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一个模糊身份的真实存在

作为一种以文学的名义凸现于世纪之交的青春文化现象,“80后”在人们的众说纷纭中已历时十年左右.但时至今日,不论是文学界还是学术界,不论是肯定“80后”还是否定“80后”的人们,乃至被人为圈定在“80后”命名中的青年查重复率们自己,都强烈地感到这个命名的笼统性、模糊性甚至是粗暴性.质疑、指责、调侃、反拨这个模糊命名的声音可谓此起彼伏,但又始终未能诞生一个无懈可击的科学命名.因此,就正名意义而言,“80后”的身份至今仍是模糊不清的.正名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和把握不断深化,并形成足以涵盖其本质特征的概念命名过程,但社会文化急剧转型后的中国文学容不得我们等到正名的问题彻底解决之后,才去关注和阐释那些逼到我们眼前而不可小觑的文学现象.我们的正名工作理应在正视和探讨这些鲜活存在的过程中得到有效的完成,不能因为某些文学现象和写作群体身份的模糊而无视它的真实存在.

就“80后”这个曾为人们褒贬不一的写作群体而言,其有限的研究和它曾经形成的无限扩张之势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无疑与“80后”这个模糊的身份对它的实际生存景观所形成的遮蔽有着莫大的关系.很多研究者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影响“80后”写作及其“崛起”的几个重要的现实性因素:“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激发、市场经济的推动、适应广大学生的需要.在这几个现实性因素中,人们又更多地把目光聚焦于市场的推动和商业效应.这样的定位无疑是切中要害的,很多研究者的具体分析也是至为深刻而富有启发性的.然而,这些不乏学理性的定位却引起了“80后”查重复率们的一再反弹,甚至导致了纯粹意气层面上的人身攻击.这种反弹无疑蕴含着有些曾被市场和传媒炒得太热的青年查重复率们心理上的浮躁和人生阅历上的稚嫩,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正常的文学对话的不屑,对曾经承载着人们过多憧憬和崇仰的文坛的鄙薄,但我认为也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反映出我们的评论和研究与他们的真实存在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错位.

其一,重整体性外部观照,轻主体性内在分析.当我们把“80后”主要定位为市场推动和商业炒作时,我们必须承认这只是一种整体性、宏观性的定位.对研究对象进行整体性、宏观性的观照,是中国人文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以来所普遍追求的一种富有学术大气的研究策略.就文学研究领域而言,当时的青年学者黄子平在1983年发表的《当代文学中的宏观研究》一文应该是直接倡导宏观研究最早的信号.其意义在于有效避免“把一篇或几篇作品,把一位作家的创作,从同时代人的文学发展中孤立、游离出来”,它意味着文学研究需要从文学的发展和运动中,从它的多种多样的、具体的联系相似度检测中加以把握.但当一种具有突破意义的研究方法演变成为一种非自主性的时尚趋向时,它的负面意义也就同时显露出来,从而把宏观研究引向倡导者期待效应的反面.本来那些真正负责任的、高水平的宏观研究,都是在对具体的文学现象和事实、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有深入体察和真切感受的基础上所做出的宏观判断,即在对大量的微观症候作出准确的现场勘察基础之上的有效的宏观把握.这种务实求真的研究路线应该是宏观研究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但有的宏观研究却在丢失了作为文学本体的文学事实、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前提下走向了恶性演变.很多人视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为小儿科,往往是在有了主观臆断性的宏观感觉或趋时性的宏观感应之后,只将本来鲜活生动的文学事实和文学现象作为整部宏观机器上的机械零件进行纯粹技术性的组装,其结果只能导致宏观判断与文学本体之间在内在功能上的分裂,而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性的学术贡献.至于研究者对“80后”所作的上述整体性判断,仍然是对外部因素的宏观性把握甚于对内部主体性因素的具体勘察,而且这些外部性因素有些是一见便知,有些则是稍想便知的,它也最容易在人们的公共性、共名性体认中丧失对研究对象设身处地的体察,从而也丧失了对其真实存在的有效去蔽.有的研究者一边强调文本细读和个案研究的必要,一边又强调“对于需要捆绑销售的商品来说,你把它们拆零无疑是没有意义的”.也许在他们看来,任何来自写作个体及其文本的具体性的文学感受,都要服从于从外部作出的整体性判断.而事实上,所谓“捆绑销售”更多是商家和出版社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图对“80后”所作的外部整合,而“80后”的查重复率之间并没有什么自觉的群体性呼应.必须承认,有的研究者在整体性定位的前提下,还是尽可能地看到了“80后”的一些写作个体在文学追求上的特点和亮点,如白烨先生在谈到已知名的郭敬明、张悦然等人和不甚知名的颜歌、尹姗姗、李傻傻等人表现出来的文学天赋时,还显然带有激赏性的情绪.但由于有了先定性的整体观照,一切具体的文学肯定都失去了实际的意义.这就难免造成整体定位和具体评价之间、非文学研究和文学研究之间的明显错位.

