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态人性与梁实秋的文学思想

内容提要　梁实秋人性论文学观中的人性是指常态人性,常态人性是不变的人性、善恶并存的人性.梁实秋认为表现常态的人性能够获得普遍、永恒的审美价值；他与左翼文论的论战有复杂的学术因由,并非出于对左翼作家的天然敌意；他主张以理抑情,强调情感表现质的纯正与量的有度,其立论有中西方二重文化背景.

梁实秋在文学问题上一贯强调理性的节制,反对“放纵”情感的浪漫主义,但他晚年执着地追求爱情,将浪漫的爱情演绎得动人心魄,他力主文学是少数人的事业,只有少数人能够享用文艺,然而他的散文创作雅俗相济,受到海峡两岸普通读者的广泛欢迎；他执着地固守人性论的文学界面,其人性观融合了中西方文化,有着比较丰富的内涵.

学术争议与思维向度

梁实秋曾与左翼文艺界展开过情绪亢奋的论战,有人因此认为他对左翼文艺界怀着天然的敌意,将他视为顽固地坚持反左翼立场的文论家.平心而论,梁实秋与左翼文艺界的矛盾对立并非出于政治歧见与书生意气,学理取向迥异是其与左翼作家分道扬镳的深层次原因,而且,梁实秋文艺思想的某些方面还与左翼文艺界的观点有着某种契合.梁实秋与鲁迅往复论难,但对鲁迅的文学成就给予了较为客观的肯定.受一元论思维方式的影响,我们一般只看到梁实秋与左翼文艺界矛盾、激辩的一面,没有看到梁实秋也是那个民族危亡时代“为艺术而艺术”主张的反对者.在以下几个基本点上,梁实秋的文论必定会与革命文学的主张发生冲突.

第一,人性论的文学观与阶级论的文学观之争.梁实秋所关注的人性是常态的人性,在他看来,表现常态的人性才能凸显文学的永恒价值.梁实秋对文学是有非常高的期许的,期望它能在铸造善的人性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左翼文艺界致力于表现特定历史时期变异的人性――人性阶级性,因此,左翼文艺界的那些鼓动反抗、宣扬以暴易暴的文学,不能入列梁实秋为文学史架设的凌烟高阁.为了捍卫文学的价值,梁实秋不顾一切地与鲁迅展开言辞激烈、不乏意气的争辩.

第二,梁实秋接受了新人文主义的理性观念,重视文学的形式意义,排斥浪漫的文学取向,也必与左翼革命文学相冲突.革命文学具有激进主义倾向,在审美风格上秉持文学浪漫主义,革命文学实质是革命力量处于弱势地位时的政治宣传,自然地形成了悲壮的审美风格.左翼作家看重文学的宣传、战斗功能,忽略、或日难以顾及文学的审美特性,提升作品的审美品位.而梁实秋则希望文学通过其独特的审美形式提高作品的可感受性,使读者获得更多的美的陶冶.

第三,梁实秋接受了新人文主义的基本理念,不认同人道主义的泛爱取向,或多或少地怀着精英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他认为文学具有构思精巧、品位高雅的特征,文学创作与文学欣赏都只能是属于少数人的活动.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从革命的需要出发,负着宣传、鼓动大众的任务,希望将他们的作品递送到更多人的手上.在这个问题上,梁实秋政治上的幼稚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例如,他居然能够将这样的话当作他抹灭阶级差异、鼓吹常态人性与文学永恒价值的一种依据,他说：“一个无产者检测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的生活争斗的手段.”这种言论落入鲁迅秉性冷隽的法眼,自然只能成为嘲骂的笑柄.

第四,梁实秋的文论还特别显示出他服膺儒家思想的逻辑线索.他崇尚理性,摒弃了老庄绝圣弃智、清静无为的享乐主义取向,也不赞同道家虚矫的浪漫,其思维取向先天地与儒家思想相契合.再加上梁实秋接受白璧德二元人性的观点,时时警惕人性中感性的无限扩张,提出要用理性来制衡,也使他很自然地接近儒家温柔敦厚的审美取向及其有法有度的诗教诉求.他的这种倾向也必同继承了五四反孔传统的左翼文艺界相矛盾.

