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与城市:被遮蔽的历史叙述

在乡村与城市的文学叙述传统中,对乡村和城市二元对立的判断有着简单化的倾向――乡村仅仅保留了纯真美好的一面,城市则成为贪婪邪恶的化身.威廉斯很反感这种看法,他斥责这种由文学修辞塑造出来的对比为“抽象对比”,遮蔽了更为复杂真实的历史关系.而且“乡村”和“城市”这种二元对立的叙述被一组循环往复的逻辑内在地串联起来：文学家们对城市的憎恶转化为对乡村的喜爱,对乡村的喜爱反过来又助长了文学家们对城市的憎恶.威廉斯将这种乡村文学叙述称为“田园符咒”.依据这种逻辑,自然也存在一个作为对应的有关城市的“荒原符咒”,而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符咒”本身都是对真实历史的遮蔽.

在威廉斯写作《乡村与城市》的年代,学者们普遍抱有一种英格兰农村“正在消失”或者“已经消失”的观点,而对于消失的时间点的追认却众说纷纭.

澄清学界对田园问题的混乱认识,正是威廉斯写作这本书的出发点.通过清理16世纪至20世纪多部以“乡村”与“城市”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并将其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发展过程相联系,威廉斯指出,“它们最终都将我们引向一个难以回答但又是根本性的问题”,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是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带来的生产和生活危机.洞察危机的起源、发展并寻求解决危机的方法,构成了《乡村与城市》这本书的根本意图.

一、

在乡村与城市的文学叙述传统中,对乡村和城市二元对立的判断有着简单化的倾向――乡村仅仅保留了纯真美好的一面,城市则成为贪婪邪恶的化身.威廉斯很反感这种看法,他斥责这种由文学修辞塑造出来的对比为“抽象对比”,遮蔽了更为复杂真实的历史关系.而且“乡村”和“城市”这种二元对立的叙述被一组循环往复的逻辑内在地串联起来：文学家们对城市的憎恶转化为对乡村的喜爱,对乡村的喜爱反过来又助长了文学家们对城市的憎恶.威廉斯将这种乡村文学叙述称为“田园符咒”.依据这种逻辑,自然也存在一个作为对应的有关城市的“荒原符咒”,而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符咒”本身都是对真实历史的遮蔽.

要还原乡村和城市的真实图景,第一步就是打破传统文学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威廉斯在开篇就强调“真实的历史历来都是多种多样”,真实的乡村和城市均由各个不同的阶层构成,这意味着,有关乡村和城市的真实历史叙述也相应地就“历来都是多种多样的”.而“在村庄和城市里一样,存在着劳动分工,存在着社会地位的对比”,一旦确立了这样的前提之后,紧接着便自然浮现出了文学叙述在复杂的历史关系中的视角选择问题――这正是威廉斯最亟待指出的.他声明,“我们需要探究的并不是史实错误,而是历史视角”,因为由不同的视角选择带来的结果可能是截然相反的,所以从什么角度进行观察就显得至关重要.视角问题决定了观察者对复杂历史状况的选择性叙述,正是由各异的选择性叙述构造/再造出了不同的“乡村”与“城市”样态以及相互关系.选择性叙述在文学文本中呈现为各种精心挑选的意象,这些意象内在聚合为特定时空背景下的“情感结构”,并外化而成为相应的修辞姿态,最终在读者的脑海中形成有关乡村或者城市的某种固定印象.

