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来市场对文学制度的介入

摘 要：伴随着1990年代以来文化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市场成为影响和介入文学制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纯文学”期刊的评奖鲜明地彰显了经济资本怎样改变了过去文学场中各个结点的位置,以及各个位置的占据者根据这种变化怎样调整自己的策略,使其在文学场的竞争中获得更多的资本或权力.

关 键 词 ：市场；文学制度；文学评奖

《辞海》解释,“制度”一词包含了三方面的含义：一是要求成员共同遵守的、按一定程序办事的规程或行动准则；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体系；三是指政治上的规模和法度.从“制度”的基本含义可以见出：一方面,制度具有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一定的历史条件”又告诉我们,制度本身体现或如何体现这种客观性是受到特定社会历史语境的影响和制约的.因而对文学制度的研究,也应排除本质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将文学制度本身历史化,厘清特定时期的文学制度与一定的历史文化语境,特别是权力体系之间具有何种建构关系.

目前,在对80年代和90年代的反思中,80年代与90年代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差异这一认识已经被普遍地接受.那么,当历史进入90年代后,何种因素影响和制约了新时期以来文学制度的现代化探索呢?在这种因素的介入下,这一时期的文学制度又呈现出什么样态呢?

一、

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把物质生产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才能见出它的“历史的性质”,才能既理解一定时代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也能理解特定社会形态下的精细的精神生产.①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忽视乃至排斥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唯一经济特征,这样,人们就不可能去研究艺术生产中也存在的与物质生产相一致的生产、分配、消费、交换等诸多问题.1992年,的南巡讲话对市场经济做了明确判断：“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②也就是说,市场或计划不再成为判断社会基本属性的一个指针.党的十四大更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一来,市场逐渐成为调控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主要杠杆,而文化的市场经济改革在整个社会市场体制改革的推动下,也就势在必行.

在这一语境下,《文艺报》自1992年8月起至1993年展开了一系列关于文艺价值的讨论,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就是艺术价值与商品价值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文艺商品具有两重属性：作为商品,要讲究经济效益；作为意识形态的载体,要讲究社会效益.文艺产品的商品属性成为那一时期文艺理论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市场作为一个主要的杠杆介入新时期之初建立的文学制度,它必然会引起文学制度的变化,以及相应的文学场中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关系网络的变化,并由此改变过去文学场中已建立的等级秩序.

正如罗贝尔•,埃斯卡皮指出,市场在作家的职业化方面产生过积极影响,而作家的职业化是迈向自由的一个重要历史步骤.当市场成为操控整个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杠杆时,我们在相当的层面上坚信：市场对文学场的自主性一定会产生积极效果.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我们发现市场似乎是走向了文学场所要追求的自主性的反面.文学在力求摆脱政治依附的同时,却更加依附于经济资本.正是在此意义上,有学者指出,80年代文艺的自主性诉求是建立在文学/政治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的,到了90年代,文艺自主性诉求的批判对象却转化为市场（商业）.

也许正如彼得•,比格尔所言：“艺术的自主化是一个高度矛盾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特征不但体现为新的潜能的获得,而且体现为另一些潜能的丧失.”③随着文化体制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纯文学”因经济原因而陷入举步维艰的困境.那一时期“纯文学”期刊的评奖鲜明地彰显了经济资本是怎样改变了过去文学场域中各个结点的位置,以及各个位置的占据者根据这样的变化,怎样调整自己的策略,使其在文学场域的竞争中获得更多的资本或权力.

二、

尽管国家早在1983年就曾发文要求绝大多数文学刊物自负盈亏,但直到1992年后才作为一项文学政策全面开始实施.1992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长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对图书出版和发行进行改革的新举措：“转换出版单位的经营机制,进一步完成出版单位由生产型向经营型的转变,具备条件的出版单位可以由事业单位转为企业”④.也就是说,从1992年开始,期刊、出版社被全面推向了市场,它们不再是体制内的事业单位,而是面向市场自负盈亏的企业.这样一来,以“纯文学”为主的文学期刊就会因为读者面的萎缩而影响刊物的销售.在我看来,造成读者面萎缩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这一时期体现“纯文学”基本诉求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是先锋文学,而对先锋文学的理解需要建立在相当的文学积累的基础上.“阅读需要花费力气,要求集中一个较长的时间；尤其是,一个难懂的文本可能对于未获得典型地专注于文学作品欣赏的、文化资本的个人则是一种苛求.”⑤因而,对先锋文学的消费和阅读仅仅局限在有限的文学圈子内,接受者的不断萎缩成为那一时期先锋文学面临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就不难理解2001年10月由新浪网“文化频道”举办的有万余人参加的“选出您最心仪的作家”评选,票数最高的是池莉、贾平凹,名次较前的有路遥、王蒙、冯骥才,而张承志、韩少功、史铁生、马原等体现出更多“先锋”特征的作家则名次靠后.⑥也就是说,那些采用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作家或作品因其与接受者的阅读期待心理的某种一致性而获得一定程度的认同,而那些需要借助于复杂的阅读技巧才能应对的“纯文学”文本,因为文本所需的阅读能力与广大读者所具有的阅读能力的差异,而使整个文本的消费和接受难以为继.二是自1990年代以来,随着电子媒介资源的不断丰富（电视、电脑、VCD、因特网的普及）,文化空间开始由“印刷媒介场”向“电子媒介场”转移,80年代以对纸质文学作品的阅读为主的“读者”逐渐转化为面对屏幕以对电子图像接受为主的“观众”,而观众“看电视不仅不需要任何技能,而且也不开发任何技能”⑦.

