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的葬礼》经典性的缺失

【摘 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文学大奖、被誉为畅销书中的畅销书之一的文学作品《穆斯林的葬礼》正遭遇经典性的缺失,主要表现为艺术原创、语言等艺术价值经典性的缺失.情节的改动,也使小说对话读者的经典性遭遇困境.

【关 键 词 】《穆斯林的葬礼》；经典性；艺术独创；对话读者

只有艺术才能面对历史.一部经典作品首先应该具有精神和艺术上的原创性,强调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总体应具有独创性.“艺术价值的细部则更多关注作品的语言（对话、潜台词和想象力）、形象（人物造型、道具的运用、非逻辑情感、还有氛围的营造）等”.童庆炳主张建构文学经典分别需要内外部因素：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可阐释空间,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以及发现人,其中艺术价值是建构文学经典的基础.这和阎真“崇尚经典,艺术本位”的观点不谋而合.内部因素中,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是建构文学经典的前提标准,也是最重要标准.文学作品自身艺术价值的高低,包括艺术独创性、语言等方面,决定了作品所具有的时间穿透力的大小.这就是为什么《西游记》凭借自身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能历经几百年后仍然受读者欢迎,而《北游记》《南游记》《东游记》等神魔小说却湮没于历史.外部因素中,是否满足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即与读者对话,在大众文化兴起的今天也是不可忽视的一方面.《悟空传》在消解传统文学的同时却超出了读者的阅读视阈,迎合了读者口味,在对话读者中胜出而成为网络文学经典作品.

《穆斯林的葬礼》以玉、月交叉结构写出了玉器梁祖孙三代人的心路历程.小说自问世以后,就在社会上反响剧烈,曾被誉为第一部展现回族人民悠久历史、再现他们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文学地位极高.1990年,小说获得了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次年又摘得矛盾文学大奖,并被改编为电视剧、电影.《穆斯林的葬礼》还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销量最大的作品之一,是畅销中的长销书.据统计,小说从1988年问世后至2011年共24年里,总计印刷50余次,发行180 万册.从初版至2006年,仅一种版本就连续印刷24次；2007年9月新版至今仅3年多时间,重印23次,发行42万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大奖的文学作品《穆斯林的葬礼》并没有被纳入文学史的编撰或引入文学课程的教学设计,也没有受到评论家的过多关注.其实,《穆斯林的葬礼》虽是畅销的“经典”,但其经典性的缺失也是很鲜明的,主要表现为艺术原创、语言等艺术价值经典性的缺失；情节的改动能不能满足特定时期读者的阅读期待,也使小说在对话读者的经典性遭遇困境.

一、艺术独创经典性的缺失

文学经典的出现并非横空出击,它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超越,有所突破,从而创造一种熟悉的陌生感.一个作家只有通过同前代作家的对话,吸收他们的创作精华,并加以创新,才可能有经典的生成,但经典并不意味着单纯的模仿.文学作品在借鉴前期作品的同时,应该有意识地突破常态,创造作品独有的生存空间.《穆斯林的葬礼》借鉴了《红楼梦》王熙凤的人物特点而塑造了小说主人公梁君璧的形象,写她性格痛快与要强,理性与刚烈,泼辣大胆,敢爱敢恨,但却并没有超越王熙凤的人物意义而获得独创性.

