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艺概.文概》中的“史”

点赞:20467 浏览:93303 近期更新时间:2024-02-04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刘熙载(1813―1881),字伯简,号融斋,又曾字熙哉,晚号崖子,江苏兴化人.世人多以融斋先生相称.《清史稿》中记载:熙载治经,无汉、宋门户之见.等许叔重时虽未有叠韵双声之名,等孙炎以下切音,下一字为韵,取叠韵,上一字为母,取双声,盖开自许氏.等又作开元正负歌,以明加减乘除相消开方诸法.等生平于六经子史及先释家言靡不通晓,而一以躬行为重.尝戒学者曰:真博必约,真约必博.又曰:“才出于学,器出于养.”等自少至老,未尝作一妄语等主讲于上海龙门书院十四年,以正学教弟子[1].

从清史稿中对刘熙载的记载来看:他在经学上的造诣颇深,而且以儒学授业;他所处的文学环境应该是有汉学和宋学之争的,而他是站在一个独特的角度讨论学问的;他精通音韵而且对许慎之学也有涉猎;他研究广泛并且治学严谨;提倡简约中见真知.这些都是前人留给我们的研究刘熙载的人品、思想、治学态度以及他所处的文学环境的最有力的证据.这些信息是笔者论述刘熙载《艺概文概》中把史的文学典范著作,在文概中加以论述的的有力资料.以下分述,此处不再赘述.

刘熙载(以下简称刘),学富五车、贯通古今.晚年整理《艺概》编汇成书时,他应该是以一种总揽的学术角度来编撰的.所以文概中出现对史部经典的论述,可以肯定绝对不是出于疏忽.

一、文概中“文”的含义演进

文的概念,在古代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文”是不同的.首先刘所论述的文,是包含在文化范畴之内的一部分.如果说文化是一种形而上的话,那么,这里所论述的,就是在成为形而上的过程中的一个小环节.

许慎的《说文文部》:“文,错画也,象交纹.”“文”即纹,本指花纹和人工的一切形式装饰.《国语郑语》云:“物一无文.”《释名》:“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合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后来,文被作为赞颂人的一种美号,如:文考、文父.到春秋战国时期,文指一切文物和典章制度.程树德《论语集释》在解释《论语子罕》云:“天之未长,斯文也.”时引何基曰:“所谓文者,正指典章文物之显然可见者.”“文”也指人们所认识到的知识和学问.《论语公冶长》:“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2]

文章承“文”而来,本指错杂的色彩和花纹.《周记考工记》:周代已青赤相杂为文,赤白相杂为章.后来引申为文字、文采文辞和今天所说的作品篇章.汉刘劭《人物志流业篇》:“有文章,有儒学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文心雕龙情采》主张文章的重要特征就是要有文采:“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强调文章的文学性.《史记》《汉书》为专事文章的人立传,说明史家在帝王将相之外,已开始重视文人的文学和文人的价值了.从史家对文学的重视可以窥见文学艺术性也开始受到重视.

文学早期的含义指一切的书面文字,包括学术 .到汉代的时候,因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学主要指的就是儒学.

郭绍虞认为,周秦是时代,文学已包括文章、博学.而西汉时代,文学指学术,文章指辞章,相当于广义的文学.他以《史记》《汉书》为例,认为中国到了汉代,一般以含有博学之意义的称为“学”或“文学”,以美而动人的文辞称之为“文”或“文章”[3].

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论略》中:“‘文’的最初含义是,广泛涉及人类文明的各个领域.”[4]一直到汉魏六朝,“文”的概念逐渐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文章或文学.现今我们所说的“文”是有一定的艺术特征的,而早期的文是不具备艺术性的.而只有诗具备艺术性.甚至可以说先秦时期的一些文学观都是带有文学性的,如:发奋著书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史学的出现是很晚的,甚至可以说史学中已经含有了文学的艺术性在其中,只不过这种艺术性是严肃的.

刘通音韵,而且从清史稿中可以看出他对许慎的学术也是非常了解的,依他的治学态度,刘一定是在反复思考之后才得出所谓“文概”的.他把有关“史”的经典著作,在《文概》中加以论述,从文学的“文”的概念演变过程来看是可以肯定的.

二、《文概》中“史”部经典著作的论述分析

在《文概》中对史部属的论述点达28处,刘熙载的文艺思想中看重人品:《文概》中有:“君子之文无欲,小人之文多欲.多欲着美胜言,无欲者信胜美.”可以说刘对司马迁是有钟爱的,从这一点看刘选史进行论述就带有个人的感彩,但是这种感彩应该说是合乎文学规范的.刘在《文概》中论述最多的是司马迁,虽然有13处不是对司马迁的《史记》的评价,但是确实对其文语言的梳理.由此可以肯定刘对司马迁的人品和学识是非常欣赏的,所以才在此处不惜纸墨加以论述.结合司马迁的身世,我们应该明白刘在《文概》中对史的论述应该在表现他的一种对文学作品的品评标准,就是“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辞易好”的美学思想.

三、关于经史是否存在明确的界限

中国是文史遗产最早最丰的国家之一,历史一直到司马迁的著述才成其为史学.[5]也就是说,所谓的史学在司马迁之前是不存在的,这种“史”的概念是后来才逐渐兴盛,为人所接受.并且史从司马迁开始才始开先河,成为后来史的典范.司马迁之前的文学作品不叫史.司马迁没有可以参考的所谓“史”的底本.他在撰写《史记》时带有明显的文学艺术性就不足为怪,刘之所以把史放在《文概》中论述也就变得很合理.