那种对立简明的“乡村”和“城市”的形象因此变得复杂起来.由于有关乡村与城市的意象的选择需要由具体的观察者落实,观察者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及其态度便值得详细分析.田园诗的文学传统最初摆脱各种张力纠缠的状态,以单纯的收获与乐趣取代对黑暗和辛苦劳作的叙述,便是作为观察者的诗人们和统治阶级的合谋所致；虽然不能说此后每一位作家都与统治阶级维持亲近的关系,但有关美好纯真的乡村叙述传统却潜在地被留存下去.无论这种理想化的情感结构被用来“掩盖和逃避当下现实的痛苦矛盾”,还是被当作“人类社会和普通人意识的退却和安慰”,对卑微者苦痛生活的美化处理都构成了某种延续的压迫力量――作家们有意无意维护了乡村统治阶级的利益.威廉斯致力于发掘的,恰恰是被这种主流历史叙述所遮蔽的真正的乡村声音.他给我们勾勒出了从科贝特、阿奇、艾什比,到晚期杰弗里斯、托马斯哈代的另一条文学传统.由于这些作者所采取的不同的观察视角――这同样由他们的社会立场所决定,乡村痛苦和黑暗的一面被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来,他们毫不避讳地对劳工遭受剥削和凌辱的历史进行真实刻画.为了带领读者更为有效地贴近这种被遮蔽的乡村形象,威廉斯也在书中多处引述个人家族史.他常常以“我的家人总是说”作为例证,说明“时代在变得越来越好,过去的日子是糟糕的日子”,与田园诗人们“过去美好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的“历史遗憾”构成鲜明对比,以此将诗人们编织的有关乡村的谎言揭露出来――即便威廉斯本人并不认同时代在“变好”的淳朴判断.但毫无疑问,田园诗人们的立足点已经遭到了上述各种力量的围逼,僵化的情感结构一经被放置在历史现场,自然难以逃脱被同一场域中多方声音的诘难.

作为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固有的文学传统也必然遮蔽了人们对城市的真实感觉.在这种文学传统中,城市被定格为“怪物”和“肿瘤”的病态形象,直到20世纪初,人们对城市的主要描述也仍然在“混乱”“危险”这些字眼中徘徊.威廉斯试图表明,将城市叙述为一个压抑性的统一体是不可行的,城市最显著的特点正在于它的混杂性、众多人口的多样性以及发展的随意性.在“黑暗之城”的历史叙述传统之外,威廉斯努力发掘出了另一个“光明之城”,并期待着那种将在城市中诞生“新文明的希望”（详见本书第十九节“黑暗之城与光明之城”）.“新文明的希望”源自以城市为中心而进行的斗争,致力于推翻被固有文学传统所掩护的统治阶级――在威廉斯看来,乡村和城市的统治阶级本质上乃是二维一体的.既然发现了文学写作可以在历史的场域中形成某种压迫性的权势力量,而这种文学的起点――观察视角又总是被统治秩序所左右,那么,借助对被遮蔽的观察视角的重新考察,威廉斯就将建构出另一种迥异的、具有革命性的文学传统――它被赋予了对抗传统统治秩序的历史使命.

在威廉斯的论述中,文学以错综复杂的方式同历史、政治相互勾连.历史被用以参证文学的真实性,文学在威廉斯的论述中并不具有第一性,它只能作为特定的视角,反映历史复杂性的某一方面.但威廉斯绝没有否认文学的巨大历史推动作用,恰恰相反,威廉斯认识到了文学既可以是对历史的遮蔽,也可以是对历史的再次发现.这也就将作为整体概念的文学内在地划分为“保守的”和“激进的”具有对抗性的两个方面,因而对保守的文学传统的质疑必须同威廉斯对激进文学传统的发掘和形成关联起来进行解释.威廉斯致力于解构保守的文学传统,批判以选择性叙述作为前提的“情感结构”：他以对同一历史场域中不同声音的发掘,让那些被遮蔽的对抗性的另外一方面展露出来.通过详细观察“情感结构”在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的形态变化,威廉斯从横向、纵向两个维度解构了在文学传统中被固化了的“情感结构”,其所带来的论述效果就是,威廉斯不仅完成了他所设定的对传统乡村与城市叙述的“历史性和批判性的追溯”,同时也解放了“乡村”和“城市”作为文学形象被打上的“符咒”. 二