其二,文化定位与文学定位之间的错位.就我的阅读印象而言,白烨等学者对“80后”的评论是极为冷静、谨慎的,也是富有诚意的.白烨先生本人的谈话也在竭力为“80后”存在的合理性寻找充足的理由,我们很难找到他的谈话和文章中有直接激怒“80后”的矛头,解玺章称他为“文学的保姆”不是没有一点儿道理的.但是,白烨先生在对“80后”的整体性体认中所扮演的“保姆”形象并没有能够避免“80后”个体如韩寒等人的强度反弹.如果孤立地看韩寒那些出言不逊、耍泼撒野的反弹,他由白烨本人骂到纯文学期刊直至整个文坛,已尽显其浅薄无知而自掉身价.但如果将白烨先生不失理智的“善意”文本与韩寒等人丧失理智的“恶意”反弹作对照性的解读,我们是不难找到引发“韩白之争”的真正导火索的:在白烨等人的文本中只对一个以文学的名义存在的写作群体作出文化意义上的定位,而对其文学上的努力则给予了整体性的否定.所谓“‘80后’更多是一种文化现象,还不具备一种文学写作的特点或文学流派的倾向”,“‘80后’走上了市场,但没有走上文坛”,“‘80后’写作从整体上说还不是文学写作”,这些高屋建瓴的判断对于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整体的“80后”写作个体的真实存在而言,其要害问题就在于从文学上对他们判处了“死刑”.不论研究者有着这多么善良的用意,这些具体的写作个体是不可能有耐心去领会与自己并没有多大关系的整体判断的.尽管市场推动和商业炒作确实是他们“崛起”的关键性因素,但他们毕竟是通过文学的名义和路径介入文化行为的,因此,对具体的写作个体而言,文学是他们的羽毛,甚至也是他们的生命,如果没有了这些羽毛和生命因素,他们对于市场和商家还有什么意义呢这就好比一群十分类似但并未成群结伙的小鸟,它们怎能忍受你在苦心孤诣要保护这一大群鸟的同时,又要有意无意地去伤害其中的一只或几只鸟儿的羽毛甚至生命呢所以,我估计韩寒的失态实在与白烨先生对他的文学水准及其走向的判断有着必然联系:“韩寒的作品,在《三重门》之后,越来越和文学没有太大的关系”.尽管这个判断不无道理,但它的杀伤力与在整体上判定了“80后”的文学“死刑”是等值的,即使韩寒等人明知白烨言中了他们的写作滑坡真相,但靠文学之名获取了丰厚名利的他们,也还是要拼死保住自己的文学羽毛的.此外,我认为白烨先生对“80后”文学水准的整体性判断所依据的标准也是韩寒等人难以完全接受的:“我说‘80后’‘走上了市场,但没有走上文坛’,许多人认为判断比较客观和准确.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作者,都是直接通过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的作品,没有经过按部就班的文学演练,因而文坛对他们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以前出长篇小说都是名家的事,先在杂志上连载然后由出版社出书”.如果仅凭经验判断,我想白烨先生的话是会引起很多人共鸣的,因为很多作家和研究者都会认同这样类似的经验:文学创作需要严格的训练和长期的历练,作品先要经过在文坛挂了号的文学期刊的严格选择,发表后再通过期刊所可能达到的流通范围接受社会的评判,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文学作品出版的质量.然而,经验往往并不涵盖随时有可能出现的例外,有违经验而直接进出版社的文学作品固然难以完全确保质量,但也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没有上乘之作,严格践行经验的文学作品,也并不意味着都是货真价实,这在文学期刊也并不那么严肃的今天更是如此.所以我认为,对于这些处于未完成态的个体作者的文学判断需要以真诚的态度亲临他们的文本现场,有时还首先需要就文学论文学,而不要首先把文化定位作为杀手锏.

