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进式”接受的积极效应与误读尴尬

点赞:6420 浏览:21243 近期更新时间:2024-04-08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摘 要 :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思潮的形成,同接受日本文学思潮紧密相关.其呈现出的是一种“跟进式”的借鉴接受态势,这能适时回应世界文学新潮,产生积极的接受效应,但若将某些激进思潮也当作“新潮”一并吸收,就会出现接受的尴尬,导致对本真文学思潮的误读.这在中国新文学的几个发展阶段,都有明显印证.

关 键 词 :日本文学思潮;“跟进式”接受;正负效应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1-0101-05

一、

中国新文学是“深受了日本洗礼的”,这不仅因为,新文学初起时留日作家占了相当比重,更重要的是在于中国作家广泛接受日本文学思潮.它对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及其后来的走向生了深重影响.如所周知,日本文学是古代学中国、近代学西方,其近现代文学产生许多新质,主要得益于对西方文学新潮的吸收,因此中国作家从日本接受文学思潮,可以看成是通过日本这个“相似度检测”间接地学习世界文学新潮.就此而言,要厘清中国新文学思潮与外来文学思潮的关系,就必须理性对待日本文学影响这一事实,探寻文学思潮的日本接受源及其接受方式、产生的效应,这是十分必要的.

综观中国作家对日本文学新潮的吸收,呈现出的是一种“跟进式”的借鉴接受态势.留日作家郑伯奇在总结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文学思潮接受状况时曾指出:“中国新文学的产生比日本相差还将近半个世纪”.但由于从日本输入各种新潮,所以“短短十年间,中国文学的进展,我们可以看出西欧二百年中的历史在这里很快地反复了一番”.此种状况的产生,就在于近在咫尺的东邻为中国作家提供了最便捷的接受场所,于是就会对日本文学新潮出现快速接受、紧紧跟上的现象.事实正是这样: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各种新兴文学思潮,日本都先期鼓吹过,中国新文坛亦都随后依次演绎.这种“跟进式”的接受,产生的是即时性效应:留日作家通过“日本体验”带来了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更新,对各种文学新潮立即予以回应,并将其运用于新文学建设,产生了积极效应;但日本文学思潮也非尽善尽美,倘对其不加分析一体接受,也会产生负面效应,而将某些激进思潮也当作“新潮”一并吸收,则会出现接受的尴尬:导致对本真文学思潮的误读,造成文学创作的失误.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接受是最典型的例证.这股思潮在20世纪世界文学中有复杂走向,在日本也经历了前后不同的变迁,显现出不同的内涵与质地.中国作家从日本引入现实主义大抵也是“跟进式”的,于是就会产生不同的接受效应.本文通过对中国新文学接受日本现实主义产生正负效应的分析,旨在为有效总结新文学接受外来文学思潮提出一些反思性思考.

二、

审视中国新文学思潮,现实主义无疑是最强劲的潮流.中国作家最初从日本引进“写实主义”,对现实主义精神有较为切实的把握,表明其在“跟进式”引进日本文学思潮的过程中,能够捕捉文学新潮,实现中国新文学思潮与世界文学思潮的有效对接,从而对中国新文学建设产生积极效应.

研究导源于西方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以往探究的大多是中国与西方文学的关系,其实中国对这股思潮的最初接触与了解,并不直接取自西方,而是间接通过日本.这可从“写实”、“写实主义”的译词得到验证.“写实”、“写实主义”都是日本学者从西方的“real”、“real-i”中译出的汉字词汇.20世纪初的我国留日学者,捕捉到这一阐述文学新潮的新鲜词汇,即率先“跟进”,加以引用.最早从日本输入“写实”一词的是梁启超,其在所作《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一文中,就把小说作了“理想派”和“写实派”的区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1906年)中也有“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的说法.之后该词便在中国文坛流行开来.新文学发生“前夜”,陈独秀发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1915年)一文,介绍西方各种文艺思潮,谈到现实主义时,使用的仍是“写实主义”一词.“写实主义”这个日译汉字词汇的输入,及其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的运用,说明中国“写实主义”的源头实出于日本.

