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教授的健身操

人类生成为宇宙中一种有自我意识的高级智慧生物以来,一直是很迷茫孤独的.没有什么超自然的更高智慧给踟蹰前行的人类指引方向,自然更没有谁来评判人类心灵与行为的是非优劣.一切靠人类社会自组织的力量调节、碰撞、整合,如浩漫的洪水自寻走向.

生存如此,人类自然要苦闷、慨叹、吟唱了.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成为文学.就本真传达人类生存感受的性质而言,文学是没有什么功利性的.孔子所谓“辞达而已”,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不过聪明的人到底还是发现了文学可做他用的秘密.孔子首先有了诗可以“兴”“观”“群”“怨”的发现,启发了后人对文学观世、干世、治世功能的重视.于是由“文以载道”到诗赋取士,由“千秋万代名”到“黄金屋”“颜如玉”,文学“自觉”的程度越高,就越成为牵动各方利益的宝贝.而判断什么是好的文学,什么是不好的文学的标准,也就越发显得紧要了.

然而偏偏文学又是个不容易说得清看得明的东西.“诗无达诂”一语,表明古人很早就体会到了这个难处.加之评判各方的“前理解”、“期待视野”、“价值取向”差异,见仁见智的情况就必然发生,评判文学优劣短长也就成了异常麻烦的事.中国古代几千年历史未见评过什么文学奖,恐怕不是由于古人愚昧,倒是见出古人明智了.

不过当今是开明时代,开明时代是不能不评文学奖的.何也开明时代尊重文学规律与创作自由,开明时代不搞武断与惟我独尊.即便大家都明白且觊觎着文学中的功利,要把作品分个高下优劣,也须依照一定的“游戏规则”行事.放眼当今世界,最便当易行且通行的“游戏规则”莫过于评文学奖了.一个“评”字,首先占了“”的先机,颇具时代精神.个中回响的都是专家话语,专业水准令人敬佩.还常有民调数据加以佐证,公正性确乎无懈可击.于是,洒脱一点的政府乐得干脆不管,放任民间组织行业协会去评去闹腾.谨慎一点的政府亦明智地不直接插手,只做些叮嘱就让行业组织去评去折腾.组织者确乎也出以公心,尽责尽力.评委们皆郑重严肃,精研细酌.层层,逐级筛选,程序不可谓不周全,过程不可谓不严密.评奖结果虽然褒贬不一,甚至引来质疑,然功利已尘埃落定,且“繁荣”的气氛亦在众声喧哗中凝结为社会现代性的一种标志性景观了.作为文学受众的现代社会中人是匆忙的,变化快,对事容易淡漠也容易移情别恋.昨天还在讨论实践是否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今天就已经“现代”、“后现代”,“新人类”、“新新人类”了.文学评奖事件只是他们面对的无数社会信息中一种重要性与兴奋度都在不断衰减的次级信息.即便如“茅盾文学奖”这样的大奖,激起的也只是圈内一点微弱涟漪,影响转瞬随风而逝.新的兴奋应接不暇,有话语的忙着自说自话,有演艺才能的忙着搞笑戏说,老百姓则忙着挤进“梦想中国”参与海选“超女”或争上“星光大道”.大家都眼向前看心想未来,谁也不愿意回望历史,花时间干那种反思过去梳理得失的蠢事,特别是对说不清道不明的文学评奖事件.

于是,文学评奖在必然发生的时代又宿命般必然遭遇尴尬,在激起人热望的同时又迅速为人淡忘,坠入寂寞.作为繁荣标志的文学评奖,恐怕只能在现代社会中忍受越来越难以忍受的“存在之轻”了.不过与遗忘抗争的人依然存在,对文学评奖抱以无用之用态度的人依然存在.一些生存于高校的人文知识分子已经注意到自己以超然态度与文学评奖发生关联的可能性,感知到与时代共生的理性精神、反思立场、追问在世风流俗侵蚀下仍然涌动着的活力.他们饶有兴致地关注与反思文学评奖事件,意识中并不是在履行政治责任或社会承当,也不是在游戏性地搞恶或搞笑,而是在做自己思维与心智的健身操.

