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史家政教文学审美观的生成原因

摘 要：唐初史家在其史书《文学传》或《文苑传》的序论中提出了一些文学见解和看法,其中政教文学审美观表现的较为鲜明突出.考究这一审美观的生成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传统修史致用观念和帝敕修史权威性心理是史家政教文学审美观生成的根源；文学批评史上政教文学思想对史家政教文学审美观生成的浸润；用人制度中德行和文才兼重对史家政教文学审美观生成的驱动.

关 键 词 ：唐初史家 政教文学 审美观 生成原因

唐初,肇端于高祖武德五年（622）而止于高宗显庆四年（659）修毕的八史（即《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和《北史》）中,几乎均设有《文学传》或《文苑传》.在这些传的序或论（《周书》缺之,但《王褒庾信传论》可目其为《文学传论》）中,史家们提倡和发表了一些异于六朝文人的文学见解和看法,其中政教文学观较鲜明亦较突出.如：

姚思廉：“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美恶”{1},“经礼乐,综人伦,通古今,述美恶,莫尚乎此”.{2}

魏征：“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3}

令狐德：“能范围天地,纲纪人伦.穷神知化,称首于千古；经邦纬俗,藏用于百代.”{4}

房玄龄：“文以化成,惟圣之高义”,“移风俗于王化,崇孝敬于人伦,经纬乾坤,弥纶中外.”{5}

李百药：“逖听三古,弥纶百代,制礼作乐,腾实飞声,若或言之不文,岂能行之远也.”{6}

由上不难见出,史家特别强调文学政教的巨大作用,他们把政治教化的功用作为文学的第一生命来提倡,表明了唐初史家在认识和评价文学上首先应以文学是否对政治制度、礼乐文化、道德、风俗习惯等方面有良好的致用价值作为评骘尺度,而非把审美价值置于首要位置以衡之.其次,史家论文往往倾向于“原始察终”、“考镜源流”,自然提出他们对文学家的要求,即要有彰往察来、述往思来、通古识今、以古鉴今的历史和社会责任意识,因此他们在谈论文学时并非以具体而感性的审美特征或形式技巧作为审美对象,而是注重以形而上的善、恶、德、志、神、道等抽象化的概念加以归纳阐述.

那么,这些史家为何如此高度重视和大力倡导政教文学审美观呢?考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传统修史致用观念和帝敕修史权威性心理是史家政教文学审美观生成的根源

中国古代重视修史,更重视修史之致用价值,这种致用观念往往深入史家的心灵世界.《左传》成公十四年云：“《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7}明确提出了圣人修史之作用和意义在于“惩恶而劝善”.孔颖达奉敕撰《春秋正义》,其序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则必尽其敬,戎则不加其罪,盟会协于礼,兴动顺其节,失则贬其恶,得则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为皇王之明鉴也.”{8}指出了褒贬国事之得失恶善为“春秋之大旨”、“皇王之明鉴”.刘勰认为古代各诸侯建国后就设有国史,这是为了营造“彰善瘅恶,树之风声”的良好社会风貌,其《文心雕龙史传》特别强调《春秋》的作用为：“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而作为史家尽管“赢是非之尤”,但亦当明白,修史责任之大,重于泰山,因而他说：“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进而产生“腾褒裁贬,万古魂动” {9}的史学效果.刘知己《史通曲笔》中亦云：“盖史之为用,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10}可见,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原则之一即“不虚美,不隐恶”{11},秉笔直书,客观详实地记录了天地人事等历史情况,使人明白了修史之目的和作用即是熟谙前朝的真检测善恶、是非得失、功过荣辱、兴衰存亡、僭伪正统等,以便更好地怎么写作于最高统治者巩固和加强封建政权的需要.史家这种惯性思维和认识于其心灵深处渐趋潜意识化,从而凝结成根深蒂固的观念,不仅如此,还教化和影响了下一代史家包括唐初史家的史学观念,同时下意识地引导他们以修史之致用观来干预为文之用,并指导文学是什么、文学起什么作用的问题.

