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压抑的现代性”:叙述策略与意识形态

对于中国文学,尤其是现当代文学而言,“重写文学史”实际上一直在进行之中.但是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的提出受到学界的持续关注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因为这种提法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它直接涉及到新文学的起源问题.作为一个奠基性的合法源头,“五四”一直是现代文学的历史支撑点.但在90年代初,随着海外汉学的不断传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质疑的声音一直存在.但是真正释放出新的问题视野的思路,是9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有关“反思现代性”的讨论.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的观点.本文试图梳理其理论阐释的叙述策略和其背后凸现的意识形态内涵,以及与当下学界的潜在对话关系.

一、

作为海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王德威和其前辈学人的研究是一脉相承的.从其著作之中,可以清晰看到夏志清、普实克、夏济安、李欧梵等人的影子.这些学者和国内学者的最大差别是他们始终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左翼文学运动直接联系起来,对此的反对与批判是他们研究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和共同立场.最先确立这一立场的是夏志清1961 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作者引入了比较文学的视野重新对现代文学的发展进行评价.其中首当其冲的是鲁迅.夏志清通过对鲁迅神话的拆除将左翼文学的地位大大降低.这样逐步建构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文学史地图.此前被文学史叙述压抑的作家如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人在这里得到了高度的评价.这一颠倒也成为新时期重写文学史的一个有力的外在推动力量.此书另外一个重要特征是对“感时忧国”观念的发挥.夏志清认为现代作家,尤其是左翼作家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已经达到了一种执迷的地步.作家企望通过文学痛斥黑暗、改造民心.这种文学的功利主义倾向限制了作家的想像力和文学成就,甚至使文学沦为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此后夏济安的《黑暗的闸门》重申这一基本观点.这本以20年代到50年代左翼作家的重要文艺与政治活动为研究对象的著作,不但对左翼作家作品的评价很低,而且还大量写到了鲁迅作品以及思想的阴暗面.此后相关论著虽说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逐步走向理性化、学理化,但是其共同立场却并没有多少改变,一直将矛头指向“五四”,指向其后的左翼文艺.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与李欧梵对于晚清现代性的研究也有很大关系.李欧梵在90 年代以后由对纯文学的研究逐渐转向了文化研究,在这一大的思路之下,开始强调晚清文学在构建中国式“现代性”方面的巨大作用.李欧梵认为中国的现代性不能简单比附西方的现代性.对于中国而言,现代性观念的产生首先是新的时间观念的产生.这在“五四”时期“厚今薄古”的观念中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这种现代性的观念的产生却早于“五四”,“实际上是从晚清到五四逐渐酝酿出来的,一旦出现就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历史观、进化的观念和进步的观念”.（1）李欧梵将这一观念的产生追溯到梁启超的《汗漫录》.通过文本解读,认为正是通过这部作品,现代的时间观念开始在中国落实.同时和这种现代性观念相伴而生的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起源.探讨这一问题时,李欧梵运用了本尼迪克安德森的“想象的社群”理论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并且把两者结合起来探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起源.在这种理论视域中,民族国家的想象空间和公共领域的空间的形成,基本上都与印刷媒体有关.晚清小说、报纸、杂志的兴起恰恰满足了这一需要.李欧梵认为更加重要的是将现代性与这种印刷媒体连接起来的表意方式.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没有那种浪漫的建国小说,但他还是找到了梁启超未完成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正是这部小说以“大叙述”的方式奠定了民族国家神话,然后进入晚清的“公共空间”,最终完成了对新的民族国家的认同.这样,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起源从五四前移到了晚清.

王德威和李欧梵的思路方向大体是一致的.但是不同于李欧梵的文化研究,王德威将精力集中于文学领域,通过文本细读,最终大胆提出了“被压抑的现代性”的命题,使得这一文学史叙事更呈现崭新面貌.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命题,“被压抑的现代性”指陈三个不同方向：一是它代表一种文学传统内生生不息的创造力.这一创造力面对西方“他者”时曾经多音齐鸣,但是五四后却被归入了腐朽的传统.二是指五四以来的文学及文学史写作的自我检查及压抑现象.三是泛指晚清、“五四”及30年代以来,种种不入（主）流的文艺试验.王德威正是通过对晚清说部四大文类：狎邪、公案侠义、谴责、科幻小说的分析,挖掘梳理这种“被压抑的现代性”.这四大文类并非仅仅形式内容上的划分,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它们分别对应着“正宗”现代文学在、正义、价值、知识范畴等四个方向的批判性思考,并且已经进行了有效的形式试验.遗憾的是这种对现代性多种可能性的探索被“五四”所压抑了,其后的现代文学走了一条弯路.实际上晚清这种众声喧哗的局面,才是中国现代性的起源.这种“被压抑的现代性”在五四之后仍然存在于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甚至武侠小说中,只是一直遭受文学史主流叙述的压抑.所以我们今天要清理出一个更加完整的文学地形图,晚清“不只是一个‘过渡’到现代的时期,而是一个被压抑了的现代时期.“五四”其实是晚清以来对中国现代性追求的收煞――极匆促而窄化的收煞,而非开端.”（2）

