民族中,体现为各民族人民的独特性格,在不同民族的文学艺术中,体现为各个民族文学艺术的独特精神和风格.所以民族性的认同与一个民族内部的文化传统的认同应该是合而为一的.文化民族主义体现的民族性认同具有超越历史和地域的特征.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流亡美国时所说“凡我所在,即为德国”即为一例,它所体现的民族性认同正是对德国文化精神的认同.霍布斯鲍姆称这种“超地域的普遍认同,人类超越自己的世居地而形成一种普遍认同感”为“民族主义原型”的一种.这种“民族原型”并不等同于近代的民族主义.“因为这些普遍认同并没有或还没有和以特定领土为单位的政治组织建立必然联系,而这种关系却正是了解近代‘民族’的最重要的关键所在.”也因为此,赫尔德虽不是民族主义的创始人,但他的很多观点却已经被确凿无疑地纳入民族主义之中.

“现代派”对民族认同的观点与“原初派”的观点相对立.安德森对民族做了一个界定：“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想象的共同体’这个名称指涉的不是什么‘虚检测意识’的产物,而是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事实’.等”它源于人类意识在步入现代性(modernity)过程当中的一次深刻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世界性宗教共同体、王朝以及神谕式的时间观念的没落,资本主义、印刷科技的兴起,以及人类语言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民族主义其实是殖义的产物,“民族主义以一种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类似的‘不平均与合并的发展’(uneven andbined develepmennt)方式,从美洲到欧洲再到亚非,一波接着一波先后涌现,它们既属同一场历史巨浪,又相互激荡,各擅胜场”.但民族主义并非起源于对殖义的反抗,恰恰相反,民族主义滋生于当地殖民政府对殖民地的想象的行政规划以及 文化教育.所以,民族主义是一种现代运动,是为了实现新的社会规划而诞生的意识形态的建构.安德森的观点意味着民族性并非产生于一个民族的内部.从这个立场出发,在如何看待传统这一问题上,他认为“民族”的想象能在人们心中召唤出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这种被召唤出来的历史宿命感被人们确认为传统.所以,传统正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被现代性呼唤出来的东西.没有现代性,也就没有传统.

安德森是在对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等在近现代历史上完全沦为殖民地的国家进行具体研究后得出的观点,其理论的适用性和有效性是有限的.史密斯指出,民族国家是一种“国家建构”(nation-building),但在讨论民族国家建构时,还应当考虑到民族国家作为一个现代认同方式对传统认同的借用.“只要进入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一种‘被发明的传统’,这种‘被发明的传统’其实是对过去历史的‘重新建构’.种族的过去当然会限制‘发明’的想象空间.虽然我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解读’过去,但‘过去’毕竟曾经存在,它具有明确的历史事件的线索、独特的英雄人物和特定的背景谱系.我们绝不能任意取用另外一个共同体的过去以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对中国来说,葛兆光认为：“在文化意义上说,中国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文化共同体’,它作为‘中国’这个‘国家’的基础,尤其在汉族中国的中心区域,是相对清晰和稳定的,经过‘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文明推进之后的中国,具有文化上的认同,也具有相对清晰的同一性,过分强调‘解构中国(这个民族国家)’是不合理的,历史上的文明推进和政治管理,使得这一以汉族为中心的文明空间和观念世界,经由常识化、制度化和风俗化,逐渐从中心到边缘,从城市到乡村,从上层到下层扩展,至少在宋代起,已经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实际的,而不是‘想象的’,所谓‘想象的共同体’这种新理论的有效性,似乎在这里至少要打折扣.”费孝通曾提出从“自在”到“自觉”的中华民族认识论,强调“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这里所说的“自觉的民族实体”,指中国近代以来,仁人志士为救国救亡或思想启蒙,在书写和传播中国的国家形象中,聚焦和凝聚的近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识与想象.“自在的民族实体”,正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的积淀,也就是赫尔德所说的中国的“文化重心”.作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原型”,它“以近代国家或近代诉求为名,来动员既存的象征符号和情感”,使近代以来中国自觉的民族主义进程更为顺利,而且成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的基石.当下中国的民族性建构,一方面要与我们历史上形成的、稳定的、具有普遍认可价值的文化传统紧密相连.“传统因此几近于民族性的标志性存在,因为民族性作为民族自我认同的主要言说方式,正是传统给予了言说的力量和历史的内容.”文学的民族性建构就要着眼于对中国古典艺术精神这个大传统的继承.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传统的建构,因此还要整合五四新文学传统；更重要是在今天以世界性的眼光看待久远的传统,看待民族文化传统,在传统文化精神的承续中更新、创造和丰富民族文化,以保持民族文化的活力.这里面牵涉到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全球化对本土传统在当代存在形态的影响.在全球化的今天,要返回并发掘未受任何外来文化影响的原汁原味的本土文化传统是根本不可能的,进行“文化孤立主义”的民族性建构也是行不通的,一定要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文学传统与文学的现代性之间是相互冲突碰撞又相互补充协商的关系.所以,新时期文学的民族性建构应该是一种重建和创造,包含着解构和重构的二重性.它对传统的继承必然是一种重建,也必然是语境化的,是对话性质的.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建构文学的民族性,就要以世界为视野,以对话为姿态,以穿越为意识,以多种文化为参照系,在心理上通过一段时间的反复参照和积淀,穿越中西文化的壁垒,在人类性的高度上反思民族文化传统的特点,在文学创作和研究中对其进行选择、取舍和改造,以具有民族独特性的艺术精神来表达人类性意义的精髓,达到文学民族性的借重和人类性的超越.