不过,梁实秋文艺观点与左翼文艺观中还有一部分是相通的.例如,梁实秋和左翼文艺界一样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这一文艺观点表达了他对现实人生的关切,与该时代的主流文论相吻合.又如,梁实秋提醒人们注意人性的两面性,强调要用理智来锻炼人性,用理智来改造人性,这同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国民性改造和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所坚持的启蒙诉求也具有一致性.

为人生与为艺术

30年代梁实秋与鲁迅等左翼文论家曾就文学的阶级性问题发生过激烈的争论,论争中,梁实秋反对文学政治化,坚持文学审美方向的学术立场彰明较著.在梁实秋文艺思想的论域里,说梁在为人生与为艺术的问题上倾向于前者一定会让人感到惊讶.其实,坚持文艺应当关注现实,反对为艺术而艺术是梁实秋一贯的思想.虽然不像左翼作家那样政文两栖――既从事创作,又热心社会政治活动；虽然一生生活优裕,也颇有文坛精英的优越感,但梁实秋对审美的理解始终坚守了生活这一重要的维度,他肯定文学与生活的联系,并不认同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观.在这方面,他有时甚至显得偏执.如他提出文学的责任不是提供美,而是应该提供思想,他说,文学“最足以打动读者的心的不是那美”,而是作品所蕴涵的思想.唐宋儒学提倡“文以载道”,是将思想的表达与传播视作文学的主要目的的.梁实秋对儒家在文论方面的贡献评价较低,但他如此看重文学思想的表达,实际上是在30年代的中国文坛呼应了儒家的文学主张.思想是梁实秋评判文艺价值的关键点,但梁实秋对思想的理解并非纯粹的形上思考,他承认思想产生于人的存在、产生于现实生活,因此人生成了他的文艺思想的落脚点.他曾对文学批评作过这样的说明：“文学与人生既有这样密切的关系,批评文学的人就不能专门躲在美学的塔里,就需要自己先尽量认识人生,然后才能有资格批评文学.”生活在那个时代,梁实秋与左翼人士一样不能容纳吟风弄月的名士习气,’他说“在现今这时代,文学家如仍仅仅是歌颂‘诗酒妇人’,如仍仅仅在吟风弄月,他们的作品将不能引起一般读者的兴奋感动.”在他看来,此时能够引起读者“兴奋感动”的也必是能够激励人们积极进取、表现抗争精神的作品.他的这部分论述,如果隐去作者的姓氏,庶几能视之为左翼同志的言论.梁实秋断定唯美主义文学在当时的中国不可能有大的发展空间,他说：“中国国家现在已到了外患内忧濒于灭亡的时代,人民的生活也到了极端穷苦烦闷的状态,这时代要产出的文学当然是不能像旧文学那样的潇洒绝俗,也不能像一部分西洋文学那样的浪漫有趣.道家的思想和浪漫的思想是必然的走上衰落之途.”颇能获得共鸣,周作人不也说过：“背着过去的历史,生在现今的境地,自然与唯美及快乐主义不能多有同情”的话吗

更有意思的是,坚持为人生的艺术主张还让梁实秋提出了作家深入生活的倡议.他写道：“今后诗的任务不是用来表现神秘的感觉,而是用来描写人的情感思想的等诗原不是人生的点缀,现代生活与原始野蛮时代不同,我们也要把诗的内容重新决定一下,让它与现代生活相适应. 与生活适应不是难事,难在深入生活,难在了解生活.文学的今后任务,该集中在人性的描写.将来的世界无论怎样改变,人性是大约不至于怎样重大改变的.”这段话除了结尾处带着梁氏人性论的特殊标记外,深入生活的要求无疑是当时非常革命的文学思想.遗憾的是梁实秋的批评者们对梁氏这些接近于他们的论述并不领情.然而在恢复了理性的今天,我们理应对其如此“革命”、如此“唯物”的思想给予正面的评论.

不过在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与左翼文论家有较多共同语言的梁实秋,在给关注现实注入实际内容时,显然止住了向左翼靠拢的脚步,将该问题引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即将关注现实与表现人性、改造人性并举.他认为关注现实就是要突出人性的描写.梁实秋赋予文学以讽喻、怨刺的内涵,以达到劝导人心,实现人格重塑的目的,而不是像左翼作家那样将文学看作是纯粹的宣传,赋予文学引发一场政治革命的任务.梁实秋与左翼文艺界分歧的症结就在这里.而他一味张扬固定人性、普遍人性,又加剧了他与左翼作家的矛盾.在社会观上,梁实秋的思想虽然也有积极的一面：要求改变现状,要求改善民生；但却是平和的、非暴力的.他将左翼作家“以文学为革命的工具,以文学为政治的宣传”,视之为与当时文学界的“为艺术而艺术”派一样偏离审美的“极端”.在他那里,文学的社会作用需要通过文艺的审美形式和感人品格实现,因此,与左翼作家相比,他更注重文学审美品格的提炼.在社会政治方面,则与胡适一样,信奉非暴力、渐进的社会改良.

