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求心2016年第3期

还是从周立民近著《精神探索与文学叙述：新论稿》谈起吧.刚看到书名的时候,心下一凛.1933年,新文化运动的流风余韵还未散尽吧,但鲁迅说“五四失精神”,这是句沉痛的话,作精神的招魂者向为难事；1993年“人文精神大讨论”热闹非凡但频遭误解；2005年张炜的严肃文字《精神的背景》不知何故引来猜谜与冷嘲.于是都知道精神事关终极却往往绕道而行,但终究有人不像我辈畏首畏脚,此著上篇“新的精神背景”迎头而上,梳理“精神”的内涵、发掘精神涣散的危机、评议精神缺席的当代创作.

文学的精神探索应该站在时代格式化的反面.在考较时代背景对人的精神带来的影响时,周立民以为首当其冲的困境是：“当代都市人生活在一个由无数的信息所制造的概念世界中,而自己的感觉、情感和经验常常为这些概念所置换.”若干年前,美国作家E.B.怀特曾感慨“某个划时代的转折点已经到来了：人们本可以从他们的窗户看见真实的东西,但是人们却偏偏愿意在荧光屏上去看它的影像”.这个“划时代的转折点”显然就是指“现代”的到来.而“荧光屏上”的“影像”之于“真实的东西”,恰类似于“无数的信息所制造的概念世界”之于实在世界.由这个“荧光屏”所虚构出来的“影像”,通过权力(理性与科学主义等)的保障,占据着人们的思想与意识,显现出比实在世界更强大的力量.其实更早的时候,尼采已经敏感到了现代的危机,他说哲学家总是“把最后到来的东西设置为‘最高的概念’,也就是说,最普遍、最空洞的概念,现实所蒸发的最后水汽一开始就作为开端”,结果活生生的现实被抽象和空洞的概念肢解,“处理的一切都变成了概念的木乃伊；没有一件真实的东西活着逃脱他们的手掌”.深陷这样的“荧光屏”必然会遭遇到“预设的模式和观念”,“作家们不敢面对自我的感受,不敢面对内心,似乎深怕它们不合时宜而换不来读者、媒体、商家的青睐”.所以,我们会看到相当一部分的文学作品,连同流行读物、网络文化、影视节目等一起被吸纳到“荧光屏”的结构中.其实,当年怀特所谓的“荧光屏”在今天已然借着全球化的名义膨胀为严丝合缝、密不透风的铁板,如巨无霸般散发出强势的收编力量,“没有一件真实的东西活着逃脱他们的手掌”.这是文学在今天面对的困境,但也是其浴火重生的契机,“文学恰恰站在了十字路口上,要么加入到这种统一中来,进而被统一掉,成为方方正正的批量产品；要么退守到自己的精神城堡和传统中去等成为一个活生生的有个性自由存在”,这二者的区别,正在于精神的消散或高扬.这样说的时候,周立民对文学显然是有期许与信心的,作为个人化的精神劳作,文学原该具有抗拒收编的可能与个性.所以有下面这番斩钉截铁的总结：“在目前正视自己的经验并勇敢地表达出来,不但是写作的根本问题,而且是与这个时代的流行风尚相抗争的最有效手段.”