如果说“写实主义”词汇的使用还只是外在表征,那么通过日本的渠道加深中国作家对写实主义精神的理解,更能说明中国“写实主义”思潮的接受源.众所周知,在西欧,现实主义文学“是静悄悄地走上历史舞台的”,从18世纪的朴素的现实主义到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都是自然而然出现,不事声张地生成发展的.被尊为现实主义大师的司汤达、巴尔扎克、狄更斯、萨克雷、果戈里等,都不曾使用也没有标榜过“现实主义”.同时,欧洲的现实主义(除后起的俄国外),都没有系统的理论阐释,所以中国的新文学者在当时尚无可能从欧洲引入现实主义理论,其输入途径只能是日本.这取决于两重因素:其一,中国早期新文学倡导者,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等,大都留学日本,日本对欧洲包括写实主义在内的文学思潮的介绍要比中国早若干年,所以中国首先从日本引进写实主义是很自然的事情.其二,中国新文学初期写实主义思潮的兴起,固然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但就外部条件说,日本写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也至关重要.在中国新文学诞生前,主导日本文坛的是写实主义思潮,其写实文学的成功对中国文坛产生了直接的刺激作用.周作人在1918年发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著名演讲,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写实主SZ”的理论,其所论日本小说的“发达”,主要就是写实文学的“发达”,重点介绍写实派小说理论家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和小说家二叶亭四迷的《浮云》.他以日本近代小说的发展流程来预测中国新小说的发展,提倡写实主义,明显是把日本的写实文学当作中国新文学的一种重要示范.


从上述写实主义的传播和接受过程看,日本成为中国“写实主义”思潮的重要接受源是无疑的.不论20世纪初世界文学思潮是何种走向,也不论日本“近三十年”写实文学的“发达”达到何种程度.至少在周作人们看来,写实文学已成当今文学主潮,遂有他们对写实主义作“跟进式”的接受与倡导.而日本早期的写实主义理论与创作的确有不少成功的经验,将其作为重要思潮移入,便使中国新文学受惠甚多.这可从坪内逍遥的理论著作《小说神髓》对中国写实主义理论的形成并产生诸多积极影响为例得到说明. 在中国新文学界,首先提供现实主义文学观雏形的是周作人.考察其文学观的理论来源,最早的应是日本写实主义理论的代表坪内逍遥及其所著《小说神髓》.他发表现实主义理论初步成型的《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1918年),正好同其发表推崇《小说神髓》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在同一时期.两相对照,不难看出其理论与《小说神髓》有精神上的应合,也透露出一些中国写实主义理论对日本作“跟进式”接受的信息.如坪内的《小说神髓》认为:文学都遵循着一个进化规律,人类的文明程度越高,神话、传奇、寓言类小说“荒诞不稽”的成分就越少,因此近代小说就应“减去荒唐的构思,刻画出世态的真相”;近代小说应该以刻画出人生世态为目的,要求作家排斥想象和矫揉造作的成分,“只应当旁观地如实拟写”,以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对生活进行如实的模写;提出“小说之主脑,人情也”,把描写“人情”作为写实主义的重点,将表现“人”放到文学的中心位置等.《人的文学》与《平民的文学》也有几乎相同的表述,如把《封神榜》、《西游记》、《绿野仙踪》、《聊斋志异》等想象虚构的非写实的文学作品分别归于“鬼神书类”、“神仙书类”和“妖怪书类”,认为这些书“统统应该排斥”:提出要“发见人”、“辟人荒”,建立一种“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人生诸问题加以真实记录的文学”;认为每个人“同是人类之一,同具感觉性情”,文学就要把表现人的“性情”推为要义等.将两者对照着看,其理论几乎同出一辙,而且主要是在写实主义理论层面上的趋同.《平民的文学》更强调文学应“记载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突出文学的“真实性”原则,体现了显著的现实主义精神.因此.周作人写实主义理论的建构,源于对日本文学思潮的有效吸收,已是一目了然.

