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小说高峰论坛”(中国小说学会首届小说节系列活动之一)5月在南昌大学举行,论坛由《文艺报》主编阎晶明和江西省文联主席刘华共同主持.张炯、雷达、陈骏涛、公仲、李星、刘华、胡平、李国平、白烨、方方、严歌苓、张翎、叶广芩、杨显惠、葛水平、李建军、杨剑龙、汤哲声、江冰、颜敏、王春林、臧策等来自海内外的100多位著名作家和批评家会聚一堂,把脉小说,就中国当下小说创作状况、各自的创作经验和体会以及文学教育等诸多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
一、小说、故事与当代中国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听故事是人类的天性.作为小说初始形态的故事始终与小说相伴随,从远古的神话传说到当下的玄幻小说.小说的故事性也是大家讨论的一个热点.严歌苓、杨剑龙、杨显惠等人认为小说应该“讲述有意味的故事”.严歌苓说,现在已经不是弗吉尼亚、伍尔夫、乔伊斯那个时代了,小说光有好的语言现在已经不行了,要抓住读者必须要讲故事,这个故事要承载他本人对生活的感悟.杨剑龙认为,小说要有故事,要有意思,小说家就是要把他经历的情感、生活告诉读者.写历史题材也好,写国家兴亡也好,小说要有感染力,感染力来自细节真实、情节真实和情感真实,任何虚伪的小说都不会被人接受.杨显惠认为,小说实际上就是写故事,所以就要有故事.现代的小说和传统小说的不同点只是讲故事的方式不一样.小说还必须要有思想性,只有深刻的思想才会有生命,才产生震撼人心的东西.针对小说与故事的关系,方方、臧策等表达了不同的见解.方方不赞成小说就应该有故事,但认为小说至少要写得有意思.她说:“我写小说的时候会注意它的可读性,但同样我也不放弃小说的文学性”.臧策则认为,小说绝不仅仅是讲个故事那么简单,他实际上是要发现故事,在一个故事中发现新的意义.讲本身是会改变故事本身的意识形态的,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有意义还是无意义完全取决于文本对故事的发现,因为故事本身也是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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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及“写什么”的时候,大多数作家、评论家仍然坚持鲁迅当年“写自己熟悉题材”的观点,但同时表达了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与生活,书写当代中国的困惑.严歌苓认为小说要写自己熟悉的历史与生活,近年来她的所有作品比如《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等,反映的都是过去中国的故事和经验,她说:“那个时候的语言,那个时候的服装,那个时候的生活状态,我都觉得很自信.”她也很想写当代中国生活,譬如进城、出国、下乡等等,但是由于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一个流落的状态,一个吉普赛的状态,没有一个落定点”,把握不住当代中国人生活状况和心态、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他们对我来说,就是完全是两种人,两极的”,所以她不太敢写中国当代生活,她说“人越成熟越知道天高地厚.越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并表示“等到以后想办法在中国住下来,然后再使自己和中国产生一个自信,那时候就可以写了”.张翎表达了与严歌苓同样的困惑.她说,“我觉得写当代我没有底气,这是距离造成的”,臧策认为,今天的当代文学实际上面临着很大挑战.虽然当代文学的发展和进步非常快,但是还远远没有当代这个现实发展得快.“现实主义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那就是现实早已不是那个现实,主义却还是那个主义”.因为我们传统的那个现实已经没办法了.今天的现实我们根本看不懂,因为今天的社会是中国前所未有经历过的,也是整个人类都前所未有经历过的,用过去的知识经验和文学话语解释不了今天的现实和社会.
二、繁荣、危机与当代小说
“写得怎样”是一个关于文学评价的问题.从当代小说的发展历程来看,建国以来60年,新时期以来30年,新世纪以来10年,所取得的成就与所存在的问题“瑕瑜互见”.关于当代文学(小说)的评价向来有肯定与否定两种不同意见.本次论坛代表对当代小说的评价也有较大分歧.白烨认为当代小说的发展是繁荣的,所取得的成就是乐观的,但是也面临很大的挑战.他从长篇小说的出版、各类小说排行以及图书市场走向等几个方面介绍了当前小说创作的状况.陈骏涛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很大,它从一元走向多元,从狭小走向阔大,从国内走向国外.而我们的一些评论家,对当代文学、当代作家太不宽容了,要求的太多、太大,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当代中国有大作品和大作家,只是这些大作家、大作品没有被外国人所承认而已.等过了若干年以后,会有人来承认的.我们评价当代文学应该有自己的美学标准,不要以西方为中心,不要以得不得诺贝尔文学奖为标准.