那么,为什么人类的精神图谱会日趋简单化统一化周立民以为,“支持这种统一性的是强大的科学话语”,这是洞见,说到底,无限地抬高科学恰恰把它狭隘化了.早就有先贤指出症结所在,不是别人,正是视精神为瑰宝的鲁迅.早在20世纪初叶,鲁迅就将科学理解为“毅然起叩古人所未知,研索天然,不肯止于肤廓”(《科学史教篇》)的探索精神,显然这样的认识是全面的：鲁迅揭示了“科学之发见”的“深因”,“受超科学之力”、“非科学的理想之感动”；也可以说,他将科学理解为形而上的科学精神与形而下的物质成果的统一,直至今日,世人“自迷”于后者却味于前者,遂割裂、抛弃了“本根”.这一“本根”鲁迅描述为“神思”,也就是表达“人心向上之需要”、探索未知的精神与理想,它可以代表一切人类超越物质需要的精神渴求及由此展开的精神活动.这些精神活动包括科学,也包括文学、宗教、等等,它们交织一体,共享着同一“土壤”的滋养,这一“土壤”就是“神思”.就是说,“科学”并不是一种关于自然与社会的个别性知识,它背后有着主体性精神态度的支撑.鲁迅的意见大概并无多少人理会,科学越来越被狭隘化地变作“冷冰冰的公式、法则、数据”,压制入的想象力与探索世界的热情.总之,科学日渐抛弃精神,却充当打压文学的武器.而当文学开始认可科学对世界神秘性的解蔽,它就被吸纳到上面那个“荧光屏”中,于是“事物周围的迷雾没有了,精确性提高了,人们想象它们的方式也单一了”,周立民将上述症状在创作中的呈现,描述为“疲沓”：“疲沓是一种冷漠和无心,对世界和自我的冷漠等是无望和精神的涣散,世界与我无所谓,只要贪婪地抓住享受就行了等”这与鲁迅的描述是对应的：“精神窒塞,惟肤薄之功利是尚,躯壳虽存,灵觉且失.于是昧人生有趣神闷之事,天物罗列,不关其心.”(《破恶声论》)

打破“疲沓”、“不关其心”的创作局面,首要即在召唤精神探索的实践.周立民动用了多种思想、文学资源来支持其重绘“精神”的尝试.比如中国古典文论的“风骨说”,胡风“主观精神的燃烧”,还有托尔斯泰.周立民对托翁有深刻领悟,述及后者艰难的精神危机时情动于衷,显然于此他触摸到了文学大师的质地.托尔斯泰毕生为那些抽象、无功利却又不脱离具体生活的终极问题所困扰,“像一个在森林中迷了路的人,东奔西窜要找出路”,“很显然,有很多问题,托尔斯泰终其一生都没有解决,得不到解决却在不断探索,说明他的精神不是一潭死水,而是波涛汹涌的大海”等直面的勇气与痛烈的追求如同受难,但作家将看似被动的受难转化为熔炼自我的过程,这一过程正是精神探索的显形,如同大海“波涛汹涌”,恰是涵养文学的源头活水.我知道,周立民并不将上述文字视作开给当下创作的药方,他对文学批评的期望是“以自己的文字唤起更多人对文学、人生及一切令生命温暖的事物、情感的热爱”(《做一个快乐的阅读者》),“我表达的是我真诚的心声”(《精神探索与文学叙述：新论稿》“引言”),声入心通,这给予那些至今孤独地游离于“荧光屏”之外的作家以慰藉与信心等

巴金研究是周立民文学研究格局中重要的构成,我只是巴老作品的普通读者,对于周立民的这些论述、专著实无力置喙.不过与周立民相交多年,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我就执其一端,由“其人”寻绎,试着对他的批评与研究略作蠡测.

1994年出版的《中国青少年年鉴》收入一篇作文《我心中的明灯_巴金》(原载《中学生》杂志1992年第3期),“每当翻开他的作品,我总感觉到先生就坐在我对面,在向我讲述着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他亲切、朴实的话语打动了我的心.我从他那里接受到了人间的真、善、美,我从他那里接过了爱的火把,我也从他那里学到了对黑暗对邪恶的恨.等《随想录》是他用双手向读者捧出的滚烫的心.这心似明灯,把光明、温暖、希望的光芒照到我这颗年轻的心头,使我变得‘善良、纯洁些,对别人更有用些”’.文章署名：辽宁庄河县二中,周立民. 十年之后,在学术专著《另一个巴金》的“后记”中,周立民回忆起上述年幼时的阅读经历：“作为一个年轻人,我最初接触巴金的作品是在15年前,当时我刚刚上初中,与不少人不同的是我首先读到的不是他的小说,而是他的《随想录》.我还清楚地记得,每天中午放学我急匆匆地跑回家,吃完饭读上一段《随想录》的情景.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少年,《随想录》所表达的历史内容和它的思想内涵未免有些陌生,但是巴金的人格勇气、理想精神,却深深地打动了我.也是他这部作品给了我打开他作品宝库的钥匙,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一部部读完了他所有的作品.对于巴金作品的热爱充满着温暖的记忆,特别是离家读高中时,在恶劣的食宿条件,强大的学习压力和孤独的生活中,巴金的精神理想也融入到我的血液中,化做了一个少年成长的底色.”