从今天的眼光看,当年坪内逍遥提出的一些写实主义主张,是一种重要的理论建树,即便至今仍不失意义.周作人等新文学作家不失时机地引进此种理论.就会对新文学建设发挥重要作用.“人的文学”几乎成为“五四文学”的方向性命题,周作人的两篇文章曾被喻为“指引文坛的明灯,对整个新文学运动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发起人以留日作家为主体、由周作人起草宣言的我国第一个大型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高张“写实主义”旗帜,倡导“为人生而艺术”,把写实主义的提倡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我国新文学现实主义遂逐步形成潮流.这里显示的正是留日作家适时引进日本写实主义思潮所产生的积极效应.

三、

日本的现实主义思潮经历了前后变迁,其间既有西方文化因子的介入,又有日本式的创造,显示出不同的内涵与质地.就会有不同的接受效应.20年代中期日本流行的“新写实主义”,与传统现实主义理论产生重大变异.其间因注入诸多反现实主义的因素而使其暴露很多弱点.

“新写实主义”理论的创造者是日本作家藏原惟人.他早年曾在苏联学习,接触了无产阶级文化思潮.1926年回国后即投入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相继发表《无产阶级文艺和“目的意识”》、《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新阶段》、《无产阶级现实主义之路》等宣传“新写实主义”理论的文章.其提倡的文学理论,有不少来自苏联,但“他也有自己的创造”,“新写实主义”即为他所“首倡”,他因而“不仅在国内执左翼文坛牛耳,还饮誉于国际”.作为“新写实主义”的代表,藏原提出的写实主义理论的确别具一格.其理论要点是:反叛“旧写实主义”,认为不能只强调“真实地”反映现实,尤应重视反映现实的“正确性”,因此主张把“正确性”凌驾在真实性之上,即“用无产者前卫的眼光看世界”:主张艺术家要成为“真正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艺术家”,文学要成为党性文学,不能采用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需要完全脱离的题材写作;他还要求文艺批评应以单一的价值――社会价值作为标准.对艺术价值多有忽视.从藏原的理论看,他提倡的新写实主义,固然是倡导无产阶级文学特定背景中的产物,但其以否定“旧写实主义”为前提,不但否定了日本先期的现实主义成果,也抹杀了19世纪以来欧洲“正宗”现实主义创作积累的丰富经验;它主张以先入为主的“观念化”代替对现实生活的细密描绘,否定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忽视作品的艺术价值,恰恰从根本上违背了现实主义精神.其所谓的“新”,不是现实主义的前进而是倒退.

然而,对藏原提出的这种有违现实主义精神的“新写实主义”理论,中国作家也作了“跟进式”的接受.这自有其原因:近邻日本蓬勃掀起的文学思潮,势必影响“一衣带水”的中国;加以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苏关系断绝,思想交流严重受阻,日本成为输入国际无产阶级文学思潮的主渠道,而其时已转向革命文学的后期创造社和新成立的太阳社成员,大都聚居日本,他们对日本的文学“新潮”发生浓厚兴趣.作“跟进式”引入.在藏原提出“新写实主义”理论不久,1928年7月.太阳社作家林伯修即在《太阳月刊》上引进、译介了藏原的代表作《到新写实主义之路》.此为“新写实主义”理论引入之始.此后,藏原的《再论新写实主义》、《普罗列塔利亚艺术底内容与形式》又相继在太阳社刊物上登载.太阳社作家勺水、钱杏等又紧紧跟上,发表多篇译介或提倡文章,于是中国文坛鼓吹“新写实主义”的热潮由是形成,新写实主义遂成为中国左翼作家最流行的术语.这股热潮持续了很长时间,“左联”成立以后还有相当长时间的延续,如1930年5月现代书局还出版了藏原的系统表述其理论的《新写实主义论文集》,可见其在中国受到的重视程度.

