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文学观念的嬗变

摘 要 :自1918年以后,梁启超的思想文化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相应的也影响了其对文学的认识.与前期的功利主义文学观相比,晚年的梁启超梁不再从启蒙的视角强调文学的政治工具性,而是从唯美的视角强调文学的情感价值,强调文学本体的审美和艺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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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文学观念与其政治思想文化观念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的一生可以以其1917年退出政坛为界,大体上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主要是政治活动家、宣传家和启蒙思想家.后期主要是学者兼教授,与此相应梁启超的文论著述也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三界革命”理论为核心,后期以古典文学研究为核心,而梁启超的功利主义文学主要体现在前期,自1918年以后,梁对文学的认识实现了由功利到审美的转变,而这一观念的变化,一直持续到1929年他去世时为止.

一、思想文化观念的嬗变:传统的回归

1918年,梁逐渐淡出官场,潜心于著述事业.同年10月,他向记者发表谈话时称:“一年以来,闭户自精,略成十余万言,但所就仅十分之一二.自审心思才力,不能两用,涉足政治,势必荒芜著述.吾自觉欲效忠于国家社会,毋宁以全力尽瘁于著述,为能尽吾天职,

故毅然中止政治生涯,非俟著述之愿略酬,决不更为政治活动.”

1918年12月28日,梁从上海出发,开始了他酝酿已久的欧洲之旅,并于1920年3月5日回到祖国.随后,梁发表了《欧洲心影录》一文,表达了他对西方文明的新认识和新看法.他告诫国民,不要盲目相信包括科学在内的西方文明,科学并不能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他指出:

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渴望问题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能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以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到幸福,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靠它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都不见了,因此,无限凄凄失望.影子是谁就是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的一个大关键了.

不难看出,梁此时对西方的启蒙精神和价值准则有所质疑乃至产生否定情绪,他深刻地认识到,西方用科学手段发展起来的物质文明不是人类赖以安身立命之所在,人之所以为人,乃在于他的精神追求,他借用了法国著名哲学家薄陀罗对他所说的话:“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的文化节发扬光大,好像子孙袭了祖父遗产,就要保住他,而且叫他发生功用,就算浅薄的文明,发挥出来,却是好的,因为他总有他的物质,把他的物质和别人的物质化和,自然会产出第三种更好的物质来.”正是在欧洲思想家的影响下,梁开始了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他借用了一位美国名记者的口说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而西方人正等着中国人“把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故而,在《欧洲心影录》中,他提出了分四步建造祖国新文明的计划:

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她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再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统一种化和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它的好处.

显然,梁并不是简单地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一种新的综合,通过融汇中西文化的优秀物质,即把中国文化的精神物质与西方文化的物质物质相融合,重新塑造出一种新的中国文化.他说:“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我认为东方的―中国与印度―比较最好.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

总之,欧洲之旅是梁氏一生思想学术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正是这次旅行,使他重新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而此后十余年间,梁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学艺术,则是其晚年文化价值取向的现实体现.

二、文学观念的激变:由政治功利性到文学现代性

经过欧洲之旅,对西方文明感到失望的梁,已经不再像早年那样,受到西方历史中种种价值观念的吸引,思想和文学观念都洋溢着启蒙精神的因子,而是正好相反,与西方审美现代性或文学现代性否定启蒙精神的观点有相似之处.

在其后期文学观念中,梁不再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而是强调文学的审美价值,强调文学本体的审美和艺术特征.1912年12月28日,梁在《“不知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中,把孔子的“知不可而为”与老子的“为而不有,”调和为“无所为而无”,主张“要把人类无聊的计较一扫而空,”把生活艺术化,“把人类计划利害的观念变为艺术的、情感的”. 梁明确表达了这样的意向:艺术是不计较功利的.

在《中国韵文里关所表现的情感》中,他反复强调诗歌艺术的独特审美价值,反对只注重内容的倾向,并高度评价晚唐诗人李商隐:“我敢说他能和中国文字同其命运.等这些诗,他讲的什么事,我理会不着:拆开一句一句的叫我解释,我连文义也解不出来.但我觉得他美,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一种新鲜的愉快.须知美是多方面的,美是还有神秘性的,我们若还承认美的价值,对于这种文学,是不容抹煞啊”. 而在论述中国古代的“浪漫派文学”时,他特别推崇李白和王安石的诗歌,指出:“这类诗词,从唯美的见地看去,很有价值.他们并无何种寄托,只是要表那一片空灵纯洁的美感.”显然,晚年的梁启超更多的是以唯美的眼光去看待文学艺术,而并非功利性的视角,故而,他声称:“文学是本质和作用,最主要的就是趣味.”正是基于此,他把为人生的艺术观与唯美的艺术观统一了起来.在《情圣杜甫》中,他提出了人“应改为作诗而做诗”还是“应该为人生问题而做诗”的疑问,在他看来,这二者是可以统一的:这两种主张,各有极强的理由,我们不能作极端的左右袒,也不愿作极端的左右袒.依我所见,人生目的不是单调的,美也不是单调的.为爱美而爱美,也可以说是为人生的目的,因为爱美,本来就是人生目的的一部分.诉人生苦痛,写人生黑暗,也不能不说是美,因为美的作用,不外令自己或别人起快感,痛楚的刺激,也是快感之一.例如肤痒的人,用手抓出血,越抓越畅快.象情感恁么热烈的杜工部,他的作品,自然是刺激性极强,近于器叫人生目的那一路.主张人生艺术观的人,固然要读他,但还要知道,他的哭声,是三板一眼的器出来 ,节节含有真美 ,主张唯美艺术观的人,也非读他不可.

显然,在文学的社会功利性与审美艺术性之间,晚年的梁氏采取的是一种中庸调和的态度,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即便是一种调合主义,也是在“为艺术而艺术”与“为人生而艺术”之间,而不再是为“发表政见,商榷国计”的政治目的.与“三界革命”时相比,此时梁的文学观念发生了质的转变.在前期,梁片面强调文学的社会功利性,甚至不惜牺牲文学的审美艺术性.而后期,在文学的社会功利性与审美艺术性的对立冲突中,审美艺术性在梁氏的视野中转而占据了十分重要、乃至优先的地位了.故而,1918年―1929年可视为梁氏文学观念的嬗变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