接下来,威廉斯就必须着手重新叙述乡村与城市关系,依赖于这种新的叙述,被遮蔽的对抗性历史被揭露出来.乡村与城市是一个紧密互动的统一体：城市既是乡村的映像,又是乡村的写作技巧者.一方面,由乡村的“封建地主”转化为城市的“新型资本家”,统治阶级的内在构成未曾发生本质改变；另一方面,在乡村中的剥削被集中到城市进行再生产,而城市中由其他剥削形式带来的财富又源源不断渗入乡村.由此,新秩序的建立就并非如保守的文学传统所显示的,“是一个封建秩序衰落的故事”,“而是有关残酷地蓬勃发展的故事”.那种将乡村与城市二元对立的传统叙述,只可能是流于表层的肤浅之论,真正的对立双方毋宁是：在黑暗中挣扎的被剥削阶级与作为统一整体的剥削阶级.威廉斯极度反感于将乡村视为美好、将城市视为邪恶的表面对立,正是因为在这背后,一致掩藏了对被剥削阶级的痛苦和艰辛的承认.固有的文学传统遮蔽了这一群体的黑暗生活,威廉斯据此斥其为“谎言”――表面的进步与祥和恰恰遮蔽了真实的阶级对立.

本书临近结尾,威廉斯不忘提醒读者“不能将自己局限于城市与乡村形象之间的对比,应当更进一步看到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归根结底,洞察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即“看到潜在危机的真实形态”.威廉斯随后从时间的维度指出,乡村和城市分别被视作“过去”“未来”的两种不同形象,处于二者之间的“现在”面临着前后两个方向所带来的“张力”,乡村与城市因而存在着一种“分裂和冲突”的关系.这正是威廉斯一直试图通过打破传统的城乡叙述,努力呈现给我们真实的历史图景.倘若进一步追问,威廉斯所谓的“现在”又是发源于何时呢?如果按照威廉斯所言,“张力”一经产生即标志着“现在”时刻的到来,那么从固有的文学传统可知,“张力”应当开始于“诗中不再有真相”的文艺复兴时期,而这正对应着资本主义农业的发生期,也是在这一时期,乡村叙述模式的内部由此时开始转化,并朝向一个新社会的方向和兴趣――“一种发展中的农业资本主义”.导致“现在”呈现为“分裂和冲突”的状态,正是资本主义发生、发展所引发的必然结果.到这里,一切有关乡村与城市的文学传统也无非徒具表征意义,威廉斯最终揭露的正是操控这一切的“幽灵”――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及其危机.

威廉斯将发生于“现在”的“分裂与冲突”归结为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阶级之间的对立斗争,而阶级对立方是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真正的对立”,“现在”正是这两种力量发生着“分裂与冲突”的历史阶段.威廉斯强调乡村与城市是一对相互纠缠的综合体,真正目的在于指出二者“是同一个危机的组成部分”.对于危机的根源,他坚持认为“不得不被追溯到整个社会制度上去”,即抵抗资本主义.威廉斯从不掩饰他对资本主义的拒斥,他在本书论述开端便将“改变社会关系和核心价值”认作社会危机的补救方法,后来更是呼吁要通过工会组织进行彻底反抗资本主义统治的斗争,并将其热情地称作“新文明的希望”.毋庸置疑,威廉斯此书批判保守的文学传统,其最终目标乃在于这背后所遮蔽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体系,这是一个较文学传统“更大的系统”.

面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带来的挫败感,事实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回应方式：一是田园诗人们的选择性逃避,逃避到一个理想化的乡村秩序中去,依靠纯真的怀旧缓解现代社会的冲击,但对乡村的美化不仅遮蔽了问题/危机,而且严格来说,这些被挑选、被抽象化的乡村观点还具有历史“反动性”；一是威廉斯所推崇的迎面对抗,同少数人操控的资本主义彻底决裂,推翻作为制造社会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以此从根本上解决环境、人口和食物问题,对此,他给出的初步方案是消除劳动分工问题,采用社会合作方式,发展并扩展劳作农业.