新月派是人性论的热情倡导者.梁实秋的《文学与革命》主旨在于厘清他与左翼作家的原则分歧,为达此目的,他虽承认“艺术与人生是不可分离的”,甚至肯定“普罗文学家攻击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是很对的”,不过这只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战术,他声明自己“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但是我不站在普罗的立场上”,他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文艺的领域里来”,反对“以文艺为武器来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新月派接受了梁实秋的文学人性论,打出了“健康与尊严”的旗帜.反对说教训世、感伤的文学,这样的文学态度当然不能一概否定.但他们徘徊于决定中国命运的光明与黑暗的历史对决之外,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架势,拒绝承担人文知识分子的责任,则大有矫枉过正之嫌.更有甚者,当新月派将他们的人性论作为攻击无产阶级文艺的口舌,批评实际包含人道主义内容的无产阶级文艺时,他们的口也因此瞄准了一个错误的目标,大大背离了人道主义立场.

总起来看,梁实秋肯定文学与生活的联系,有非常鲜明的特点：

第一,强调文学的审美特性,注意锻炼文学的感人品格.梁实秋对以文学为革命的工具、为政治的宣传极表反感,他认为这样就失了文学的立场.他说：“我们不反对任谁利用文学作工具,但是我们不愿任谁武断的说只有如此方是文学.”他强调,“文学的精髓在其对于人性之描写等文学的任务即在于表现人性,使读者能以深刻的了解人生之意义.文学作品以一时间―地点之特殊生活为对象者,其感动人之力量便有时间地点之限制；文学作品以基本的普遍的人性为对象者,其感动人的力量,便是永久普遍的.”可见,梁实秋主张文艺为人生有―个前提,那就是强调文学的审美特性,承认文学是在审美的基础上发挥有益于人生――表现人性、改造人性的作用.

第二,关注现实是为了表现永恒人性.梁实秋肯定文学应当关注现实,但他似乎更关心文学的永恒价值,强调文学应当表现深刻的、普遍的、固定的人性,势必与他表现当下现实的主张发生冲突.事实上,他也是轻视反映当下现实的作品的,如说“文学不能救国,更不能御侮”.救国与御侮是时代的主题,不能救国、御侮,又如何体现其与现实的联系

第三,认定文学审美是属于少数人的活动.梁实秋终其一生都怀有作为知识者的优越感,他接受的是文化传统中的精英思想,轻视乃至回顾大众的审美需要.梁氏的这些观点得自于白璧德,白璧德的思想其实便是一种精英的意识,白氏认为,文学与学术等专业性极强的工作,必须由“能洞悉人类古来多种文化之精华,涵养本身使成一有德守之人文学者或君子”来从事,白璧德推崇有“许多的思考,深刻的反思,以及睿智的、强有力的和能够协调各方的头脑”,或明或暗地表达出轻视大众的意识.排斥大众的审美权利,’压缩文学的活动范围,肯定会削弱乃至割断文学与人生的联系,这样一来,不也难以达成梁实秋通过审美改善人性的目的吗

常态人性与文学俭值

梁实秋文学观的核心价值是“人性论”,阐明文学的价值为人性的表现是其文论的中心论题.长期以来,梁实秋的人性论文学观受到大陆学界的批判；实际上,梁实秋的人性论文学观有着复杂的内涵.