中国左翼文学中“日本元素”的直接介入,对左翼文学运动及文艺理论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引进诸如“新写实主义”之类的理论,显然有更多的负面因素,其直接的结果是导致对本真文学思潮的误读,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和现实主义的完善产生不良影响.中国的一部分左翼作家(特别是太阳社作家)乐于接受与运用此种理论,是由于其“用无产者前卫的眼光看世界”的理论正好契合了这些作家曾有革命经历、“唯我独革”的思想,他们的理论鼓吹就会自觉接受“新写实主义”的主张.太阳社理论家钱杏顿就接受了藏原全面否定“旧写实主义”的观点,并用“旧写实主义与新写实主义最主要的相异之点”,批评张天翼的小说只是“一种观照的东西”,还不是“普罗列塔利亚斗争的武器”,就显出排斥异端、随意轻薄一般写实主义创作的倾向;他进而鼓吹写“尖端题材”,写“力的文学”.重视文学的宣传性、鼓动性,甚至认为“直接的煽动的成分还应该加重,有搀入相当分量的标语和口号的必要”,对“新写实主义”理论所产生的弊端也一并奉为圭臬,成为一种最显著的理论误导.在具体创作层面上,中国早期普罗文学中也曾出现过带有“新写实主义”表征的文学创作,作品只重“宣传的、煽动的”效应,“方程式”布置故事,“脸谱化”刻画人物的现象流行.其代表作家有蒋光慈、阳翰笙等.这些作家的创作,在摄取革命题材,表现革命主题,具有革命鼓动力量等方面,都与新写实主义标准相符,作品在当时还颇有些号召力.蒋光慈的《鸭绿江上》、《冲出云围的月亮》等作品一版再版,吸引了众多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但因其过于表现“尖端题材”,把文学定位为“奋斗的鼓号”,于是充塞作品中的是“杀!杀!杀!”“干!干!干!”“拼命!拼命!拼命!”之类的标语口号,艺术上的粗糙是一眼可见的.中国早期普罗文学大都艺术品位不高,缺少留存于世的精品、力作,便都与“新写实主义”之类左倾思潮的引人密切相关. 20年代后期开始引进的“新写实主义”的最大失误在于:抛弃了现实主义的精髓,背离了艺术规律,使“现实主义”的阐发定位于对“革命精神”的倡导并成为一种理论定势,将我国早期并不发达的现实主义理论引入歧途.尽管此种“新写实主义”毕竟因弊端丛生,后来曾遭到左翼文艺界的清算,但其许多主张的变种如政治第一、主题先行、题材至上等等,长时期成为我国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由此总是使其同本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距离甚遥.中国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之路走得非常艰难,实同轻率引进所谓的“新写实主义”理论不无关系,这应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四、

从“跟进式”接受产生的正负效应看,密切关注世界文学思潮的走向,对思潮的吸收、接纳之中能经过从容思考、充分消化,就能产生积极效应;而弊端的产生则是源于对域外文学思潮的唯“新”是慕、盲目追捧.只作“跟风式”的接受,难免不出现对本真文学思潮的误读尴尬.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作家接受日本文学思潮,并不作亦步亦趋的追随,而是能够对多种思潮作出认真探究,又经从容消化,吸收新潮为我所用,从而为现实主义的发展作出贡献,也是有例可证的.三四十年代,以胡风为代表的一种现实主义理论,以反对机械反映论、庸俗社会学为特征,突出创作主体的实践性和能动性,特别强调主体的心理体验,从而把创作主体从“工具论”和“机械唯物论”中解放出来,使主体的独立人格、意志得以真正复归,旨在匡正左翼文学偏离现实主义的倾向.此种现实主义可以“命名为‘体验的现实主义’”,其重要贡献是“促成了一种新形态的现实主义的出现”.而其形成过程,恰恰证明融合域外文学思潮,又经自己对现实主义的探索、反思,遂有现实主义理论的深层拓展.