二、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在大陆的传播集中于两部著作,即1998年出版的《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以下简称《方法》）和2005年出版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以下简称《新论》）.两书在大陆的出版间隔相差七年,在基本想法前后一致的基础上,王德威也做了大量的增补改定工作.总体来看,后者所写内容多数在前者出现过,基本观点是一致的.《方法》是一本论文集,并非主要论述“被压抑的现代性”.在序言中,王德威说得很清楚,主要目的是呈现自己思考“小说中国”的方式与试验.小说虽然不建构中国,但是可以用小说虚构中国.这种虚构又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的虚构方式和现实层面的社会实践息息相关.由此可以看出,王德威尽管有很强的文本分析功力,但却并非纯艺术论者,而是非常重视文学的表意功能,强调叙事策略和意识形态的双向互动.《方法》共分四辑,其中有关晚清的只占一辑.这一辑的主要内容,后来构成《新论》的主干.体现其核心观点的论文《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主体部分经作者稍加扩充,成为《新论》中的导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该论文的最后两段被移植到了《新论》第一章的最后.经过修改与扩充后,《新论》一书体例完善,论述缜密,充分体现了王德威对“被压抑的现代性”的总体理解.但是和许多先贤一样,这一本来就存在很大争议的理论想像在达到自身完满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暴露出自身的矛盾.

从单篇论文到最后成书,在王德威所阐述的四个文类中,狎邪小说和科幻小说虽然都经作者润色补充,但整体内容大体没变,基本轮廓前后一致.改动较大的是狭义公案小说和谴责小说.就狭义公案小说而言,《方法》中的原题是《〈老残游记〉与公案小说》,文章目的在于“从公案小说的格式与传统来探讨其与《老残游记》间的关系,以求肯定该书之为政治小说佳构的原因,不仅在于作者对家国大事的平铺直叙,亦在于对本身叙述模式规格的质疑反动.”（3） 可见,作者这里更多是从文类内部探索,并非刻意为“被压抑的现代性”寻求例证.而在《新论》中,则增加了《荡寇志》、《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以及《活地狱》等作品的分析.这一变化完成了作者预先设定的两个叙事目标.一是证明这一文类在“五四”以后,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即使在主流叙事中,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狭义作为一种比喻意义上的符号一直或明或暗的存在,这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命题.二是“五四”对这一门类进行的压抑.他认为作为“儒侠”的鲁迅可能理解了刘鹗与李伯元代表的正义叙事的两极：“就像刘鹗,鲁迅梦想着跨过‘黑暗的闸门’,实践正义；但又像李伯元,鲁迅无法真正跨过‘黑暗的闸门’,也无从移开他对不公的视线”.（4） 紧接着,王德威将矛头指向了鲁迅的后继者,认为他们缺乏自知之明,以为自己跨过了“黑暗的闸门”,所以他们的创作压抑了本来可能更为丰富的晚清现代性.但吊诡的是这一结论恰恰为王德威的总体论述埋下了分裂的隐患.因为如果以此推论,则压抑“晚清现代性”的并非是“五四”,而是左翼文艺实践,这样的话,需要重新解释的是“五四”的丰富性,晚清现代性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这一看法非常接近陈平原的观点.从《方法》到《新论》,改动更大的是谴责小说.这一部分几乎全部重写.王德威借用巴赫金的理论,将晚清谴责小说称为“中国牌的丑怪现（写）实主义”.作者之所以对这一文类格外关注,甚至不惜下大力气进行重写,是因为这一文类与“五四”以后的现代文学有着更加紧密的关系.他认为如果我们将20世纪的中国小说描述为以写实主义为基础的话,我们恰恰是忽视了晚清丑怪写实主义.而在这里,很可能会生长出一种新的可能性.即中国现代作家很可能在与宋、明、清代说部的对话中,发展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自身的写实主义.在王德威看来,以后的历史中,中国轮番上演了批判写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等等,但是最被忽视的就是“丑怪写实主义”.其真正价值是“其拒绝对‘真实’与‘真实的艺术再现’做等同、其对知识分子优越性的怀疑态度,以及其借助想象的笑声贬黜既定的价值观念而言,晚清丑怪谴责小说仍可用作‘五四’以来‘感时忧国’情结的解毒剂”.（5）矛头所指还是“五四”,是“感时忧国”情结,尤其是左翼文学传统的功利主义文学观.无论论述多么周详,王德威尽力去做的,其实是对左翼文学史的一种反转和颠覆.他认为“丑怪写实主义”在张天翼、吴组缃、老舍、钱钟书的作品中留下了回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德威的视野不断扩大,甚至在左翼作家身上寻找自反的力量.但是如果不充分考虑左翼作家当时的历史情境,从而给他们的选择以正当的解释的话,就无法做到真正的历史化.这样反转本身可能会带来一种新的遮蔽.