三、

回到威廉斯在本书开篇时设置的问题,既然他的分析过程和目标都如此清晰,为什么非要说是“难以回答”呢?首先,威廉斯向往有着新的合作形式的社会主义,他试图以此反抗被视为分裂人、异化人的资本主义,但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实践却使他难掩失望,就乡村和城市的问题,社会主义继承了资本主义在细节、原则上的处理方法,仍然固守一套城市进步主义的理念,对乡村的掠夺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次,乡村在威廉斯的设想中地位无比重要,乡村被认为和我们的生存攸息相关,它不仅不再被和过去联系起来,而且在未来也“只会变得更加重要、更加中心化”,况且中国和古巴以乡村为中心取得的革命胜利,也使得一心寻找抵抗资本主义道路的威廉斯更加看到了乡村建设的重要性.

论述在这里绕出了一个死结,其构成原因就是重“城市”还是重“乡村”这两个方面.但威廉斯最终似乎巧妙地跳开了这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他认为“城市无法拯救乡村,乡村也拯救不了城市”,在这场资本主义危机中,乡村和城市都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二者早已是一个难解难分的互动综合体,依靠任何一方进行拯救的希望都是无济于事的.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乡村与城市的观点,威廉斯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他寄希望从中国和古巴社会主义的革命历史中发现新的思想资源,甚至一度把目光转向空想社会主义.但这些希望之光在本书中都是不够明朗的,威廉斯略显仓促的收束也令人感受到他思想的游移.他最终似乎放弃了对根本道路的摸索,而是重新回到具体的历史现场,提出最亟待解决和克服的是劳动分工问题,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在“现在”的表现形态就是劳动分工,正由此导致了人与社会的分裂.在威廉斯看来,要对资本主义进行抵抗,消灭劳动分工是第一要略.

总而言之,以文艺复兴为起点,迄于威廉斯写作本书的年代,通过对乡村与城市文学传统中的情感结构的历史性还原,威廉斯将这本书的中心主题――资本主义发展的危机不断暴露出来.威廉斯以乡村和城市的关系分析为依托,抒发了自我对现代性危机“进亦忧、退亦忧”的浓烈感受,读者不难领略到他那种压于纸背的“个人感受到的压力和使命感”.然而,威廉斯对于文学传统的回顾也贯穿了一个相对独立的问题――对“我身处何处”的探问,旁逸斜出的个人家族史不断被拿来用作论证材料,这本书虽从历史现场出发分解了文学传统中一个又一个的情感结构,但这是否在整体上,又再次凝合成了某种属于威廉斯个人的新的“情感结构”?这似乎是一个令人兴味十足的问题.当然,威廉斯注重以历史的分析作为基础,从来不迷信田园诗人对有关乡村童年往昔的动人回忆.但从另一个层面讲,这些田园诗本身不也包括了当时诗人对现代性的焦虑和痛苦的感受?在这一点上,田园诗人或许可以成为威廉斯的同路者,威廉斯本人也对此予以理解和同情,他认为,那些寄情于一个前资本主义世界的诗歌也可以被用来表达对“我们自己时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或许可以说,这部分情感本来就是包含于现代性危机感受的一部分.现代性应当同时包括资本主义进步理念与反资本主义进步理念,是扭结并行的两条线索；而威廉斯超出田园诗人的地方就在于,他对现代性的焦虑来自对这两条线索整体性的焦虑――威廉斯有着立足整体寻求改变的愿望,他本人不站在乡村或城市的任何一方.

威廉斯最终以消灭劳动分工、实现新形式的合作作为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案,存在着将资本主义的根本罪恶归结为劳动分工的倾向,这大概源于他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论述的继承.劳动分工和专门化固然带来了资本主义危机,并将危机辐射到了社会整体,但也许这只是劳动分工的“失范”形态,即劳动分工尚未得到更健全的发展,因为从其他学者那里――比如主张深化社会分工的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我们又听到了劳动分工其实更加有利于社会团结与人的实现的声音.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 农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