纯粹出于偶然,我发现了上引那篇作文,此后记忆深刻：这是周立民巴金研究的“前史”吧,这个时候观照的眼光,只是来自一个普通读者,一个中学生,这是“文学的初恋”(这样说可能略显玩笑,但并不为过).一见钟情而白头偕老的婚姻在现实生活中最让人羡慕,经由巴老“爱的火把”而照亮懵懂心灵,伴随“一个少年成长”,穿越“孤独的生活”,终于成为卓然有成的巴金研究专家――这样的经历同样让人羡慕.我们对“初恋”的惯常理解――比如纯粹、不掺杂任何功利念头、对个体强大的塑型作用――几乎都可以在周立民的巴金研究中体味到；不过,“文学的初恋”能这样一以贯之、终成正果,毕竟需要一番修为,不是随便得来的.

长文《痛切的情感记忆与不能对象化的(随想录)》一开篇,针对种种轻率的批评者向《随想录》要“思想”、要“文学”的言论,周立民辩护道：“《随想录》中的忏悔感、耻辱感、负债感一直在文字中纠缠不清”,巴金“无法把惨痛的经历和苦难当成文学欣赏,特别是用这种‘隔岸观火’的心态来冷漠地打量和评估”,那些要“思想”、要“文学”的人,“企图用他们设定的‘思想’和‘文学’的标准把《随想录》客观化、将它所表达的内容对象化等但《随想录》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周立民又引用了孙歌一篇讨论中日学者关于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的研究立场及姿态的文章：“满足于对文献材料进行考证,而完全无视甚至敌视人们的情感记忆.这种历史学的绝对合法性从何而来等,-支撑这一姿态的基本学理就是历史的‘客观真实性’,它的对立面就是活人的感情.这种历史观导致的严重后果,首先在于感情记忆的丧失,它使得历史失掉了紧张和复杂,变成了可以由统计学替代的死知识；而恰恰是这种死知识,最容易为现行政治和意识形态所利用.”周立民在讨论他对《随想录》的理解时,显然也展示了他自身批评研究的特质,“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丰富的内心世界,历史可能忽略这个世界,但文学似乎不应当忽略,不应当只有‘冷冰冰’的事实”.

当我们进入文学研究时,辨词析义、校勘版本、考证源流等等,当离不开冷静的观察与理性的态度,但这些并非全部,更不应该用“‘冷冰冰’的事实”来压抑“感情记忆”与“丰富的内心世界”.“无法对象化的《随想录》实际上是巴金以一颗煎熬的心将我们带进了‘’的现场中.”这种研究方式,其实古人多有垂训：“当于吟咏时,先揣知作者当日所处境遇,然后以我之心,求无象于宫冥惚恍之间,或得或丧,若存若亡,始也茫焉无所遇,终焉元珠垂曜,灼然毕现我目中矣.”通过以队心求心的方式来沟通情感记忆,释放现场感,捕捉其中内涵复杂的历史细节,这样一种研究兴许能转化出更具生产性的思想资源而进入文学的历史.