元郝经《陵川文集》卷十九《经史论》:古无经史之分.孔子定六经,而经之名始立,未始有史之分也.六经自有史耳.故《易》即史之理也;《书》史之辞也;《诗》史之政也;《春秋》史之断也;《礼》、《乐》经纬于其间矣.何有于异哉!自司马迁父子为史记,而经史始分矣,其后遂有经学、有史学.学者始二矣.[6]

观班固《汉书艺文志》仅序诗赋为五种而未及杂文,诚以古人不立文名,偶有撰者,皆出入《六经》、诸子之中,非《六经》、诸子而外,别有古文一体,是今人之所谓文者,皆探源于《六经》,诸子者也.古人不立文名,亦不立集名.若诗赋之体则为古人有韵之文,源于古代之文言,故别于六艺九流之外:亦足证古人有韵之文,另为一体不与他体相杂.[7]

《史记太史公自序》:伏羲造《易》八卦;《尚书》载尧舜之盛,推三代之德,堡褒室周,非独刺讥而已.史迁以经文作史事叙述,则为以《六经》为史料.所以,张孟劬引史迁之言而谓“六艺相续为史,可以心知其意矣.”[4]

杨鸿烈谓:“是在前代已有‘六经皆史’的见解,唯司马氏未曾明了罢了.”[8]

司马迁虽未言“六经皆史”而其所遵行则为“六经皆史”之旨,钱钟书认为:吾国之有史学,殆肇端于司马迁.

《史通》具有六经皆史的意义,故傅振伦说:“刘知几视《尚书》《春秋》《左传》为记言、记事、编年的三种历史学派,加上《国语》《史记》《汉书》,统称为‘六家’.”章学诚又进一步提出“六经皆史”的命题.两人以六艺经书包括史部之内,打破了尊经抑史、甲经乙史的传统思想束缚[4].

很明显,国初之学是没有史学和文学的明显分界的.史学的单独呈现是一种严肃文学的规范,是文学发展的必然,也是文学分工的使然.中国文学的发展有它独特的轨迹,一代有一代之指文学.刘在《文概》中对史的分析是他较早发现这种文学现象的表现,也是刘在文学上做处的重大贡献.刘熙载的研究角度从历来学者对社会群体文学的研究转移到了对个体文学的研究.在如他在文概中所说“与时消息”,“好各因人”.

四、刘熙载创作的文学环境

清代可以说是一个文学规范时期,清代文字狱,导致大量学者失去了文学创作的主动性.清中期则是一个反思与重构的文学时期,文字狱相对宽松.清代末期,社会动荡,很多文人发现用文学来拯救国家是不可能了.于是,转向了一心著述的文学活动,所以清代的文学蔚为大观,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自成一家.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清代的文人大都是学人加文人,就是说他们的学术思想在各自的作品中都能表现出来.

就刘熙载来说,他提倡“真博必约,真约必博”所以在他的作品《崖子》中的寓言能做到“微言大义”,在他的《昨非集》中的文字也都简明自然清晰,没有过多典故.都是随手拈来,让人读后感觉清爽,悠然.《艺概》同样是这样短小精悍,寥寥数语却一语中的.这其中也包括题目的简约.观其《艺概》中六概《文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经义概》是没有很明显的界限的,如《词曲概》如果从词后来已完全失去音调,甚至有人作词有犯调;从语言的形式来说,俚语、俗语、虚词在词中不能出现;从他们所反映的内容上来说词和曲是不相同的.但是,刘仍把它们放在一起,从文体发展的角度来说诗与乐分,然后诗中有乐府,乐府将沦,然后有词曲.文体的演变是此消彼长的一种变异,而不是一种消亡.如果刘划分艺概有严格文体要求的话,我认为刘应该将《词曲概》分开论述.刘了解文体的源流,把“史”部经典的论述放在《文概》中,就像把曲放在《词曲概》中论述一样,是应该为人们所明白的.刘熙载认为这应该是一种共识,所以他在此没有分述.

略《艺概.文概》中的“史”参考属性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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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所处的时代已经是理学和心学斗争的缓和期,但是刘做学问是谨慎的,他无汉宋之学的门户之见,是他能站在更高的角度多文学做出公允的评判的前提条件.

宋元以来谈理学者,宁得罪孔孟都不敢得罪程、朱、陆、王,得罪了理学的人就和在君主专制下犯了“大不敬“一样.刘熙载站在了”“心学”的一边.所以刘的文学作品就会受到他的“理学”立场的影响.梁启超提出清代治学的根本方法或者说一种统一的学术方法就是:“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其研究的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校勘、典章制度、辑逸等.陈寅恪则认为独清代的考据学包括经学和史学[9].而刘熙载也正是环境的其中一个代表,他从事考据的就是史学和经学.对于一个作家兼学者来说,把自己研究的东西放入自己的作品中冠以一个能说得通的名称《文概》是可以的.

注:该文系2009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200905005)

【参考文献】

[1]清史稿:480卷[Z].13158.

[2]朱志荣.中国文学艺术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151.

[3]郭绍虞.文学观念及其含义的历史变迁[A].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M].90.

[4]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论略[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3.

[5]舒展.钱钟书论学文选[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112.

[6]李洪岩.钱钟书先生论六经皆史说[A].钱钟书研究[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243~244.

[7]陈引池.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30.

[8]杨洪烈.史学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17.

[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1.

(作者简介:秦建,燕山大学里仁学院助教;刘明,燕山大学里仁学院研究实习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