小说中这样形容她的芳华容颜：肌肤白润,像是用羊脂玉雕成的；手指如玉笋般纤细,脸庞则似玉盘一样细腻有光泽.不仅如此,她还天生聪慧,长于心计.尽管年幼不识字,却深谙持家之道,把家里安排得井井有条,年纪小小的她就已经代替母亲成为家里的好管家.梁君壁俨然是生活在二十世纪的王熙凤.凤姐的形象在《红楼梦》中是这样刻画的：“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小说鲜明地描绘了凤姐的体态与神韵,展现出了凤姐独特的生存状态：嘴甜心苦,两面三刀,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如在清虚观,她可以面不改色,对无意撞她的小道士一巴掌打将过去,打得他直趔趄.这是曹雪芹的独创性.和凤姐出手之重、之狠、之快,是的“辣”不同,《穆斯林的葬礼》中刻画的梁君璧动口不动手,是冷冰冰的“辣”.如小说中写她说话极具威严,声色俱厉.“呦,这可是把正话反着说了!这房子是你的,家是你的,你挣工资养活居家老小,你是一家之主,谁敢贱遇你呀?”“她的话说得很慢,但很有力,像咀嚼牛蹄筋儿似的,让你慢慢品味、琢磨,每个字都好似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慈禧太后大概就是用韩太太的这种语调说话.”像咀嚼牛蹄筋儿一样的话语,是多么有力量；当年的慈禧太后是怎样说话的?我们只能通过历史的只言片语去揣测她不可一世的威严.小说将韩太太与慈禧并提,足见她在这个家庭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韩太太管家的能力、在家的地位,以及她 “冷辣”的说话风格,尽管堪比凤姐,但并没有突破公共性,没有展现出梁君璧独特的人物特点及其生存状态.

《穆斯林的葬礼》主要塑造了主人公梁君璧,但在人物定位、人物造型上并没有多少独特的创新,她可以模仿凤姐却并不能超越凤姐.因此,《穆斯林的葬礼》在艺术性上远远不及《红楼梦》,在荣获茅盾文学奖的情况下,依然只是埋汰于历史的浪潮；而《红楼梦》却能穿过历史,屹立于文学经典之列.

二、语言经典性的缺失

文学经典强调艺术性.艺术质感中,具有鲜明活力的就是语言.语言,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有着生死攸关的意义.语言囿于历史的局限,不同时期的作品具有不同时期语言的风格.但相对于同时期的作品,作品如何背叛平庸、创造独立于公共空间的语言,是影响其能否成为经典的一个关键因素.

语言的本质是比喻,用比喻的手法来表现语言的另外一种状态,是语言拒绝平庸化的一种方式,追求日常语言的陌生化,创造出语言的别样张力.冰心曾盛赞《穆斯林的葬礼》是一本奇书,自出版以后就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除了小说独特的结构、悲剧风格和鲜活的人物形象,作家富有张力的语言也是其受欢迎的一大要素.如韩子奇初次遇见梁亦清雕琢的玉器,心中震撼已经隐隐约约触摸到玉的长河.“玉碗捧在了他的手里,滑腻的玉质摩挲着他那粗糙的手指,一阵清凉浸入他的衣裳,传遍他的全身,像触到了远离凡尘的星星、月亮.”滑腻的玉质是抽象的,但是作者却让它变得质化为一种高远到可摘星与月的感觉,扑朔迷离.韩子奇虽是第一次接触玉,可玉对他的吸引力却是神奇的,仿佛他生来就和玉有着不解之缘.小说写韩子奇是天生适合打磨玉器的好胚子,他看到玉石的情景,就比作雄鹰搏兔一样,眼神的凌厉、动作的敏捷迅速,颇具画面感. 同期摘得大奖的作品《平凡的世界》,语言风格却迥异.《平凡的世界》语言很土,充满了地方韵味,这源于路遥曾经扎堆与陕北农村进行亲身写作.路遥善用信天游烧制出了陕北地区人物的“原味儿”,如“正月里冻冰呀立春消,二月里鱼儿水上漂,水呀上漂来想起我的哥!想起我的哥哥等”这首信天游前后在小说中出现三次,简单明了却本色自然；前后三次出现在小说不同章节（第一次出现在两情相悦的田润叶和孙少安一起散步时；第二次则源于田润叶突然得知自己所爱的人孙少安结婚了；最后一次情景则设置在田润叶不得已和别人结婚了的时候）,契合了人物在不同节点的心情,具有牵动人心的力量,为小说增色不少.这种地方特色语言的运用,具有地域的局限,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读者群,但从小说的深远意义来看,这种地方色彩,可以成为小说最有价值的地方.