俄罗斯哲学家弗兰克曾探究过“感性和理智的观察”与“生命的知识”之间的区别,后一类知识并不像数学公式那样具备必然性(比如2加2等于4),也不是“地球围绕太阳转”这般陈述一个事实判断,“不是作为对存在的淡漠的外在的观察的结果的知识,而是产生于我们自身,由我们在生命经验的深处孕育的知识,也就是我们的全部内在本质参与其中的知识”,“和我们的生命本身合为一体的”.关于上述两种类型的知识之区别,弗兰克有过一段生动描述：“从内部认识社会和政治生活,参与其中,感受其波澜激荡,享有其鲜活经验,这是一回事,像自然科学家研究食蚁熊的生活那样研究这种社会政治生活,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在前一种情况下,鲜活经验以其全部生命力、丰富性、具体性、原生性直接展示于从内部来认识它的思想；向这种思想展示的是完全不同的一种量度,第二种思想类型不可能具有这种量度,它只是从外部去认识这里现有的实在的图景或者外露的表层.”作类型区分当然不是为了排除2加2等于4之类的知识操作,不过文学批评与研究中的一些工作,尤其当我们直面作品时,大抵不是“自然科学家研究食蚁熊的生活”这一路,所以,在获取另外一路具备“完全不同的一种量度”的知识时,需要“我们的全部内在本质参与”,需要“全部生命力、丰富性、具体性、原生性”的投入.否则,缺陷不仅在于你认识到的仅止于“现有的实在的图景或者外露的表层”,而且意味着这样的认识只附着于主体的“表层”、“皮肤”,而不能“灼然毕现我目中”.拒绝空洞的名词堆砌与冷漠的符号操作,投入“全部生命力、丰富性、具体眭、原生性”,让文学理解与生命实感相摩擦,“参与其中,感受其波澜激荡,享有其鲜活经验”―这种以心求心,心心相印式的态度与方法,可以用来描述我理解的周立民文学研究的特质.

印象中的周立民总是忙碌,自从任职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后,似乎更是有了废寝忘食的“正当理由”.整理书信、日记和档案资料,出版新发现的文献,编辑研究集刊,举办讲座等当然还要挤出时间从事研究.熟悉的人都知道他的身体远不像外表看上去那样强健,朋友相逢与其问“近来又有何大作面世”,毋宁问“近来休息得怎样”,听说他又即将入院接受一手术,这实在是让人担心的.在他面前我早已省去见贤思齐的进取心,要让我像他那般事必躬亲,那早就一筹莫展了.但每次遇到周立民,看他总是那样马不停蹄、意气风发.

在新近完成的《巴金评传》中,他描述1930年代的巴金：“这个时候,新文学的血脉如何延续下来就变得无比重要.五四激进主义在三十年代也发生转化,比如左翼将这种激进变成政治的现实力量,而巴金只能是做着‘灵魂的呼号’,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这批独立的知识分子没有过多地抱怨什么,而是奋力突围”,“五四精神的践行,除了创作,巴金和他的朋友们还以自身的文化实践,扩大自己的生活和思想的空间,承传和发扬五四新文学精神,创办期刊和经营出版社都是他们最切实的举措”.

何以废寝忘食的操劳而又意气风发,这样想来就不奇怪了.“文学的初恋”延续成稳固而深切的热爱,这种热爱中自然赓续着巴金在切实的岗位上将理想信仰与具体事业结合起来时的沉稳与昂扬.巴金不仅是周立民的研究对象,同样最大程度涵养着他对生命与岗位的理解,在文学的心心相印之外,更有着知识分子人格、血脉 的承传.

在我所读到的周立民的巴金研究著述中,《生命的开花――理解巴金的关 键 词 之一》一篇最让我印象深刻.论文勾勒巴金一生的不同时期,“不断追问自己的生命何时开花”：30年代上半期,用“生命的开花”来表达对自己当下生活的不满(“自己吸收了那么多‘营养’,奉献出去什么了”)；抗战炮火中认识到用具体的工作来实现理想就能做到“生命的开花”；当晚年肌体衰老、疾病缠身时,再次呼唤“生命的开花”来要求自己永不放弃追求(“我仍在思考,仍在探索,仍在追求.我不断地自问：我的生命什么时候开花”).与此同时,“生命的开花有一种生命满溢的快乐”等

心脏的一时衰竭源于焦灼――信仰和理想如何能在现实中找到妥帖的位置而当生命通过实践、通过具体的工作而“开花”时,先前失血的心脏重又搏动起来,源源不断地将气血灌输到生命体的各部分中,生气淋漓地应对现实等巴金的文学坦诚记录了这一开花、搏动的过程(他素来拒绝以文学家自命,但恰恰是巴金的文学最大程度呈现了文学与自我、与读者心灵交流的自由),他的文学、生命与践行,就是这般相互呼应、彼此成全：

