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到沈阳

贺绍俊是当下大名鼎鼎的文学批评家,曾任《文艺报》常务副主编、《小说选刊》主编.谁都知道这个位置对文学界来说举足轻重.但有趣的是,圈子里的朋友都称贺大主编为“小贺”.于是,我们在文学界的各种场合――各大报刊的头条文章、作品讨论会、学术研讨会、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等各种评奖会上都可以看到“小贺”的身影.“小贺”在文学界的重要和显赫由此可见一斑.

我与“小贺”的交往有20多年,是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在我的印象里,“小贺”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他为人谦和,处事练达,脸上总是写满阳光的笑意.因此,“小贺”无论到哪里都是一个备受欢迎的人,尤其受到们的欢迎.这也让很多人对“小贺”咬牙切齿又奈何不得；“小贺”也是一个很有趣味很性情很“时尚”也很“小资”的人.他嘲笑喝啤酒的我辈没有品位,他要用水晶玻璃杯喝红葡萄酒；他喜欢小注移情偶尔通宵达旦；在我问学生现在流行什么歌曲的时候,“小贺”已经能够声情并茂地高唱《两只蝴蝶》了.这样我就明白了绍俊为什么被称为“小贺”.“小贺”不老的青春我等虽不能至却艳羡不已.

2004年6月,绍俊和我成了同事,我们一起从北京来到了沈阳师范大学,在一个研究所里工作.过去是朋友,只能说是熟悉.在一起工作朝夕相处,才能够说是了解.在我看来,绍俊浪漫、达观,但他确实又是一个成熟的人.初到沈阳时,绍俊经常一个人步行在沈阳街头.尤其是隆冬时节,寒风呼啸,大雪飘飞,他穿着夸张的冬装,将孑然的身影投射到盛京古老的大街上.没有人知道他要做什么.想到北京各种会议上绍俊的万千风采,此时却淹没在东北的万象人间.我想绍俊是不是对北上的决定感到失望甚至绝望了.其实不然,没有多长时间,他就熟悉了沈阳的大街小巷,偶尔提着几个纸袋,像采购了满意商品的中年妇女,得意就这样写在了他阳光灿烂的脸上.

说绍俊成熟,我是指他的宽容.可以说,不涉及原则的事情,绍俊都不计较,他有足够的能力处理各种关系.这当然与他在北京长期做部门领导工作有关,与他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有关.但我觉得也与他的为人、修养和性格有关.我很少看到他剑拔弩张义愤填膺的时候,很少或根本没有听到他随意臧否人物,随便地说长道短.绍俊更多的时候是爱开玩笑,但决不过分,分寸火候恰到好处,就像一个顶级的高尔夫球手,举重若轻地一竿子就将球打进了洞洞里.然后他自己先哈哈大笑起来.绍俊乐观、健康的心态,与他宽容的胸怀和人生智慧是有关的.

当然,绍俊首先是一个文学批评家.在上世纪80年代,他和潘凯雄联袂出演于文坛,在“双打”的批评家里出类拔萃打遍天下无敌手.从那时起,他就奠定了自己重要的文学批评家地位.他长期做文学部门的领导工作,写作是业余的事情.因此,那时绍俊的文章时文较多,或作家论或作品论.但这些评论都言之有物,见解独到,是那个时代健康的文学声音,也参与推动了那个时代文学的发展.到沈阳师大之后,学院体制要求学术论文,要求言必有据据必可籍的长篇大论.对有些人说来,这个转变是困难的,但对绍俊说来是水到渠成.大学的工作相对单纯,有充分的时间思考与文学相关的学术问题,于是,绍俊的长篇大论就纷纷出现在各种学术刊物上.

我多次听到陈晓明、程光炜、陈福民等朋友对绍俊文章和见解的夸奖.他们认为,这么多年,绍俊的文章一直在很高的水平线上,是非常难得和不容易的.雷达先生也曾开玩笑说：“绍俊的业余爱好可能就是写文章他的文章怎么那么多.”后来我知道,绍俊不仅才思泉涌,下笔万言倚马可待,同时他的勤奋也很少有人能比.他答应的文章,几乎从没有失信.因此,绍俊在编辑那里的信誉也是屈指可数的.

前面说到绍俊宽容、不计较,那是指非原则的事情.事实上,绍俊也有非常激烈的一面,比如在文学观念上,他从来没有妥协,涉及是非的问题他决不含糊.他的特立独行还经常表现在对流行看法的“反动”,比如,当“宏大叙事”被普遍质疑或批判的时候,他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重构宏大叙事”的主张：当媒体批评被普遍不信任的时候,他却认为这一不信任与我们对媒体批评了解的不全面有关；在“天涯若比邻”的全球化时代,他却提出地域、地缘对作家的重要性等凡此种种,都表明了绍俊独立的文学批评品格和理想的文学追求.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这样的品格和追求是有难度的.

绍俊虽然离开了北京,但在各种重要的文学场合,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他矫健的身影和泛着红光的笑脸,依然可以看到他和男性或女性青年作家亲切交流的感人场景.从北京到沈阳――绍俊的角色变了,但他英姿勃发的青春气没变；从主编到教授――绍俊的地位变了,但他联系群众的作风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