和同期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平凡的世界》相比,《穆斯林的葬礼》的语言尽管写出了一种诗意的美,大量的比喻也使人物如韩子奇的形象丰满不少,但比喻中的语言大都局限于玉,引申义比较狭窄,使得小说在塑造人物时带有类型化特点.有研究者就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平凡的世界》和《穆斯林的葬礼》都涵括在内）的读者接受状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平凡的世界》拥有读者最多,《穆斯林的葬礼》次之.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相较于带有地域色彩的语言,《平凡的世界》创造的阅读空间吸引了更多的读者.因此,在语言方面,《穆斯林的葬礼》的张力与活力反而不如《平凡的世界》经典.

三、对话读者的经典性缺失

文学作品获得的认可、摘得主流文学大奖后,能否进入文学经典之列,还有待广大读者在阅读中检阅.《穆斯林的葬礼》经初版后再版,其中字词句或者情节的改动,或许体现的是作家的创作情感、创作理念以及审美意蕴的变化,但能不能满足特定时期读者的阅读期待,仍然要经受众多读者的检验.而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阅读体验,这意味着《穆斯林的葬礼》对话读者的经典性正遭遇困境.

在1996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穆斯林的葬礼》“玉别”一章中,曾经的玉王韩子奇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霍达让他以独特的方式离开.“我等我有罪等”韩子奇恐怖地战栗,睁着一双大而无神的眼睛,“我不是回回”他终于以颤抖的、嘶哑的声音抽出隐藏多年的秘密.韩子奇不是回回,他是汉人的孤儿.为了生存,他掩盖了自己不是回族的真相,让土罗耶定收养了他.相比而言,小说自出版后二十年再版,在故事框架上出现了变动.在2007年再版的《穆斯林的葬礼》书中,霍达重新改写了韩子奇离世前的情景.“我等我不敢等不敢去见真主等”韩子奇恐怖地战栗着,“我等能算个穆斯林吗?”他恐惧自己的身份甚至怕真主不认可他回回的身份,是因为他回顾一生他都没能完成作为一个穆斯林必尽的基本义务,况且他担心自己和师妹冰玉超越世俗的爱情得不到真主的原谅.

这些改动,也许是作者竭力根据自己新的认识、情感体验与领悟,想把每一个细节写好,写出创意.但修改后的情节设置,能不能被读者接受,必须经过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必须真正符合读者的期待视野、真正为读者感受到作品所呈现的就是他们内心渴望表现、得到的.这样,文学经典才能成为活生生的美的现实.而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随之产生的快餐式、拒绝深度的阅读习惯使得读者更青睐于小说情节矛盾是否突出、是否能吸引眼球、是否能博得情感的冲击力.

总之,《穆斯林的葬礼》上溯不能摆脱《红楼梦》的束缚,体现作品艺术价值的独创性；同期较之于《平凡的世界》不能享有地方文化色彩的意义,创造的阅读空间就相对小了.小说情节经过改动后,也并没有得到读者的完全叫好声.《穆斯林的葬礼》的经典性正逐步缺失.有研究者曾就小说的词句运用及细节的连缀等方面分析《穆斯林的葬礼》的不足之处,认为“小说并不是同时期中国最好的文学大部头”,这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认为“它之所以荣获茅盾文学奖,是因为该奖带有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全面分配,合理布局,而使此书荣膺桂冠.则未免有点牵强.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标准除了关注意识形态对文学奖的前提意义之外,更加注重作品的“文学性”本身.《穆斯林的葬礼》能摘得大奖,除了自带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身份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之外,小说对伊斯兰教文化习俗的展现,并深入挖掘伊斯兰教文化与汉文化、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文化内涵也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而获奖更为重要的一点,也许要归功于小说阐释了一种核心价值魅力：“小说真诚而虔敬地讴歌了人最可贵的自有本质.”随着时代的变化与发展,文学经典正遭遇消费文化、大话文化以及后现代文化观念对文学经典的解构与冲击,文学经典要永葆经典性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而不断更新与调整.但《穆斯林的葬礼》似乎并没有更上这股潮流,相反它的经典性却在逐步缺失,不可否认,它正与成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经典之路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