第一,梁实秋论析的人性是常态的人性、二元的人性.梁实秋接受了白璧德人性由与理智构成的思想,他说“人性,不像是卢梭所想象的那么单纯良善等人性包括着欲念和理智.这二者虽然不一定是冰炭不相容,至少是互相牵制的等人之所以为人,即在以理智控制欲念.理智便是所谓‘内在的控制力’.”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反映了白氏对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深度思考.进入20世纪后,西方社会加快了现代化的步伐,享乐主义大行其道,社会严重失序.白氏认为,西方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倡言个性自由与感官解放,造成人的“自然本性”与“人文本性”新的失衡,出现了“个人能力的无序与无纪律的表现”,而他的目标就是要建构“自由的好处”与“管束的好处”之间新的平衡.梁实秋人性论的着力点是揭示人性中束缚思想阻碍进步的因素,强调人应当用理智来掌控欲念,使后者不致作乱.其实,梁氏的二元论的人性观在宋明理学中亦早已有所阐发.宋人张载将人性分为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或日义理之性,认为,气质之性是感性的,役于物的.而义理之性则是理性的,役物的,应当用义理之性去感化、改造气质之性.梁实秋的文论强调思想与理性的审美价值,意在让文学发挥感化、陶冶的作用,导引的人性向理性的人性提升.左翼作家对传统文化关于人性二元划分的理论不可能一无所知,但他们在与梁实秋的争论中却从来没有正视过这一点,只是一味要求确立无产阶级阶级性在文学中的优先地位.

第二,梁实秋关注人性的恒常性,认为表现常态人性的文学更具有永恒的价值.所谓常态人性是指具有超越时空限制,跨阶级、跨时代的人性特征.梁实秋的常态人性有两个特征：首先,常态人性是不变的人性.梁实秋认为,人性之所以是“固定的”、“普遍的”,因为它是在“理性的纪律”,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次,常态人性是跨越阶级界限的,是人人相通的.梁实秋说“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不同的地方是有的,遗传不同、教育不同、经济的环境不同,因之生活状态也不同,但是他们还有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 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不变的人性与超阶级的人性是梁实秋人性观的两个基点,这两点构成了文学审美价值的通约性,一部文学作品之能为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所接受,正是因为它表现了亘古不变的人性.

第三,梁实秋意欲以新人文主义的理想建立文学作品的评判维度.他说：“文学批评要有标准,这是一般人比较可以承认的原理,但批评标准究竟安在,才是最要紧的问题.吾人欲得一固定的普遍的标准必先将‘机械论’完全撇开,必先承认文学乃‘人性’之产物,而‘人性’又绝不能承受科学的实证主义的支配.我们在另一方面又必先将‘感情主义’撇开,因为‘人性’之所以是固定的普遍的,正以其有理性的纪律以为基础.常态的人性与常态的经验便是文学批评的最后的标准,纯正的人性,绝不如柏格森所谓之‘不断的流动’.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无产阶级的生活的苦痛固然值得描写,但是这苦痛如其真是深刻的必定不是属于―个阶级的.人生现象有许多方面都是超于阶级的.”在梁氏眼里的人性不只是不变的、凝固的,超阶级的,且是纯理性的,没有怨,没有恨,没有爱,没有情.但这种理性的纯粹不过是梁氏臆想的产物,人不可能没有感情,也不可能没有情感的变化.梁实秋将文学的理性精神推向了极端,也脱离了中国文论言志、抒情的常规.赛义德曾分析过上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文学界的一种祛情潮流,说它“强调文学的形式性”,“设想极其纯粹的作品所提供的精神性和救赎性的改善”；赛义德说,当时的“文学和人文主义所尊崇的是近乎神圣的、田园牧歌般的过去,既不是创造历史,也不是改变历史的过程”,“它宣称,对于真理不带感情的研究,不偏不倚、无牵无挂”.显而易见,梁实秋的文学批评观深受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新人文主义文学观的影响.

在关于批评基点的讨论中,梁实秋曾有“文学批评的出发点是人对人生的态度”的表白.但这个人生态度,实质就是所谓的人性.他认为：“物质的状态是变动的,人生的态度是歧异的,但人性的质素是普遍的,文学的品味是固定的.所以伟大的文学作品能禁得起时代和地域的试验等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的作品之基础”,一切时代、各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完全可以在一个固定的标准之下衡量起来”.在批评问题上,梁实秋认为；“文学批评是以批评家为单位,而不是以民众为单位,一般的民众可以规定文学作品的市价,但是,他们没有严正的鉴别力,不能给文学作品以批评的价值,并且民众的意见,纵或有时是纯正的,必无具体的形式,所以只有文学批评家的批评才是批评的正宗,批评家的意见无论其与民众的品味是相合或相反,总是那一时代的最精到的意见.”在常态人性的基础上,梁实秋确认文学的价值是永恒的,他说：“文学的国土是最宽泛的,在根本上和在理论上没有国界,更没有阶级的界限.”

