枳橘之间2016年第1期

谈到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人们自然地会把他与“炮轰”中国当代文学联系起来.2006年底暴发的“垃圾论”事件,不仅使这位从前在中国并不十分引人注目的知名汉学家成为了媒体“大红人”,由“顾彬现象”引发的一系列争论也成为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坛的一件盛事.浏览了国内对顾彬的相关报道与评论,发现印象式批评居多,多数是话题评论,能集中、深入讨论顾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文章,除了少数学者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评论外,其他有份量的文章并不多.我们认为对顾彬的讨论整体上存在着“话题有余,专业不足”缺陷.对―个学者的回应,应该建立在较为全面、客观的材料基础上,避开肤浅的媒体话题,围绕着他最有代表性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成果来展开.

一、顾彬的中国文学研究

顾彬的研究范围广泛,著述丰富.他的学生和同事曾于他六十岁生日时,把他的各类作品大体归类并编了目录,作为给顾彬六十大寿的贺礼.这份目录收入截止2008年10月顾彬的主要学术成就,分为专著、出版物、编辑期刊、文章、评论、翻译和文学创作(包括散文与诗歌悼念文章)几部分.就其学术成果而言,应该说是非常全面、权威、可信的资料.因为数量庞大,我这里将在综述的基础上,重点围绕着中国当代文学进行.除了《论杜牧的抒情诗》、《空山――中国文人的自然观》外,颐彬的其他学术成就主要还有：主编十卷本《中国文学史》,该套丛书中文版权已由华东师范大学写下,于2008年开始部分出版.颐彬亲自执笔这套文学史著作的第一卷《中国诗歌史：从起始到皇朝的终结》；第六卷《中国传统戏曲》；第七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文已出)；与Marion Eggert,RollTrauzettel,司马涛合作完成第四卷《中国古典散文：从中世纪到近代的散文、游记、笔记和书信》(中文已出).其他专著还有：《猎虎：现代文学的六个尝试》、《关于“异”的研究》(中文版)、《影子的声音,翻译的技巧与艺术》.顾彬参与的中英文出版物还包括《甲骨文与殷商人祭》、与马汉茂合作《苦闷的象征：寻找中国的忧郁》；与瓦格纳合作编辑会议论文集《中国现代文学评论》等.其他合编、主编、翻译的著作和文学作品按出版时间大致如下：《新领导下的中国：后中国社会、经济、科学与文化的回顾与分析》,翻译并评介茅盾《子夜》、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百花文艺：中国现代小说(1949-1979)、《中国现代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妇女与文学》、《高行健(车站),来自中国的抒情剧》、《野百合花,中国文学翻译》、《走出百草园,鲁迅研究》、《基督教、儒教与现代中国革命精神》；《红楼梦研究》、《红墙之旅：唐代诗歌及其阐释》等.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方面,顾彬还翻译过巴金的《家》和《寒夜》以及冰心、卞之琳、徐志摩、冯至、郑敏等人的作品.他也曾翻译过、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诗作及参与《文选》的德译.连他后来否定的浩然作品,也有译作《两担水》(Zwei EimerWasser).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主要的体现在诗歌方面.20世纪90年代起,已出版的译作主要包括：北岛《札记》、杨炼《面具和鳄鱼》、杨炼《大海停止之处》、《鲁迅选集》六卷本、张枣《春秋来信》、梁秉均《政治的蔬菜》、北岛《战后》、翟永明《咖啡馆之歌》等.从编目来看,中国当代小说方面方面的翻译较少,经顾彬教授确认,他确实只翻译过少量的中短篇.此外,作为作家,顾彬目前已出版三本诗集《新离骚》,《愚人塔》和《影舞者》,一本散文集《黑色的故事》.