胡风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形成,曾被认为直接渊源于卢卡契.胡风与卢卡契“存在着师承关系”,“胡风是中国的卢卡契”.此说大可商榷.胡风确曾接受过卢卡契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十分有限的.正如艾晓明所说,卢卡契只是胡风引述过的诸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卢卡契与胡风仅限于那种“短短的”、“插曲性”的接触,其作用不是主要的,也不是决定性的.笔者认为,胡风与卢卡契之间还有理论上的错位,至少胡风的“文艺主体性”理论不可能从十分强调“客观性”的卢卡契那儿得到参照.事实上,胡风理论个性的形成,有多种来源,其中同日本文学有着更深切的渊源关系.首先,其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形成,直接根源于“日本体验”.他于1929年至1933年留学日本,感受到当时蓬勃发展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参加了左翼文艺阵营.其文艺思想的逐渐形成,就是在左翼文艺运动深入开展以后,左翼文艺的优势和弱点同时显现,使他有可能对左翼文学和现实主义作出较为从容的探索与反思.他以日本左翼文学运动为参照,反观和思索中国左翼文学发展问题,对现实主义作出了自己的思考与选择,于是就有重“体验”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倡导.其次,更深层次的“体验”,来自于他对日本文学的喜好,得益于厨川白村等日本文艺理论家的理论熏陶.他在1934年写的一篇回顾性文章中谈到:其青年时代“迷恋”文学,就在于“读了两本没头没脑地把我淹没了的书:托尔斯泰底《复活》和厨川白村底《苦闷的象征》”.到了晚年,他还谈到:读了“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他的创作论和鉴赏论是洗涤了文艺上的一切庸俗社会学的”.可见,厨川白村的文学理论是胡风理论灵感的重要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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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厨川理论促其“洗涤”文艺上的“一切庸俗社会学”,尤值得注意.胡风在阐述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中,频频使用了“感性直观”、“内在体验”、“精神扩张”、“人格力量”、“精神奴役创伤”以及“受难”、“战斗”、“突入”、“肉搏”、“射击”、“化合”等词语,这些词语构成了其反击文艺上的庸俗社会学的基本术语和核心概念,也构成其鲜明理论个性的呈现形态,而这几乎都可从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中找到源头.当然,这还只是外在表征,更重要的是两者理论上的相通.综观胡风吸纳厨川理论,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重视主体性,重视作家创作“欲求”的表现.厨川把人的生命力受了压抑而产生的苦闷看作文艺的根柢,认为个人的“创造的生活欲求”和来自社会的“强制压抑之力”贯穿于人生中,成为艺术产生的重要根源.胡风接纳了这一观点,也认为艺术是作家心灵欲求的体现:“伟大的作品是为了满足某种欲求而被创造的,失去了欲求,失去了爱,作品不能有新的生命.”二是探究文艺创作的动力,是在于释放作家自我的能动力量.厨川说:“作家的生育苦痛,就是为了怎样将存在自己胸里的东西炼成自然人生感觉的事象,而放射到外界去.”胡风也提出了一个和厨川的“放射”相同的概念――“自我扩张”.无论“放射”还是“自我扩张”,都是主客观相互作用的过程,用胡风的术语说.就是主观与客观“相生相克”的过程.为此他提出,“这种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或融合,就产生了新文艺底战斗的生命,我们把那叫做现实主义”,这构成其现实主义的核心命题.三是提出克服“精神创伤”问题.在《苦闷的象征》中,“精神底伤害”是厨川反复使用的一个重要的术语.“精神奴役的创伤”则是胡风对几千年来的封建主义压迫对中国人民所造成的思想意识损害的概括,也屡屡见于其文论中.厨川提出,“大艺术”就是表现“精神底伤害”的艺术.胡风也认为,失却了“对于精神奴役的创伤的痛切的感受”,就要“杀死现实主义的精神”.从这些对应关系中,可以察见胡风与厨川的理论的确有许多相通之处,其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形成.受到厨川文艺思想的深刻影响是不难得到验证的.

从以上所论可知,胡风的独创性现实主义理论的建构.吸收了多种国外文学思潮,日本文学理论对其的影响尤其不能低估.其同日本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关系,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关系,包括直接参照和间接吸纳,也包括吸收现实主义以外的理论丰富现实主义(厨川的理论就并非纯粹现实主义的).这既是有效吸收外国文学理论所必须的,同时也是完善和发展现实主义所必须的.须知,20世纪的现实主义已呈现出开放性态势,融合多种创作方法与思潮,造就了现实主义的丰富多样的色彩.胡风创造一种“新形态”的现实主义,是他对发展现实主义所作的独到贡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其有效借鉴日本文学的经验也特别值得重视.

作者简介:王嘉良,男,1942年生,浙江上虞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浙江金华,321001;徐美燕,女,1975年生,浙江永康人,义乌工商学院副教授,浙江义乌,322000.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