“生命的开花”是一种透明、纯粹的生命境界,而且始终笼罩着人格的光辉.与那种虚无的生命观相比,它是积极的、乐观的、高扬的,它有着自己的目标和人生方向.或许有人鄙之为高蹈,因为这个时代要“躲避崇高”,其实我觉得不是“躲避”,而首先是我们不承认,其次是不敢去承担,还有一点就是将崇高推到一个遥不可及的地方,没有像巴金意识到它可能就在默默的岗位和自我的内心中等

“爱的火把”稳固地传递着,“融入到血液中”.我想,对于周立民而言,“文学的初恋”之所以得到一以贯之的延续,巴金的文学所通向的这种生命境界,大概是主要原因,他心向往之,身体力行等

[注释]

①周立民：《精神探索与文学叙述：新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版.以下对此书的引用不一一注出.

②尼采：《偶像的黄昏》,20、22页,周国平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

③周立民：《另一个巴金》“后记”,见《另一个巴金》,226、227页,大象出版社2002年3月版.

④《中国青少年年鉴》,由国家教委教育管理信息中心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笔者亦忝列其中,故家中藏有一本《中国青少年年鉴》.十数年过去了,我父亲偶然翻看时,发现周立民的作文,拿来给我看,果然我和他的名字差不多就排印在同一页上(《中国青少年年鉴》出版时我与周立民自然毫不相识).有趣的是,后来我复印一份给周立民,他对收入《中国青少年年鉴》一事完全不知情.想来,这是我和立民兄的一种缘分吧.

⑤周立民：《痛切的情感记忆与不能对象化的(随想录>》,载《文艺争鸣》2008年第4期；也收入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编：《细读<随想录>》,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4月版.

⑥孙歌：《实话如何实说》,载《读书》2000年第3期.

⑦(清)黄子云：《野鸿诗的》,收入《清诗话》,847、848页,中华书局1963年9月版.

⑧此处似乎会面对一种质疑：在研究中凸显“心”、“情感”,以及与研究对象之间“温暖的记忆”,会否将学术变成偏私、溢美之词仅举一例说明吧.周立民在《巴金评传》中描绘新中国成立初期“巴金的理想与新政权的同构性”,显现之一是“新政权强调‘人民至上’的理念与巴金等人思想中的民粹主义因素达成了一致”,“在这里,‘人民’都是有着极强的抽象性和道德感的名词”,“这种并不重视人民个体而注重将其看做整体并奉若神明的态度,从积极方面来讲,有助于社会平等、正义的实现；从消极方面来讲,它极其容易以集体的名义肆无忌惮地侵犯个人自由,甚至会导致个人是罪恶的、知识是罪恶的等观念”.接下来一段描述巴金“换笔”(“丢下自己熟悉的笔,写新生活”),此时生活往往不出于个人选择,而是别人安排,“留给他的空间只是让他学会适应.对于一个自由知识分子来说,取消思想等于取消人的灵魂等于侵犯个人最神圣的领域.然而在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等谁也不敢随便这样说”.“实际的问题远远比解开一个思想症结要复杂得多.‘换笔’之后的巴金比较重要的变化是除了万丈热情外,看不到他自己的身影.过去巴金在文章中敞开心扉,显得那么坦诚、真挚,而现在作者总是吞吞吐吐,或者尽量不触及自己的内心世界.”(参见周立民：《五四之子的世纪之旅――巴金评传》,《西部华语文学》2008年第11期)上述描述中,不以己自蔽的洞察已无须特为指明.以心求心的研究,并非丧失客观尺度,反而能通过心灵的沟通而建立对文学史更充分、更有效的感知力,真正做到知人论世.

⑨弗兰克：《生活在先,哲学在后》,见《人与世界的割裂》,2、3页,徐凤林、李昭时译,山东友谊出版社2005年5月版.

⑩同上书,4页.

⑾周立民：《五四之子的世纪之旅――巴金评传》,载《西部华语文学》2008年第11期.

⑿周立民：《生命的开花――理解巴金的关 键 词 之一》,载《上海文学》200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