针对陈骏涛的“宽容与理解”主张,李建军则坚持他一贯的严格立场.他说:“我们对当代文学缺乏的就是苛刻,太多的是那种没有用的烂忠厚,就是那种不负责任的宽容,谁需要好话就给谁说好话.”他认为,文学评价一定要有一个比较的视野,要有一个很广阔的参照尺度,离开这个视野,离开这个参照尺度是无效的.文学是一种人类性的现象,需要表达普遍的人类经验,所以他提出的文学评价标准是经典标准和理想尺度.从这个标准和尺度出发,他认为“当代小说的小说性太差”,“已经陷入危机”.很多作家站在一个低于普通人的“制高点”上,自觉地认同某种强制性的价值观和叙述标准,大家都在回避现实,回避这个时代最迫切的问题.
三、异军突起的新移民作家
近年来海外新移民小说家的异军突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各大文学报刊杂志和各种文学排行榜上,新移民作家都无不跻身其中.严歌苓、张翎、卢新华、少君、苏炜、施雨、陈瑞林等20多名海外新移民作家集体亮相,成为本次论坛的一大亮点.毕光明认为,近年来海外新移民小说家的异军突起,已成为当代文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是文学史的书写,还是各种文学排行,少了他们都好像是不完整似的.海外新移民作家有一种非常自觉的母语写作意识.他们的早期经历甚至本科教育大多在大陆完成,然后移民海外,从审美创造来看有个距离,他们的小说创作为中国当代小说提供了很多新的思路、新的方式和新的品味,丰富了我们的汉语小说写作.严歌苓以纳博科夫、康拉德、约瑟夫等以非母语写作的名家为例,强调语言融合的作用与意义,她说:“我探索语言的兴趣越来越浓了,我有一种梦想就是,我在国外其他语言的滋养下,比如德语、英语,加在一起可以使我的中文更加丰富.”张翎说,用母语(汉语)写作可以完全沉浸在一种恣意的、游刃有余的、自由的、传神的境界,而用英文写作时就只为了追求一种通顺的、达意的表达.苏炜用“远离故土,贴近母语”来形容自己在海外坚持母语写作的执着姿态.他认为,“中国当今小说在语言上看不下去”,“太粗糙”,应该“从传统语言里吸取一些新的营养”,我们要警惕三种文艺腔,即“学生 腔”、“学院腔”和“体制腔”.
四、不同的文学话语与共同的文学教育
作家与评论家犹如文坛之双翼,共同推动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从理论上来说,他们应是相辅相成、水融的关系.然而,在现实中,他们却常常不很和谐,有时各行其道,甚至“文人相轻”;有时则“称兄道弟”,相互吹捧,有失道德和水准.
叶广芩认为,写小说和评小说是两条道,两个车,这两辆车或者是互相碰撞,或者是谁也不着实谁.她说:“我老感觉到这个评论家是在借作家的砖头来盖自己的房子,他们都有自己的架子,只要把作家的细节抓来,盖自己的房子,最后的理论全是他的.”方方说:“任何人,其他人,他实际上是无法左右作家的内心的,他无法左右他的写作的方式.包括现在的一些评论家,做出的一些评论,我会听,可是我写的时候我照样会按照我想写的来写.”陈俊涛认为,现在的作家与评论家各有一套话语系统,这两种话语系统虽然也有些联系,但基本上是两种道.评论家和作家都应该相互沟通,互相理解.针对当前评论界的不良现象,李星指出,现在很多批评家都被作家包围着,既要谈作品,又要写文章,还要搞创作,我们的评论家越来越不读作品,很多人都用快速阅读法.这个快速阅读法比不看书胡说八道还严重,根本体会不到作品的精髓.李建军认为,评论家不能离开文本和作家产生严格的分歧,文本分析是非常重要的,评论家的眼光可以高也可以严,一定要有比较的尺度,一定要用文本来说话.
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最终都会落实到文学接受层面.文学教育是从文学生产到文学接受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文学教育问题也是本次论坛重点关注的一个方面.
白烨认为,当前的文学教育尤其是精英文学教育出现了问题,从中学生开始,包括大学生,他们对当代文学几乎没什么了解.他们比较喜爱的作家要么是韩寒,要么是郭敬明,还有人把郭敬明和郭沫若并肩,这反映了年青读者口味的变化以及文学教育的不够.面对当下的读者和社会,我们应该加强我们的文学教育.江冰认为,“我们的文学教育完全被体制化了”,教师和学生都要为围绕高考指挥棒,都要服从“语文新课标”.由于博士点、硕士点、和本科教学评估,我们的教育系统和知识系统也开始体制化了.在我们今天的文学教育中,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甚至研究生阶段,我们的学生拥有两套话语系统,他们一方面为了获取成人世界的分数和获得生存的通行证,他们附和一套话语.另一方面,他们用另一套话语系统在他们的私下世界如空间里狂欢.所以我们的文学教育不能忽视这些,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