三、新时期文学民族性

建构的自觉和实践

新时期文学在民族性与现代性既竞争又合作的张力中进行了民族性建构和对中国文学传统的重构,这种努力和尝试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其间成就和缺失都值得重新评价和反思.

(一)成就

面对全球化背景下西方现代性的强势影响,部分中国作家既能够对中国文化文学艺术精神这个大传统进行认同,在创作中浸入丰厚的中国文化,创作出中国特色的文学,又能够在现代文明的观照中,进行传统文化的世界性转换,立足于民族性的同时,追求人类性的超越.新时期文学具有了这种重构传统的自觉,出现了一批既有民族特色又有“世界性质素”的作品.从重要作家的创作来看,汪曾祺、阿城、韩少功、莫言、张炜、贾平凹、阿来、王安忆、铁凝等人在文学创作中都具有民族性和人类性的双重自觉.从主要的文学潮流和流派来看,寻根文学、新写实小说、乡土小说中也都有此类佳作呈现.一些优秀作品有浓厚的中国文学艺术气质,它既以本土化的独特的面貌加入世界文学行列,同时具有穿越文化壁垒的超越性、人类性的“世界性质素”.

这里所说的中国文学的世界性质素是在陈思和的“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的概念基础上提出的.“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是指“在20世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一种新的理论视野.它认为：既然中国文学的发展已经纳入了世界格局,那么它与世界的关系就不可能完全是被动接受,它已经成为世界体系中的一个单元,在其自身的运动中形成某些特有的审美意识,不管其与外来文化是否存在着直接的影响关系,都是以上独特的面貌加入世界文化的行列,并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内容.在这种研究视野里,中国文学与其他国家的文学在对等的地位上共同建构‘世界’文学的复杂模式”.本文之所以没有用“世界性因素”这个概念而用“世界性质素”的概念,是因为“因素”同时包含了影响――接受二元模式的影响研究视角.“世界性质素”这个概念则主要强调全球化文化语境中中国文学不管与外来文化的影响是否直接,它既以自身独特的特质要素加入世界文学行列,同时具有穿越文化壁垒的超越性、人类性的性质.

以汪曾祺为代表的散文化小说经常表现的是传统文艺中的情韵和意境,在美学风格上具有“温柔敦厚”、“乐而不淫”的中和之美.其对文学传统的继承主要以《世说新语》等志人小说和书画艺术为资源,是传统士大夫气质、修养、境界在当今的自我确认.汪曾祺在“”后的出现连续了现代文学中由废名、沈从文等人形成的写意小说之抒情传统,也接通了新时期文学与中国文学“诗缘情”的传统. 尽管,汪曾祺的创作在1980年代前期,当时全球化的文化多元化和本土化还没有1990年代之后影响巨大；汪曾祺在创作意识上也还没有意识到这种中国的抒情小说所具有的诗意生活之美恰恰弥补了现代性之科学万能、技术至上对人类生存感性之美的剥夺.但是,他却影响了当代一批作家和小说潮流.阿城、何立伟、贾平凹、铁凝、鲁敏等人的一些小说中都有这种文化情致和艺术表现.而且,这些作家将中国诗性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进行观照,进一步深入地思考了这个问题.对汪曾祺当时的创作评价还未意识到其反思现代性的一面.今天,有学者将这种中国式的抒情小说归到“新古典主义文学”旗下,并指出：“新古典主义文学深沉的人文性乃在于,它与20世纪初盛行一时的未来主义大异其趣,是对唯技术主义和科学万能论的反思,从而形成了一种审美的现代性或自反的现代性,其目的则如诗人荷尔德林所说,使人‘诗意地安居于这块大地上.’”