据不完全统计,顾彬在各种刊物、报纸上发表不同语种文章二百多篇.根据出版编目,我从上百篇“文章”和“书评”中对涉及中国当代文学的五十多篇文章进行了归类,大致如下：一、诗歌类约二十篇,顾彬对中国当代诗歌持肯定态度,因此对于诗歌的研究我们暂且忽略.二、词典词条六个.在《当代外国文学批评词典》中,分不同年份撰写了王蒙、张洁、王安忆,张颀颀、北岛、大陆与台湾文学词条.三、戏剧类一篇,《行为抑制示例：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戏剧理论》,此文也有英语版.四、当代文学(小说)的批评文章、访谈、书评共约二十余篇.其中书评有八篇,分别是：棉棉《啦啦啦》、卫慧《上海宝贝》、黄慧贞《可怜的女人》、余华《许三观记》、BernhardF ii hrer《审查：在中国历史与当代中的文本与权威》、魏纶(Philip F.Williams)、吴燕妮编《作家笔下劳改营里的重塑与抵抗：纪律和公布》、南木《那一片海》、金介甫编《后毛时代：中国文学与社会(1978-1981)》,以上书评篇幅一页者居多,也有一些是用英语发表,篇幅较长.其他涉及中国当代小说的文章和访谈有十多篇.直接讨论作家文本的有四篇.

虽然这份个人学术成果编目并不完整,有所遗漏,却能基本代表顾彬的学术成就.以此为依据,我们认为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整体上呈现“翻译大于研究、诗歌多于小说”的特点.就当代小说而言,又有以下特点：早期的研究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学分析的色彩较重,研究的对象基本止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当代作家的兴趣点较少并且有着私人交往的痕迹,当代小说的翻译较少,具体作品的文本分析数量较少.第二,阅读多,评论少.其实,这应该是每个学者的特点.一方面,我们没有精力把那么多的阅读转化成写作；另一方面,许多阅读也激发不了个人的写作.顾彬的“阅读多,评论少”,除了前述理由外另有他意：这里特别强调颐彬已经发生的阅读量和他应该转化(而未转化)的评论太少.他对中国当代小说颇有微词,也有学者怀疑他的阅读量如何,如果他对当代小说连起码的阅读量都没有,那么他的批评意见自然也将变成空中楼阁.顾彬曾在其他访谈中提到过他对中国当代小说的阅读情况,承认阅读较慢,数量比不过中国学者,九十年代后读得较少等.如果没有令人信服的阅读量,以这么少的研究成果就对中国当代文学发表一些印象式的批评意见,那么学术严谨性将荡然无存.就作品而言,波恩大学的图书馆及顾彬的私人藏书都很丰富,当代文学各个时期、各类代表作品基本能见到.从书评、各类访谈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都能显示出他的中国当代小说的阅读量.笔者以为顾彬的阅读量虽然不能和国内学者相比,却也足以支撑他的批评.相对于阅读量,笔者更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他与当代中国及小说的隔膜究竟有多大笔者以为他的海外视角在成就他的同时也遮蔽了他；他贡献了一种超脱的个人化批评标准,却忽略了中国当代文学许多特殊的“成长经验”,也少了些中国人对这段历史特有的“切肤之感”,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会有所论述.第三,范围广,焦点少.这是我对顾彬整体学术研究的印象.作为学者的顾彬,其学科背景比较丰富,知识体系相对完善,既有德国哲学、文学、神学方面的西学积累,也有汉学和 日本学的相应准备,语言能力也不错.特别是对中国文学的积累,从唐代延伸到现代和当代,这让他在西方的横向参照系外,增加了来自中国传统的纵向参考.同时,作为翻译家和作家,他比普通学者拥有更多体味语言和文学关系的渠道.这种跨语际、国别的文学体验,虽然不一定有必然的话语优先权,至少能成为有益的话语资源.有学者指出顾彬否定1949年以后的当代文学有四个参照：一是欧洲尤其是德国经典作品；二是中国古代文学；三是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学；四是以西川等为代表的中国当代诗人.笔者非常同意这一判断,从颐彬的简历与著述中也可以得到验证.从出版编目来看：无论是编著还是文章,其研究范围都相当广泛,可以说纵横于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这同时也会为我们带来一个巨大的疑问：顾彬的学术着力点究竟在哪里虽然顾彬教授一生勤奋,每天只休息五个小时,即使考虑到天赋异禀的因素,就个人的精力和研究的范围来看,如果在每个研究领域都成就非凡的话,总让人有点力不能及的顾虑.我并不怀疑顾彬教授的认真、严谨与勤奋,但就编目中当代小说成果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大陆当代小说的研究来说,他的一些结论是令人怀疑的.