正如马克思所言：“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似度检测运动等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⑧因而,当以“纯文学”为主的文学期刊或读物的消费成为问题时,就会因为资本的问题而使整个文学生产活动难以为继.

以“纯文学”为主的期刊拥有的资本类型主要是文化资本,怎样将拥有的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是这一时期期刊或出版社运作的一个根本指向,其中最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在企业拥有的经济资本与期刊占有的文化资本之间实现某种转化.1990年代以来,依托于一些期刊的文学评奖就体现了文学期刊运用手中拥有的文化资本,并将其转化为经济资本的基本策略.当然,文学评奖并非是期刊实现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转变的唯一运作方式,文学评奖不过是实现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方式而已.通过向社会场域中占有一定数量的经济资本占有者转让文化资本,这也是期刊或出版社将其拥有的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的一个重要举措,如“近年来,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山花》的质量也因经费困难等原因出现了滑坡现象.今年初,《山花》获得了贵阳卷烟厂这家实力雄厚、知名度相当高的大型企业的支持,两家单位建立了高层次协作关系,并聘请贵阳卷烟厂厂长陈迅担任《山花》月刊社社长”⑨.

实际上,这种体现市场逻辑的文学奖项在80年代中后期就已出现,如直属于中国作协的《人民文学》为迎接创刊四十周年,与云南昆明宏达实业有限公司共同设立的《人民文学》“宏达”文学奖,沈阳电冰箱厂与中国作协的《小说选刊》联合举办的1987年“沈努西”杯优秀中篇小说奖等等.但是,这类评奖在80年代中后期基本上还限于极少部分的刊物,与当今的此类文学评奖相比,提供的奖金额也较低.“文学期刊为了吸引优秀稿件而举办各种有奖征文活动并不始于今日,但一开始奖金的数额并不怎么高,通常不过千把元而已,上了万的就算是‘天文数字’了.”⑩这也在一定层面上表明,在那一时期,商品或市场对整个社会的冲击还仅具有局部的意义.在对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反思中,存在这么一种认识――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仅仅是微观层面上的改革,还没有为整个社会确立“市场”这一根本的目标.“回顾十年来的文化体制改革,最大的不足正是缺乏大的视角,缺乏宏观的战略的眼光.”B1190年代以后,这种类型的奖项才开始大面积出现,其中还包括一些隶属于中国作协的较为重要的文学刊物,如《人民文学》、《小说选刊》、《中国作家》等.奖金额也开始大幅度攀升,目前此类评奖提供的单项奖的最高奖金额大多在10万元以上.那么,这种奖项大面积出现的背后隐藏了怎样的深层含义呢?

应该说,此种类型的奖项的出现与期刊、杂志社和出版单位体制的转轨是紧密相关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给文学带来了一种体制性的冲击,这其中就包括对文学社会地位的重新调整,文学从属于国家意识形态生产的一个主要部类,逐渐演变为与科技、生产等方面相并列的按市场经济规律运作的一个专门领域.在这一过程中,由国家权威赋予文学的光环淡化了,而这种淡化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政府对文学事业的经济投资大幅度削减,过去主要依赖于国家财政拨款的出版社、期刊和杂志社从过去的事业单位演变为“自负盈亏”的企业.市场的压力让大部分文学刊物（特别是“纯文学”刊物）步入了举步维艰的境地.这样一来,经济资本在文学场和社会场中所占的比例以及经济资本与其他资本的转换率就明显提高,经济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影响文学场逻辑的一种强势资本.

