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新的整合

中图分类号：1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101(2009)01-0037-3

请允许并原谅我从一个小小的翻译问题谈起.巴斯奈特的这则文章Reflections on 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译为《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反思》,将reflection译为“反思”,也许直接对应了该词的某一字典意义,但在汉语语境中却不无歧义.至少有人会问：处于21世纪开头阶段的我们,如何可以“反思”这整个世纪、以及这一个世纪的比较文学

不过这个“美丽的错误”,却提醒我们注意巴斯奈特写作这篇文章的出发点.她正是试图在新千年刚刚开始的时候重新回顾一个多世纪以来比较文学发展面临的问题,通过回溯过去从而展望未来.因此,与斯皮瓦克以“将成”观念关注比较文学发展方向的思路形成鲜明对照,巴斯奈特更关注“已成”.也就是说,更注重从既有思想资源和研究实践中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其思想方法,乃是以“返本”求“开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她的工作具有反思性质.

而巴斯奈特的反思,首先是一种自我反思.在很大程度上,她否定了自己在《比较文学批评导论》中的核心观点即所谓的比较文学消亡论,并对试图以翻译研究取代比较文学的设想富有批判精神地说了声“不”.这种自我否定,无疑表现了她在学术上的真诚和勇气,值得称道.

进一步说,她对21世纪比较文学发展的具体构想,我认为也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其中有些说法甚至很有针对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人们对比较文学的焦虑,并有益于学科的“危机处理”.特别是她认为,要“放弃对术语和定义的毫无意义的争辩,更加有效地聚焦于对文本本身的研究,勾勒跨文化、跨时空边界的书写史和阅读史”这个观点,于我心有戚戚焉.我们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可不正是缺少更多的对于多语言文本本身(特别是经典文本)的细部研究,缺少对于跨文化、跨时空的书写史、阅读史的个案考察吗极端说来,我们难道不是真的有些太关注所谓“主义”,而太少关注“问题”和“文本”了吗我们是不是把太多宝贵的精力放在了概念之争、学派之别,甚至放在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所谓“什么是比较文学”、“什么不是比较文学”之类问题上了呢我们是不是能更关心一些真正“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学事件、诗学事实,以及翻译、阅读和批评的活生生的材料,而尽可能远离那些貌似高屋建瓴却实际上空泛苍白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呢

哪怕是仅就上述问题而言,巴斯奈特的观点,也对我们反思中国比较文学的未来具有很重要的启发意义.

话又要说回来.如果说巴斯奈特的说法,作为对中国乃至世界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忠告是苦口良药；那么,她简单认为比较文学已经并不具有学科意义而仅能将之作为一种方法,却需要我们对之进行“反思之反思”.

要讲清楚这个问题,也许我们还是要回到文章开头那个“美丽的错误”.从字面上看,巴斯奈特的反思,显然是“在二十一世纪的反思”而非“对二十一世纪的反思”.但她在这个新千年的特别时间点上所完成的反思,却多多少少让我们想到,她整个思想方式(或范式)后面的问题.毫不夸张地说,正是一种线性的时间观念主导了巴斯奈特的思考.

而在这种思想和时间观念的主导下,似乎比较文学的发展真的就应该如她所说的那样,有一种内在而又带社会进化论色彩的转向,一种启蒙主义和科学主义意义上的“进步”.由学科转向方法,或由翻译研究的子学科再回到跨文化文学比较本身,正如法国学派要走向美国学派――乃至如一些中国同行所畅想的那样,再由美国学派走向“中国学派”；又正如比较文学乃至整个文学研究要走向“文化研究”,或者阅读史研究要“取代”发生学研究,等等.这种观念,不能不说与人文研究的基本特性相龃龉,也与跨文化、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精神相违背.

在人文研究的意义上,与其说一种后起的方法论取向要比前一种更“先进”,不如说它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和问题意识.与其说比较研究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不如说它是人们不断试图打破圈限而寻求新突破的持续尝试.但打破旧的限制并不意味着要放弃那些曾经具有的可能：就好像打通一条新道路,并不必要以堵死过去走过的路为前提.

巴斯奈特说,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之路,“在于放弃任何规定性的方法来限定研究的对象,而聚焦于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学观念,承认文学流传所带来的必然的相互联系.”也许她只说对了一半.我们要做的,并不是简单放弃过去的那些可能性,而要在新的起点上走向更有意义的整合.

当然,学人的心性各各不同,研究的对象更是千差万别,试图有一个普遍主义的、一劳永逸的全面解决方案无异于天方夜谭.正相反,我们应该放弃那种将现有不同研究范式和研究思路机械对立起来的、非辩证的思维方式.应该有这样的自我期许：在强调研究方法的同时,不忽视文学文本的细读；在注重实证材料的同时,不失去理论关切；在进行“文化研究”的同时,不放弃对审美与形式的钟爱；在关注自身传统资源的同时,不忘记吸收外来的营养等反之亦然.说到底,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采取了“先进”的方法,更不在于这些方法是否“时髦得合时”；而在于我们是否抓住了真正的超越文化与语言界限的文学问题,其次才是去考虑我们的方法是否切合那些真正的问题.

比较既周,爰生自觉.诚如鲁迅先生在《文化偏至论》中所倡言：“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走向新的整合,这也许才是中国比较文学者的必由之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