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书评

2008年9月,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文版发行.在“垃圾论”的背景下,这部著作自然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产生不少书评.这些书评大多肯定了顾彬“执迷中国”的精神,书中由“批判性距离”产生的不同于中国的海外视野(或“世界文学”),作为个人学术史的独特声音性及审美能力等.肖鹰特别强调了此书贯彻了对于“一种真正的对话”的渴望,具体解释为：热情的追问、真诚的倾听和坦率的表达.对于书中存在的缺陷：如严家炎认为“疏漏了若干较重要的作品”、“误读”、“较大的问题,则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看法”.陈福康认为“此书不少地方仍未跳出一些西方的中国文学研究者的框框,也仍未跳出中国一些‘精英’论者的框框”,“许多中国新发现的史料,新论定的史实,作者似乎都不知道.因此,此书仍然不能完整地准确地反映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全貌.尽管作者强调‘思想史深度’,但却连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争鸣也很少写到.至于文学社团的发起和活动、文学报刊和书籍的编辑出版等文学史上的鲜活内容,更几乎毫无涉及”.关于书中史料的误读和错用及其中隐藏的问题,学者们也从不同角度分别指摘了出来.

作为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主译者,范劲从“真相”和“形象”人手,通过对顾彬叙事模式的分析,以具体的例子论证了“真相永远只存在于意识和对象、作者和文本‘之间”’,对顾彬的叙述姿态和研究立场提出某种程度的质疑和修正.如顾彬认为郁达夫《沉沦》、老舍《茶馆》中“叙述者的陈述是形象,作者的意图才是真相”,范劲认为顾彬的理解显然是非常个人化的“一种”解读方式.再如对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从德译诗指出,那“完全是从他自己的‘反误读’的角度出发,而丧失了原文中‘我’和对象交融的关系”,因为“颐彬没有考虑传统诗歌修辞中的互文手法”,“顾彬暗暗走向了独自”.就“中国和世界的交融――顾彬的另一中心母题”,作者以唐的说法有力地反驳了顾彬“陈敬荣1946年在上海开始翻译波德莱尔和里尔克,并由此变成了一个女诗人”(而这可能正是陈晓明认为“顾彬的批判基于他的同质化的欧洲文学观念”的表现之一).尽管顾彬保持了和他研究的对象之间的“批判性距离”,遵循个人性的阐释立场,“依据语言驾驭力、形式塑造力和个性精神的穿透力”维护着独立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美学标准,并且特别说明书中的评价都是他个人的主观见解.但他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可能不但真的存在“距离”,似乎还有许多“隔膜”,尤其是对中国当代文学.范劲的一些观点可以从陈晓明的文章中得到某种程度的回应,如陈晓明认为“硕彬的批判基于他的同质化的欧洲文学观念,对这种‘对中国的执迷’所依据的中国本土历史语境,持过度贬抑的态度,这就影响到顾彬叙述中国20史的周全性”.并从“对中国的执迷”在顾彬的文学史叙事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既被贬抑,被放逐；又时时被召回借用”做了精彩的分析,论证了“异质性的中国让顾彬在叙述中国当代文学时找不到方向,找不到理解的参照系”.“根本缘由在于,在顾彬的现代性谱系中,中国当代文学无法找到安置的处所.他所理解的中国当代,在与中国现代断裂的同时,也与世界现代脱离,它是被区隔的异质性的文学.1949年以后的中国,被悬置于现代性之后,封存于‘专制’、‘集权’的密室内”.笔者比较赞同陈文中的一些观点,如顾彬先验地把中国文学放逐出世界文学的场域,存在着另一种“政治执迷”的参照.他把中国现代文学史嫁接到欧洲的现代语境中,从而淡化了20世纪中国本土的经验(这一点也往往会成为别人肯定顾彬的依据,如被理解成“世界文学的标准”).顾彬强调现代人的内心经验出发,注重分析作家的情感心理和文本,并且似乎专注于文学作品本身的文学性价值等(所以他基本忽略了有特定文学史意义的那些作品).陈文特别指出顾彬的研究主要是建立在西方汉学的基础上,其中西方汉学研究的学术含量相当丰厚,但对中国大陆的当代研究资料几乎没有涉猎,虽然在参考文献中列出一些,从引述来看,几乎没有实际运用.这使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几乎与中国大陆隔裂.陈文也委婉地表示了对顾彬中国当代文学的原文阅读量的质疑,顾彬对苏童、莫言、贾平凹的评价,笔者也以为很难令人信服.王家新的分析也可以和陈晓明形成一种学术对话,他认为“这是一本有着独特的批评视角和个人文体的文学史和思想史著作,也是一部能够不断引发人们去思考的以中国文学为对象的著作.它也许不那么‘客观’,也不‘全面’,却富有新意和敏锐的洞察力”.虽然也是支持顾彬的观点,但行文却比叶开的评论要显得客观、冷静、内敛和心平气和的多.文章抓住顾彬评判文学的标准――“最后肯定是世界文学的标准”来展开.指出顾彬的“世界文学”并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观念,因为他深知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达到了―个怎样的高度,他就是以这样一种眼光来看20世纪中国文学的.因而他的视野已远远超出了一般西方人的视野,体现了一种中西视野的融合,他的“世界文学”是由不同时代和国家的优秀文学作品所形成、并在当今世界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文学.王家新认为顾彬在批评中国当代文学时一再谈到语言问题,是因为文学的价值最终只能由语言来承担和决定,也因为中国现代出过鲁迅这样一位语言大师.并认为顾彬坚持了一种“不合时宜”的“精英”立场导致他的声音“打击面”太大了,在方式上或许也有些偏激,但其出发点是在以“世界文学”之名来伸张卫护文学的价值和尊严,并对我们习惯了“自己给自己打分”提出了批评.我认为范劲、陈晓明、王家新的三篇文章以一种文本对话的学术精神共同呈 现了理解此书的丰富维度.