为了使自己的理论更加完备,王德威又增加了一章《归去来――中国当代小说及其晚清先驱》来加强论说的力量.这一章的雏形是《方法》中的《世纪末的中文小说――预言四则》.这篇文章并没有和论述晚清现代性的文章放在一辑.可见,王德威对这一方式也是存有很大疑虑.但是经过修改后的文章成了王德威论述晚清现代性的一个注脚.而王德威这种刻意为之的做法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文本的内涵,有强制宰割文本的倾向.在这一过程中其理论框架和具体文本分析的裂痕也愈加暴露了出来.这也是王德威在追求理论的完备性时存在的一个悖论.为了验证自己的理论,王德威对原文做了多处修改.原作更多是立足文本实际而来的一种总结,作者称其为四则预言：怪世奇谈、历史的抒情化、消遣（解）中国、新狎邪小说.这四个方向分别是对“以往现代中国文学的主要标签提出反响.”这些主要标签就是“写实的风格、史诗的抱负、感时忧国的主体”等等.（6）修改后的四个方面分别成了：新狎邪体小说、英雄主义的溃散、“大说谎家”的出现、“新中国”的遐想.王以此分别对应晚清现代性的四个门类,这种做法是一种很明显的理论预设,为理论找作品而强制宰割文本的方式.另一方面,由于理论先行,而其理论框架无法得到作品的有力支撑.王德威不得不同时选取大陆、港台、海外不同地域作家的作品.比如在论证“新中国”的遐想时,大陆作家实在很难成为其论述对象.而这一项也是王德威为了一一对应后加的,原论文中根本没有,所以论述起来捉襟见肘.最后,王德威只在大陆作家中找到一个孤证,即梁晓声影响并不大的小说《浮城》.另外,不同地域的中文小说所针对的“表意的焦虑”相差何其遥远,仅仅因为都是用中文写成就随意并置在一起,恰恰忽视了文本本身的生成语境.

三、

指出王德威理论预设和文本修辞的内在矛盾,并非表明对王德威的否定.恰恰相反,我认为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在一个后现代语境中,批评别人的观点是很容易的,而要建构一种理论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20世纪那些伟大的法国思想家一直备受争议但却真正具有原创性的原因.而且,尽管存在过度阐释的嫌疑,他的理论设想还是建立在卓有成效的文本细读基础之上的.这对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很有启发.同时,对晚清的挖掘并非王德威一个人在做,前面论述了他对海外汉学的继承.而在国内,他的研究就和陈平原的研究有一种呼应关系.两人都并非是生搬硬套西方理论的研究者,他们都看到了以往现代文学史视野的局限性.就像陈平原所说的,不能以“五四”一代人的眼光去看“五四”,而应该将“五四”纳入一个更为宽广的历史视野之中.所以,陈平原强调晚清与“五四”的同构关系,正是两者的合力促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且早在80年代中期就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这一提法将文学现代化的起点提前到1898年.更为可贵的是,陈平原通过扎实的小说史研究将这一文学史构想变成了具体的文学史叙述实践.其间,晚清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得到了有力阐释.尽管和王德威的观点差别很大,但是从实际效果看,却是为王德威观点在国内的出场做了一个有效铺垫.而王德威鲜明的立场和态度使得他的论点更加惹人注目.