其三,过度的青春崇拜与过度的青春反拨.由于“80后”曾被定位为“青春写作”,人们特别注重按照年龄和代际界限去作文化分层研究.然而,当我们看到在市场效应的催化作用下,青春、青年都成了整个社会的宠儿、骄子的时候,当社会的每个角落都泛滥着青春崇拜的时候,当主宰了几千年中国历史的中老年文化遭遇到异军突起的青年文化凶猛狙击的时候,以中老年为主要阵容的学术界,就不得不重新打量曾被他们定位为“乳臭未干”的青年人在整个社会坐标中的位置.于是人们更多地看到了过度的“青春崇拜”和“低龄崇拜”,看到了过度依赖青年文化的危机与陷阱,看到了当代社会文化版图的严重失衡等,与此同时也就有了青春崇拜和反拨青年文化的两相激荡.过多地受惠于“青春写作”,也过多地被诟于“青春写作”的“80后”,自然也就成了被反拨的一个重镇.我认为,当任何一种年龄层次所形成的文化气候是以打压乃至消灭其他年龄层次文化为前提的时候,它也就为自身埋下了“四面楚歌”的隐患.因此,有的学者带着自己的文化忧患,对主要在消费文化支撑下“崛起”的“80后”写作以及社会的盲目追捧给予适时的反拨,这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反拨过程中也有矫枉过正的情况,从反拨过度的青春崇拜走向了对青年文化的过多苛求.比如晓华、汪政这两位经常联袂撰文的学者,他们在针对过度的青春崇拜现象的分析时,首先从历史经验出发深刻的指出了人生岁月的历练与成熟的创造之间的关系,但他们显然无意间忽略了足以超越经验的许多个案.尽管他们出于逻辑上的考虑也提到了一些类似的特殊个案,但由于他们为文立意是把“80后”视为青春崇拜中的一个典型的怪胎,所以,他们在将历史经验和超越经验的个案作了数量的权衡之后,更多地把“文章老更成”作为轻视青春写作的绝对依据.我认为,相比之下,“文章老更成”的可信度和涵盖面可能会更大一些,但“雏凤清于老凤声”也绝对不是诗人的异想天开.更何况从文化版图的多元和完整来看,过度的青春崇拜固然是不正常的,但却不能因为要反拨这种文化失衡而尽失了对青年文化的应有宽容.我们自然不应该忽略“80后”写作中过于浓重的非文学的消费文化因素,但我们却不能把他们的写作主要适合了大、中学生的胃口一味地看作是消费文化的效应.要知道今天的大、中学校园,特别是大学校园,再也不可能是过去人们眼中的“清水衙门”了.如果设身处地去体察,一个大学校园有可能就是一个应有尽有的小社会.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我认为文学对校园生活的关注、对教师和学生生活的关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大学是知识和人才相对集中的地方,在这里,演绎着最高尚、最伟大的人生景观和人文景观,也同时氤氲着、散发着最卑鄙、最龌龊的人性恶臭,这里应该是写作者最能找到文学感觉的地方之一.至于“80后”写作中存在的文学感觉的错位,那不是因为他们聚焦自己最熟悉的学校生活本身的过错,因为他们有权利选择自己乐于亲近的生活,也有权利疏离自己暂时还没有把握写好的陌生题材.

也许“80后”研究的话题已经由热转冷,但在这个随时可以爆出冷门的时代,类似“80后”这样以文学的名义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还会在人们追新求异的消费需求中层出不穷,因此,我关于“80后”研究的上述几点思考对于王旗频换的中国当代文坛而言,其意义指涉或许并不止于“80后”本身.

注释:

(1) 黄子平:《当代文学中的宏观研究》,《文学评论》1983年第3期.

(2)(7)晓华、汪政:《略论当前的青年创作及其批评――兼论文学创作中的“80后”现象》,白烨主编:《2005年文学批评新选》,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1月.

(3)解玺章:《白烨:文学的保姆》,白烨主编:《2006年中国文坛纪事》,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1月.

(4)韩寒:《文学是唯一不能死磕和苦练的东西》,白烨主编:《2006年中国文坛纪事》,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1月.

(5)(6)白烨:《“80后”的现状与未来》,白烨主编:《2006年中国文坛纪事》,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1月.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