梁实秋的文学人性论不能被简单地看作左翼阶级论文学观的直接对立物.首先,梁实秋的人性观点强调的是人性的通约性、恒常性,不关心人性因生活境遇不同发生的变异,不认同社会中的某一类人天然地拥有使其可以傲视同类的人性优越性.在文学阶级性的论争中,梁实秋强调的是人性的平等,而不是某一社会集团拥有殊异的人格特性.其次,梁实秋在文学讨论中特别重视人性议题,体现了他对人性改造、重塑的关心.他要作家表现人性的二元性,充分展示人性美与善的一面,其意图在于以理性来抑止,让人性得到完善.与左翼作家一样,梁实秋对社会现状也极表不满,甚至公开批评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但他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更多地是从文化人、文学人的角度出发的,特别表现为对人性缺陷的关注,认为艺术审美可以在人性的改造中发挥作用.在这一论域中,他的观点也并未构成对左翼作家阶级论文学观的正面挑战.再次.梁实秋论学目的在于构建他的以常态人性为经纬的文学价值体系,其中有两个基本的事实：其一,梁实秋生活的年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刚刚经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知识分子对文化现代化充满了热情的期待,拿来主义与全盘西化成为当时极有势力的主张,整个社会充满了对旧文化价值的怀疑乃至否定.梁实秋的常态人性理论与文学价值永恒性的论断无疑表达了一种不同于全盘否定传统、否定民族文化遗产的取向,他要求人们正视自己的文化遗产,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建构新文化的营养.其二,梁实秋生活的年代也是两大社会政治力量进行殊死决斗的、阶级斗争白热化、社会族群间相互仇恨、社会秩序崩坏的时代.梁实秋通过对常态人性的论述,强调文学价值的永恒性,表达了他弥合社会裂痕,构建一个平衡、和谐社会的乌托邦理想.

情感放纵与理性节制

厌恶文学的浪漫取向,强调理性的节制,构成梁实秋文论的另一个基本点.其理性主义的文学观有两个思想来源.一方面,他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理性传统,他认为,“人类行为之善恶可由自己选择,是即承认意志之自由与理智之效用.文学批评应以理智为至上之工具,即文学创造亦应以理智为至上之制裁.”在他看来,“古典主义者最尊贵人的头；浪漫主义最贵重人的心.头是理性的机关,里面藏着智慧；心是情感的泉源,里面包着热血.古典主义者说：‘我思想,所以我是’；浪漫主义者说：‘我感觉,所以我是’.古典主义者说：‘我凭着最高的理性,所以达到真实的境界’；浪漫主义者说：‘我有美妙的灵魂,可以超越一切’.按照人的常态,换句话说,按古典主义者的’理想,理性是应该占最高的位置.但是浪漫主义者最反对者就是常态,他们在心血沸腾的时候,如醉如梦,凭着感情的力量,想象到九霄云外,理性完全失了统驭的力量.据浪漫主义者自己讲,这便是‘诗狂’、‘灵感’,或是‘忘我的境界’.浪漫主义者觉得无情感便无文学,并且那情感还必须要自由活动.他们还以为如其理性从大门进来,文学就要从窗口飞出去.”

另一方面,梁实秋认同中国传统文论关于情理关系的思辨.他认为在审美活动中,应当从质与量两个方面实现对情感的制衡,即“要考察情感的质是否纯正,及其量是否有度”.梁实秋关于情感质的“纯正”的讨论与孔子“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价值取向上应该是极其相似的,孔子欣赏“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讲求的正是情感的质的“纯正”；而情感量的“有度”,也与儒家“发乎情,止于礼仪”声气相通.梁实秋曾经批评浪漫主义抛弃了中国文学的传统,认为浪漫主义者的行为是“任性”的：其一,惟洋是尊.即“一方面全部推翻中国文学的正统,一方面全部的承受外国的影响”.梁实秋说,外国的东西也是优劣互见、参差不齐的,而浪漫主义者则“任性纵情”,将“外国第三四流的作品运到中国,视为至宝,争相模拟”.梁实秋说：“我并不―概的反对外国的影响等不过,承受外国影响,须要有选择的,然后才能得到外国影响的好处.”其二,惟新是尊.梁实秋批评浪漫派有一种“现代的嗜好”,“无论什么东西凡是‘现代的’就是好的.”他分析说,这种现代狂其实是由庸俗的“进步观念而 生”.其结果同样是要全部否认中国的传统文学.其三,“游艺性”.他认为,那些热心推介外国文学的浪漫派,大多是外国文学率性的欣赏者,他们“没有目标,没有计划、没有师承”,像“海上的漂泊者一样,随着风浪的漂送,一旦漂到了什么名山大川,或是无各的屿岛,他们便像探险者的喜悦一般,乐不自禁,除了自己欣赏之外,还要记载下来,公诸同好.这样的文学介绍家的确是浪漫的,但是不可靠的.”他激烈地批判“浪漫的混乱”,认为浪漫主义急于打烂旧有的标准,却并未能真正撼倒那个标准；浪漫主义急于建立新的标准,而这个标准也不能服人,由此陷入进退失据的尴尬.