和陈平原相比,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内涵.《新论》在探讨晚清现代性时,始终围绕着文学叙事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展开.在具体论述晚清四大小说文类时,在精妙的细读和文本分析背后,凸现的是四种话语（即、正义、价值和真理（知识））之间的多重关系.对四种话语及其在当代散播现象的阐释,实际暗含着对20世纪革命话语的反转和颠覆.换句话说,王德威认为晚清众声喧哗的有着多重现代性方案被革命话语给压抑了.而在新的世纪之交这种多重对话关系又在逐渐形成.这在一向对左翼文艺实践比较反感的西方汉学界是顺理成章的.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种“被压抑的现代性”线索的建立与大陆思想界的自由主义思想相暗合.90年代以后大陆兴起的自由主义思潮一方面受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影响,一方面针对国内出现的新的历史情境,推动了一场“去革命化”的浪潮.这一思潮深入反思了从“五四”到“”激进思想的形成,倡导一种保守的渐进的社会思想发展模式,追求自由的生活方式,企图重建自由主义信仰.尽管两者的出发点并不一致,但是在客观效果上,都对大陆80年代以来建立起来的启蒙主义文学史观构成了强烈的颠覆.而这一启蒙主义文学史观是在80年代反对传统左翼文学史观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主流文学史叙事模式.

饶有意味的是,思想上接近“新左派”的李杨并没有站在王德威的对立面,而是在后学的立场上对“被压抑的现代性”进行了新的解读.在李杨看来,虽然有理由将“晚清现代性”看作是一个“重写文学史”的问题,但是其意义却不大.而他更愿意将其看作是一个知识考古学意义上的问题.这样,“晚清现代性”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成了完全不同的两个命题.此种意义上的“晚清现代性”并非是要“从晚清谈起”,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建构的命题,而是一个‘解构’的命题,――它不是一种与启蒙文学史观与左翼文学史观并列的‘另一种文学史’”.这种方式超出了“文学史”的框架,而是将这种框架本身当作了问题.如此理解,则王德威所针对的就不再是“五四起源论”,而恰恰是这种“起源论”本身.王德威确实在其论著中有相关表述,但是从总体来看,这种想法并没有在其论著中贯穿下来.王德威同样在论著中有关于“重写文学史”的相关表述.如此看来,李杨的解读带有一厢情愿的味道,或者说有过度阐释的倾向.但我同样认为李杨的说法是有意义的.这意义就是从王德威的论述中生发出自己的问题意识,逐步探索从中国内部看问题的可能性.

在与陈平原的对话中,李杨清晰地阐明了自己的问题意识.在李杨看来,引入晚清现代性的讨论,可以为“十七年小说“的研究打开新的视野.“十七年小说”是以“阶级认同”为基础的,而五四启蒙文学是以“个人认同”为基础的.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既有的文学史观念很难将这两者统一起来,这样很容易造成二元对立的理解方式.而晚清小说所关注的核心命题是民族国家的建构,“集中表现为文化与政治认同的焦虑和对民族国家的想像”.晚清现代性必然会把民族国家作为现代性的核心概念.这样,“十七年小说”就会“与晚清小说却构成了一种内在的呼应”,“十七年小说”“建构的阶级认同,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晚清民族国家认同的一种变体, 一种现代形式”.（8） 这样一来,整个“十七年小说”的研究必然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但是,在这一点上,我存有很大的疑虑.其一是如果把民族国家作为现代性的核心概念,如何确立启蒙意义上“立人”的价值.如果说在中国并没有发现自己的“现代性”,那么也同样没有真正发现“人”.在我看来,直到现在,只要我们睁眼看看周围的现实,就会发现中国文化中依然缺乏对“个人”的真正尊重.其二是“十七年文学”的文学价值问题.近几年,随着“新左派”思潮的出现,左翼文学研究一度成为新的热点,这当然无可厚非,而且这种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特殊性经验,恰恰是海外一些研究者的盲点.但是很多研究并非是关于文学的,我当然并不反对多种研究方式的存在,但是我认为研究文学最起码应该以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为前提.如果面对并没有多大艺术价值的研究对象,方法再新,眼光再独到,又会有多大意义呢?

注释：

（1） 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

（2）（3）（6）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9年9月.

（4）（5）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

（7） 李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两种读法》,《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1期.

（8） 李杨：《“以晚清为方法”――与陈平原先生谈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晚清文学问题》,《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