以上这些书评作为一种专业回应,显然比媒体简单地沉浸于“垃圾论”的泡沫中要理性许多,尽管各方在批评的切人点上依然存在着分歧,但对问题的分析却深入、客观、冷静了许多,并且终于把讨论的主题从“话题”引向了“专业”.我想顾彬教授本人也应该乐意接受别人以他的学术著作为基础提出的各类批评意见.

三、枳橘之间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完成了对顾彬“垃圾论”事件及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的阅读和整理后,我慢慢地意识到顾彬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中外语境中,颇有点“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意味.这里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就“垃圾论”事件而言的.在海外并不显山露水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它的主场――中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学术关注,这是一个学者的幸福.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海外之枳”经过移植后有明显变成“海内之橘”的倾向.第二个层面是就顾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本身来说的.正如前文书评中已经提到的一样,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一本有特点、有新意同时也存在不足和缺陷的个人著作,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可能更多一些.尽管顾彬表示在“行文中给出的评价都是他个人的主观见解,并不图普遍有效,尤其不奢望经久不灭”,“我的偏好与拒绝都代表我个人”,这并不代表我们失去了对话和交流的机会.如果学术仅仅是个人的事业,学者当然有权利决定怎么写、写什么.从这一点上讲顾彬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存在多少问题都是无可非议的.检测若学术同时也是一项公共的事业,这种“阐释的形象”就需要对“事情本身”尽量地负责,个人的学术豁免权就会被剥夺,留给个人自由伸缩的空间就会受到压制,就得承受其他公共力量的批评.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颐彬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又有了“个人之橘”和“公共之枳”的游动空间,因此,我对顾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整体评价是游移在“枳橘之间”.