当我读徐其超、毛克强、邓经武三位教授合著的学术专著《聚焦茅盾文学奖》的时候,首先感受到的就是这种健身操式的平和与超然.检讨25年间6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得失,重评27部获奖作品,搁谁都是极复杂繁难又不讨好的工作,他们做起来却如在自家园子里清理修剪花草般淡定而兴趣盎然,充溢着清洁的精神.观事义、衡奇正、量变通,知人论世,沿波讨源,蜀地三位教授舒徐沉稳的学术招式规范而具功力,与对象保持着恰当的距离感.

难得的是庄重中不带学究气,务实中流露着真性情.茅盾文学奖不入文学史家视野,获奖作品选不进当代文学史教材的现象,在这众声喧哗的时代,谁会注意呢谁又会在意呢三位教授却感触于心而平生忧虑：“茅盾文学奖进不了当代文学史家的视野就难能进入大学课堂,从而堵塞了学术传播的重要渠道.”这是把生命活动融入三尺讲台,以学术精神薪火承传为天职的大学教师才会有的学术责任感啊.

兹事体大,批评的价值与探讨的兴趣自然也大,思维的活跃与思辨的亦由此倍增,检讨6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史的缺陷,也就鞭辟入里,情辞并茂了.从“评奖标准的缺失”到“评委眼光的缺失”再到“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眼光的缺失”,三教授使出的太极推手可谓环环相扣,刚柔相济.力道指处,时代思维定势的局限、传统文化心理之冥顽、陈旧艺术观念的主导等负面因素皆聚身现形,如吹糠见米,历历在目.而潜在气脉所向,仍是引导人与时俱进地思考那迈不过绕不开总也弄不好的老问题：什么是“好的文学”与怎样辨认出“好的文学”具体在茅盾文学奖中,也就是落实长篇小说创作的“高峰走线”问题.教授们自然知道中国当代社会与文学的复杂性与特殊性,知道文学评价的思想性、艺术性、历史性、时代性、探索性、创新性等因素构成的八卦阵的复杂.游走其间,评说勾连,所思所论有为屡遭质疑与诟病的茅盾文学奖开出有理有据的诊断书一面,更含有敦促当代文学评论界更新方法、拓展视野、提升境界的良苦用心.

不过此书真正让人觉得有些特别的,倒不是说茅盾文学奖评奖及获奖作品“非”的部分,而是说“是”的部分.那种不避讳与主流意识形态合谋之嫌,为茅盾文学奖的历史地位据理力争的姿态,是当今评论界少见的.到底是书生意气,认事理,讲逻辑.既然“任何文学奖项都不能完全排除倾向性”,诺贝尔文学奖也不例外,那么“《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规定评选的指导思想要体现党和国家领导和管理文学这一审美意识形态的基本方针就顺理成章”.并且“只有通过与主流意识形态契合的重量级作家、理论家、评论家,特别是身居文学工作部门要职的代表的倾向性态度对作品的‘导向即提倡’性发言,评奖的指导思想和评选标准才能落到实处.”这种基于具体国情与实际操作而论的大实话,恐怕是那些口不离“边缘”、“解构”、“纯艺术”的明星批评家们不愿意说、不屑于说的.三教授健身操套路运行轨迹的逻辑结论必然指向此处.虽然仍心无旁骛,气定神闲,却也估计到同行或会为之侧目.

故不得已仍有一辩,申言此论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实事求是之意,无故作标新之嫌”.那无处不在的时尚观念的迫力,到底还是发生作用了啊.洋洋洒洒三十万字篇幅,三教授多用于为茅盾文学奖的历史地位求证.历时研究、板块研究、个案研究,纵横捭阖,反复耙梳.抱定“不相信远离历史、现实和意识形态的论说,也不完全接受‘保持纯粹的艺术原则’”的学术立场,几度春秋,终于做完了这套自己思维与心智的健身操.养生与否,自然只有作者知道.不过,以智慧方式向已经清寂的茅盾文学奖话题投下一颗石子,激起几轮涟漪,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与大学教授的生存方式,怎么说也是有趣和有益的啊.

责任编辑 尔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