回归日常生活的小说写作在新时期文学中蔚为大观.对世俗日常生活的书写,从中国小说传统来看,仍然以宋代以来的世俗文学传统为认同.从文学精神来看,它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常常难以描述或界说,但如同在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表现出来的注重人情、乡情,牵扯于家庭生活、婚丧嫁娶等日常一样,以传统文化为底蕴的生活美学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传统文化中这种既质朴又浑厚的生活美的追求在中国是普遍的、基本的,也是现实的,传统或儒家生活美学一端系在世俗生活的层面,即饮食男女、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这些现实生活的具体内容上,另一端也系在超越层面上,也追求某种美和价值.”应该说,1990年代以池莉为代表的世俗化日常生活书写对传统的继承是对前者,即具体生活内容层面的认同,它所写的生活是中国人的、中国式的俗世生活；而在价值取向上则以全球化语境中的现代生存和当代生活价值为旨归.这种“生活取向”应和了当代世界范围内以“生活”来对抗或解构以“理性”、“主体”、“理想”等作为价值判断的思想主流.它是两种生活美学,即中国文化传统中生活美学和当代世界资本主义整体语境中,当代中国迅速发育的、基于市场和消费的生活美学之间的对话与交融,这二者在本土与现代的张力之间通向“生活”这个共同文化.对生活美学的肯定,在另一些文学作品中也表现出超越性的倾向.这些作品在写世俗生活的同时,也注重在超越层面上追求某种美和价值.比如王安忆的小说,着力于世俗人生的日常生活书写,但她以现代意识和人文关怀,在日常生活中到了人类生命本体意义上所具有的孤独感和漂泊感.当王安忆以宽容和悲悯的眼光看待凡俗人生时,就超越了日常生活而有了思考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当代小说中,这种回归日常生活的写作,在题材上不仅仅描写当下的生活之流i许多历史小说的笔触也深入生活的潜流,在民间的事理风情中,民族历史的河流缓缓地淌过城乡大地小人物的生活,比如铁凝的《笨花》.

新时期乡土小说形态多样,成就卓著.它对传统的继承和重构难以用几句话描述清楚.但有一点,它将现代意识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对中国传统文艺资源,特别是民间文艺进行了最为集中的继承和化用.以莫言为例,莫言早期的作品艺术技巧和方法上更多地学习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但小说内在精神上一直坚守中国民间文化价值的立场,民间原始生命力的浑然冲动与混成的自然生命形态凝聚成中华民族喷薄的热力.“红高粱家族”中,“‘红高粱’精神是一种广阔而沉潜的民族精神”.这与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乡土文学有明显的区别：“五四”乡土文学往往用西化的小说模式描写中国乡土生活气息,而且主要在于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莫言的“红高梁家族”、《丰乳肥臀》等则将西方文学技巧与中国民间狂欢文化以及生存意志力的张扬结合在一起,着力点在借鉴民间精神中能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振兴所吸收的因子上.近年来,莫言向中国文学传统“撤退”的意识更加自觉.《檀香刑》中,“民间渊源首次被有意识地作为对近二三十年中国小说创作中从西方话语的大格局寻求超越和突破的手段加以运用；民间戏曲、说唱,既被移植到小说的语言风格中,也构成和参与了小说人物的精神世界.等”《檀香刑》在语言和文本结构上模拟民间猫腔剧的文化形态,并在中国式的戏剧性、传奇性的情节中进行不无偏颇又典型化了的民间立场的历史叙述.民间立场最容易以道德进行价值判断.《檀香刑》并非取自道德,更没有进行政治批判,而是“写文化”,在地方性知识的书写中中华传统文化残酷的一面,在批判这种文化的凶残与的同时,叹息中国民间生命意志的淳朴、坚韧和蒙昧.这样的写作无疑也具有现代性视角、人类性质素.所以,莫言“撤退”不是纯粹的复归.近年来,莫言的《生死疲劳》和《蛙》在形式上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在内容上对人类“生死之厄”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负面性的思考更加沉重.莫言之外,从整体来看新时期乡土小说,其在作家的个人风格和小说艺术之炉火纯青方面取得的成就最大.优秀的乡土小说经常将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置于现代性的视野中进行审视,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秦腔》等.