下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层面的具体情况.当他因“垃圾论”事件在中国一夜暴红后,对他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带来了什么影响从中我们又能反思一些什么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为例：截止2010年6月,检索到“作者”是顾彬的文章共18篇(已去掉同名作者),涉及当代文学的约10篇.其中2006年12月(垃圾论暴发)以前的文章共有6篇.“垃圾论”事件以后发表的12篇文章中,有8篇涉及到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和“垃圾论”有关的访谈或文章.检索到“题名”为顾彬的文章共计43篇,基本都是别人对顾彬的评论.其中2006年12月以前的文章仅有3篇,其余42篇文章发表情况分别是：2006年1篇,2007年9篇,2008年5篇,2009年20篇,2010年5篇.“垃圾论”的聚焦效应不但在媒体上,即使在学术期刊上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文章中不乏有真知灼见的论述,但聚焦于“顾彬的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本身的讨论,除了书评和个别文章外,几乎没有深入的专业研究.这是十分令人奇怪的现象：顾彬批评中国当代小说,作为学术回应,不论是支持或批评的意见,我们都应该从他的当代文学的研究实绩出发才合理.如果说书评因为着眼于全书,不能集中谈当代文学,其他的评论文章呢为什么会忽略这样一个常识我并不否定人们围绕着话题来写,我否定的是有那么多人都采用这种方法来回应一个学术争论,这不显得有点奇怪吗以上的检索统计,一方面客观地反映了“垃圾论”对顾彬和中国当代文学造成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当下学界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它也很形象地说明了海外的中国当代文学移植到中国后由“枳”变“橘”的现象.

让我们聚焦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当代文学(小说)部分,看看占全书不到四分之一篇幅的当代文学研究大概的情况.在420多页中,包括台港澳文学在内的中国当代文学仅有112页,而新时期以来约占65页,并且论述对象基本止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如果再具体到被他批评的小说部分就更少了.顾彬的著述清楚地表明了当代文学不过是他宽广研究领域的一个分支,只是因为他批评的声音过于响亮,给公众造成强烈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权威的印象.就当代文学篇幅过于短小等问题,我曾当面请教过顾彬教授,他表示那是因为对象太多,需要做出自己的选择.顾彬当然有权根据自己的观察做出选择,但正如部分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作为一本文学史,这样的处理方式并不周全,遗漏了许多重要的对象,首先会给人造成一种论述比较片面的印象.退一步说,在已有的论述中,也存在着参考资料偏重于西方、精英立场之于当代异质文化的隔膜、对作家作品的解读缺乏信服力等问题.关于顾彬作品阅读量和具体作品分析较少、某些重要作家缺失等问题,顾彬教授的回答是他是有意为之,因为不想在文学史里重复.我想这毕竟是一部个人学术史,我们不要总是按照已经习惯的轻重、详略来阅读这本文学史.但颐彬在文学史里对一些中国作家的评论是有偏差的,如对王安忆的评价是“神经质的,根本不能停笔”,“笔下始终在写同一样东西”,仅以有限的中文阅读经验,我们也会觉察出这些评价来得确实有些莫名其妙.顾彬后来在访谈中承认对王安忆的评价是、让他感到后悔的,因为他觉得《长恨歌》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小说.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北大的某位教授对当代文学研究的感慨,他的大意是人们误以为当代文学很容易,学术品格似乎低人一等,于是有了那些圈内流传的说法.其实,搞好当代文学研究是特别难的―件事.世上只有认真和不认真的学术,没有高级或低级的分野.当代文学特殊的学科属性让其有了更多“酱缸”性,加之缺乏必要的观察距离,分歧和争论多一些也是自然的事.面对连中国学者也纠缠不清、争论不休的中国当代文学,有汉学家敢于涉步其中本来就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顾彬教授的当代文学研究嵌套在他的整个学术体系中,不论他的当代文学研究表现出“枳”或“橘”的特点,还是处于“枳橘之间”,我们都应该怀着尊重和感激的心情,感谢他为我们贡献了可以争议的观点和研究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