帝敕修史的权威性于史家心理的影响更为显著和深刻.《三国志魏书》记载了魏明帝和王肃问对的一段话：“帝又问：‘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12}汉武帝阅览了《史记》中关于司马迁直书孝景帝和他自己的不雅之事,就勃然大怒,诏令削删后扔掉.武帝如此之怒,太史公当时的容颜如何,心理如何?后世史臣览之,其思维如何,心理又如何?《宋书》《南齐书》以及唐修“八史”均为帝敕官修史书,如“实录”或私自修史,可能也同样“削而投之”,不能付梓刊行,甚者罢官黜职.吴均“将著史以自名,欲撰齐书,求借齐起居注及群臣行状,武帝不许,遂私撰齐春秋奏之.书称帝为齐明帝佐命,帝恶其实录,以其书不实,使中书舍人刘之遴诘问数十条,竟支离无对.敕付省焚之,坐免职.”{13}此处言梁武帝萧衍“恶其实录,以其书不实”,其实与此恰好相反,正说明吴均《齐春秋》所记是“实录”,因为萧衍为了回避自己“为齐明帝佐命”这一实事,即借修史当实录这种冠冕堂皇的话来否定之.按,《南史梁本纪上》记载：“初,皇考之薨,不得志,事见齐鱼复侯传.至是,郁林失德,齐明帝作辅,将为废立计,帝欲助齐明,倾齐武之嗣,以雪心耻,齐明亦知之,每与帝谋.”{14}萧子显《南齐书》避而不载.皇考指萧衍父萧顺之.萧衍既想助齐明帝萧鸾一臂之力,铲除高、武子孙,又企图“以雪心耻”,加上齐明帝又“性猜忌多虑,故亟行诛戮”,{15}故毋庸置疑,当为实录,但在萧衍登基之后忝于此事,而吴均不为其君避之,反而秉笔直书,岂能容忍,于是焚《齐春秋》,免吴均职.此外,《南史文学传》谓吴均“私撰齐春秋”,而《南齐书文学传》说：“均表求撰《齐春秋》”,后者应言之属实,因为萧子显不为吴均避讳什么,上表就上表,没上表就是没上表,这是其一,其二,即是萧子显亲历齐梁两代,更贴近历史事实.故非“私撰齐春秋”,《南史文学传》误也. 唐初史家正是传统修史致用观念深入其心、顺乎史任的接受者,还是帝敕修史的权威性于其内心深处集中反映的典型代表.传统修史致用观和帝敕修史权威性心理为唐初史家政教文学审美观的生成既准备了必要条件又奠定了牢固基础.

二、文学批评史上政教文学思想对史家政教文学审美观生成的浸润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先秦两汉政教文学思想占主导,诸多圣贤文士对此颇有主张和提倡.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高度重视文艺在政治、外交活动中的功用,其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16}而《乐记》则特别强调音乐（文艺）对政治的反作用：“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17}《毛诗大序》亦明确地指出了文艺必须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怎么写作,主张诗歌必须起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18}的作用.尚有班固以为通过文艺可以观察风土习俗、了解民生薄厚,其《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论》云：“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19}不仅如此,他还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认为文学创作应当“有补于世”,其《汉书楚元王传赞》曰：“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20}之后王充提倡文章必须对社会发展起积极作用,其《自纪》云：“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者,一章无补.”{21}说明写文章不仅是为了炫耀文辞之美,还要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又《佚文》云：“文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22}降及魏晋六朝时期,尽管一些文学批评家自觉地关注和追求文学自身的内部特征和美学价值,但政教文学思想像一股清泉在缓慢地潜藏着、流淌着.魏文帝曹丕曾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23}而刘勰则云：“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24}又曰：“为文章之用,实经典教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25}曹、刘如此之论,既反映了他们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政治作用,又表明了文章具有经纬国家、弘扬不朽盛事、规范制度的巨大功能.

由上不难想见,唐前政教文学思想始终程度不同地潜入和浸润着当时以及后来文人学士们的批评思想,而唐初史臣不仅是史学家,而且多数还是文学家,如魏征是也,其《谏太宗十四疏》《十渐不克终疏》为传世名作；而他的诗尽管多颂功祀神之作,但五古《述怀》,意气慷慨,格调不凡,沈德潜《唐诗别裁》评其曰：“气骨高古,变从前纤靡之习,盛唐风格,发源于此.”{26}李百药受其父李德林影响,“翰藻沈郁,诗尤其所长,樵厮皆能讽之”{27},《全唐诗》存其诗一卷,《全唐诗补编》存其诗三首,《全唐文》存其文十四篇,《唐文拾遗》存其文三篇.令狐德曾受诏参撰过《艺文类聚》,其《王褒庾信列传论》也是一篇著名的骈文论文.有文集三十卷,已佚,《全唐诗》存其诗一首,《全唐文》存其文五篇.姚思廉曾担任过秦王文学,不久引为文学馆学士,其后还从事过弘文馆学士,为“十八学士”之一.如此看来,这些史臣几乎都有过文学创作的经历和体验,作为对文学创作具有指导意义的唐前文学批评思想,又倾向于以政教文学审美观为其主导精神和追求,自然也反过来作用于属文撰史的初唐史家的文学审美观了.