当代小说中还有一股不容忽视的美学思潮,即神秘主义,它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非常广泛.神秘主义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特征.东方人的“天人感应”、重直觉、顿悟,想象力丰富以及命运轮回观念等思维方式常常带有神秘色彩.神秘色彩是东方的,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色.可以说,神秘主义也参与了当代中国文学民族性的建构.不过,神秘主义在不周作家的作品中表现并不相同,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哪一个方面发生联系需要仔细辨析.以韩少功为例,韩少功对传统的认同是中国的巫楚文化,他和李杭育都推崇的是屈原开创的文学传统.如前所述,对传统的继承必然也是在与全球化以及现代性的碰撞和交流中重构的.韩少功早期作品中的神秘主义在对中国巫楚文化的依归中可以看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和启蒙主义的立场,如《爸爸爸》《女女女》.《马桥词典》之后的作品则有中国古如何写记小说的遗风和地方志书写的人类学诗学性质,如《山南水北》.当代作家的神秘主义还有另一层意义,就是如同米兰昆德拉所说,发现这种或那种人类的可能性,描绘出为现代人提供和保护精神的多种可能性空间.如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鄂温克族人原始文化性质的神秘主义,是人类作为大自然的一种物类,与万物相通的感性生存之自然本真状态,是对现代性“祛魅”的反思.神秘主义本身也有表达人类经验的普遍性意义.当代文学中的神秘主义二重性本身就体现在,它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也处于20世纪现代文化思潮中人类普遍产生的非理性意识之中,它是从古到今人类对世界的神秘性、人生的神秘性孜孜以求的情感体验的艺术表现.

(二)缺失

新时期文学有了在世界性语境中进行民族性建 构的自觉,并努力进行有效的实践.但这并不意味着新时期文学整体上已经实现了民族性和世界性的二重建构,其中的缺失和差距更值得思考.

以寻根文学为例,寻根文学所抒发的思古之幽情,是深感文学缺失了民族文化传统的“无根”之焦虑,而发掘中国美学传统,在理论上表达了将新文学与民族文化结合起来的愿望.不过,在创作实绩上,呈现出这样一种面貌：他们“向往在传统中发掘具有民族意味的思维方式、哲学底蕴、精神品格,开掘民族文化的现代资源,他们甚至以批判的姿态审视了当时被视为现代思想、新文学源头的‘五四’新文化,把‘五四’看成是传统文化断裂、全盘西化的起点,持一种与五四先驱不同的肯定的态度回望传统.等但处于80年代中期的他们,并不可能在反思现代性的维度上来理解‘现代观念’,也没有清晰地意识到20世纪的西方现代性所面I临的深刻危机,更难于从学理的角度去反思这种危机正是启蒙现代性负面价值的充分展开,等也无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真正探索出中西对话中的民族――国家主体形象,真正实现传统的现代意蕴转换”.寻根文学站在西方启蒙现代性的价值起点和问题框架中去寻找中国传统文化,其思维并未走出西方现代性的内在逻辑,所以重建传统的愿望在以韩少功为代表的“寻根文学”中又落入了批判传统的圈套,落入了五四文学的国民性批判话语之中.而以张承志、乌热尔图、李杭育、阿城等人为代表的另一支“寻根文学”,在返回传统中寻找“种族之根”和“道德之气”,然而亦不能对传统与现代的实际关系和理论认知作出清晰的思索,不能对西方文化、现代文明的价值作出明确的回答.

寻根文学重建传统的尴尬表明：其一,如果文学在试图确认文化传统以捍卫文明的独特性与多样性的同时,又难以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走出西方现代性认知思维的窠臼而离弃文化传统,必然会造成民族性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冲突.文化立场的偏执必然会影响文学作品的穿透力,也影响其文化价值.其二,如果文学不能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意义上的反思和转换,不能在现代性以及反思现代性的立场上重新认识和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根本价值和真正需要改进的问题,就不具备建构文学的民族性和文化传统重建的综合能力.诗人杨炼早就对寻根文学进行过富有洞见的反思：“一个诗人是否重要,取决于他的作品相对历史和世界双向上的独立价值――能否同时成为‘中国的’和‘现代的’”今天来看,“寻根文学”总体上的缺失是尚未意识到文学民族性的建构中所应有的多元文化进行对话的姿态,不能在人类性的高度上反思民族文化传统的特点,在文学创作和研究中对其进行取舍和改造,达到民族性的借重和人类性的超越.

再从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考察新时期文学,作家对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文化身份是否有清醒的自觉,对作品所牵涉的民族文化与现代性的冲突是否有足够的思想和文化功力进行深入的剖析和展现,化用中国古代艺术资源时是否有能力把握其艺术精神,能否做到艺术形式与艺术精神的融合等从这些方面来看,新时期文学创作仍然不尽人意.只能说有一部分作家具有了这样的自觉意识,也做出了较为突出的努力,有一部分作品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民族的”和世界的双向价值和艺术水平.

总之,新时期文学在民族性的建构中对传统的认同不是复归,它在传统复苏的同时,也隐含着解构传统的自我更新.因为它一方面要建构中国文化特色,成为全球化多元文化中的“这一个”,另一方面它不能再通过对世界的防御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作为一种创新过程,它需要确认传统,汲取母体营养,建构起确认自己文化身份的民族性；也需要学习异国他者的文化,穿越不同文化的壁垒而建构起不同文化交流对话的人类性.这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继续探求的重要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