在这一历史语境下,此类文学评奖在运作机制上形成两个基本策略：其一,通过评奖来寻求企业的赞助,企业因此获得奖项的冠名权.如1994年由《大家》与云南红河卷烟厂举办的“《大家》•,红河”奖；2001年由《中国作家》与中国宁波大红鹰烟草经营有限公司举办的“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等等.虽然目前某些期刊举办的文学评奖并没有企业冠名,但毫无疑问,寻求企业的赞助是举办此类奖项的一个根本目的.《当代》设立于2000年的文学拉力赛,虽然没有企业冠名,但是通过投标的方式面向全国企业转让拉力赛冠名权,依然是其评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我们以为招标方案能够得到社会的关注,以为我们的努力能够给冠名的企业以相当的回报”,“却没料到投标者寥寥,拉力赛的十万大奖和相关费用至今不能落实”,但“我们会继续寻求经济支持”.B12

其二,此类文学评奖还希望通过评奖来扩大刊物的影响,其潜在目的是希望借此扩大刊物的发行量,这也是对文学评奖的某种意义的借重.虽然文学批评和文学评奖从事的都是文学价值的生产,但是,文学批评的发出者和接受者基本上是局限于“文人的圈子”,其影响必然是局限于一定的范围之内.而文学评奖本身就包含着一定的公共参与性,因而,文学评奖与社会场域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正是在此意义上,文化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被认为是克服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文学或艺术活动中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传统的文化事业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一个重要弊端就在于艺术生产目的的倒错：“对上不对下,看领导不看票房,争奖不争观众”B13.目前,各种期刊和出版社的文学评奖可以说是将文学评奖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此类评奖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高额的奖金额,此类评奖的奖金额大多在10万元以上.1994年云南的《大家》举办的“《大家》•,红河”奖在当时开出10万元的巨额奖金,令文坛一片哗然.当时“《大家》•,红河”奖被称为是中国的“小诺贝尔文学奖”.然而,“《大家》•,红河”奖在首届评出莫言的《丰乳肥臀》之后,连续第二届和第三届评选空缺,就遭到了文坛的激烈批评.《当代》主编常振家表示：“就是勒紧裤子过日子,也必须要发出大奖.以高额奖金掀起炒作热潮,又以‘空缺’方式一毛不拔的伎俩,《当代》是绝不会的.”B14这种指责,一方面让我们看到这些文学刊物面临的经济窘境,另一方面又揭示出如此高额的奖金的炒作性质.二是此类评奖的评委大多是具有社会知名度的社会人士,而不单纯是文学从业者.如《大家》曾邀请金庸、电视台《读书时间》主持人李潘担任第三和第四届“《大家》•,红河”奖评委,其他的三名评委为余华（作家评委）、王干（编辑评委）、谢冕（学者评委）.而金庸和李潘担任评委也引起了诸多争议,有批评家指出,《大家》的做法不过是借评委的知名度吸引“眼球”,是一种明显的商业炒作方式.

实际上,这类文学评奖在运作机制上形成的两个基本策略是彼此联系的.这两个方面从不同的角度向我们表明了作为消费者的读者在整个文学生产链条上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企业获得冠名权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依然是借助于期刊、出版社所拥有的文化资本,通过占用这一文化资本来获取一定的广告效应；而广告效应实现的关键就在于接受广告的受众数量,“取得广告收入的能力直接联系到它们的读者的数量与形象”B15,因而借助拥有一定文化能力的读者对企业的认识,并最终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本.如云南红河卷烟厂在获知《大家》的意图后之所以能够立刻决定主动捐助,也是由于在文学领域树立红河品牌的文化形象是该企业的既定宣传策略.B16应该说,这类奖项在一定的层面上表明,社会场域中文化资本的占有者与经济资本的占有者,通过一定的方式实现了两种不同资本类型的融合,并相互带来资本的更大升值.

而《当代》寻求赞助的失败,在我看来,本身就暗示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纯文学”为主的期刊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在社会场域中与经济资本或其他资本类型的转化率的降低.因而,以经济资本为主的企业必然会寻求与社会场域中其他象征资本的“联姻”,来获取最大限度的资本升值.

注释：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6页.

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③［德］彼得•,比格尔：《文学体制与现代化》,周宪译,《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④《明年出版发行改革新举措――出版单位生产活动依照企业规范》,《光明日报》1992年12月25日.

⑤B15［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等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84页,第195页.

⑥参见《网络评选“人气最旺作家”与“您最心仪的作家”》, 白烨选编《2001年度中国文坛纪事》,漓江出版社2002年版.

⑦［美］波兹曼：《童年的消逝》,吴燕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114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⑨《企业为文学刊物输血 〈山花〉重现昔日风采》 ,《文艺报》1994年8月13日.

⑩《文学征文奖金步步攀升 重奖之下能否催生高作》,《文艺报》1997年11月20日.

B11B13康式昭：《抓住机遇 迎接挑战――“文化与市场”丛谈之一》,《文艺报》1993年7月17日.

B12《〈当代〉编辑部告作者读者》,《当代》2000年第5期.

B14《“〈当代〉文学拉力赛”2000年第一站》,《当代》2000年第2期.

B16参见舒晋瑜《文学期刊赛事知多少》,《中华读书报》2002年11月6日.

（作者单位：西华大学人文学院.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现代化诉求与新时期文学制度研究”成果,项目编号：09XJC751006；西华大学重点基金资助项目“茅盾文学奖的文学制度研究”成果,项目编号：ZW0820701）

责任编辑 陈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