摒弃浪漫主义与梁实秋对文学的基本看法关系密切.梁氏认为：文学的力量,不在于开扩,而在于集中,不在于放纵,而在于节制.新古典派所订下的许多文学规则,都是根据于节制的精神,但是那些规则乃是“外在的权威”,而不是“内在的制裁”.把“外在的权威”打倒,然后文学才有自由,把“内在的制裁”推翻,文学就要陷于混乱了.梁实秋所说的“内在的制裁”,主要指审美形式规范.如众所周知,古典主义的形式限制是非常严酷的,这种严酷的限制虽然让古典主义的艺术显示完整、合度,雍容华贵的特色,但也对艺术表现构成了种种限制,特别是妨碍了感情的率性的表达.梁实秋将艺术看作是具有文化品位的少数人享用的专利品,他所欣赏的也必是那种“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高雅艺术.这是他赋予审美形式对感情的表达加以克制的任务的基本出发点.

审美尊重个性,梁实秋表达自己对理性的偏好无可非议,问题是他的论断常常带着理性的偏执,不容感性立足.文学固然有审美的规范,但其本性是自由的,是自由的创造,是想像、联想的积极活动,是思维极度活跃时的建构.文学是对不自由的现实的超越,总是带着作家的理想.理想性是文学结缘于浪漫主义的纽带,凡文学,总是带着或强或弱的浪漫色彩.梁实秋断定文学是少数人的,也许为少数人的文学正是这种与大众审美无缘的“无怨无爱”的文学.

时代与梁实秋开了个玩笑,理性无法成为那个时代的主调.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与同时期的美国是完全不同的.深重的民族危机,封建专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这样的时代,既为冷静凝视生活、针砭时弊的现实主义提供了发展的土壤,也让超越令人窒息的黑暗现实,放纵激越的情思、展现美好理想的浪漫主义有了自己的用武空间.浪漫主义文学在20世纪里大行其道自有其合理性.问题只是它过于个人化的情绪宣泄,抛弃了审美的一切固有规范.等而下之者,更脱离生活、脱离现实.左翼作家“任性纵情”,使创作完全变成了情绪化的个人行为,抛弃了艺术所需要的审美品格,没能真正体现现实中国的情景,沉醉于表现革命的狂热.梁实秋的文学观一是倾向于人生,一是强调审美的形式规范,由此两点,他对左翼文艺脱离审美的虚检测浪漫主义自然是极度不满,也许因此而表现出理性的偏执.

情感的表现是浪漫主义的核心.现代中国的浪漫派适逢时代的际会风云,来不及进行情感的整理与沉淀,来不及将日常情感作审美的提升,使其成为具有丰富审美蕴涵的艺术情感,他们的作品充斥着脱离艺术形象的浅薄呼喊.梁实秋承认艺术具有情感特征,不过,在他的心目中的理想艺术应当在优雅的、精致的建构中体现其感人品格.梁实秋不同意性善性恶的单面思维,也不同意性无善恶的观点,他认为性是有善恶的,而性善与性恶统一于一个具体的人类个体身上,因此,情由性出,亦必是善恶并出.善恶并出便是梁实秋对日常情感的认识,他的任务便是通过对理性的张扬,亦即强化人性中善的因素来抑制人性中恶的因素的泛滥.培养塑造与日常情感相对应的理想的情感,或理性节制的情感是梁实秋赋予文学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