三、用人制度中德行与文才兼重对史家政教文学审美观生成的驱动

汉魏六朝统治者在用人方面倾向于以文取士,正如《梁书江淹任传论》所云：“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28}二汉如何求贤,暂置不论,但魏晋以来以文取士确为事实,那些才华出众、文名卓著而被统治者看好赐奖提携者不乏其人.《梁书文学传序》记载：“高祖聪明文思,光宅区宇,旁求儒雅,诏采异人,文章之盛,焕乎俱集.每所御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善者,赐以金帛,诣阙庭而献赋颂者,或引见焉.其在位者,则沈约、江淹、任,并以文采妙绝当时.至若彭城到沆、吴兴丘迟、东海王僧孺、吴郡张率等,或入直文德,通宴寿光,皆后来之选也.”{29}“竟陵八友”中的沈约、范云、任等受萧衍的赏识青睐自不待言,就是许多后进之士诸如到沆、丘迟、王僧孺、张率、刘孝绰、王规、褚翔、刘苞等,亦以才高文丽而被重视提掖.这种以文取士的用人制度一直波及到唐代初年,贞观间屡次下诏州郡荐举人才,而诏命中即常以文章之才为重要条件之一.如十一年四月诏云“文词秀美,才堪著述”,十五年诏云“文章秀异,才足著述”,十九年诏云“鸿笔丽藻,美誉陈于天庭”,二十年六月诏云“丽藻遒文,驰楚泽而方驾；钩深睹奥,振梁苑以先鸣”,二十一年正月诏云“文蔚翰林”,“作赋掷金,不韫天庭之”等,可以说都反映了最高统治者重视文才的态度和愿望.{30}

但是,以文章之才来选拔政治之才、视文章之才等同于政治之才的做法却难免不妥,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选拔杰出的政治人才呢?贞观年间,太宗召见弱冠即以文词知名的张昌龄,令他试作《息兵诏》.昌龄俄顷而就,太宗甚悦,乃敕其在通事舍人里供奉.可见太宗爱惜文才之心情.但就是这个张昌龄,有曾因文名而甚被试官所黜.《封氏闻见记》三“贡举”云：“王师旦为（吏部）员外郎,冀州进士张昌龄、王瑾并文词俊楚,声振京邑.师旦考其文策为下等,举朝不知所以.及奏等,太宗怪无昌龄等名,问师旦.师旦曰：‘此辈诚有词华,然其体轻薄,文章浮艳,必不成令器.臣惧之,恐后生仿效,有变陛下风俗.’上深然之.”王师旦所谓“其体轻薄”,非指其文辞,乃指其为人,指恃才傲物之类缺点.擅文之士,常被认为不护细行,矜气负才,轻薄浮躁.至于张昌龄等的文才,王师旦也承认“诚有词华”；又说“文章浮艳”,即文章虽漂亮但其实无用.王师旦之意,是认为文章虽好而德行有亏缺,必难成廊庙之器；若录取他们,将有害于士风之淳厚.{31} 由上而言,六朝以文取士的盛况,史多记载,不胜枚举.而且以文取士的做法尚对文学之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到唐初,尽管这样的用人做法还存在着,不过在选拔政治人才的时候不仅仅据以才俊文美,还十分关注其德行和为人,师旦一番话说得太宗“深然”,即是明证.

既然如此,唐初大兴修史且以这一重任诏令作为统治集团内部重要成员的史臣去完成,而这些史臣在撰写史著的过程中除了在总结前朝的经验教训外,还始终站在社稷、政治、和用人等角度去思考问题.而于用人方面就不再像六朝以文取士那样偏面了,故唐初史家在评价文士及其文学作品时,必然受用人制度中德行和文才兼重之驱动并考虑之,这样的惯性思维和批评标准导致了史家们生成了政教文学审美观念.

{1}{28}{29} 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85页,第258页,第685页.

{2} 姚思廉：《陈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53页.

{3} 魏征：《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29页.

{4} 令狐德：《周书》,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742页.

{5} 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69页.

{6} 李百药：《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601页.

{7}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70页.

{8} 左丘明撰,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9}{24}{25}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3页,第448页,第453页.

{10} 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99页.

{11}{20}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8页,第1972页.

{12}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18页.

{13}{14} 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81页,第169页.

{15} 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2页.

{16}{17}{18}{19}{23}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第61页,第63页,第141页,第159页.

{21}{22} 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02页,第868页.

{26}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7页.

{27}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974页.

{30}{31} 王运熙、顾易生：《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2页,第43页.

作 者：麻勇,文学硕士,大同大学浑源师范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

编 辑：赵红玉 E?鄄mail：zhaohongyu69@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